《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韩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313页，88元
清末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一回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这放爆竹是湖南的风气，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这风气就传染开了。”第十三回又写道，一名督辕亲兵“嘴里打着湖南口音”和同伴说话。这两回的舞台，是光绪十年（1884）左右的南京，“督辕”也就是两江总督衙门。小说在此不经意间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现象：当时的两江总督（以下简称江督）一职长期由湘系大员把持，江督驻节的南京因而成为湖南人士群聚之所。
对于湘人与江督之间的特殊关系，近人早有观察。不过，关于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消亡，一直缺乏足够全面与深入的探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策先生近著《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一书，不但详尽地阐释了“湘人江督格局”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从这一问题入手，对江督选任与当时政局的密切联系做了引人入胜的分析。
在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介绍了本书的三项旨趣：
第一，希望通过“湘人江督格局”和“北洋下南洋”两个概念和进程的探讨，将道咸以降三次大的权势转移揭示出来，为晚清政治格局的演变提供一条解释线索。第二，在此基础上，讨论晚清的南北问题。第三，再进一步，尝试突破内外轻重、督抚专政的争议，从湘淮、南北、满汉、中外、新旧的“同治”中，去理解晚清政治的特色及出路。（11页）
窃以为，前述第一项旨趣可谓贯穿全书的“明线”。其中，前半部分“湘人江督格局”所占戏份尤重，全书六章之中，第一至第三章全部、第四与第五章之半基本上都在论述这一问题。第一章《从八旗到湘楚：道咸之际东南的权势转移》可以算作“湘人江督格局”问题的“前史”。在清前期，江督人选与其他总督一样，旗人占绝大多数。自嘉庆朝起，汉人江督的比例逐渐走高，并被作者视作“乾嘉变革”的表征之一。迨至道光朝，汉人江督的人数与任期已经超出了旗人。作者更指出，其时的江督人选出现了“湘楚渐盛”的局面。由书后附录《清代两江总督年表》可知，道光一朝的六位汉人江督中，湘楚人士陶澍（湘）、陈銮（楚）、李星沅（湘）、陆建瀛（楚）竟占四席（284-285页）。而且，其时江南地区巡抚、两司中也多有湘楚人士，甚至两度出现“江南督抚皆湖广人”的局面（24-25、30页）。这是以往研究者较少注意的。而在太平天国战争正酣之时，为了事权归一，此前“七年作客”的曾国藩终在咸丰十年（1860）出任江督。此后，湘系、湘军势力在两江日渐生根发芽，使得朝廷在抉择江督人选时顾虑更多。
前人往往简单地将曾国藩督江看作是湘人独占江督职位的开端，但情况并非如此。此后二十年间，湘人江督仅有两人，而非湘籍者却多达七人。自光绪六年（1880）刘坤一上任之后，湘人方才长期盘踞这一职位。第二章《从纷更到稳定：“湘人江督格局”的形成》论述的便是这二十年间的局势变化。首先，为了避免内轻外重的局面，朝廷不愿曾国藩久任江督，因而先调其剿捻，又调任直隶总督，导致“七年三往返”。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故后，朝廷倾向于选择进士出身且“非湘非淮”的人物，如何璟、李宗羲、沈葆桢诸人。而在光绪五年（1879）沈葆桢去世之后，这一标准有所调整。军功起家的湘系人物刘坤一坐上江督位子，反映出其时海防压力下“防务为重”的考量。不过，刘坤一的资望势力在湘系大员当中不算最为出挑，可见朝廷抑制湘系坐大的心思。他在江督任上仅一年有余，便因多人弹劾遭到罢免。接任的是另一湘系人物左宗棠，资望更在刘坤一之上，而且当时在军机大臣任上与同僚龃龉丛生，外放江督，算是两全其美之策。
