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的推进，心灵感应再次成为一大热门议题。心灵感应这一概念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发展，它又为什么永远显得“遥不可及”？罗杰·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是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19世纪研究的杰弗里·蒂洛斯顿英语和人文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当代文学、哥特小说和创伤研究等。
马斯克创立了Neuralink公司
2016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了Neuralink公司，其目的是制造一种脑部电子植入设备，能够直接将大脑与计算机网络连接起来。马斯克的公司加入构建脑机接口（BCI）技术的竞赛，Meta、谷歌以及由硅谷企业家资助的一系列神经学初创企业也参与其中。曾有一段时间，马斯克的注意力被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和软件问题，以及他广为人知的推特收购行为所分散。但在2023年5月，Neuralink宣布已获得批准，从备受争议的动物试验转向人体试验，进行脑部植入测试。2024年初，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位四肢瘫痪患者诺兰德·阿博（Noland Arbaugh）的脑部芯片植入手术。手术后不久，阿博就能通过集中思维移动电脑光标来玩国际象棋和他最喜欢的电子游戏。马斯克将这款植入设备命名为“心灵感应”（Telepathy），它将1024个小电极嵌入大脑来读取其神经信号。在发布会上，他解释说Neuralink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实现“共识心灵感应”的交互接口。七年后，当媒体直播阿博用意念下棋的画面时，标题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展示心灵感应”的字眼（尽管报道的后几段都对这一说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与解释）。
科技评论家们指出，马斯克的多项科技愿景都深受其阅读科幻小说的影响，尤其是在火箭技术、卫星通讯以及火星殖民等领域，这些愿景往往遵循着科幻作品中的虚构蓝图。马斯克的灵感主要源自二战后涌现的科幻作品，这些作品基于战争机器推动的军事工业进步，对未来进行了大胆的预测和描绘。“硬科幻”这一称谓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该流派深深地扎根于物理学和工程学的严谨逻辑之中，并被《惊异科幻》杂志的传奇编辑约翰·W·坎贝尔视为一项重要的科学探索。坎贝尔极力推崇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A·海因莱因、阿瑟·C·克拉克等硬科幻大师的作品。
乍听之下，“心灵感应”或许带有一丝温和与心理层面的色彩，甚至夹杂着些许超自然的神秘感。然而，坎贝尔与克拉克这两位科幻巨匠一生都主张心灵感应具有极高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距离通过科学来证明其存在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当读到马斯克那则振奋人心的、关于Neuralink最新突破的公告时，心灵感应即将实现的承诺——它近在咫尺，只待通过几位实验对象来实现最后验证的临门一脚——让人感到异常熟悉。这种承诺并非仅限于企业家与科幻作家之间，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界始终不乏对心灵感应抱有同样憧憬的人们。他们相信，心灵感应的证实不仅将开启人类发展的新纪元，更可能在全球科技竞赛中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心理战场（psychic front）。
“心灵感应”这一概念最初由英国的无神论诗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Myers，1843-1901）于1882年提出。迈尔斯经历了一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信仰危机：他出身于安逸的中产偏上阶层家庭，父亲是牧师，自己则拥有广泛的社交圈，其中不乏大量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但他对正统的基督教叙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在剑桥大学师从无神论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后者因其诚实地表达自己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不确定性而备受敬仰。与另一位原则性的不可知论者、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对话，更让迈尔斯陷入了更深的疑虑之中。
电影《魔力月光》中的通灵场景。
