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作为国都的长安不仅是朝堂政治活动与都城民众生活展开的世俗空间，亦是天子宗庙及国家祭祀之所在，是天子祭拜诸神的神圣空间。即相较于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郡县城邑而言，长安还具有强烈的神圣内涵，并在以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政权合法性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平常之时，如是内涵往往因习焉不察而隐没不彰，但在神器转移的非常时刻，其神圣内涵，包括对政权合法性的关键作用，便会特别显露出来。由是，两汉之际诸政权围绕长安及位于其间的汉家宗庙的种种言论与举措，便成为我们窥探长安神圣属性的重要窗口。
我们先从王莽谈起。王莽对待长安的复杂心态，在其篡汉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呈现。王莽最初以“安汉公”自居，希望为汉家解除“三七之阸”；即位后亦欲承绍天命，稳居国都，宰制四方，而成圣王之太平伟业。因此，王莽在即位之前便据《周礼》《礼记》等典籍所载古典礼制，开启了对长安的儒教化、神圣化改建工作。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五年，又奏在长安城南北郊外祭祀天地，并依据《周礼》厘定“六宗”概念，将天地群神有序纳入长安东、西、南、北四郊。其言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六宗及六宗之属，或未特祀，或无兆居。故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地祇称皇墬后祇，兆曰广畤。又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于长安城之未墬及东、南、西、北四郊。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
概括言之，王莽在长安礼制建筑及礼仪实践方面的巨大调转，乃是其整体性社会变革思想和行动的部分表征，亦是其有别于汉家“霸王道杂之”的制度呈现。通过王莽的激进推动，高祖以来逐渐积淀起来的长安神圣性，得到了重新梳理和全新界定。王莽即位后，对长安的神圣化建设工作仍有推进。始建国元年（9），为去“汉号”，王莽对各类职官名称及建筑名称、地名等进行修改，“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改“长安”为“常安”，表明王莽对长安仍然寄予积极期待，所以基本延续其旧意，唯作象征性的同音同义替代，并未彻底改弦更张。然其所愿所求并不顺利，在遭受一系列现实挫折及频繁的灾异警告后，王莽对长安产生了不能控制的畏葸与恐惧。此般心理的曲折变化可在其对长安高庙态度的转变中得见一斑。
天子宗庙是皇室独一无二的祭祖场所，在国都中占有核心地位，可谓皇权独特性与神圣性的重要表征。揆诸历史，先秦时期的宗庙未必皆在国都，亦有不少在“宗邑”，与之相关，当时的宗庙祭祀亦局限于统治家族之中，并不构成国家的祭祀中心。洎乎秦汉时期，宗法血缘等级体系终被一君众臣万民的天下体系所取代，宗庙与国都之间方才建立起比较稳固的联系。易言之，国都与宗庙之间唯一的对应关系，以及宗庙之于国都、王朝的神圣性，乃是在秦汉以来宗庙制度不断演进，特别是西汉末年的宗庙改革中真正确立的。总之，典籍中的经典化描述，理想化的“圣王之制”，以及受此影响而逐渐落定为历史事实的祭政合一的国家祭祀，都标示出西汉后期以降宗庙在国都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可以如是说，汉家高庙即长安与汉家天命之核心所系，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代表长安，并内在地体现出长安的神圣性格。在此前提下，我们再来仔细审视王莽对待高庙的态度。史载初始元年（8）十一月底王莽即真，代汉立新，其中的一个关键程序便是前往高祖庙拜受象征神圣天命的金匮图策。见高庙后王莽随即诏告天下：
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祗畏，敢不钦受！
又以十二月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开启系列改制，包括“以汉高庙为文祖庙”。莽曰：
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时？汉氏祖宗有七，以礼立庙于定安国。其园寝庙在京师者，勿罢，祠荐如故。予以秋九月亲入汉氏高、元、成、平之庙。诸刘更属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复，各终厥身，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
