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与……技术统治人类的临界点

《虚无主义与技术》，[荷兰] 诺伦·格尔茨著，张红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版，252页，69.00元

对人生意义时有感到困惑和怀疑是正常的精神意识活动，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更容易产生这种情绪。比如连续几个月的下雨天，即便幸好还没有造成什么灾害，也足以使人从欣赏夜雨敲窗、风雨故人来的抒情性中转向怀疑人生。这种怀疑更多是丰富了人生中的体验，与虚无主义的否定人生意义当然不是一回事。从思想系谱来说，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更不能混为一谈。怀疑主义把世界和人生变为要思考、要追问的问题，其前提还是肯定世界与人生值得去思考和追问。从思考的对象来说，怀疑论者常常有各自不同的议题，比如福柯说，海德格尔的问题是怀疑和思考“何为真理的基础”；而维特根斯坦的重要问题是怀疑当我们谈论真理时我们在说什么；而他自己的问题则是“真理何以如此不真？”（保罗·韦纳《福柯：其思其人》，赵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69页）这是从最根本问题上进行思考的怀疑论者。

而虚无主义则不是这样。谈到现代虚无主义的思想系谱，尼采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他在《权力意志》中说，虚无主义站在门口了，他是所有客人中最阴森可怕的一位；这位客人所代表的是“对价值、意义和可取性的彻底拒绝”。这种彻底的拒绝不是来自 “社会痛苦”“生理退化”或腐败，而是来自“基督教道德”对痛苦的解释，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从基督教道德中成长起来、并且一直在成长。尼采笔下的这位客人虽然阴森可怕，但不是真正的坏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也小心翼翼地没有把他笔下的虚无主义者描写成邪恶的反面人物，他本人在年轻时也曾经是一名谋反者，知道与他为伍的那些人绝不是恶棍或败类。当时俄国的虚无主义者觉得自己只能以炸弹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方式，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虚无主义与暴力思想将使俄国走向更为恐怖的专制之途。在尼采的时代，虚无主义已经与时代政治风雨紧密相关。二十世纪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虚无主义表现为对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无视和敌视，在掌权者的身上表现为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向人们灌输历史虚无主义，目的是更容易实施本质上违背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与理性精神的统治。文化虚无主义者则以过激的手段反对传统文化，摧毁贵族精神、精英文化的结果是从根本上损害了大众文化，使之向下滑落。

那么，虚无主义这位“客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哪里栖息生长？荷兰学者诺伦·格尔茨（Nolen Gertz）的《虚无主义与技术》（Nihilism and Technology，2018；张红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虚无主义批判译丛，2024年4月）从技术的视角掀开了虚无主义系谱中的一页。格尔茨继承了尼采关于虚无主义与质疑是互为因果的论述：“世界变得越虚无主义，就越容易发现我们的价值是可疑的而不是绝对的。然而，我们之所以需要对我们的价值提出质疑，恰恰是因为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虚无主义。”（26页）先不管这种因果关系的语义复杂性应如何阐释，无论如何，这位“最阴森可怕”的客人带来的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福音，而是对文明价值观和思考人生意义的精神生活的抛弃与颠覆，人们不能不关注现代虚无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紊乱与失序。那么，我们究竟应如何迎接、应对和合适地安顿这位伴随着现代性一起来临的不速之客？当时代早已不是尼采所追问的那个“基督教道德”时代，虚无主义的根还会生长在哪里？

格尔茨的答案是技术——高新技术凶猛发展的现状与无法想象的未来。从技术的视角切入虚无主义这个论题，也正是拜这个新技术时代所赐。他在该书“前言”首先谈的就是身处高新技术时代中的个体体验：一方面对技术乐观主义感到忧虑，在课堂上讲授的是技术悲观主义，但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也使用和依赖高新技术，他的体验就是“这些技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但这种无处不在的感觉与其说是一种受欢迎的发展，不如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活事实。我并不喜欢技术。我并不讨厌技术。我只是默认了一种与技术共存和借助于技术的生活”（前言，第2页）。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共同体验，但是格尔茨能更进一步把他的视角和论述建立在对当代生活体验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之上，直逼技术统治人类趋势的临界点。