19世纪70年代，迈尔斯经历了一系列个人危机，其中包括他的情人安妮·伊丽莎·马歇尔（Annie Eliza Marshall）的自杀，这促使他开始探索“降神会”这一略显低俗的灵媒世界。这些所谓的灵媒（通常是女性）声称她们在恍惚状态下能够成为接受来自死者的信息通道，最常见的是通过敲击客厅的桌子发声，也可以通过吹奏灵界小号、自动书写、直接发声，甚至在昏暗的降神会现场以幽灵形态召唤死者的方式来传达信息。对于许多饱受宗教疑虑折磨的人来说，降神会的体验似乎提供了死后存在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实证，因此他们热切地接受了降神会。
降神会既是一场群众运动，又是一种民间宗教，并且意外地得到了一些科学界人士的支持。进化论的共同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成为其狂热的拥护者，这让持怀疑态度的查尔斯·达尔文感到十分恼火。跨大西洋电报工程师克伦威尔·瓦利（Cromwell Varley）也公开宣布皈依降神会，而像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和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这样的顶尖物理学家则对此持开放和同情的态度。然而，由于降神会经常与欺诈指控联系在一起，且往往涉及廉价的魔术把戏和愚蠢的轻信，因此迈尔斯并没有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
与之相对的，迈尔斯与西奇威克（Sidgwick）和其他几位剑桥学者一起，于1882年在伦敦成立了超心理学研究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简称SPR）。SPR的成立旨在将据称的超自然现象——如来自灵界的信息、闹鬼的房屋、离奇的梦境和幻觉，以及催眠状态下的恍惚状态——转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领域。SPR的领军人物并没有预设“灵魂假说”，而是将其搁置，等待实验证据的出现——这意味着他们与更广泛的降神会运动分道扬镳。他们开始致力于研究和理论化降神会沟通和见鬼现象的物理或神经心理学基础。在寻求超自然现象的自然解释过程中，他们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术语体系。他们不说“鬼魂”，而是称之为“真实幻影”（veridical phantasms）。“闹鬼的房屋”则变成了“幻影生成中心”（phantasmogenetic centres）——即可能存在一种之前未被探测到的能量 “心理力”（psychic force），在该处发挥作用。
迈尔斯通过将希腊语中的“tele”（意为“远”）与“pathos”（意为“感觉”）结合，创造了“telepathy”一词，以表达“远距离感知”的概念。他使用这个中性术语来描述“已知感官通道之外的沟通”，这可能包括来自潜意识的信息、在遥远距离之间以某种方式相连的心灵，或是来自死者的信息。在电气科学和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媒体对电话和留声机的出现感到惊叹，这些设备使声音脱离了身体，X射线和无线电报的神奇发明则让“不可见”的波得以显形。当时许多工程师和发明家都预言，能直接、无中介的思想传输机器将很快问世。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他的竞争对手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各自在对电气通信未来的各种预测中期待着这样的突破。迈尔斯于1901年去世后，他的遗著《人类个性及其肉体死亡后的生存》（Human Personality and its Survival of Bodily Death，1903年出版）预言，证明心灵感应的证据将在几年内出现。
心灵研究（Psychical research）从未真正进入受人尊敬的硬科学领域，又始终游离于学术心理学的边缘。美国研究者J.B.莱茵（J.B. Rhine）在杜克大学的研究机构中将其重新命名为“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并使用齐纳牌（Zener cards）进行了大量关于读心术统计概率的研究。这些卡片上印有星星、波浪、十字、圆圈或正方形，测试对象看不到卡片上画着图形的一面，被要求猜测卡片的图案。莱茵在反复的测试会话中寻找可能捕捉到短暂心灵感应能力的统计异常。这些测试故意设计得平淡无奇且重复，旨在将研究从降神会的感官刺激场景中抽离出来。莱茵的著作《超感觉知》（Extrasensory Perception，1934年出版）取得了广泛的成功，又创造了一个迅速普及的通用术语，但作为学科而言，超心理学仍然被固定为边缘学科。
在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科幻作品中，他经常使用人类新出现的心灵感应能力来预示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变革。在他的小说《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1953年）中，领主们（Overlords）与人类接触并非因为他们的高科技（特别是核武器），而是因为他们察觉到人类精神力量的发展正达到危险的临界点，人类可能会开始对其所在的小小星球之外的宇宙造成破坏。这种外星接触预示着人类将进入一个由心灵感应能力觉醒所标志的新进化阶段，人类将告别其幼稚状态。这一愿景直接影响了由克拉克和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共同编剧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1968年）的迷幻结局。这部电影同样以心灵重生的景象作为结尾。
《2001太空漫游》剧照