始建国元年秋，又遣五威将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中有总括之言曰：
至丙寅暮，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刘宏以闻，乃召公卿议，未决，而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于是新皇帝立登车，之汉氏高庙受命。
由此系列举动可以发现，王莽此时尚充分认可、敬畏高祖的神圣地位，甚至以继承高祖天命为己任，所以才会选择前往高庙受命。
不过也是在同年，王莽因“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之事，对高庙心生嫌隙。次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即以西域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举号“废汉大将军”，贼杀校尉、亡入匈奴，以及长安男子武仲诳称成帝下妻子刘子舆，并言“刘氏当复，趣空宫”两事为由，“奏废刘氏”，言：“（汉氏高皇帝）宗庙不当在常安城中，及诸刘为诸侯者，当与汉俱废。……臣愚以为汉高皇帝为新室宾，享食明堂。成帝，异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复入其庙。元帝与皇太后为体，圣恩所隆，礼亦宜之。臣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莽曰：“可。”于是，连带着对于象征高祖帝业和汉家天命的高庙之忌惮，对于象征着前汉功业的长安，王莽亦心生忧惧，并逐渐萌生迁都念头。始建国四年二月，王莽诏令仿周之东都、西都，分设洛阳、常安为新室二都。诏曰：“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次年，王莽又根据谶纬言说洛阳符命，以此论证都洛的合法性，安定人心。《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王莽前后重复申述，并欲借助符命的神圣力量，这说明都洛的无形阻力较大，人们对长安尚存强烈认同，故迁洛之事终不得行。
尽管即位之初王莽已通过改名的方式，对长安做出象征性的“去汉家化”处理，并遵照古典礼制对长安予以大规模改造，但是勉强都于前汉国都，对王莽来说仍然如坐针毡。尤其是当“思汉”思潮不断涌起，对汉家天命复兴之疑虑简直成了他的最大心病，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王莽在该时期的诸多荒唐之举。首先是于地皇元年（20）在长安南郊修建新室宗庙“九庙”， 为此王莽还专门编造了自己家族的“神圣”谱系，目的在于通过“神道设教”增进人们对新室的服膺和崇信，并进一步抹除前汉帝室在人们心中的印记。由此我们亦可理解王莽在建造九庙过程中的如下行为：“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摧毁前汉宫殿，将宫殿材料运用到新室祖庙中，其褒贬寓意及压镇意味，清晰可辨。此外，王莽还对汉家宗庙特别是高庙，采取了类似厌胜的荒诞之举。地皇二年，“莽坏汉孝武、孝昭庙，分葬子孙其中”；又“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又感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斧坏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令轻车校尉居其中，又令中军北垒居高寝”。地皇四年，在兵临长安的危急之际，王莽又“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这些行为看似荒诞，实际上却可视为笃信符谶、鬼神的王莽因畏惧汉家宗庙和长安原有神圣性，而企图通过宗教方式应对解决的合理举动。
除王莽外，汉家宗庙尤其是高庙所具有的神圣性，也为同时期更始、隗嚣政权所了解和正向利用（王莽为反向厌胜），而其判断和实践的依据乃是该时期人们对汉家宗庙的普遍情感。《后汉书·郑兴传》载更始帝即位恢复“汉”号，郑兴奉命迎接其迁都长安，然更始诸将皆山东之人，“咸劝留洛阳”，于是郑兴便从人心所向、礼制传统、军事地理三方面展开劝谏。其一，“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旧德”，故当顺从民心，急入关安抚翘首以盼的百姓，以免盗贼复起。其二，既以承汉自居，按照汉家法度，不朝拜汉家宗庙便不可谓得天命，政权便不合法。稳固政权合法性乃当务之急，也是关乎成败之根本，故亦须急入关，以免被人占领先机。其三，从军事防御角度看，长安也远胜洛阳。郑兴对当时人心、时势、礼法传统的分析可谓透彻，无怪乎更始帝听罢即言“朕西决矣”，于是以刘赐为丞相，“令先入关，修宗庙宫室。还迎更始都长安”。这说明，更始政权对汉家宗庙和容纳宗庙的西京长安所具有的天命所属的神圣性是熟识的，故可自觉遵从、利用之。