左宗棠在江督任上不过两年多，但其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他一反昔日曾国藩“裁湘留淮”的政策，以“安顿旧部”的心态大量增募湘军，改变了两江驻军淮主湘辅的局面。其二，他调用了诸多湘系人物，主动投效者亦复不少。这使得湘人势力在两江地区大增。光绪十年左宗棠因病开缺之后，又一湘系大老曾国荃接任。作者指出，“不用曾国荃出任江督，实为最高层长期以来的秘策”（76页），原因在于“实不愿曾氏在其东南立功之地‘盘踞’”（69页）。朝廷此次改变初衷，是因为当时中法开衅，形势严峻，需要老成知兵大员坐镇两江重地。曾国荃上任之后，延续了左宗棠的政策，招纳湘军旧部，重用湘籍官员，使得湘系势力在两江大为膨胀。湘军与哥老会的紧密联系，更使得朝廷不得不慎重考虑，倘若选用非湘籍的江督，能否妥善弹压地方。湘人江督格局就此进一步稳定。
顺便一提，开头提到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这些情形亦有文学化的反映。书中第七回提及的那位“军功出身”的“大帅”（江督），可看作是左、曾两人的合体。此人念着身边亲兵“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了”，折射出左、曾厚待湘军旧部的做派。第十五、十六回提及会党在南京大肆活动，甚至声称“他们这个会党，声势也很大，内里面戴红顶的大员也不少呢”，道出了哥老会在两江的根深蒂固。而第二、十六回中出场的一位“到南京见制台”的江苏候补知县，不仅“嘴里打着湖南话”，而且会讲外人听不懂的切口，“一定也是会党”。这些小说情节，可为本章的论述做一注脚。
第三章《从南北提衡到东南互保：湘人江督格局的维系》的视野更加开阔。“南北提衡”系化用李鸿章语，指湘系掌控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与淮系把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清朝统治两大重心。因此，这一章除江督外，也时时论及直督。其所涉时段，是光绪十六年（1890）曾国荃去世后的十年。湘系在该年遭受重创，除曾国荃之外，尚有彭玉麟、杨岳斌、黄彭年、曾纪泽四位大员同年病故。在“楚材凋落”的背景下，刘坤一再任江督。他此次任期甚长，但在甲午战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一度离开本任。稍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出任全权大臣，负责对日议和。战后，刘、李两人都面临回任问题，而直督、江督人选“一线相连，有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111-112页）。李鸿章希望照旧回任，但已成众恶所归，遭到诸多官员反对。当时颇有人提议由刘坤一接任直督，但刘氏更愿意回到两江，“毕竟江南是其老巢，且是财赋之区”，而直隶则棘手得多。以今日的流行词形容，可以说江督是刘坤一的“舒适区”。
作者接下来指出，刘坤一与署理江督的张之洞展开争夺，双方甚至“不时向对方暗放冷箭”（120页）。不过，笔者对这一论点略有保留。刘坤一一心回任两江，应无疑义；但要说张之洞多么希望真除江督，似无足够核心的论据加以支持。而且，正如下一章提及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坤一去世的当天，张之洞即致电时任军机大臣的姐夫鹿传霖，预防性地力辞江督一职。作者将原因归结为“彼时南洋地区的中外交涉极为复杂，颇难措置得当，而且朝廷在回銮后有意裁抑东南互保的南洋势力，故张之洞不愿身陷旋涡”（179页）。不过，当时的局势与甲午战后相比是否真的那样悬殊，致使张之洞此时坚辞，彼时力求？在笔者看来，张之洞对湖广总督一职恐怕也有“舒适区”的看法。
作者认为，中法战争之后，南洋湘系与北洋淮系的关系是比较良性的，“他们南北提衡，共同维护着清廷统治”（267页）。但在甲午战后，这种平衡被打破。长期坐镇北洋的李鸿章在庚子事变之前一直没有回任，而取代其生态位的荣禄未能重建北洋这一政治重心。同一时期，政治色彩中立的理想调和人物张之洞虽有多次入枢机遇，但外部阻力重重，本人也无意愿，使得中枢缺少充足的润滑剂，朝廷内部的南北新旧走向决裂。所幸刘坤一在政争中几度化解危机，不仅维系了湘人江督格局，也令南洋湘系这一仅剩的政治重心得以稳定大局，东南互保即是典型表现。
