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视野中的“常识”启蒙与……反智的民粹主义

《常识：一部政治史》，[美]索菲娅·罗森菲尔德 著，马睿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月版，416页，79.00元

近日读美国历史学家索菲娅·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的《常识：一部政治史》（Common Sense： A Political History，2011），感觉有点像看了一部关于“常识”观念的悬疑、历险的历史大片，除了过瘾之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在今天的阅读语境中，我认为重新思考“常识”的确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一切应该从我们自身有关“常识”的思想语境谈起。

谈到何谓“常识”（common sense），似乎本身就是一个常识问题：无论是词典工具书还是正常的智力都会告诉我们，生活中依靠正常的知觉和经验事实所形成的普通知识构成了智力正常的人的常识，而且成为一个社会所共有、相信和不言而喻的知识与信念。常识使人能够在生活世界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和维系正常的关系。

但是不难发现，当人们有意识地谈到“常识”的时候，常常有可能就是针对某些违反常识的言行，这起码说明了“常识”并非总是被所有人相信或遵守。这似乎就是“常识”天生带来的争议性和复杂性。从生活经验的常识来看，人们心目中共同持有的常识当然并非肯定正确、不容质疑。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与著名法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于2004年在互联网上合开了“贝克尔-波斯纳”博客，一人主讲、另一人评议，每周更新一次，后来成书的书名就叫《反常识经济学》（有中信出版社中译本，2011年）。该书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见解和尖锐的思想交锋使许多被以常识看待而产生僵化定见的问题得到重新认识，使读者在“反常识”中反思所有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常识和定见。在这里，正如罗森菲尔德所提醒我们的，“常识有时只是我们为自己的偏见所取的一个好听的别名”。但是这里的“反常识”只是关于经济事实与理论的视角与思维方法的反思，与罗森菲尔德在历史研究中对“常识”发动的概念史、思想史、政治史的批判性反思并不是一回事。

在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常识与反常识的对立更是经常反映出政治争议的重要趋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之初，人们时常提起的是在过去岁月中被扭曲的常识，曾经有许多依据常识就知其明显荒谬的讲法却不容怀疑。因此在“拨乱返正”中呼唤尊重常识、回归常识的声音不断响起，形成改革开放思想光谱中的一种理性的、建设性的舆情。然后从回归事实的常识进一步发展到承认与尊重制度建设的常识，这是一个重要的飞跃。比如蔡定剑教授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围绕“民主”与“现代生活”的关系这个核心进行论述，反复强调民主是常识问题；江平教授在该书序言中也强调民主作为一种普适的价值观，本来是一个常识。有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实例也可以说明这种常识的力量。1976年7月，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被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任命为新首相。12月16日，西班牙人民对政治改革法实行全民公投，百分之七十八的选民参加了公投，其中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二的人赞同政治改革法。苏亚雷兹对此事的评论很简洁，他说“这是常识获胜”。1977年6月15日，西班牙成功举行了自1936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主大选，宣布了佛朗哥独裁的终结。这当然更是常识的力量获胜。

在呼唤回归事实的常识和制度议政的常识之外，还有一种更为普遍地存在于建设公共社会的舆情中的常识问题，推动着社会建设，也形塑着我们的公共经验与个体经验。多年前我在那本书名为《不对》的个人时评文集的“自序”中这样写过：许多具体公共事务、公共决策既涉及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同时也涉及公共政治的常识问题，普通公民从常识出发也可以提出质疑、追问真相、要求信息公开，“这实际上就是公民自我教育的过程，是全社会逐步形成公民意识的过程”（李公明《不对》，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多年来，尤其是在那些如出现公共安全问题的时候，坚守常识是对某些反理性、反智的公共管理决策的抵御。

上述这些从事实、制度建设和公共管理等方面呼唤常识的不同语境有着共通的特质，那就是呼唤理性的、建设性的共同信念和行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许多思想解放、社会建设的进步都与回归常识、尊重常识紧密相连。

