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4日，夏鼐有点忙。上个月，考古所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同志们全体返京，各项工作陆续展开。年初开挖的马王堆，算得上考古界天大的事，《发掘简报》还在审阅中，文物出版社却催得紧，一心想赶在国庆节前把正式报告印出来。家里也不太平，自6月起，“炎儿”（小儿子夏正炎）患病，头痛呕吐久治不愈，所幸北京医疗条件好，终于在首都医院（原协和医院）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因病施治得以好转，但晚上离不了人，下了班，六十二岁的老父亲还得去医院值夜。
图1 1963年夏鼐全家福
传达室送来一封信，寄自南京。是王栻！这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毕业后一直在江浙任教，多年未谋面。夏鼐按捺不住，将信中所询之事一一落实后，马上提笔——
抱冲兄：
犹忆当年大西路畔，小楼一角，吾兄坐卧其间，壁上有吾兄亲笔书写之苏东坡临江仙词一阙，吾兄低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相逢，自难忘……”黯然神伤。此情此景，仿佛犹昨，屈指不觉已四十余年也！
自从清华毕业后，改搞冷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设工作站于戈壁中之小庙内，曾作打油诗一首：
前生合曾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
静参禅悦眠僧榻，闲观壁画啜苦茶。
依枕听风撼柽柳，凭窗观月照流沙。
X X X X X X X， XX XX X X X 。（最后两句忘之矣）
不意冷门近来忽然走运，“文物外交”不仅国内要招待外宾（包括外籍华人的“二毛子”，如何炳棣之流），不久还有出国使命。想不到晚年还要大办“洋务”，然而，亦是“受洋罪”矣。
今日才接来信，我与历史研究所联系，据云并无严复材料。我想，也许是近代史所之误，又与近代史所联系，据云也没有什么材料，除了已出版过的严译诸书之外，可能所中收藏的旧日《天津国闻报》等中有严复的材料，但要你们派人自己找寻，能否找到几条，亦无把握。
王道士不在历史研究所，他在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他在五七干校呆了二年余，已于上月中旬返京，和我住在同一宿舍。
景荣公最近曾晤及几次，五一节还曾在我家吃饭。他现住在女儿家中，大概是“含饴弄外孙”，不复作“凤求凰”想矣。
闻沈镜如已于去年四月以脑溢血去世，吾兄当已有所闻。
今年春节中，小同载纮昆仲曾来过我家，谈及尊况，知尚不恶，令侄女来棣更是时常晤面，因为这两年我们两所是一个食堂进膳的。
关于考古专业事，我已约茅、方二同志来我所面谈。
此覆 顺祝
近安
夏鼐
72.8.4
夏鼐致王栻信正文
夏鼐致王栻信信封
王栻，字抱冲，平阳人，当时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平阳为浙江一等大县，有“两浙咽喉，八闽唇齿”之称，历来人才辈出，民国时的学子也争气，《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中，即可见夏鼐与王栻、徐贤修、吴景荣等同乡同学的多张合影，并收录有清华以及燕大温州籍学生的大合影，堪称鼎盛。
夏鼐与王栻、徐贤修、吴景荣等同乡同学的合影
王栻的来信内容已不可知，据覆信，应有拜托老同学寻访严复资料之事。王栻是海内严复研究名家，1957年已有《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面世，夏鼐用自己的人脉打听了一番，迅速给出答复。其实据《夏鼐日记》，1960年7月24日夏鼐已读过此书，而且很可能是王栻寄赠，但恐怕写信时夏先生自己都不记得了。
王栻1957年出版的《严复传》
老同学聊些什么？自然先忆旧所。信首提到的大西路，久为世人遗忘。大西路地处上海西郊，是光华大学及附中的校舍。夏鼐、王栻自温州十中毕业后，均考入光华附中，继续同窗生涯。钱钟书诗曰：苦忆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光华1925年建校后屡遭战事，尤其是淞沪会战时，房屋悉成灰烬。大西路1949年后也更名为延安西路，而在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被化整为零，并入复旦、上海财经学院、同济大学、华东师大诸校，光华附中则和大夏大学附中合并成为华东师大附中，称得上是荡然无存。
夏鼐记忆中王栻的“壁书”“低吟”，应承自其父王理孚。王栻曾撰有《我所知道的父亲》，讲述了父亲的一生。王理孚中过秀才，也曾设馆授徒，后创办鳌江公学，深得提学使袁嘉谷称许。辛亥前浙江咨议局成立，王理孚被选为议员，同仁有沈钧儒、陈叔通等。革命后汤寿潜任浙江都督，王理孚在都督府任事，也受器重，后任鄞县知事，1917年10月急流勇退，回到家乡从事工商业。
王理孚
