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摩登女子与娜拉叙事

【编者按】

20世纪初，《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娜拉以其反抗与自立精神鼓舞了许多中国女性走出传统、寻求独立。然而，她也被各种男性本位的大叙事利用，来塑造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新女性形象。20世纪20-30年代，以发扬西方恋爱观为主的自由婚恋大叙事，鼓励女性反抗包办婚姻，却未能提供解放她们的社会条件。本文摘自《“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许慧琦著，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4年7月版，有删减。

《“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虽经历“五四”以来新青年对传统与旧俗的宣战，仍因积习久远，新制未定，而拉扯出一幅思想前卫而道德守旧的矛盾画面。广传于青年间的两性关系新思想，包括社交公开、自由婚恋、自由离婚、新性道德等。难以挥之即去的旧道德，则可见于女子贞操观的衍型，如一女不谈二恋、人们忌娶离婚妇或寡妇（白包头），及凡事以夫为贵、女子以嫁人为职业等。在新旧杂陈的时代，很容易产生某些特殊或极端的现象，摩登女子便为其一。

1930年年底，天津《大公报》有篇匿名作者写的《易卜生之功罪》短文，将娜拉与新兴的摩登女子做了联结。作者讽刺易卜生“只会放火，不会收火”的本事；一出《娜拉》激励了许多妇女出走，但是：

那些女子们虽然脱离了家庭的羁绊，并未解除了傀儡生涯。不是跳荡于Club之间，便是沉湎于Hall之内。忽而抗在Mr. A的肩上，忽而钻在Mr. B的臂中……自然，家庭傀儡，决非正道。开笼放鸽，理所当然。易老先生解除痛苦，提倡自由，有先锋开路之功，有万夫不当之勇，真乃出乎其类，天下第一英雄，难得呀难得！可是假如解放以后的好现象都写在易兄的功劳簿上，那末提起这些狼狈情形，只恐易老先生也“大大小小有个牵连在内”了。

文中所谓的“狼狈情形”，指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以降逐渐蔚为风潮的摩登现象。摩登二字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中国，堪谓最富争议性的新词汇之一。几乎所有舆论都同意，摩登乃英文“Modern”的音译，一如“毛断”是“Modern”的日文音译名。多数中国民众对摩登的理解，倾向“Modern”的表面之义，即追求外表的时尚品位，显示自己走在流行前端，以此象征自己的“新”与时髦。但也有论者企图掌握“Modern”意指进步的现代性内涵，以为该词汇正名。摩登风潮的出现，与中国社会日益西化直接相关。清末民初以降产生的“西俗东渐”现象，到“五四”阶段更被普遍实践与传播。过于不加拣选地引进西方文明，容易引起东施效颦的弊病。自20世纪10年代军阀混战时代开始，西方军事、经济与文化势力，便源源不绝渗入中国各处。随之同来者，包括西方的生活与娱乐模式，此可见诸当时报刊上的各类广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女性被视为文明的象征，时髦消费的先导”，因而备受广告商宠爱。为数渐增、展现健美体格与矫捷身手的女运动员，在引导与塑造时下新女性的风潮中，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可讳言，当时的女运动员虽各具体育本事，仍难免被大众从赏玩角度看待。男性公开消费与娱乐女体的心态与行径，使得从球员到招待各种不同层级的女性，在都市世俗化、现代化与商业化的过程里，扮演着比以往更为复杂的角色。此发展改变了女子以往封闭的生活方式，并扩大女子的社会活动空间，唯不必然提升女子地位。因为“外国金融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结果，在中国创造了一种新游闲阶级”，新式摩登女子，便是伴随新游闲阶级的需求而出现。这些需求，则与近代中国都市消费文化的萌芽相伴生。

传统中国社会，基本上以“黜奢崇俭”的理念主导消费思想的走向。此一理念的主要消费表现，包括以实用为消费品制造原则，温饱为社会消费目标，吃穿为消费主要结构，节制为消费需要之戒尺，原始消费为理想，及以等级为消费依据。上述六点特色，可据之来衡量对照近代中国都市的消费文化。……

