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亦有道：秦国公务员的规范手册

战国时的秦国，尚无后代“官”和“吏”的区分。今天所有我们称之为“官员”的人，彼时统统可以叫做“吏”。“吏”就是处理各种行政事务的人，担任“公务员”的行为叫做“为吏”。还有一个常见的词汇叫做“吏民”，放到今天就可以称作“干部群众”。至于“官”这个字，在当时更多的指代机构。秦国的行政工作统统由吏负责，故而吏的责任非常重大。

《为吏之道》

“为吏”有一套规范手册，用以说明做官的种种需要注意的事项。当然，主要是从行为准则的角度而言，讨论的是一些相对宏大的问题。最早被发现的秦国“公务员规范手册”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为吏之道”这个名字是整理者给这套文书起的名字，其由来有据。文书的开篇就是“凡为吏之道……”，说明秦人本身也将为吏的规范称之为“道”，这表明秦人对“为吏”非常重视，并将之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老子说，天地之间有四大，所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也有说王亦大的）。无论如何，“道”是宇宙间的根本法则。为吏有道，则行事有据，在日常行政中自然多了几分裕如与从容。

睡虎地秦墓竹简

在秦国做公务员，有哪些规范需要遵守，又有哪些规矩需要注意呢？诚如前面所说，《为吏之道》陈述的都是一些担任公务员的基本准则，也就是特别宏大的道理。这些标准定得非常高，而且混杂着各种美德，已经大大超出了日常行政所需，甚至接近或达到了圣人之道的程度。

《为吏之道》一上来便提出了担任公务员需要“精洁正直、慎谨坚固”，这是对道德品行提出的要求，乍看之下，这两条标准尚且不难做到。接着《为吏之道》提出，公务员需要“审悉无私、微密纤察”，说的是在执法或者行政过程中，要做到心明眼亮，大公无私——要求等级陡然提升了。再然后要“安静毋苛，审当赏罚”，说的是公务员不能太苛刻，审判要公正。反过来说，在秦国做公务员，要是想苛刻或者在审判中做点手脚，那真是太容易了。紧接着的要“严刚毋暴，廉而无刖”，是要行事正直还不伤人。在上一条要求中，《为吏之道》刚提出公务员得做到“安静”，下一条就要求他们“严刚”，对同一个人要求两种相对矛盾的脾性，真是有些苛刻了。这其中微妙的法度，的确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摸索。

单看前面说的这几条规则，就能感觉到秦国公务员的要求不低，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高。在秦国做公务员不仅需要满足上面那些针对工作的要求，在日常的生活中，精神面貌方面也得相当过人。比如下面这几句：

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

这几句是对公务员本身的要求，让他们得做到生气的时候能笑起来，快乐的时候能悲伤下去，聪明的时候能理解笨人，强壮的时候也能衰弱下来，勇猛的时候要能屈服，刚猛的时候得能温柔，仁慈的时候要能忍耐。这么看，公务员本身不仅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更要能在各种精神状态中随意切换、能屈能伸。

我们一般的社会经验是，类似的规定性的文本越高级，其内容在实践中往往越缺乏弹性，也就越没有执行的可能。我们常说秦法严苛、秦国对百姓不是很宽容。如果看看他们怎么对自己的公务员队伍，或许我们觉得，他们的确做到了一视同仁。

在秦国做公务员有这样一些具体要求。《为吏之道》上提出，秦国官吏对孤贫老弱的人要经常抚恤，对乡里的豪强要勇敢打击，对农田水利要及时维护，对官府的门锁要随时检查，对道路台阶桥梁渡口要随时平整，收发文书要及时妥当，政府的各种公物包括财物、器物、粮食、甲兵、印信等等要随时检查，关注管辖范围内的各种园囿，注意积肥，还得经常参与老百姓的生活，看他们的风俗习惯有没有变化，等等。这还不包括遇到盗贼或者战争等突发状况，公务员还要相机而动、临时处置。做到这么多，秦国公务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处——这些都是秦国公务员分内之事，只有照章办事罢了。

不过《为吏之道》也明确指出了秦国公务员的赏罚之道，何种情况下当赏，何种情况下该罚，在文本中也记录得清清楚楚。公务员做的好，有五种表现，被称作“吏有五善”。分别是“忠信敬上”“精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这几条要求都很具体，做到了就能得到“大赏”，也就是好的奖励。

做的不好，被称作“吏有五失”。说是五种，其实是十五种。看来禁条远比奖励更为丰富、细致。其内容大致包括奢侈超过限度，骄纵自满，不请示领导擅自裁决，以下犯上，不尊重人而重视钱财。还有，见到老百姓很倨傲，不认真“打卡上班”，工作时只给自己捞好处不干别的，接受长官分配的任务也不恭敬，只顾自己家里不顾公务。再者，就是不清楚自己该团结谁，该如何管理，做事没有条理，说得多做得少，经常议论领导。要是反了这几条禁令，早晚会受到严惩。

