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技术封建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悲歌？

《技术封建主义》，[法]塞德里克·迪朗著，陈荣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256页，69.00元

赛博朋克……如果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最高文学表达,那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本身的最高文学表达。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19）

没有人能够否认过去几十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受此影响，技术乐观主义者将人类解放的希望也寄托在了数字技术的发展上。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将这种意图通过数字技术革新来超越晚期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想法命名为“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Vol. 6[1], 1996, pp. 44-72）。在他们看来，加州意识形态总体上继承了“地球村”概念的发明者麦克卢汉对未来的预言。后者主要观点是，新的电子媒体将突破沟通的空间限制，因而“我们到处都能恢复如同小村庄规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深度关系，没有任何职能或权力的委托……对话取代了单方面的讲授”（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pp. 255-256）。在具体内容上，加州意识形态是美国新左派和新右派思想的奇妙混合体，其中既包含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建制的“嬉皮士精神”，却又融合了无管制的自由市场神话。对此，巴布鲁克和卡梅伦写道：“加州意识形态……将嬉皮士的自由散漫精神和白领精英的企业热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看似矛盾的融合,是通过对新信息技术所具有的解放潜力的坚定信仰而实现的。在这个数字乌托邦中,每个人都将同时既有时髦品位，又获得丰厚财富。”这种矛盾的融合必然带来对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矛盾看法：一方面，在左派看来，平等交互的可能性可以塑造取代企业资本主义和大政府的“礼物经济”，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在右派看来，信息技术赋予个人的更多权力与自由似乎可以让个体更充分地发挥“企业家精神”，从而克服现有资本主义的弊端。但不论存在何种矛盾，加州意识形态反映了弥散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普遍乐观情绪。

然而，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摧毁了这种资本主义将走向乌托邦的情绪。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挽救新自由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从整体来看，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要远逊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增长率。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欧洲与日本经济几乎陷入了全面停滞，而这恰好是平台经济大爆发的时期。从更具体的社会现象看，数字技术也并没有帮助解决——如果没有加剧的话——经济的脱实向虚、食利者阶层的兴起、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社会基层治理失控等一系列晚期资本主义的顽疾。面对这种现实，相较于加州意识形态那种进步意义上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学者们不得不思考资本主义是否因数字技术的发展而经历了某种结构性的倒退，由此产生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封建化”的讨论。而且有趣的是，虽然在理论上存在重大分歧，左派与右派学者（例如Joel Kotkin, The Coming of Neo-Feudalism: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Encounter Books, 2023）在概念的选择上却再次站到了一起。

科特金著《新封建主义的到来：对全球中产的警告》

法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的《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éodalism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可以说是近年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化的扛鼎之作。相较于右派试图重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秩序的想法，迪朗的分析无疑是面向未来的，而且保留了对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相较于左派对数字技术发展的批判传统（例如对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和监视资本主义的批判），迪朗的讨论更加系统和深入，而且在许多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迪朗《技术封建主义》法文版

数字技术革命下资本主义的演变

总体而言，迪朗在不长的篇幅内清晰地阐释了数字技术会导致资本主义重新封建化的症结所在。本书的语言并不晦涩，即使读者并不熟悉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也不会在理解其主要内容上出现障碍。但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我认为读者可以优先阅读第四章“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然后再按顺序阅读其他章节，因为前三章在内容上并没有正面回应技术封建主义的主题，反而是第四章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在第四章，迪朗认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劳动过程和决定了经济剩余分配的占有关系的特定组合：从生产来看，封建主义的特征性劳动过程普遍规模较小，缺乏协作，因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从财产关系来看，封建领主世袭性地垄断了土地的所有权，小生产者只能依附于封建领主才能够获得必要的生产条件；从剩余分配来看，生产者的剩余会以徭役和租金（贡赋）的形式转移给封建领主，使得剥削具有一目了然的特征。为了保证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封建社会要“以超经济的剩余榨取、政治的、法律的或军事的强制、传统的纽带或义务等形式为特征，它们要求通过劳役、租金、税收等手段，将剩余劳动转移到私人地主或国家手中”，而这与将“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功能、剩余榨取和占有，以及社会劳动的安置”私有化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根本性的对比（[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庆出版社，2007年，29页）。