此外，当时全国女学生高度集中于大都会，造成相对求学易就业难的情况；这也种下年轻无业女性竞逐时髦的因子。民国时期全国女学生的区域分布，相当不均。以女子职业教育为例，1929年度无女子职业学校的省市，几占全国二分之一。其余多数女学生，集中在少数城市。这种分布悬殊的情形，对女子的就业发展，只有害无益。以上海为例，便明显发生女子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激烈竞争现象。1930学年度，该市有女子职业学校11所，占全市职校73.33%，居全国之冠。同年，上海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总数有1192人，居全市师范学生总数62.54%，在比例上仅次于甘肃，数量却远超过只有119人的甘肃。在高等教育方面，到1931年，上海高等教育机构达10余所，至少占当时全国有女学生的高等教育机构的13%以上，不可谓不高。相较于不断成立以容纳女学生的教育机构，上海所能提供中高等教育毕业女性的就业市场，极为有限。确实，上海中下层女性职业选项颇多，如女工、女招待、女佣、看护妇等劳力或服务业。该市提供给高学历女性的职业，种类虽也不少，工作机会却相对稀少。当这些家境优渥、在校园受新潮熏陶的女学生，走出社会却发现无适当职业可高就时，便容易沉溺于学生时代便开始的自由恋爱与物质享受中。有论者指责不少女学生抱着求学、求爱、求舒服的“三求主义”价值观。这种“只求不做”的心态，助长虚荣而浮夸的社会风气。不少家长受此风影响，虽抛下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却抱持让女儿的毕业证书当好嫁妆的心态。有论者指出，这种重学历等外在条件盛过实质内涵的趋势，颇风靡于当时女学生群。

这群受过教育，有本事与时间沉醉于恋爱游戏与享乐的新女性，虽然与受生计所迫而沦落的青楼女子生活处境差异极大，其言行却同样被世人目为堕落。连高学历的大学殿堂，也难逃肤浅的爱美享乐。“皇后”“校花”一类的头衔，于校园随处可见，女学生还趋之若鹜。署名“恨侬”的作者，在1923年指出“女子堕落的原因，确有好奢厌劳，爱吃爱穿，喜插带，想出风头等种种，有以造成之”。

“恨侬”所言，可谓近代中国“摩登女子”或谓“摩登狗儿”的主要特质。“摩登”自此，成为青年男女追逐的时尚象征，舆论竞相登载的热门话题，以及忧心之士的批判对象。1924年的《妇女杂志》，曾针对男性征求“我所希望于女子者”投稿。多数投书者认为，现代的女子“太讲究装饰，虚荣心太盛”。其中，有人表示女子的责任虽不止于当贤妻良母，但当时可被称为贤妻良母的女子，实在太少。

当职业娜拉无职业可就时，便衍生出缺乏经济自立的偏差表现；摩登女子便属众人眼中的新女性堕落变形。摩登女子虽不尽然就是出走的娜拉，但对某些舆论而言，走出家门的娜拉却很可能变成徒具新女性空名的“摩登狗儿”。作者张丹孜便提及：“在易卜生戏中最足以感动妇女的，便是‘傀儡家庭’。其力量足以唤醒一般妇女，不做男子的玩物。尤其一般求学的女子，几乎个个大声直呼，说是不愿做男子的玩物。照此说来，似乎新式的妇女，都不肯做男子的玩物了；然而从事实上看来，却又不然。妇女们依旧打扮的妖妖娆娆，依旧不愿工作，只愿冶游。”摩登女子，成了无职业（或不以职业为重）的中国娜拉。