克拉克在这一时期对心灵感应的兴趣，与当时针对该主题兴趣的广泛复苏相呼应，这种复苏受到冷战时期奇特逻辑的驱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心灵感应直接与东西方政府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联系在一起。心灵感应再次成为充满未来前景的技术，被视为一种能够彻底打破军备竞赛僵局的自我技术，因为双方都试图探究，精神力量是否能规避核对抗。如果精神力量可以被控制和训练，间谍是否可以使用“远程视觉”或心灵感应来躲避防御系统？这项研究在新时代也获得了一个闪亮的新名称：“精神电子学”（psionics）或“心理电子学”（psychotronics）。
1968年，在混乱的情况下，一场关于“技术超心理学”的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物工程师参加。尽管与会代表已经抵达，但当局却试图取消这次会议。最终，会议得以举行，但并未获得官方批准。
会议向公众公布了一些关于苏联自1953年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广泛开展的超心理学研究的特别信息。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科学英雄们研究了电气工程师伯纳德·卡日斯基（Bernard Kazhinsky）所称的“生物无线电通信”。卡日斯基认为，“通过电磁波在远距离上传递心灵信息是神经系统的重要功能”，而人体可能是“当代无线电工程学尚未了解的生物通信工具”。这类工作在斯大林时期都被禁止了，但苏联生理学家列昂尼德·瓦西里耶夫（Leonid Vasiliev），这位革命初期的老将于1959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开设了一个新的实验室，以探索远距离观察和远程心理暗示的可能性。1963年，瓦西里耶夫在列宁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测试了心灵感应通信，据称受试者在1700公里的范围内交换了准确的数据。会议上还公布了灵媒尼涅尔·米哈伊洛娃（Ninel Mikhailova）的录像，她在实验室内花费了20年时间，能够仅靠精神力量移动物体。苏联科学的首席发言人爱德华·诺莫夫（Edward Naumov），声称新的“生物信息”领域正在引领“能够监测、测试和研究‘超感官知觉’（ESP）的机器”的发展。会议记录被出版为一本面向大众市场的平装书并被翻译成英文，书名为《PSI：铁幕背后的心灵发现》（PSI: 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1970年）。
1973年，第一届国际精神电子学研究会议在布拉格召开。捷克团队创造了“精神电子学”一词，用以指代这项新的研究，即探索“人类仿生学”（bionics of man）中隐藏的潜在力量。精神电子学不同于莱茵的超心理学，后者仅仅是对自发异常现象的被动记录，它更侧重于构建一种积极的、自我导向的、聚焦于精神力量的技术理论。换言之，他们提出了训练和提高，以及试图武器化精神能力的想法。
在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也开展了自己的项目来探索心灵状态。中央情报局的MK-Ultra项目研究洗脑以及致幻剂对自愿和非自愿受试者的影响，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荒诞的阴谋论，但实际上该项目在1953年至1973年间以各种名义秘密进行。20世纪70年代初，斯坦福研究所的物理学家拉塞尔·塔格和哈罗德·普霍夫研究了他们称之为“遥视”的投射性视觉体验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心灵感应者”能够从极远的距离“看到”犯罪现场或监视敌人的活动。这项研究项目探索了通过远程精神渗透来监视冷战敌人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美国项目和苏联的同类项目几乎立刻就被公之于众。这揭露出一种故意释放信息和制造虚假信息的模式，仿佛边缘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通过宣传来迷惑冷战敌人的手段，迫使他们将资源投入到同样奇怪的研究领域。
1974年，普塔夫（Puthoff）和塔格（Targ）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感官屏蔽条件下的信息传递》（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under Conditions of Sensory Shielding）的文章（该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争议，因为《自然》杂志的编辑们允许它通过同行评审系统）。普塔夫和塔格得出结论：“存在一个通道，可以通过尚未确定的感知模式获得关于远程位置的信息。”普塔夫和塔格的许多实验都是与尤里·盖勒（Uri Geller）一起进行的。1973年，盖勒在英国电视上展示了他貌似能够用精神力量弯曲勺子的能力，这使他成为世界闻名的表演者，同时他也成为许多人的目标，许多人将他的能力视作简单的舞台把戏，并试图揭穿他。
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充满了超自然元素，盖勒经常做客脱口秀和科普节目，而《星际迷航》（Star Trek）的重播则不断展示斯波克（Spock）的瓦肯人式“心灵融合”——即通过严格训练获得的读心能力。在英国，儿童电视节目充斥着关于超自然力量的节目，如《未来青年》（The Tomorrow People，1973-1979年在英国播出）。这是因为几乎每个学龄儿童都读过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的小说《重生之蛹》（The Chrysalids，1955年出版）。这部小说设定在一个后末日时代社会中，拥有心灵感应能力的儿童受到迫害（我的书是从我哥哥那里传给我的）。在这个时期，任何对超自然力量的价值的怀疑，总是被一种微弱的、主要受科幻小说影响的承诺所抵消：即这些力量是否存在军事应用的可能？