关于技术发展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和讨论在近两年热度猛增，AI智能、无人驾驶、大数据监控等科技手段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是“咄咄逼人”，“技术统治人类”的警世呼声不再是“狼来了”。在全球化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气候危机的背景中，人工智能的科技却是高歌猛进、日新月异，对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颠覆性改造无问西东，而且已经在普通个体的生命经验中不断翻页。有人在问：智能穿戴设备究竟是对生命的量化还是异化？现实感不断增强的游戏蕴藏着什么现实危险？网络喷子和人肉搜索因何猖獗？搜索引擎已成为新的人类主宰？而更多人想到的问题更揪心、更焦虑：算法吃人、人工智能使人失业、AI带来教育危机、数据监控使个体隐私荡然无存……无论如何，应该承认的是在这个星球上，技术统治人类的发展已经趋近临界点——在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人类应如何才能不被自己发明的技术所吞噬、所统治的焦虑感。近日在舆情中沸沸扬扬的无人网约车 VS.出租车司机的议题让人感到危机已经开始出现，技术悲观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公众的焦虑和讨论。

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格尔茨的这本专著可以说是很应景、也很接地气的。由于作者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政治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技术哲学的交叉地带，除了有《战争与流放哲学》（2014）、《虚无主义与技术》（2018）和《虚无主义》（2019）等学术著作出版以外，还曾经在西方各国主要媒体发表过文章和观点，因此在书中提出问题的视角与回答的路径既有理论的思考，更有对技术发展、信息社会和个体行为及心理的阐释。不过也要看到的是，关于技术对人类带来的好处和威胁似乎不难理解，但是要把尼采的虚无主义谱系与这种好处及威胁紧密联系起来，就有点复杂，容易在那种思辨性漩涡中迷失。而作者的表述文风与中译本的翻译风格也都有可能使某些章节的阅读不那么顺畅。

“我们是生活在技术世界中的技术性存在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问题是，技术能否解决一切问题？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和埃鲁尔都曾提醒我们警惕技术性大众文化的兴起。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出现更是让我们产生怀疑：技术究竟是在为我们赋能，还是在奴役我们？技术会扭曲我们的目标、价值观和判断吗？技术进步是否等同于人类进步？技术始终事关人类如何生活的问题，虚无主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则无处不在，因此本书关注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性。作者诺伦·格尔茨没有参与‘技术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的无尽争论，而是考察了我们所想的‘更好’和‘更糟’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想法在我们创造技术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借助尼采的虚无主义哲学，本书探讨了人与技术的关系，试图揭示虚无主义与技术如何相互纠缠，从而创造一个充满技术催眠、数据驱动活动、快乐经济学、牧群网络和点击狂欢的世界。”（封底推荐语）这是对该书内容的简要概括，指出作者无意于参与“技术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更糟”的无尽争论，关键是要思考所谓“更好”和“更糟”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想法对我们创造技术世界有什么影响——这才是“虚无主义与技术”的关键议题。

比如，关于“更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网络技术与应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指出：“网络创造的一个更好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不仅用户可以更容易地发现彼此，而且用户和广告商也可以更容易地发现彼此。……虽然这一开始可能会让用户觉得自己被监视、跟踪和搜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用户已经习惯了定向性广告，这是社交网络似乎不可阻挡的增长所表明的。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用户想要这些定向性广告，特别是由于社交网络‘如果你不喜欢，那就退出’的激将法让用户越来越不可能、越来越无法质疑这些定向性广告是不是自己想要的。”（168页）“觉得自己被监视、跟踪和搜捕”，这是否为了生活在“更好”的网络世界中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伯纳德·E.哈考特（Bernard E.Harcourt）敏锐地指出，“在今天的美国，普通公民面临的是一个全方位的监视网络。社交媒体、零售电商、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互联网提供商和网络浏览器都在收集我们的隐私数据，并提供给情报机构。”“不仅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还有脸书、谷歌、微软、苹果等机构和公司……对我们私生活进行令人惊叹的监控，向我们营销。数字时代已经将监视能力有效地融入几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伯纳德·E.哈考特《镇压革命——美国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战争》，李思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52、158页）那么，为了拥有一个“更好”的网络世界，也就是一个更便利、更有效率的生活世界，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听起来这是一个关于“更好”与“更坏”的选项，作者强调的正是要思考所谓“更好”“更坏”究竟意味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所谓“更好”“更坏”还有什么意义呢？想到这里，或许才是虚无主义的扎根之处。