……

综观那些批判摩登女子是新女性之耻的男女论者，大致举出她们的四大罪状：对社会无益；抛弃贤妻良母角色；国难当头仍逸乐；不爱用国货。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舆论多集中注意力批评时髦无助社会发展，并着重从女学生的行为表现来讨论。如论者姜异生，曾列举不经济、不卫生、有关人格、含着虚伪性、妨害学业、违背生理等原因，说明其反对时髦的理由。另有人批评许多上海女子“有奢侈观念无俭朴观念，有赌博观念无作事观念，有看戏观念无看书观念，有用钱观念无储蓄观念，有游戏观念无职业观念”等不良特质。更有人以“娼妓化”的装饰，形容那些打扮得妖娆娇艳的女学生们，并从“摹仿的，虚荣的，矜美的”三种因素出发，分析那些艳装女学生的心理及其弊端。奢侈虚华的消费空气，原多限于东南方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南京。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此风也吹到北方。

当时充斥于青年女子群的摩登活动，包括恋爱、电影、歌舞及享乐，被视为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和社会陷于死巷的一种反映”。这种不求长进的玩乐趋势，使一位自称入过洋学堂，骂过旧社会，谈论过革命，研究过普罗文学的“冉子”女士，忍不住跳出来表示，宁愿妇女当贤妻良母。她说明写这篇文章，是有感于日前天津《大公报》刊载德国记者批评中国“黑化”，即指中国人已丧失固有精神与文化，仅学了皮毛的欧化。她因此格外觉得，这些摩登女子应自加检讨。“冉子”批评那些时髦“密斯”反对贤妻良母：“真是舍本逐末，大错特错！忽略了作女子的本分。”她极力主张：“贤妻良母是女子—特别是今日中国的女子—作人的第一要义！”摩登女子的大行其道，让那些卫道妇女如芒在背，生怕这些新女性中的捣蛋分子，破坏了她们塑造出的正面形象。这些女性因而纷纷敦促摩登女子回头是岸，做贤妻良母。有位署名“石忱”的作者，甚至做了首《附劝摩登女子歌》的打油诗，洋溢怀念以往妇德的气息：

……我昨闻之老太太，从前妇女实在好，煮饭洗衣家庭事，自己动手勤操劳，淡素衣裳布鞋袜，施朱擦粉真很少。闲来纺织补家计，功在社会亦非少。反观如今摩登女，几个能守此妇道，满口平等与自由，解放解放胡乱叫……须知国家与家庭，其间关系至紧要，男女责任界限清，谁都不应该打倒……

摩登女子的不良表现，使仍居正统的贤妻良母思想更上一层楼，连带加强了20世纪30年代复古风潮的势力（详后）。自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舆论对摩登的批评，与前期稍有重点上的差异。那时国势日危，加上经济萧条，入超益多，不少论者皆以国难当头警惕民众，吁其共赴国难。有危机意识的知识妇女，更是积极号召女同胞奋起，以行动证明女子是国家的中坚分子。摩登女子的存在，对那些爱国妇女而言，简直如打自己女界一巴掌。从女界发出批判摩登女子“只会消费，不懂生产”的炮声，因而不绝于耳。摩登至此，几已被视为与爱国背道而驰。较为保守的卫道人士，更叹息“摩登足以亡国”。