到1978年，美国加大资金投入，建立了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秘密军队部门——星门计划（Project Stargate），该计划汇集了多种实验性“心理战”研究途径，包括涉及精神投射、心灵控制和远程操纵不知情特工的心理战行动。该计划充满了类似1962年电影《满洲候选人》中的偏执狂幻想，即先通过心理折磨击垮人们，再通过植入他们的心灵中的催眠后指令让他们成为刺客，一旦被操纵者激活，就会执行任务。乔恩·罗森在其广受欢迎的调查类书籍《凝视山羊的男人》（2004年）中，以幽默的方式描述了这一军事计划。该书以一项实验为起点，试图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利用集中的精神力量光束作为致命武器来杀死动物。罗森看到了其中的荒谬之处，但他也追踪了这类心理战手段如何对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恐怖嫌疑人实施心理酷刑造成影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星门计划的部分推动力来自苏联突然公开叫停对超心理学研究的支持。这种情况在1968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就已发生，到1974年，诺莫夫因在西方接受这些被禁止的主题的讲座费而被捕入狱。在冷战的狂热时期，苏联的沉默被视为不祥的秘密，关于军事化超心理学的谣言继续流传。美国人确信，苏联人正在采用一种故意制造神秘感的策略，就像美国空军泄露UFO调查一样，政府利用边缘社区记录的UFO着陆和对外星人绑架的狂热猜测来掩盖更为常规的航空航天研究项目。
将美国的超自然研究与科幻小说和UFO学联系起来，表明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来看待心灵感应，因为其意义始终是不稳定的，也不受任何科学规范的限制。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反文化运动中，心灵感应重新出现，这一群体常常反对压迫性的军事工业机器。斯图尔特·霍尔罗伊德（Stuart Holroyd）于1977年出版的《Psi与意识爆炸》一书中，将超心理学视为新时代“新认识”的一部分。霍尔罗伊德认为，在这种新时代中，“那些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僵化正统观念和支撑它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所束缚和抑制的能力将自由地蓬勃发展”。作为这种蓬勃发展的新兴迹象，他列举了对神秘体验、心灵感应交流、心灵治疗以及生物反馈研究所体现的心灵与物质融合的开放态度。在同一论点中，霍尔罗伊德直接将反文化与“其相关的实验科学——超心理学”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时代导师们经常用崇高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在他们的词汇中，心灵感应是意识扩展的一个实例。
心灵感应在文化中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的恐怖小说和电影的兴起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尼古拉斯·罗伊格（Nicolas Roeg）1973年执导的电影《天师捉妖》（Don't Look Now）是对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1971年同名小说的精彩改编，讲述了一个男人对自己的超自然和心灵感应能力如此麻木，以至于未能意识到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死亡。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从他的首部小说开始，就痴迷于心灵感应和心灵致动能力。他的第一本书《魔女嘉莉》（Carrie，1974年），于1976年由布莱恩·德·帕尔马（Brian De Palma）执导，年轻的西西·斯派塞克（Sissy Spacek）担纲主演，将心灵致动能力与一个受创的青春期女孩联系起来，这是20世纪70年代超自然研究的一大活跃的领域。金1977年的杰作《闪灵》（The Shining，1980年由库布里克执导）的书名，取自一个年轻男孩强大心灵感应能力的非正式名称，他唤醒了沉睡在一座旧旅馆中的邪恶幽灵力量。金创作《闪灵》的灵感来源包括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的小说《鬼入侵》（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1959年），而杰克逊的小说又受到了1897年英国心灵研究会调查苏格兰一座闹鬼房屋的启发。
《闪灵》剧照
德帕尔马（De Palma）的电影《愤怒》（The Fury，1978年）设置了如下情节：政府设计阴谋，企图将心灵致动和心灵感应武器，这与当时流行的精神电子学书籍所暗示的内容相吻合。同样，马克·莱斯特（Mark Lester）的电影《凶火》（Firestarter，1984年）改编自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另一部小说，讲述了一个拥有火系超能力的年轻女孩为逃避