稍后历史发展确如郑兴所逆料，隗嚣和赤眉都先后以汉家宗庙或刘氏相号召，与更始展开有关天命和正统的竞夺。先是隗嚣见刘玄称帝而与当地豪族联合起兵，打出复汉讨莽的旗帜，军师方望谏言：“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众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方望深知隗嚣既非刘氏之后（不似称帝的刘玄），又偏处西北，无法前往王莽据守的长安奉祀汉家宗庙，处于“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的舆论下风。为此，他建议“求助人神”，通过对礼仪的弹性解释，就地“急立高庙，称臣奉祠”，以此见信于众。隗嚣显然也深解其中之秘，故从其言，“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并郑重其事地歃血盟誓（通过歃血结盟的“古礼”可形成“虚拟血缘”关系），“允承天道，兴辅刘宗”。隗嚣政权企图通过宗教化的形式和组织，强化其奉祀汉家的形象及其复汉之决心，由此达成“神道设教”之目的。而高庙在时人心中的巨大影响力，包括其神圣的内涵与地位，亦于此得一明证。
与之相对，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载，更始三年（25）正月，在赤眉军连连战胜更始军、快速向西京推进之际，方阳由于更始杀其兄方望之事，怨而言于樊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加以齐巫传递军中所祀城阳景王刘章之神意，希望一改群贼身份，引发人心震荡，立宗室的问题随即被推到台前。樊崇等遂于其年六月立刘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可见，以祠祀聚众的赤眉同样面临正统化危机，这是其尊立刘氏的内在原因。军中大众之所以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一转变，原因或在于刘章生前本为刘氏诸侯王，加之时人皆以宗庙有神，所以从城阳景王祠之“神”到刘氏宗庙之“神”，殊为亲近，其情可通。此外，刘氏宗室和汉家宗庙在大众层面的巨大影响力亦如袁宏所总结：
王莽乘权，窃有神器。然继体之政，未为失民，刘氏德泽，实系物心。故立其寝庙，百姓睹而怀旧；正其衣冠，父老见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之深也。如彼王郎、卢芳，臧获之俦耳，一假名号，百姓为之云集，而况刘氏之胄乎！
隗嚣也在与班彪的辩论中提及这一现象，谓之“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这些细致的观察和论说皆可谓理解宗庙、长安神圣性，及其在两汉之际历史命运的重要思想背景。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历史延长线上，再看东汉初年的宗庙迁移及相关讨论，我们或可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元年（25）六月，刘秀正式称帝于鄗；九月，坚镡等十一将军攻克洛阳；十月，车驾入洛，遂定都焉。第二年正月，“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同月，赤眉焚烧西京宫室，发掘帝王园陵，大司徒邓禹遂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从称帝定都到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再到迁十一帝神主于新都，这一系列前后连贯的行动，不仅呈现出时人默认的称帝建都之合法程序，显示出定都—建庙—立坛—奉神主的内在递进关系，还将时人对国都神圣性格的“熟视无睹”或模糊认知，以具体行为实践而非言说的方式清晰表达出来。
相较于《光武帝纪》中近乎“无情”的记录，一些颇耐人回味的细节性描述出现在事件主人公邓禹的传记中。《后汉书·邓禹传》载建武二年：
时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南至长安，军昆明池，大飨士卒。率诸将斋戒，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邓禹自幼熟读经书，曾与光武帝刘秀一同受业于长安，颇有儒将风范，对相关礼制亦甚明了。故其率军至长安，先是驻军于城郊昆明池，慰劳士卒；在带领诸将认真斋戒，择定吉日后方才入城；拜请神主时，亦特别注意“修礼”以谒，一切遵照礼节，无有违制。谢承《后汉书》记载，他还专门招徕西汉时的高庙郎，命其“守高庙，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扫除诸园陵”。奉收神主后，他又特别遣使奉诣洛阳，依礼纳于高庙。邓禹随之循行园陵，置吏士奉守，迁十一帝神主之事于此告结。细绎之，十一帝神主实可谓国都神圣性乃至汉家天命的载体与象征，故邓禹奉请神主过程中丝毫不敢怠慢的谨慎言行与毕恭毕敬的心态，甚合情理。