比两个哥哥幸运，父亲陪伴王栻的时光更多。在他的回忆中，父亲生平不饮酒，不博弈，主要的娱乐就是家居闲坐，读书作诗。王栻入学后的1928年（戊辰），王理孚创立诗社“戊社”，月聚一次，互相唱和，后有《海髯诗》传世。王栻撰文是1985年，据他所言，当时乡间老人尚有能诵父亲所作诗词与挽联的。至于家父诗歌的面目，文中也有提及，“声调朗朗可诵，用字恰到好处，豪放中常带收敛含蓄之意，其风格最似欧苏”，这无疑也影响了少年王栻。
王栻文中自言不懂诗，而从“十年生死两茫茫”误记成《临江仙》以及“不相逢，自难忘”来看，夏鼐也不精于此道，但依着往日的印象，还是很体贴地奉上旧作一首。这是步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韵，当时凭回忆写出漏了两句，今可查《秋韵诗词选》补足，结句为“却忆当年寂照寺，挖罢蛮洞看山花”。
诗作另有题名为“敦煌佛爷庙偶成”，也点出了“戈壁中之小庙”所在。“三十年前赴西北考古”，说的是1943年春，夏鼐参加了第二次西北科考团，从李庄研究所出发，整整六十八天后的5月19日，他们才抵达敦煌。佛爷庙距敦煌县城十五公里，5月30日入驻，7月30日因酷暑撤离到千佛洞，科考团在佛爷庙住了整整两个月。寂照寺在四川彭山，是之前史语所和中博院合组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掘汉代崖墓之地，两人年轻时有峨眉山做伴同游之举，此诗有相思之意。
夏鼐留学证书
老同学聊些什么？得说说毕业后的经历。“自从清华毕业后，改搞冷门”，说的是一桩往事。夏鼐1934年自清华历史系毕业，论文方向是“清代长江中下游田赋问题”，后刊登在1935年第十卷二期的《清华学报》上，题为《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此文下了大工夫，他也因此对近代经济史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毕业前夕，系主任蒋廷黻与夏鼐深谈，蒋以为进研究院更好，但夏鼐又考上了清华的庚款留学，然而却是考古学专业，这让他十分纠结。
1935年3月，在李济的安排下，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与了梁思永主持的安阳殷墟西北冈墓群发掘，其间并不愉快，日记中记载了心绪：“无疑的，我是不适宜于田野工作的，这不是指体格方面而言，而是指生活习惯而言，我的素养使我成为书呆子，关于统治工人及管理事务各方面皆是一个门外汉，勉强做去，未必见功，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当听闻留美专业中有经济史一门时，他人心思动，托人多方打听。
5月初吴晗来信，谈及与梅贻琦校长的接洽，“梅意见如欲考经济史，则必须放弃考古学，因兄为本校学生，如一通融，必将引起各方责备及纠纷也”。眼见已无回旋余地，好友建议“事已如此，为兄计只能咬牙硬干，如抛去去年已得之物，另寻生路，毕竟不大妥当也”。5月8日接王栻来信，“仍是说梅校长坚决拒绝我无条件的投考经济史”，5月14日，夏鼐接到梅校长的来信，殊无二致，“我恨不得赌气抛弃考古学，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敢，我只好任命运的摆布了”。于是5月20号给梅校长写信，表示接受考古学的安排。夏鼐没遂蒋廷黻的愿，王栻倒是进了研究院，毕业论文为《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当然，成为蒋氏门生是福是祸，当年完全不可预见。
老同学聊些什么？还得说说近况。比如，正火热的“文物外交”。虽不如之前的“乒乓外交”名头大，但文物也为破冰出力甚大。1970年前后是地下文物井喷式大发现的开始，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金缕玉衣”，1969年甘肃武威“马踏飞燕”面世，1971年7月，周恩来批准了郭沫若《关于到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并很快成立了展览筹备小组，夏鼐为成员之一。展览正在筹备，1972年初的长沙马王堆，4月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又接踵而至。1973年5月8日，1949年后首个文物出国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巴黎开幕。6月8日，另一批展品相继在东京和京都展出。而信中所称“洋务”“受洋罪”，对当朝外交政策近乎戏谑，在日记中是绝不会出现的，但可见诸私信，由此爷能察觉“文革”后期控制的松动。
出土文物展览图册
心中还特地提到了何炳棣，语气并不是那么客气。何炳棣1938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1944年考取庚款留美，1966年获选中研院院士，实为不折不扣的晚辈。何氏第一次归国是1971年10月，《夏鼐日记》未记，应是尚未谋面。而何氏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已是1974年7月13日，接连两日，夏鼐都在阅读何氏《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为何有此举动？接着看日记，7月15日，“下午何炳棣教授在北大作报告会及座谈会，让安志敏等同志去听”。