1920年前后，中国年轻女性的穿着。

这类从体认国难当头的危机意识出发，将摩登与爱国对立的非难声，在有“妇女国货年”之称的1934年，达到高峰。该年继1933年“国货年”之后出现，显示各界冀望女性能共体国艰，爱用国货。但妇女普遍的时髦表现，对当时政府与民间大力提倡的国货运动，产生严重的反挫作用。1934年年底，国际贸易局统计报告指出，从1月到11月包括香水脂粉、真假首饰、花边衣饰的进口总值，高达2155347元。费用之高，令人咋舌。有人以“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句原形容佳人绝世美貌之诗句，拿来套用在摩登女子爱用洋货到快要国库亏空的惨境。不论从国内进口外货（尤其是妇女用品）的统计资料，或是当时批判“摩登误国”之声甚嚣尘上来观察，国货运动的成果都有雷声大雨点小的倾向。时人对摩登之反感，也因而攀至顶点。同年，在杭州出现某“摩登破坏铁血团”，专门“用镪水在各游戏场所，密洒男子西装，女子艳服”，并宣言谓自身作为是在“提倡国货，破坏摩登”。此事虽已伤及人身，被舆论批为过分之举，却也有人大喊过瘾。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摩登与摩登女子之名，在中国如此恶名昭彰，许多人却不放弃此名词，反致力于恢复其英文原意，并趁机再塑健全的时代女性形象。署名“云裳”的作者，撰文分析摩登女郎实具有两种极不同的定义。一般世俗负面说法，指的是衣着光鲜，极尽时髦之能事，并大玩恋爱游戏的女性。但其正面意义，则为具有“充分的科学常识，合乎现代革命潮流的思想，改革旧制度建设新事业的行动方面的毅力和勇气，健全的身体，勤俭而能耐劳的习惯和气质，慈爱为怀的母性”。这些力图为摩登辩护的论者，强调其意为近代、现世，蕴含“新”义；必须彻底摩登，才能免于被不断进步的世界所淘汰。在同一时空，摩登被赋予两极化的含义，令人不禁要问：若如此多人厌恶摩登，为何不干脆弃而不用，反有不少人致力于平反之？

可能的解释，应是论者企图为摩登正名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心态使然。既然摩登女子知名度如此之高，与其弃摩登不用，不如取之为己所用，予其正面而进取的含义。这些人希望以此再度召唤有志女青年共襄盛举，做个兼具生产、刻苦与求知等要素的摩登时代女性。……

在此，娜拉再度成为某些人塑造新女性形象的典范。有论者劝“时髦妇女之专以物质要求为许婚条件，以奢侈娱乐为人生满足者”，不可不读《娜拉》。中国剧作家也被期许应效法易卜生，另编更符合中国情境的戏剧，例如主张一夫一妻、再醮与再娶平等、打破片面贞操等，如此将裨益中国社会。

……那些鼓吹娜拉形象者的用意，在借其唤醒成为就学娜拉后，竟仍甘于当男人玩物的摩登女子，使她们觉悟不要在拒当家庭傀儡之后，又沦为社会傀儡。1932年，电影《三个摩登女性》上映，进一步将摩登的正面含义传播开来。影评有言：“真正的摩登女性，是有理智的，英勇的。”该片女主角之一的周淑贞，以其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具有十足革命气味的条件，被视为该片中最摩登的一个。娜拉在时人对抗形式摩登的歪风之际，再被援用并赋予的精神，在于提示女性不只要走出传统家庭，更要摒弃传统的生活模式。否则，她们只是在做（父亲或丈夫）一个男人的玩偶与（情人、上司、社会）众多男人的玩偶间打转，实不足以自称为新女性。

讨论摩登女子的问题，除了呈现当时众人如何批判其言行，或企图捍卫摩登真义外，似乎还应细思在这股摩登风潮中，何独以女性最受非难？这一连串反摩登女子的论述过程，对女性在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何种影响？

当时这股摩登潮流席卷中国社会，其对象实不分性别、年龄与阶级。摩登男子的欧化程度，并不下于摩登女子。校园里，社会上，除了漂亮小姐外，同样充斥着漂亮少爷。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街头，同样可见剪发抹粉，戴眼镜穿旗袍，却发丝灰白、满脸皱纹且三寸金莲的摩登阿嬷。至于受环境所惑，人事所诱，而大肆摩登乃至堕落的中下层劳动女性，更不计其数。简言之，摩登时尚绝不限于年轻女郎。但因青年女性装扮最易引人注目，最耗费金钱，且人数相对较多，因而总比摩登男子恶名昭彰得多。