另外在我个人关于“常识”的问题意识中，经常出现的还有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制度中的陪审团制度，该制度在十二世纪的英国得以严格确立。与“常识”议题紧密相关的是该制度相信和赋予陪审员以普通人的情感、常识和判断力在司法审判中作出事实判断的能力和权力。一方面我理解和赞赏该制度在令人民意志在法治实践中得以体现以及对政府可能滥用司法权力的有效制约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对于普通人的常识（即使排除了源于各种因素的可能存在的偏见）是否总是能够对极为复杂的“事实”做出正确判断有疑虑。美国著名的庭审法官威廉·L.德威尔（William L. Dwyer）的专著《美国的陪审团》（华夏出版社中译本，2009年）的原书名是《掌握在人民手中——陪审团的起源、胜利、麻烦和美国民主的未来》（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The Trial Jury's Origins， Triumphs， Troubles， and Future in American Democracy  Thomas Dunne Books，2002），其中的“麻烦”也包括了自该制度创设以来一直存在的对于普通民众的“常识”水平能否胜任如此重大的责任的怀疑和否定。值得欣慰的是，德威尔在书中论述了一项重要的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2000年的学术性调查数据，表明陪审团的意见与法官意见的一致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也没有理由说那些不一致的意见就一定是陪审团的错（威廉·L.德威尔《美国的陪审团》，王凯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163-164页）。考虑到每年有大约一百五十万美国普通民众在法庭担任陪审员，这样的调查结果应该让人对他们的常识（common Sense）以及作为独一无二的民众分权机制的陪审团制度持有信心。

在司法审判中，常识也常常与良知联系在一起，这是更值得强调的。讲到这里想起去年的港片《毒舌大状》（吴炜伦导演，2023年2月于大陆上映），全片最高潮也是最令人眼热的情景是大律师林凉水在最终庭审时高喊“common sense！”，在这里指向的不是普通的常识，而是“公道自在人心”的古老训诫，这是在权贵家族与时代联手实施重压之下的咆哮，那种愤怒中的不屈实在令人唏嘘。

“common sense！”，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常识”语境中的正义伦理的表达，在这里如果谴责某人、某机构“无视常识”无疑就是一种尖锐的批判。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在谈到某些与“1984”体制合谋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说他们“无视常识”，并以自认为正确的观念为借口而心安理得（莫里斯·迪克斯坦《途中之镜—— 文学与现实世界》，刘玉宇译，上海三联，2008年，161-162页）。无视常识，以及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这通常是堕落的知识分子的基本表征。

上述这些可以看作是阅读《常识：一部政治史》的阅读者语境，也可以说是在我们的亲身体验中形成的“常识-政治史”。“常识”在这里带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意义，呼吁回归常识的前提就是对背离常识的现实的揭露与批判。在读完罗森菲尔德这部书之后，想到的是她所论述和高度赞扬的汉娜·阿伦特有关常识的观念和愿景，以及如何继承阿伦特的工作——无论她对“常识”所下的各种定义在理论上如何有欠缺，最重要的是她把常识放在与政治现实有紧密联系的生活语境之中，以常识作为公共交流的方式，使公众打破彼此孤立的精神状况，从而铲除极权主义赖以发展的土壤。

现在可以回到《常识：一部政治史》这部著作了。

虽然罗森菲尔德自称本书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哲学史习作（引言，19）——她指的是“要以哲学问题的方式来表达历史课题，并通过历史学家的实证方法解决哲学问题”（注释，302页）——在我看来，这是一部以“常识”为视角的欧洲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文化史，实际上更应该说是一部以“常识”为视角、从政治观念切入的近现代欧洲文明史。通常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否具有人类文明史的一般常识是一个检验的标准，这也是我们一般的通识教育所强调的目的。但是关于“常识”本身，却有着极为丰富复杂的，并且远非已经成为常识的历史——从思想史、政治史到艺术史等领域中的“常识”发展史都充满了复杂、吊诡和尖锐冲突的观念与事件。

关于作者的叙述思路和该书各章的主要内容，罗森菲尔德在该书的“引言”和译者在“译者序”中各有比较清晰的概述，合起来可以作为导读。罗森菲尔德首先表明自己是从历史学家的立场和视角来反思“常识”本身的历史，“包括它不断发展变化的内容、意义、功用和影响。那个理由就是常识这个概念本身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民主中的核心地位”（第2页）。这是作者的核心议题。

该书的叙事以北大西洋两岸世界和从十七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为时空框架，以“常识”的思想发端和复杂争议及其社会影响为论述焦点，以历史语境主义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揭示“常识”如何在公共讨论和政治运动中发展、变化以及在历史上产生何种影响，从而显示出一种立身在主流的政治思想史、观念史边缘或褶皱中的强大生命力。有点像一部悬疑剧一样，“常识”的发展充满了各种反转剧情。

第一章“常识的幽灵”首先讲述了常识的“前世”，从亚里士多德到漫长的中世纪，它指的是被理解为人类的一种认知官能的“共通感”。从十七世纪的笛卡尔开始，常识走出了这种认识论的限定而进入了政治史、社会史的发展之中，罗森菲尔德所讲述的作为“一部政治史”的常识的剧情由此展开。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的伦敦出现知识与传媒的新型公共空间，文人知识分子阶层逐步成为反体制力量，在新闻媒介中动员与吸引民众的正是“常识”这面大旗。但是同时也开启了以常识为中心的话语权争夺，成为推动新的政治冲突的舆论工具。