何教授年初刊发雄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参考消息》分五次连载，声誉正隆，这是他的再度访华，但双方仍未晤面。 1977年8月13日，何氏第三次访华，改由旅游局接待，夏鼐去接了机，并于次日陪同去帅府园吃了烤鸭。这次接待规格就更高了，8月20日，邓颖超副委员长接见了何炳棣夫妇，夏鼐也得陪同。直到9月2日，旅游局在丰泽园设宴送行，何氏此行方告结束。
1977年国庆节，夏鼐整天在家阅读何氏《东方的摇篮》，读到仰韶时代已有文字，“乃是臆说，不足信也”。次年7月5日，得知院图书馆新到西文期刊《美洲东方学会杂志》，其中有张光直对何氏《中国文化的摇篮》的批评后，夏鼐当日前往一睹为快。1985年何教授又来了，社科院出面宴请，作陪的有夏鼐、胡厚宣、张政烺。
重读《读史阅世六十年》，其中有四处提及夏鼐。何氏笔下，夏鼐是“清华历史系老学长、新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工具意识极佳、治学严谨、功绩至伟、享誉国际的新中国考古最重要的领导人”。此外，何炳棣还津津乐道于夏鼐参加留美考试的成绩：“如果今后有人研究20世纪前半的新词林掌故的话，历届清华留美考试的状元，按总平均分数排列如下：第五届经济史门吴保安82.8；第三届戏剧门张骏祥82.24；第四届英国文学门孙晋三78.86；第二届考古学门夏鼐和第六届西洋史门何炳棣同得78.5”，似从此节中可见两人格局之高下。
老同学聊些什么？还要说说故人。“王道士”是王明，字则诚，乐清人，省立第十中学的老同学，后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汤用彤的研究生，也是中研院史语所的老人，当时任社科院哲学史研究员，精研道教，编纂有《太平经合校》，故有此别号。“景荣公”彼此更熟悉了，即吴景荣，英语教育大家，毛选英译组成员，平阳人，也毕业于省立第十中学，不过要稍晚几届。“文革”时外交学院停办，他回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既是老朋友，自然可以调侃下“凤求凰”。沈镜如与夏鼐同岁，湖州孝丰（今安吉）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算是学弟，1949年后担任杭州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不想去年急病过世了。“小同载纮昆仲”即王小同（载桓）和王载纮，为王栻的五弟和六弟，分别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和西南联大化学系。“来棣”是王来棣，二哥王载彤（文川）的女儿，王文川毕业于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曾创办著名商号“王广源”。王来棣毕业于浙大，当时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是科学史家许良英的夫人。
多年不见，到底有多久？通读全信，感觉总有近四十年，两人毕业后历经出国、战乱及政局变幻，南北各赴前程，失去联络倒也不奇怪。但细查《夏鼐日记》，夏、王在1949年前堪称密友。
以抗战胜利后几年为例，1946年11月至12月，两人有过三次晤面，当时王栻正筹备着婚礼。1947年1月3日，夏鼐造访，王栻抛开新娘子，“娓娓长谈，闲谈史学界情形，返舍已9时余矣”。而后有借贷，“收回王抱冲君之借款30万元（1947年1月10日）”“王抱冲君来借去100万元（1947年10月11日）”；有金融危机，“听闻政府将把美金收回国有，不准流通，而王君拥有巨款美钞达万余元（47年2月16日）”；有投资分析，“王拟出售北平房屋（1947年12月13日）”；有人情往来，“交去其家中托带之压岁包（1948年3月3日）”，两人实为管鲍之交。但夏鼐时为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栻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都算是特殊年代书信中不便提起的经历。
1948年11月26日，徐州战事南移，夏鼐有何应对？次日“晚间至王抱冲君处闲谈”。11月28日，报载张八岭发现红军；11月29日，闻政府有迁都意，傅斯年劝夏鼐早走；11月30日，友人告知前方溃败不复成军，京沪路镇江附近发现八路，夏先生又有何举措？12月4日晚间“至王抱冲君处闲谈”而已。直到12月8日至9日，王夏二人才先后自南京前往上海。
1949年10月9日，是星期日，夏鼐应约赴西湖陶社午餐，有孟宪承，夏癯禅（承焘）二先生作陪，饭后至浙大罗苑宿舍夏先生家小坐，偕往艺专访庞薰琹君。后与夏癯禅坐船至湖滨，当时“湖光山色，风景不殊”，有《世说》中“新亭对泣”之感。虽举目有江河之异，但夏鼐心里挂念的，却是“当年在光华附中，偕王栻等诸君来游，别来已二十余年矣”。（文/罗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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