总结起来，做的好的表现，无非就是对长官要恭敬；做的不好的表现，核心就是不尊敬长官。虽然《为吏之道》提供了很多规定，只要把握住一条核心——和领导搞好关系，就能有好处（起码没有坏处）。用简文中的话说，即“为人君则鬼，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上下各安其位，建立起一种和谐的统治秩序，就是大治的保证了。

《为吏治官及黔首》

类似的官场规则一直延续到汉代。汉宣帝时有个叫陈万年的人，靠着对汉宣帝的外戚们殷勤巴结，大把花钱，在丞相丙吉病重之际，去探望照顾得到了赏识。等到皇帝来询问丙吉，身后之事可托付谁的时候，丙吉就推荐了陈万年。陈万年后来也生病了，担心自己快不行了，把儿子叫到床前，翻来覆去地嘱咐，一直说到后半夜。儿子瞌睡了，头撞到屏风上，自己吓醒了，陈万年也生气了。他强撑着病体要揍儿子，大骂道，父亲教导你，你不听，反而睡着了，是什么道理？儿子叩头道歉说，我已经听懂父亲大人的意思了，就是教我谄媚啊。听了这话，陈万年就不吭气了。——一个“谄”字，真是说透了秦汉做官的要诀。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秦简中还有一套《为吏治官及黔首》，这篇的篇题是简背自题，确定是古人拟定的片名。这段材料很明显能和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对应起来。在《为吏治官及黔首》中同样能看到“吏有五善”和“吏有五失”的记录，和《为吏之道》的记载基本一致。这么看来，秦国对自己的公务员形成了一套统一的标准。无论其所用篇目的名称是什么，大致的规范基本是稳定的。这反映出秦国的行政体系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的标准化管理模式。除了此前我们曾经提到的，进入公务员队伍需要接受法律和文书方面的训练外，他们还需要接受统一的“宦学”训练，也就是要在思想层面上实现趋同乃至统一。

秦国公务员的规范手册还体现出了两个明确的指向，其一是训练公务员队伍，其二是训练民众。前面说的都是训练公务员的内容，至于训练民众，在上述两个文本中也有迹可循。

比如《为吏之道》提到，“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此论建议公务员以身作则，不是管理民众，而是引导民众。类似的句子还有，比如“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安而行之，使民望之”。《为吏治官及黔首》还说过“欲人爱之必先爱人”“欲人敬之必先敬人”，做到这些方面，就能实现“百事既成，民心既宁，既毋后忧，从政之经”的境界了。

实际效果

秦国要求公务员为民表率的情形，和史书中记载的情况不太相符。究竟哪种情况是真的，恐怕不是现在应该执着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为什么秦国有着明确的安抚百姓的条例要求，但是在后来统一战争中新并入秦国的百姓并不是那么认同秦国。

有两条材料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其一见于《荀子·议兵》。荀子到过秦国，他对秦国百姓的生活做了如下评价：“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这段话的意思是，秦国的土地很狭小，而刑罚又很严峻，百姓的生计很是艰难。胁迫百姓当兵打仗，让他们潜伏在秦国独特的地势中寻找战机，用赏赐引诱他们，用刑罚威胁他们。这样的士兵，回去种地没有好处，只有作战一条出路。所以秦人是天然的士兵。荀子说，“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这话是包含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评价。普遍来说，百姓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从君主那里获得好处。专门而言，这一点在秦国体现得特为明显。所以秦国“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按照荀子的说法，秦国老百姓自商鞅变法以后被规训得习惯了，已经适应了军功爵这一套办法。秦国再怎么用严刑峻法管理他们，他们也能接受。这是从消极的角度理解一种积极的状态。

另一种材料见于《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解巨鹿之围，大破秦军之后，曾经俘虏了二十余万秦国士兵。楚军和这些秦国俘虏互相不对付。司马迁描述其状况是“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看来诸如《为吏之道》一类的文献虽然规定了秦国公务员要爱护百姓，为民表率，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把东方新占领地区的百姓看作自己人。这么一来，秦吏便将秦法中苛刻的部分变本加厉地使用在东方戍卒身上。本来东方人来关中，如果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和体面的对待，他们对于秦的认同会逐渐加深的。无奈大量的秦国公务员目光短浅，做不到“安之行之，使民望之”，如此也就达不到“百事既成，民心既宁”的状态了。

后代这种专门教人做官的书被称作“官箴”，随着各个时代行政事务的分类不同，内容也愈加细致繁杂。其作用不光在于教导公务员办成事，也在教导公务员不要惹上事。比如在秦朝曾经担任过基层官吏的萧何，尽职尽责，但是也被公务员的规范束缚住了。后来天下反秦，沛县要推举人挑头。萧何担心，起义失败了以后被追究，所以推举刘邦主事。这倒是能看出来，听话太久了，自己就没有什么独立负责的精神了。既想得好处，又想不粘锅，恐怕是《为吏之道》之类文献教育带来的副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