东南互保固然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战火，但毕竟是东南督抚的自主行动，因而引起了清廷的高度疑惧。不惟如此，刘坤一、张之洞还利用列强势力干预两江、两湖的人事。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两江地区的一总督、三巡抚皆由湘人担任，刘坤一为首的湘系在两江地区的权势达到高潮”（166页）。于是，清廷开始着手压制南洋势力并重建北洋势力。第四章《“北洋下南洋”的发轫与湘人江督格局的难以为继》描写的便是这一过程。其一，清廷将南洋战力最强的自强军调往北方，罢免或调动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苏巡抚聂缉椝与江西巡抚李兴锐三名湘人，并命刘坤一进京觐见。其二，清廷试图通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推行集权政策，控制南洋地区，作者将其概括为“北洋下南洋”。本书“明线”的后半部分就此浮现。另一方面，刘坤一去世之后，清廷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便令威望素著的张之洞署理。而张氏督江不过两月，便因施政过于大手大脚招致当地官场反感，更被湘人群体视作触碰己方禁脔而遭嫉恨。于是，朝廷任命当时湘系疆臣中的头面人物云贵总督魏光焘接手，湘人江督格局延续下来。但魏光焘能力平常，也缺乏洋务经验，督江之后风评不佳。更难应付的，是“朝廷的集权举措和袁世凯北洋势力南下的持续冲击”（191页）。这便是下一章的主题。
在第五章《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中，可以看到鲜明的势力消长：“南北洋相对平衡的权力格局，一变而为南洋‘附属’于北洋的局面”（194页）。光绪三十年（1904），兵部侍郎、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南下考察，御史周树模借机奏参魏光焘。作者指出，此事背后是“练兵处内袁世凯、铁良、徐世昌等人对魏光焘及东南湘系势力的不满”（199页）。结果，魏光焘与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对调。李氏也是湘军出身，勉强维系了湘人江督格局，但到任一月有余便病故。铁良回京之后，又在上奏中严厉指责两江各省的练兵成效，导致魏光焘与前江西巡抚夏旹被罢免，同为湘人的浙江巡抚聂缉椝“本来也很危险，只是在瞿鸿禨极力关照，并得到奕劻照护的情况下，才保住了位子”（205页）。不过，书中稍后又称，“随着铁良南下……聂缉椝等湘系督抚或死或罢”（206-207页），读来难免令人疑惑。聂缉椝如何遭罢，下一章方才提及（233页）：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遭御史姚舒密奏参，由福州将军崇善核查，九月奉旨开缺。此事背后有无铁良等人的指使，尚须考证。
李兴锐病故之后，出身淮系的山东巡抚周馥署理江督近两年，大力推动了北洋下南洋的进程，如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海军统领叶祖珪指挥，裁撤大量江南湘军，以北洋模式编练新军，奏参不少湘籍官员，又从北洋调员委用。作者进而指出，南洋从此“在清朝政治版图中的地位严重式微”（221页），如居然需要北军南下弹压地方。北人主政江苏的传统，也延续到了民国初年。
第六章《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试图从北洋下南洋的角度出发，重新分析丁未政潮。本章的视角首先聚焦于中央，观察庚子事变后湘人枢臣瞿鸿禨的崛起。作者指出，瞿鸿禨突破了南人枢臣几乎都来自“太湖圈”的惯例，并在王文韶日渐老迈的情况下“继承了南人的领袖地位”（228页），也成为了湘系在朝中的主要支持者。他对北洋下南洋自然心怀不满，在周馥署理江督前后曾试图运动张之洞、张百熙出任江督而未果。光绪三十一年以降，湘系疆臣或死或罢，军机处内南北势力一消一长，瞿鸿禨愈发孤立。于是，与北洋畛域有别的实力派疆臣岑春煊成为他“潜在的盟友”（233页）。作者接下来将视角转向岑氏，详细描述他与周馥、端方的两次江督之争，并认为他突然进京发动政潮与此事不成有关。