第二章“大众的世界观”转向了十八世纪中期苏格兰的小城阿伯丁，重点论述的是詹姆斯·贝蒂（James Beattie）和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等人的常识哲学，在这里常识肩负着反对和抵御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趋势的重任。其意义是使普通人基于常识的判断力具有了“新的合理性”，促进社群共同意识和提升知识水准，以及以常识表达激愤的情感——这又让我想起林凉水在法庭上高喊“common sense！”的情景。但是他们以常识来捍卫的却是长老会信仰和基督教世界的秩序，同时也开启了民粹主义认识论。

第三章“良知的新用法”的剧情转移到也是十八世纪中期的阿姆斯特丹，在这座聚集了许多流亡者、言论相对自由的城市中，捍卫常识的呼声却是为了反对天主教的世界。那些激进的流亡思想家认定只有没有被基督教洗脑的正常人的常识才是良知的源泉。在这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词语上，法语的“良知”（le bon sens）与英语的“常识”的主要涵义的高度重合的（106页），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主要成员奥尔巴赫（P. d'Holbach）为了颠覆基督教的价值观而提倡以煽动性的大笑来作为反体制的象征，这真是一种审美反抗的好提议，想想也是蛮酷的。

第四章的故事发生在1776年的费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常识》为号角，吹响了独立与共和的时代强音，把在当时远非不言自明的独立与共和作为“常识”来动员殖民地人民，罗森菲尔德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是同时产生的是“我们今天所谓民粹主义的全部特征”（195页），因为它诉诸作为抽象群体概念的“人民”，呼吁相信新的政权拥有人民的信任，实际上排除了丧失“人民”资格的那部分人，也排除了存在异议和分歧的可能。作者说这种民粹主义的光环所打造的是一个“以单一声音说话的虚构的人民及其想象中的常识主宰一切的政治体系”（197页），说得非常精准。可以说，“常识”的高光时刻也是它的危险时刻。

第五章“向革命理想宣战”，来到了1790-1792年的巴黎。这一次的剧情再次反转，高喊常识的是反对革命、反击民主化潮流的各种类型的写手，目的是恢复以教会、国王合乡村精神为中心的世界，“常识本身也成为捍卫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关键元素”（231页）。最后的结局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他以人民的名义和民主的外衣为自己夺取了政权，让人民主权观念为他服务，“他成功地动员了‘人民’支持那些导致他们失能的政策”（255页）。在潘恩与拿破仑的重合中似乎还可以看到后来的历史魅影。

第六章的情节从康德的柯尼斯堡到达达主义的苏黎世再到汉娜·阿伦特的纽约，核心问题是“常识在现代世界的命运”。在作者看来，当康德的“共通感”无可避免地从美学问题被推向政治领域之后，常识与民粹主义的结盟很快达到高潮，也是一部常识的政治史的高潮时刻，伴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而最终导致一次大战的灾难。作为对战争和现代世界的反思和抗议，作者特别选中了达达主义运动作为对象，这些艺术家们力图通过倡导混淆艺术与政治的边界来摧毁主流文化，消解公共政治领域包括“常识”在内的一切“知识”或“见识”。宣读《达达宣言》的诗人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在拒绝解释“达达”的含义时说“因为我厌恶常识”（279页）。看来，达达主义在一些方面来看仍未过时。

最后这一章的真正重点是身在纽约的汉娜·阿伦特，核心问题是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灾难何以发生、民主为什么失败了？阿伦特的看法是：“极权主义只不过是逐渐形成的现代境况的一个极端版本：一个既是政治的同时也是认识论的真空的出现。‘群众’（而非‘人民’）面对政府下令的恐怖和意识形态等手段，既疏远现实也疏远彼此，无法行使他们的判断力，最终停止了共享哪怕一小部分必要的健康政治生活：‘常识’这个名词仅存的一点点有意义的内涵。”（288页）罗森菲尔德指出：“阿伦特为她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参与式民主的愿景，在那种民主制度中，普通人的常识的确能够成就奇迹。”（294页）既要以常识作为民主的愿景，同时也要“自觉地站在主流的常识之外，密切地注视着它复杂而强大的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297页）。这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