简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封建制的社会关系以带有超经济的强制性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并将经济剩余以租金或贡赋的形式进行转移。那么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如何让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封建化的？迪朗在本书的第二章与第三章分别就数字技术下社会关系的新特征，以及数字经济中的租金转移机制展开讨论，从而确认了资本主义封建化的趋势。

第二章的标题为“数字统治”，迪朗在这一章主要讨论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重现了封建领地内部的封建领主与其臣民间的不对等权力关系。具体来说，网络空间及其链接的各种终端能够采集的数据正在成为新的“领土”和领土上的资源，而所有的平台企业都在试图通过构建多平台的平台体系与配套的终端体系，占有更多的网络领土并攫取数据（有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数字圈禁”[digital enclosure]）。而在数字领地的内部，用户经受的是自动化的算法治理。在迪朗看来，算法治理通过各种概率预测，剥夺了主体的反身性空间，也就是剥夺了主体挑战现实的能力。优步（Uber）司机除了遵循平台算法给出的订单、路线与价格，别无选择，因此这里存在的是“虚假的自主权”。算法治理形成的是一种“自动化社会控制”，而这种“集体权力自下而上的象征性结晶过程”，“以权力的形式反作用于追求自身目的的组织对个人行使的权力”（111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封建制特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用户—平台关系）和超经济的强制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得到了复活。

第三章的标题为“无形资产的食利者”，迪朗在这一章讨论了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复活了封建制下的租金与贡赋的转移机制。在他看来，数字技术所推动的租金转移机制的关键在于平台对无形资产的垄断。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分工的演变，基于知识产权、品牌、专利、数据等无形资产的垄断，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左端（设计与研发）和右端（销售与服务）能够获得的利润不断增加，而中段（生产）的利润在不断减少。这是因为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无形资产的所有者可以通过租金获得更多的收益。在具体的租金转移机制上，迪朗谈到了知识产权租金、自然垄断租金、无形资产的级差租金、动态创新租金四种形式，它们分别反映了核心企业在直接控制生产要素、间接控制直接生产者、利用无形资产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和利用无形资产进行创新所形成的租金。

经过这两章的讨论，迪朗很好地界定了技术封建主义的实际内容，读者也很容易理解迪朗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新资本主义的五个悖论的具体成因。值得指出的是，加州意识形态曾经认为互联网的普惠性特征将会大力推动小型资本的创新，从而克服垄断资本的弊端，但平台系统的领地扩张与数字技术的控制逻辑却催生了新的垄断。

当然，提出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只是数字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碰撞的确诞生了带有封建主义特征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而迪朗在本书第二、第三章中对这种封建模式的分析具有理论上的超越性，给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数字经济分析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

退化的社会化

到目前为止，政治经济学对数字技术发展与社会化间的关系分析不多，但分析社会化对把握特定社会的社会关系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迪朗在本书中将这个重要话题引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数字经济分析中，足以让学者与读者继续思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谈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间的辩证关系，并且强调了两种分工的组织协调原则的差异：前者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协调，而后者依靠劳动过程内部基于计划的组织协调。意大利贝加莫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卡多·贝拉弗尔（Riccardo Bellofiore）认为，这两种分工的组织协调原则恰好代表了社会化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后验的社会化（posteriori socialization），因为只有经过商品交换过程，才能证明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从而揭示商品交换背后的私人劳动间的社会关系；后者是即刻的社会化（immediate socialization），因为它反映的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由技术必要性和劳动过程组织所规定的劳动分工之间的直接关系。

在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制中，个别生产内部是小规模生产，生产的结果也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难道数字技术的发展重现了这种社会组织的模式，从而导致生产社会化水平出现了巨大倒退？很明显，现实并不支持这样的推论，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恰好反映了迪朗对数字技术问题的深邃思考。迪朗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没有降低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但是却创造了一种退化的社会化（regressive socialization），所以技术封建主义绝不是封建主义的复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何谓退化的社会化？迪朗认为数字平台的出现创造了新的社会活动的组织与协调的逻辑，因为数字平台的功能就是“根据在非相关人群中发现的行为模式来操纵社会互动”（Cédric Durand, Scouting Capital's Frontiers, New Left Review, [136], 2022, pp. 29-39）。在此基础上，原有的协调社会分工的市场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供求双方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由算法决定的搜索、匹配和价格结果。用迪朗的话来说，“作为算法协调的输入，数据使交易更加有效，但同时也更加有失公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平台架构中隐藏的标准”（同前）。持有更激进观点的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干脆认为市场机制已经消失了，控制数字平台的资本已经成为“完全私有化的数字交易空间的创造者（像亚马逊这样的云封地），买家和卖家都无法享受正常市场中的任何选择”（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Melville House, 2024, Chapter 4）。换言之，在迪朗和瓦鲁法基斯看来，以往的市场机制已经被平台“封建领地”所控制的算法取代，平台希望“通过投资和创新来积累无形资产，从而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前引迪朗《新左评论》文）。