国家安全局的黑暗势力而逃亡的故事。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扫描者大逃亡》（Scanners，1981年）则将这种阴谋转移到了匿名的大型制药公司追求非法研究的领域。在这部影片中，心灵感应者们是非法医疗试验的产物，该试验制造出一种致命的心灵感应投射能力。在这些电影中，心灵感应似乎支持企业和政府权力背后蕴含隐藏阴谋的说法，并且直接揭露出这些阴谋。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在那些对心灵感应兴趣高涨的时代，都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模式。心灵感应一词由迈尔斯（Myers）及其心灵研究者同僚们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并获得了大量关注，因为它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在那个时期，各种神秘莫测的传输在可见和不可见的光谱中激增，似乎将自然和超自然融为一体。到了20世纪70年代，尽管名称不同，但心灵感应再次回归，成为另一大危机时刻的组成部分。冷战军备竞赛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背景，它催生出一个充满幻想技术的奇异世界，从心灵控制到洗脑，利用了人们普遍存在的偏执心理，即担心被看不见的特工监视、渗透和操纵。
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我们开始获得新“世界体系”的早期文化表征的时期——我们开始理解全球各国如何逐渐变得相互依赖与网络化。这是全球卫星即时通信和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口中的“地球村”产生狂热互联的时刻。詹姆逊认为，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充满了关于隐藏阴谋、秘密技术和隐匿网络的故事情节。他指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伟大阴谋论电影，如艾伦·帕库拉（Alan Pakula）的《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年）或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1974年），这些电影试图抓住那些徘徊在我们理解边缘的权力结构。在这个新兴媒体空间里，存在（to be）越来越意味着“被网络化”（to be networked），被束缚在我们几乎无法理解的系统之中。那么，心灵感应的回归是否是这种新技术环境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新兴的全球通信网络是否让心灵感应再次成为可能？
这让我们回到了埃隆·马斯克，以及过去几十年数字革命背景下心灵感应的复苏。我们不仅仅见证了网络通信发展的又一次加速，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经历了自我意识被颠倒的创伤性体验，因为现如今自我意识已转变为某种无法脱离互联网的状态。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的融合再一次出现：想一想数字化“改变”（该理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生活与积极思维模式为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或“蜂群思维”（指集体意识和集体智慧）的集体涌动、流媒体时代热门剧中的超自然力量，如《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2016-2025年）或《超感猎杀》（Sense8，2015-2018年），或者对那些秘密公司的算法操纵和心理预测的恐惧，它们似乎致力于读取我们思想以预测和塑造人们的每一个欲望。
《超感猎杀》第二季剧照
当然，马斯克对心灵感应非常着迷。这段关于心灵感应的历史概述，将他及其Neuralink项目置于准备好诞生的条件中，并展示了一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丰富意义，包括其含义、隐喻和机器层面的发展。然而，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听到实用心灵感应即将实现的承诺时，这可能只是心灵感应这一概念本身所固有的预先承诺的一部分。如果它确实就像Neuralink承诺的那样近在咫尺，那是因为心灵感应总是即将到来。它总是在我们前方，但永远遥不可及；就像一个幽灵，当它将要消失在地平线时，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去追逐。
【本文原载于aeon.co网站，原文标题为：明日之子——在整个20世纪，人们都觉得心灵感应指日可待。为什么现在尤其如此？（Tomorrow people：For the entire 20th century, it had felt like telepathy wa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Why is that especially tru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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