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亲美与反美》：日本主流社会“亲美”态度的“无意识化”

《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日]吉见俊哉著，王广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224页，58.00元

如果搭乘客机从西面飞向日本首都东京，无论是降落在羽田机场还是成田机场，都可以观察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客机在临近东京空域时，都会向南或向北转向迂回，而不是径直穿过东京上空。显而易见，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节省时间的角度来看，客机的这类“迂回飞行”似乎都不太合理。实际上，客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避开笼罩着整个东京西部的“横田空域”。

所谓“横田空域，”是指横跨东京都西部、伊豆半岛、长野县、新潟县，高度三千七百米至七千米的一片由美军管制的巨大空域。该空域内设有驻日美军的横田空军基地，任何经过该空域的飞行器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军的允许。与之相对，美军在这片空域中则享受绝对意义上的自由，甚至理论上可以自行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演习或行动，完全不必知会日本政府。因此，从成田或羽田起降的客机，才不得不避开这片空域，只能绕行。

自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便事实上管理着日本全国的空域。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日本恢复主权，理应也收回各地空域的管治权。不过，美军则以“日本的管制设施和人员尚未准备就绪”为由，以“临时措施”名义，保留了包括横田空域在内的多处空域的管治权。1975年后，根据日美联合委员会的协议，对美军的管治权继续予以承认。在任何国家，如果自己首都一大半天空是被外国军队（哪怕是盟友）所控制的，想来不会是什么正常状态。然而，战后六七十年来，横田空域这类的“异常状态”便一直“如常”地存续着，以至于日本的普通民众甚至都意识不到。日本调查记者矢部宏治曾对此感叹：“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只有在日本才存在‘横田空域’这种奇怪的东西……大部分官僚都不清楚‘横田空域’是什么。少数知道的人，也不明白首都圈上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空域。”而根据日本《每日新闻》2024年4月的最新报道，有关“横田空域返还”的谈判目前事实上陷入了停滞。

“横田空域返还”谈判陷入停滞

若从战后的长时段来观察美日关系或日本社会对美国的态度，“横田空域”的情况恰好是一个非常贴切的隐喻：异常的状态却以日常的方式存续着，而绝大部分日本人则将之视如空气。此间的“视如空气”既可以理解为“看不见这个近乎透明的重大问题”，也可以理解成对美国在日本的各种实际存在样态视如“空气”。之所以造成这种近乎极端的“亲美”情况，大部分人可能将之归咎于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的政治、社会改造以及事实上的长期军事控制。

不过，东京大学吉见俊哉教授则在其名作《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中明确指出，“日本人的亲美意识并非近些年形成的，而是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塑造出的结果”，而其更早的迹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幕末时代。在吉见教授看来，正是由于美国的“黑船来航”砸开了德川幕府两百余年闭关锁国的状态，所以从幕末开始日本人便把美国视为“文明开化”的象征。在经历“欧风”之前，日本社会首先遭遇的是“美雨”。而在倒幕维新的乱局中，来自不同阵营的人物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美国的影响。追求共和政治的横井小楠、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乃至建立所谓“虾夷共和国”的榎本武扬，均将美国的社会制度与国体视为榜样。

在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还延伸到了大众文化领域。好莱坞电影、爵士乐以及被日本人日后视为“国球”的棒球都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舶来品。换言之，其实在二战前，美国的各种文化符号对日本来说就已不再陌生，甚至被内化成了自身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即便是军国主义时代将美国文化视为异端加以清除，其实也不过是一段民族主义的保守化插曲而已。吉见俊哉甚至认为，军国时代的极端反美主义，究其根本其实也是一种美国对日本影响力之大的“另类体现”。

二战后，日本社会的亲美范围除了有被占领、被改造的原因外，还有其历史脉络，而非一夜之间陡然发生。吉见俊哉想要强调的是，日本对文明开化、帝国主义以及对美国的“文化凝视”从战前一直延续到战后。而在《亲美与反美》一书中，作者并非要在学理上界定“亲美”或“反美”，而是希望通过本书来梳理和重新审视日本主流社会的“亲美”态度是如何“无意识化”的，而“美国”的形象自幕末以来又如何在日本人心目中演变。

对战后日本社会来说，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后，“美国作为军事暴力的一面逐渐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退却，同时又从另一个层面更加深刻地捕获了日本民众的‘芳心’”。而这个层面，其实就是美国流行文化的愈发兴盛，从音乐、影视到穿衣打扮，从美式的生活方式到美式的家居电器。曾在日本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傅高义与其当时的夫人在拜访各个日本家庭时，就留意到日本的主妇们都对美国家庭里常备的各种电器、起居习惯，有着浓厚的兴趣。吉见认为这种现象让“美国”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日本人心目中变得更为具体，进而“渗入自身的角色和身份认同。也就是说，战后美国的符号被间接化、媒体化、印象化的同时”，也在被日本人自我内化。这种内化过程是如此强大，即便是在五六十年代“反安保斗争”此起彼伏之时，“亲美”仍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情绪。例如，在1960年前后“反安保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当时“喜欢”美国的民众比例仍达到百分之四十七点四，而“厌恶”美国者却仅有百分之五点九。另一个例子是，吉见教授写作本书是在二十多年前，当时美国正以“反恐战争”名义先后对阿富汗、伊拉克发动战争。世界范围内兴起过一轮“反美”的舆论浪潮。而他注意到，在这波“反美”浪潮中，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几乎未受影响。

当然，尽管美国“军事暴力的一面逐渐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退却”，但在冷战以及当下的后冷战时代，美日关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仍是所谓“美日安保体制”。而在战后长期稳定的亲美意识主导下，日本社会也会将经济长期繁荣归因于美国的军事庇护。这种认知直接赋予了美国在日本驻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包括“横田空域”这样的“异常状态”也被坦然接受。然而，尽管所谓“美国军事暴力的一面”似乎从大部分普通日本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却以一种更为隐秘且直接的方式扎根于这个国家之中。此外，对深受美军基地之苦的冲绳以及其他类似区域的日本民众来说，这种“军事暴力”则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忍受的一部分。

在战后的日本，“反美主义”自然同样存在着，其谱系可以从左翼群体一直延展到右翼分子。他们的动机和立场各异，可以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立场的阶级斗争，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席卷日本全国的学生运动；也可以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自我陶醉，例如三岛由纪夫的“自杀”；还可以只是出于美国未能平等对待日本的不满和委屈，例如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在吉见教授看来，其中不少所谓“反美主义”其实只是“亲美主义”的另一种呈现而已。因此，某些看似“反美”的人物晚年开始向美国靠拢就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了——他们不过是露出了自己的“本质”。

相较而言，吉见俊哉似乎更推崇鹤见俊辅等人的主张，即他们的“反美主义”本质是一种对亚洲地区帝国主义秩序的反抗——只不过在冷战时代，这一帝国主义的秩序恰好是由美国来主导罢了。换言之，吉见教授希望日本社会能够跳出单纯的“亲美”或“反美”的二元思维模式。而中国读者则可以通过吉见教授在本书中提供的分析角度，再来重新审视战后的美日关系与日本社会的思潮变化，对我们把握日本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向也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