如果说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及立郊兆于城南基本完成了定立国都的礼法程序，那么奉请十一帝神主纳于新都高庙，则可谓真正实现了“西汉”至“东汉”的天命转移和政统续接。其背后的依据和逻辑在于，凡天子受命治理天下、牧养万民，必土其地、制其域以为邦国，而后居于都城之中以制四方，同时建庙设坛而神统立，与上帝的沟通权至此为其所握，故古人言毁其国必隳其庙。据此，定都洛阳后不久，光武帝刘秀便先后主持完成了国都合法化的系列工作，为新都注入了一定的神圣内涵。不过，如何切实完成从旧都长安到新都洛阳，继而从“西汉”至“东汉”的天命转移，以减少民众对旧政权之眷念踟蹰所带来的离心力，增强人们对新政权的内在认同，的确是光武帝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加之天下尚未完成统一，诸多军阀势力尚存，地方动乱时兴，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剪断时人的家园故土羁绊、完成心理“迁都”的紧迫性。对十一帝神主的转移，堪称漫长而神圣的天命转接仪式中的最后一步。伴随着神主的移动和安置，寄寓在神主之上的“汉家”情愫亦当随之流转，继而逐渐稳定下来。
虽然已经做到如上程度，但在此后较长一段时期里，回归旧都的思想暗流依旧在朝堂上涌动。建武十二年，随着天下统一大业的完成，迁都之议悄然兴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光武帝自己释放了一些信号，由此将潜藏于“长安系士人”内心深处的西都情愫重新点燃了，积攒日久的情绪遂喷薄而出。据史书所载，建武六年、十年、十八年、二十二年，光武帝皆亲幸长安，并完成祠高庙、祭帝陵、修补西京宫殿等事宜。如是行为自然会引发朝堂揣度。一方面，“长安系士人”激动地认为“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于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另一方面，“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洛邑制度之美”，并以“神雀诸瑞”证“洛邑之美”。当然，此次迁都之议由于朝廷不置可否，亦未有圣断，故很快便消歇无闻。不过，通过此次争议可以清楚发现，西京长安影响力尚在，部分人心如同王莽和更始时期一般，依旧沉浸在“汉家”和“长安”的神圣荣光中难以走出。
至此，当我们再度仔细检视东汉初期的迁都之议，在杜笃奏上《论都赋》之后，王景即作《金人论》以应，“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细审之，其背后逻辑与王莽都洛以应天命，并试图以此覆盖或转移凝结于长安的神圣性，挣脱“汉家”神学的强大影响与牵制，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进言之，西汉时期所铸就的长安的神圣属性，正是王莽、刘玄、隗嚣、刘秀等人所必须面对和承受的信仰负担。从王莽对汉家宗庙特别是高庙的废除、破坏，到隗嚣和更始政权对汉家宗庙之奉祀、修补和重建，再到刘秀对西京宗庙中十一帝神主之迁移，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家宗庙对于长安形象、地位和神圣性的形成，对于两汉之际政权正当性之确固，以及对于两汉政权的继承与转化，都展现出至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亦应注意，刘秀果决地冲破王莽至更始时期的政治文化“牢笼”，完成与西都长安的切割，最终定都洛阳，这一选择背后似乎已然隐含东汉王朝摆脱高祖阴影、寻求自立，继而走出一条兼容创革和继承的“受命—中兴”之路的政治立意，顺此而下或可理解东汉初期包括宗庙、都城在内的若干礼制因革。
综之，从王莽对长安所施以的诸种荒唐的“去汉家化”行为，更始、隗嚣政权通过汉家宗庙神道设教的相关言行，以及光武遣使将十一帝神主由长安迁至洛阳，都可以透见时人对汉家宗庙与长安神圣性的默识心通。迁移神主的目的和本质即在于将“可视化”的神性予以转移，而从东汉初期那场史籍不彰的迁都之议同样可以看出故都长安的影响力以及该种影响力依以存立的神圣属性。
（本文选摘自《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冯渝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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