由此，作者对清末政治史的热点问题丁未政潮给出了新的解释，并指出瞿、岑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南人势力，加深了南北隔阂。不过有些可惜的是，作者没有指明瞿、岑在这一过程中有无互动，是真正结盟还是各自为战。另外，作者认为瞿、岑在政争中败北的一大原因是“揽权结党，让慈禧心生疑虑”（251页），说服力似嫌不足。论“揽权结党”，瞿、岑的政敌奕劻、袁世凯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结论中，作者首先总结了书中“明线”所体现的晚清东南的三次权势转移：从八旗到湘楚、湘人江督格局以及北洋下南洋。更重要的是，前面各章中若隐若现的两条“暗线”也得到了集中阐发。其一是晚清的南北问题。作者对南北的理解不止于籍贯与地理之别，也包括经济、文化与观念，并认为“满人与北人天然亲近”，故“‘南北’实可包容‘满汉’”（263页）。基于这一定义，作者论述了晚清南北重心的不断转换与最终失衡，并将其与辛亥革命联系起来，颇能予人启发。其二是“同治”概念。正如高波先生所论，“同治”这一年号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让各方势力“各自表述”（《晚清京师政治中“同治”话语的形成与变异》，《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作者拣出前文屡屡提及的“重心”一词，提出了“有重心的同治”这一概念：“‘重心’的创立、平衡和转换，就是‘同治’。‘同治’之中自然既有合作妥协，又有精英斗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272页），其要义在于“既有重心，又讲平衡”（274页）。窃以为，这样充满政治力学色彩的阐述，是本书在理论框架方面最精彩的部分。
若用政治史的一般话语形容，大约可以这样理解“有重心的同治”：鉴于皇权衰微，缺乏实力与法统（八旗废弛、幼主临朝、皇帝无嗣），朝廷不得不着重依靠有力的政治集团（湘淮系）维持统治。为了避免某一政治集团过于强大，又必须令各个政治集团达成势力均衡。当然，这样的模式，不惟晚清独有。譬如，以“共天下”（这一名词与“同治”可谓异曲同工）为特点的东晋门阀政治，就与之颇有类似之处。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论，“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而且“要取得皇权与士族的平衡和士族之间的平衡”（《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82页）。可见，若将视线放远，“有重心的同治”与其他时段的政治史研究存在着广阔的对话空间。
笔者阅读本书最大的感受，一是格局博大宏阔：书中论述以江督选任为线索，涉及道咸同光各朝的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并频频与旧说切磋商榷，提出新见。当然，鉴于政治史的隐秘性，相关研究不易做到“难存二说”。作者的见解未必能被同行全部接受，但至少足以建立自成一家的体系。二是史料竭泽而渔：书后的征引文献，可谓“夹袋搜罗海内空”，多有稀见或冷门史料，足见作者用功之勤。笔者初读之时，几度停下来用手机检索或加购不曾寓目的书籍。三是考证心细如发：书中脚注多加按语，考订史料文字，纠正系年之误。第六章指出张之洞电报中的“寿州”（一般为寿州人孙家鼐之代称）应系“嘉州”（指岑春煊，因岑参世称岑嘉州）之误（231页），最令人佩服。若将本书的风格譬诸金庸小说中的武功，可谓既有降龙十八掌的大开大阖，又有分筋错骨手的小巧功夫。
通读全书之后，笔者也发现了少许“老虎打盹”式的笔误，兹不揣冒昧，附列于后，以供再版时修订：
第二十九页，“福建将军璧昌再次署理江督”，“福建将军”应为福州将军。第一百六十六页“景星调任福建将军”亦同。
第五十三页，“以临淮军领袖袁甲三之侄袁宝庆领之”，“袁宝庆”应为袁保庆。
第八十四页，“光绪六年（1890）曾国荃去世”，“光绪六年”应为光绪十六年。
第一百零四页，“亦当委以（督办军机处）会办之任”，“督办军机处”应为督办军务处。
第一百二十六页，“前广东布政使游智简放广西布政使”，“游智”应为游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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