究其实，摩登女子成为众人抨击的箭靶，除因其行径招人非议外，还透露男性本位的中国社会对女性一贯的压迫与歧视意识。李欧梵与罗苏文等学者，都曾深入剖析女性与女体，在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发展商品经济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赋予的角色、功用与含义。美女月份牌作为商品广告大受欢迎，充分反映商家如何发挥女性“魅力”以刺激销售。妇女同时扮演消费者与商品两种角色，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及蜕变。创刊于1926年的综合性刊物《良友画报》（1926—1945），以大幅彩色照片，使女体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尺寸袖珍的《玲珑》杂志（1931—1937），也图文并茂以各类女性写真及言行论述，再现摩登女子姿态。这两份刊物为北伐到抗战的中国都市文化、流行趋势与摩登都会女子的发展，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

观诸整体时代条件，促成摩登女子诞生的元素众多。中国国内问题，包括城乡发展落差严重、女子教育地域分布失衡且内容失调、女子难以就业，及社会歧视女性职业表现。此外，青年男女普遍与过度实践男女社交、自由婚恋与消费主义等西方新思潮及物质文化。这些实践，又导致中国民族资本经济欲振乏力。20世纪30年代后，各地农村因外来势力入侵与剥削，而宣告破产，农村妇女多群趋都市寻求生路。但都市职业妇女也受迫于经济不景气的裁员压力，纷纷失业。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势力在中国扩张，培植了都市的物质文明，却也助长高消费、慕虚荣、好逸乐与贱劳力等不良风气。社会用洋货的倾向日盛，使中国自身民族经济发展不顺，年年入超。连官方推动的国货运动，也难挡其势。新女性置身“国帑如洗，而骄奢淫逸之风日恣，国民之生产力几等于零，而西洋化摹仿无微不至，国家多难”的社会，似亦难逃其害。当时日本评论家新居格氏，曾剖析日本摩登青年出现之因。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经济与人心带来巨大冲击。地震后续引发许多人心理突变，使青年男女突生及时行乐的心态，而酿成崇尚消费与摩登的风潮。新居格氏的观点，有助于了解中国摩登女子为何出现。由上可知，中国社会各种困境，使初入社会的新女性，在感情、婚姻、工作与家庭方面都面临严重考验。不少女性为求能在社会生存，其思维日益现实化与物质化。向钱看齐的风气渐盛，“在家里是依赖父母作消费者。出了嫁，还是一个依赖性的消费者”。此一结果，使摩登女子“至多不过是易卜生《傀儡的家庭》中的娜拉罢了——被视为无人格的玩物豢养着玩弄着！”

在相当程度上，摩登女子成为广遭舆论围剿以开脱社会责任的代罪羔羊。许多加诸摩登女子的指责，也暴露男性欲为自己开脱，以及其他女性想与之划清界限的自保心态。从当时中国社会看待摩登女子的心态，可挖掘出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若非众多男性迷恋摩登女子，或非摩登男子也视摩登女子为时代女性典型，则摩登女子将无由普遍存在。摩登女子追求外表新潮时尚，或许确有肤浅浪费之处。但那些有意无意将自身应同担之责，全数倾泻于这些社会玩物之上的某些男女论者，其行径同样可议。更有甚者，有关批判摩登女子的议论，徒予保守阵营发展契机，散播不少开倒车的思想。包括贤妻良母主义的再生，新生活运动时期的种种限制妇女人身自由的法令，各式复古花样百出。当时甚至传出有路人因分心观看着高跟鞋、短旗袍与肉色丝袜的摩登女子，未规避来车而酿成交通事故，导致摩登女子的穿着遭到批评。这般牵强附会，实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些指责女性在社会表现偏差的强烈抨击，暴露中国男性本位价值观的性别偏见。否则，为何若男性职场表现差，也不见舆论出现要男子回家只当贤夫良父的论调？男性独霸社会实甚久远，当女性出现在社会时，总被视为外来者。因此当社会一旦发生某些问题，牵连到两性发展的空间与机会时，女性永远是被召唤离开社会，回到家庭的一方。女性时常须为求民族团结、国家强大、社会和谐等大我至上的堂皇理由，被迫放弃选择权或在有限的选择里做抉择。若从女性本位思维观之，问题并非“在家庭或在社会做事，哪个对社会比较有贡献”，而在于女性总比男性易被剥夺选择的自由。民国女性若非被迫配合主流需求行事，便只得做鲁迅笔下的战士，敢于牺牲以努力开创自己的天地。

