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古丽：用文字缝合不同的文化

“我感觉有一缕魂，正在奔向一个虚无的存在。那里过去曾是我的家园，那也是我用日复一日的思念，在纸上重建起来的家园。”

——帕蒂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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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分为两半，有25年时间在新疆度过，27年在江南度过，新疆和南方就像两块质地不同的面料，我试图把两种不同的文化，两段不同的生活，缝合在自己身上。”作家帕蒂古丽如此描述构筑自己人生经验的两个重要地标，她将它们缝合在身上，穿针引线的是文字。

帕蒂古丽经常和朋友说起她的大梁坡，这是新疆沙湾县老沙湾镇下的一个村子，1965年，她出生在这里。大梁坡是一个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共居的村庄，在新疆，这样的村庄很平常，于帕蒂古丽而言，大梁坡最初赋予她的是多种语言的浸染。“在一个多民族聚集区，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难免被各种不明的潜流裹挟。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邻居、汉族老师灌输给我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习惯。”她在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里描述了各种语言在自己身上的叠加，同时叠加的，还有语言背后的各民族文化。最初生命里的驳杂、冲突、融合，似乎预示了日后她的作品在多种文化之间不断穿梭、缝合。

“我所有的文字，几乎都是站在南方写新疆。”常年在浙江余姚生活，一直操持的汉语言，甚至写作也是以汉语进行，帕蒂古丽注定要将大部分的笔墨花在两地文化的缝合上。这种缝合，遭遇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孩子语言的冲突，丈夫和自己文化观念的差异，自己内心的多种文化印记的碎片。但这更是一部文化的交融史，她将新疆与江南生活的碎片一片片打捞、拼凑、叠加，她描绘多种文化如何作用在同一个人身上。“我认为我作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将不同的文化缝合在我身上的过程呈现给大家看，将过去的‘我’和现在‘我’的断裂、弥合，多种文化的冲突、合流一一展示，这具有一种代表性。”

记忆自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帕蒂古丽说自己是“断了尾巴的蜥蜴”，而故乡记忆像一条蓄谋已久的尾巴，在2010年找到她。自那时起，她写下大量的散文，回忆大梁坡和大梁坡的人们。《跟羊儿分享的秘密》里她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自己，无法忍受生命的散失，她独自离开了新疆；《隐秘的故乡》里她写亲人，也写村子里的“汉子和婆姨们”，写马圈和村庄的气味。离开故土多年后，“我感觉有一缕魂，正在奔向一个虚无的存在。那里过去曾是我的家园，那也是我用日复一日的思念，在纸上重建起来的家园”。她用写作的方式回归大梁坡，“我头脑里好多记忆的底色，就是为往事选的那种做旧的颜色，凭着这些底色，我在进入大梁坡时，就不会混淆现实与魔幻、身体和灵魂的界限了”。

2014年，帕蒂古丽完成了第一部小说《百年血脉》，在经过了用散文和非虚构勾勒个人史和家族史之后，她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虚构。

她叙述了一个少数民族家族五代人的血脉融合，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她依据的是自己的家族。“我脑子里呈现的我的家族就像一棵树，它从根部往上生长，容易的显见的是那些外露的东西、我经历过的东西，而往后的更深的东西，我从树的根部挖掘出来。”这次经历让她对虚构写作有了一点信心，2015年，她来到新疆库车县，开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最后的王》的写作。

不同于以往的个人史和家族史，《最后的王》里帕蒂古丽将目光转向了更为宏观的历史，她在小说里构建了新疆最后两代“库车王”的生命历程，铺陈其中的是王族历史、民族文化的逐步融合。“一直浸染在汉文化里，我对维吾尔族的历史和人物其实并不太了解，现在基本上是一种补课的状态，但我想通过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体验他们的生活，然后从历史里获取一点什么东西。或者说，我是在用一种文学和历史的方法重返祖源地。”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帕蒂古丽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连那种油印本的资料我都找到了，也有很多资料不是针对库车王的，而是一次洪水、一次救援，那里是他同时代的历史。”她又到库车王府的旧址居住了一年半，将自己放置到小说人物的环境、语言里，浸入式地体验生活、写作历史。“每天生活在他们生活过的环境里，闻着他们闻过的玫瑰的芳香，他们语言里的马儿、骆驼至今还是同一个发音、语调，它们不是一个个的词，而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一个民族的历史。”

日前，宁波市文联、《江南》杂志社、余姚市委宣传部主办了《最后的王》研讨会，全国多位学者、作家参与了研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原副主任艾克拜尔·米吉提出席研讨会，他表示，帕蒂古丽写作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从汉文化地区反观自己的民族文化时会有一种独到的发现，这种发现并不偏激，而是宽容包容的眼界、视野和情怀，文学的价值和文化的底蕴也就凸显了”。

研讨会刚结束，帕蒂古丽就登上去湖南常德的火车，她要去湖南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朱元璋时期就有一支维吾尔族人留在了这里，我想去看看人们的生活，看看民族融合的样态，这也是一种反观的方式吧。”而她这两年也在大梁坡盖了房子，“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大梁村的，重回原地，反观两地的生活、文化，再向外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