作者在第一章的“本书概要”中对全书内容和研究思路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可以作为导读。“本书旨在考察我们的虚无主义如何成为技术性的虚无主义，以及技术如何成为虚无主义的技术。这一考察的目标是让我们远离技术乐观主义者和技术悲观主义者就技术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展开的无休止争论，去询问我们如何定义像‘进步’‘更好’和‘更糟’这样的概念，询问技术如何既塑造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定义，又成为这些定义的结果。”（第7页）可以说，该书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虚无主义究竟是如何与技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关键的问题不是技术的好坏，而是我们说的“好”与“坏”究竟是指什么。那么接下来的第二章是要澄清虚无主义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低估虚无主义，而应该承认虚无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第三章从阐述海德格尔和唐·伊德的技术哲学入手，尤其是通过对伊德的人—技术关系观念的分析，表明可以将尼采的虚无主义哲学和伊德的技术哲学结合起来，以考察虚无主义与技术的关系。第四章进入对技术催眠的探讨，认识诸如电视、流媒体娱乐服务、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设备等技术的催眠吸引力以及技术催眠的危险性。第五章集中讨论了数据驱动活动与虚无主义的关系，通过考察对乐活（ Fitbit）的使用以及对算法程序的依赖，分析这些技术如何不仅帮助我们避免作决定，还能替我们作决定。由于算法对人类的了解与人类对算法的了解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大，迫使我们只能盲目相信机器的学习能力。第六章考察快乐经济学问题，深刻地指出人们在实施共享、馈赠的过程中既产生快乐感，同时也体验到一种可以贬低他人和提升自己的权力及动力。接下来的第七章谈的是“牧群网络”，也就是我们的社交媒体如何使我们有机会在人群中失去自我，并且导致我们像品牌一样行动，使我们已经无法确定在品牌生产内容以外的我们究竟是谁。第八章深入探讨了“点击狂欢”的虚无主义，因为它们涉及爆发、被压抑冲动的释放、情绪爆炸，所有这些都是试图体验逃避责任负担的狂喜，而这种逃避导致的代价在将来必须偿还。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情绪爆发会产生毁灭他人的人肉搜索和网喷羞辱，在某些复杂和有毒的社会语境中，这种羞辱运动还会与政治运动混合起来。最后格尔茨说，“通过前面的章节看到技术如何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虚无主义倾向，如何让我们逃避思想的负担、作决定的负担、无力感的负担、个体性的负担和负责任的负担后，最后一章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虚无主义和技术之间的关系。”（11页）

但是，如何“应对”的问题远比前面的观察与描述更为复杂和困难。我们既不能责怪也不能逃避技术，就如我们无法逃避我们自己、无法逃避做人意味着什么。他给出的最后的答案是“从消极的虚无主义转变为积极的虚无主义，从为了破坏而破坏转变成为了创造而破坏。……通过持续考察虚无主义-技术关系，我们仍然可以设法激发积极虚无主义，设法激发对新价值、新目标的思考，对‘进步’究竟应该意味着什么的思考”（12页）。先不说何谓“积极虚无主义”，重要的是我们只能做到激发新的思考，听起来似乎难以让人对虚无主义与技术联手的发展前景感到乐观。

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教授瓦洛尔（Shannon Vallor）对这个问题的评述是比较冷静和客观的：“《虚无主义与技术》发出了一种具有争议性且令人不安的呼吁，呼吁我们把整个社交媒体生态系统——我们日益沉迷于其中——重新视为虚无主义的诱惑：它公然引诱我们不断逃避自我，逃避多重选择给我们带来的负担，逃避我们曾经错失的为生活和世界创造意义的机会。”（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834974）认为格尔茨在书中提出的应对“虚无主义与技术”关系的答案看作是“一种具有争议性且令人不安的呼吁”，并没有贬低它，而是说明格尔茨这本著作具有敏锐的现实意义和尖锐的挑战性。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格尔茨的敏锐来自他个人相互冲突的内心经历，而其挑战性和带来的争议性在我看来是转换了看待“问题”的视角：“我开始意识到，我对技术乐观主义的忧虑，无关于我们是否错在寻求通过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关乎我们是否错在把生活中的很多事情视为问题。因为，把一种体验视为一个问题，就需要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一种关于这种体验的解决方案，一种有助于我们避免再次拥有这种体验的解决方案。”（第2页）因此，听起来等于说先不要急于解决问题，而是要先思考那些“问题”究竟是不是真问题。比如，“只要我们继续期待新技术来治愈我们的痛苦，甚至治愈我们之前期望可以治愈我们痛苦的技术所制造的痛苦，这些兴奋和失望的循环不仅会增加我们的痛苦，还会增加我们的虚无主义。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要求技术发展并适应生活的挑战……”（223页）那么似乎应该追问的是，这种期待是不是正好说明我们自身出了问题？