瓦鲁法基斯著《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了资本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市场机制外，即刻的社会化的协调也深受算法控制的影响（例如对外卖员和快递员个别劳动过程的控制，以及对社交等社会交互的控制），因此平台封建领地内部的控制原则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控制原则，但是这种掌握了“操纵社会互动”的巨大权力的平台系统，却又是私有化的。迪朗对退化的社会化的讨论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用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佩特·托恩伯格（Petter T?rnberg）的话来说，那就是“平台模式在经过数十年的实验后，终于成为能适应数字技术特征的主导性组织结构”，“通过让社会基础设施介入一种私有化的治理形式，这种组织结构利用了数字技术前所未有的重塑生活方式的能力”（How Platforms Govern: Social Regulation in Digital Capitalism, Big Data & Society, 10[1], 2023, pp. 1-13）。这一变化的悲观结果是“算法治理试图控制个体而不给愿望的形成留下任何空间，个体只能沦为拥有‘悲伤激情’的机器”（196页）。

租金论的意义

迪朗在书中系统性地阐释了掌控数字技术的核心企业如何实现了租金的转移，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来，收入的具体形式实质上是收入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而分析平台收入的本质可以揭示平台运行背后涉及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这是从理论层面分析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工资、利润、商业利润、利息以及地租都是不同经济主体在特定社会关系下参与社会生产而产生的特定收入形式，但大量研究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少学者都直接认定，用户活动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也即用户的“免费劳动”正在以无酬的形式在为平台创造剩余价值。这些研究看似将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延伸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环节，认为平台的出现把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转变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过程，因而加深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劳动的异化程度，但在实际上却忽视了平台收入在本质上涉及的社会关系。迪朗的分析却完全不同。区别于不断重复“平台在剥削用户”的逻辑，迪朗的四种租金转移机制揭示了更复杂的事关数字经济运行的社会关系，涉及平台、用户、外包的生产者以及依赖平台无形资产的各种主体间的关系。

实际上，迪朗的分析可以嵌入到更广泛的对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转向食利者经济的讨论（Brett Christophers, Rentier Capitalism: Who Owns the Economy, and Who Pays for It?, Verso, 2020; Guy Standing, The Corruption of Capitalism: Why Rentiers Thrive and Work Does Not Pay, Biteback Publishing, 2021）。最本质的问题在于，经济的食利者化——也即迪朗在本书中提到的凡勃伦的掠夺逻辑——会改变资本主义创新的方向。一旦租金的逻辑成为主导，就会出现“用于保护和扩大数字地租控制权的投资优先于生产性投资”的局面，这正是“新兴生产方式的反动性”所在（192页）。这实质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所在。用迪朗引用的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话来说（190页），资本主义的竞争是累加式的，创新可以带来所有竞争者的繁荣，而封建领主为了土地扩张而进行的军事竞争却是一种零和博弈。平台之间为了争夺用户而不断扩张自己封建领地范围的竞争，更接近于传统封建领主间的军事竞争。正如瓦鲁法基斯所言，平台吸引用户“并不是因为它提供的价格更低，也不是因为它所建立的更高质量的‘友谊’或‘关联’”，而是因为它基于新的在线体验，为“云农奴（用户）创建了新的云封地”（Technofeudalism, Chapter 5）。此外，持续性的租金转移无疑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疲软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探究食利者经济的发展是厘清资本主义发展动向的重要维度。

在《技术封建主义》中，迪朗用浅显的语言揭示了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碰撞后的结果，内容极具思考性与理论深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动态可以为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借鉴。我们需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认真思考平台垄断的特性、平台租金转移的机制，以及平台对“操纵社会互动”的巨大权力的掌握所带来的特殊问题，这样才能克服数字经济发展的弊端，从而让数字技术真正帮助发展新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