从当时社会对摩登女子的批判浪潮，可见舆论、男性与其他女性对其求全责备的表现，更可见女性在社会上的处境之艰辛。爱美是人之天性，正如有论者坦言，要求妇女不爱美未免矫枉过正。柳亚子（1887—1958）也曾为摩登女性的表现做点辩解：

……海关进口化妆品的激增，女性的甘以玩物商品自居，哪里是她们的罪恶，只是世纪末的病症，已溃烂到不可收拾的征象罢了。男性在苦闷不堪的时候，以醇酒妇人来陶遣，难道女性便不能够采取同一的态度吗？所以提倡新女德，提倡新的贤母良妻主义，用心非不良苦，恐怕还是药不对症吧！

曾有学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上海）许多年轻女性心目中的典范仍是娜拉，一个拒做丈夫玩偶而决心到未知世界奋斗的女性。如此看来，职业娜拉确可谓那时女青年的某种理想。但除了在女校担任教职或到工厂当女工外，当时提供给女性的体面工作，实在少之又少。想求经济独立的女性，只能寻找女演员、娱乐业、家务劳动，以及多少与性（吸引力）有关的服务业。并非所有女性都甘心成为社会牺牲者，因此有人开始运用自身性吸引力，取得经济自足地位。此时逐渐现身的摩登女子，确有不少好逸恶劳与不事生产者。她们多半是女学生，怀着“专望为军阀官僚做妾，出门坐轿车，带护兵”的心态，期望不劳而获。抱持此种心态的女性固难辞其咎，但她们不应单独扛下大环境不利女性就业的重担。她们也无须为歧视或打压职业女性的性别文化负责。

……

此处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中国社会总以被时论塑造出的理想新女性，来要求女性，并以此审核且批评女性的实际言行？相较于西方社会多由女性本身言行汇聚出时代新女性特质，中国明显由知识男性掌控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权。近代中国的新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企图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理想人格投射，而非真正基于了解或符合女性需求所塑造的典型。具娜拉精神的新女性特质，不断通过知识分子的论述描摹，被抽象化与理想化。仿佛只要男性（或少数女性）说得出，全体女性就做得到。

事实上，除了极少数风光于媒体与真实人生的新女性外，大半中国出走娜拉不仅婚恋之路踉跄，职业之途也载浮载沉。1938年时，茅盾回顾“五四”以来中国娜拉的出路，总结道：“娜拉并没有成功。

中国的‘娜拉型’的女性演过多少悲剧，我们是亲眼看见的。十五年前中国的‘娜拉型’的女性，现在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是亲眼看见的。还不是回进家庭，消沉了后半生？”中国娜拉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茅盾尝试公允评论：“这绝不是中国的女性太弱，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还没替出走后的娜拉准备好了‘做一个堂堂的人’的环境。但自然，娜拉空有反抗的热情而没有正确的政治社会思想，也是一个颇大的原因。”

这段评论虽短，却点出两个重点：一，中国社会须为新女性的失败或堕落负责；二，“娜拉”若要继续在中国有所发展，必须转型。亦即，她们不应再求个人自由或享乐，而应加入社会革命的阵营。

整体观之，中国娜拉自“五四”后到抗战前的求职与社会出路，可谓荆棘密布。从缺乏技能训练与配套措施等体制问题，到男性本位的职场观念心态，都构成她们发展的阻力。女子有职业，并不等同于经济独立；而女子经济独立，又与真正独立于男子权力之外生存，有相当距离。因为当时的新女性，尽管努力走出家庭，摆脱父权统治，仍须面对社会上资本家与各种职场的男权宰制。此外，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国内外更出现有碍女性社会发展的保守浪潮。欧美东渐的复兴母性思想，与国内执政者主导的复兴传统运动，联袂酝酿出复古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