但是，反思我们自身是否出了问题也同样是有危险的。比如作者举的这个例子：在办公楼中安装了经过技术鉴定的确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雇员幸福感的照明系统，那么假如仍然有员工在其中感觉不好、也没有更有效率，是否意味着这份工作是不应被质疑的，应该质疑的是我们自己——“这些技术干预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像我们应该的那样幸福，如果我们不像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拥有人们在给我们提供的技术环境中应该拥有的幸福，那我们一定有问题。”（228页）这种体验应该说并不罕见，只是在人们对工作的吐槽中不太常见——因为似乎很难让别人对于工作环境的改善反使自己变得有苦难言这种真实体验产生理解和同情。这就像在一个集体中，人人都感到幸福，那么唯独一个不幸福的人是有口难言的。

因此，最后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摆脱技术—问题—我们之间的循环纠缠？对此格尔茨指出，“如果我们要摆脱这些循环，摆脱这种虚无主义的死亡螺旋，那么我们就必须开始学会认识我们与技术关系的既危险又让人满意的效果，并认识到这些危险效果的普遍性。我们不需要拒绝技术，也不需要拒绝改善自己的尝试，相反，我们必须针对我们对技术的一心一意，针对我们的意识形态信念（即更好只能意味着更技术性），发展出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视角。”（223页）

这答案看来还是有点不得要领，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既要反对乌托邦的技术乐观主义，也要反对固化的技术悲观主义，在此基础上正视和审视虚无主义的情绪、观念与个体生活经验的真实联系，或许可以从一时的迷雾中醒悟过来。在过去人们谈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技术主义”或“技术决定论”的时候，其涵义基本上是指孤立地把技术看作足以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力量，而忽视了社会环境中的政治制度、权力角逐、文化心理等非技术因素所具有的复杂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是一种技术乐观主义。但是在今天谈论的“技术主义”，还包括了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力量对人类的控制，对人类-智能机器关系前景的盲目乐观。而在政治、经济的全球化语境中，这种盲目乐观的新技术主义如果加上乌托邦式的世界主义发展计划，在民族主义高涨与地缘政治复杂的形势中必然受到挫败。

格尔茨在最后还是回到他的虚无主义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思辨性之中，让虚无主义与技术转化为我们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而已。他指出：“一个关于技术的批判性的尼采式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虚无主义地使用技术……一个关于技术的批判性的尼采式视角，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虚无主义地评价技术，比如，当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做人意味着什么时，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不需要质疑人类进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时。”（229页）说到底，我们既要认识到技术统治人类的趋势从技术上说已经发展到了历史的临界点，但同时也要相信所有的临界点都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待——这并不意味着新的角度就必然会带来新的属于人类的进步前景，而只是带来新的技术-人关系世界的可能性。

最后想起前几天在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安塔利亚（Antalya）参观阿斯潘多斯（Aspendos）古罗马剧场的感受。这座建于公元155年、可容纳一万多人的古代剧场保存比较完好，最有名的是它的声学设计，据称在当年在舞台上一枚银币落地的声音都能在观众席上听到。今天这个剧场仍在使用，每年的安塔利亚歌剧节在这里举办，可以不用任何扩音设备，与两千年前的表演与观看情景一样。建筑声学设计的穿越古今在技术史上当然只是一种少有的特例，但是可以看作具有某种象征性，即并非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必然带来虚无主义的悲观信念，能够穿越古今地歌唱的人类未可言败。我在一幅剧场照片上涂鸦几笔，仿佛在一瞬间回到了两千年前那个演出的日子。

阿斯潘多斯古剧场的歌声，李公明作于7月27日，往卡帕多奇亚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