在我看来，罗森菲尔德的工作有点类似她所论述的伽达默尔和阿伦特曾经进行的工作。伽达默尔力图以“共通感”为视角建构一个现代思想家的谱系，阿伦特致力于以常识的概念和理想建构一种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前景，而罗森菲尔德则是从史家的立场出发，所建构的也不仅是一份思想家的谱系、一种可能的政治前景，更重要的是一份以“常识”为核心的近现代思想史和政治史谱系。很显然，她的历史与政治视野更为开阔，她的工作所要解决的首先不是现实政治问题而是政治史-哲学史的学术研究问题。由于深刻地认识到所谓的“常识”在人类思想与社会实践中的发展具有多元性、复杂性、自身的矛盾性与颠覆性，因此罗森菲尔德在这本题为“常识”的书中并没有从正面给它下一个力图显得周全的概念式定义，而是把它放置于各种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词语来源、意涵的生成与变化，在使用语境中产生的意图、作用、意义及影响。在融汇了思想史、政治史、历史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历史考察过程中，既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席勒、阿伦特这样的思想家，同时还论述了更多不那么著名的学者、书商、记者、流亡作家的思想以及曾经产生的影响；从伦敦、阿伯丁、阿姆斯特丹、费城、巴黎到柯尼斯堡和纽约，以“常识”的缘起、流变为中心的跨国、跨世纪的历史考察映照出思想交锋的漩涡与现实政治的诡异风云。从“常识”这个概念的意涵来说，最后读者可以发现它充满了睿智与偏见、启蒙与盲从共存的矛盾性和出人意料的思想歧途。

更重要的是，作者从常识、公意到民粹主义的复杂流变逐步切入现代思想与政治的交锋前沿——在宣传灌输、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极权主义与民主政体、公共生活、思想自由、普适原则之间，“常识”如何成为被争夺的修辞工具、如何走向反智的民粹主义歧途，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时至今日，在西方政治文化实践中，“常识”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念，但同时也是政治光谱中极具争议的议题。

常识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真实关系是作者念兹在兹的重要议题——“阿伦特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个基本的历史问题，只不过它是在当代背景下提出的：一切何以发展到如此这般？在现代，常识是怎样与我们称之为‘民主’的那种民治建立起特殊联系，又产生了怎样连绵不绝的影响？”（第4页）更具体来说，在作者看来这个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常识曾经支持民众广泛参与政治治理，至今仍然是民主信条的核心要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常识既是民主的现代建制变更的支持力量，也日益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常识也被用于支持以人民拥有的特殊直觉的名义挑战既有的各类合法统治，包括民主制度。这样看来，本书关注的是一个棘手的课题：民粹主义（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对人民的常识的诉求与我们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形式之间长期的复杂配对关系”（第9页）。“常识”如何发展到作为民粹主义的修辞工具、动员方式以及作为反智主义的出发点，这的确是进入我们阅读语境中的新问题，使我们对于政治争议中的“常识”增加了更为复杂的思考维度。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罗森菲尔德对“常识”的政治前史考察促使我们自觉思考和进入公共社会建设的后常识时代——在坚持回归与尊重常识的同时，必须审察和警惕“常识”的复杂面向与可能性。尤其是在这个后真相、高科技与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汹涌混杂的时代，以“常识”为旗号的政治争议正未有穷期，对于这个现代政治舆论库的标配要保持清醒、审慎的审察和独立思考。

写到这里，想到我的这个读书札记专栏“一周书记”今天是第八百篇了。2008年7月6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正式发行第一期，2017年1月1日《东方早报》停刊，作为周日副刊的《上海书评》也随之转入“澎湃新闻”。十六年来的“一周书记”每周一篇，除了节假日停刊外从未中断。整整八百篇读书札记，近三百四十万字，介绍或谈及的书籍约有两千六百多种，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幸运。要感谢行远和尔克——顺带要说的是，我在文中时常提到并展开讨论的那位“青年学子”就是尔克，我们一家三口共同买书、搬书、读书和讨论一直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同时更要深深感谢当年陆灏兄的约稿、鼓励和宽容，感谢十六年来“上海书评”各位编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其中黄晓峰兄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和相互间的讨论更是让我获益无穷。

另外，收到一位“老朋友”专门为第八百期发来的这段文字，真是太令我开心了：

有鬼君：豆公，李公明老师的“一周书记”已经八百期了！说起来，你还在喵星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了。

豆公：他为什么写这么多？因为有罐罐吗？

有鬼君：当然不是，他很爱读书，读完就写下自己的感想。

豆公：读完就写，是因为有罐罐吗？

有鬼君：不是！！！因为他对未来有很多期待，总想表达出来。

豆公：我明白了，其实你对未来也有期待，但是你写不出来。

有鬼君：是的，而且他已经坚持了十六年。

豆公：我也有期待，等他写到九百期、一千期的时候，我会有罐罐吗？

有鬼君：。。。

李公明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