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学两大流派今昔
对于星占学（astrology），虽然归根结底而言，总是看着天上的星象然后做出一些预测，但实际上在欧洲和中国，有着很不同的两个流派。
今天热衷谈论“星座”的年轻人，通常谈论的都是西方的星占学，那是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由星占学家推算出此刻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黄道12宫中的位置，根据这些星象绘出一幅“算命天宫图”，由此来预言这个人一生的祸福和命运，包括身体是不是健康，人生是不是顺利等等。这是西方的传统。
而在中国古代，星占学是专门用来预测国家大事，诸如王朝兴衰，战争胜负，年成丰歉，洪水地震等等。通常都是告诉你一个天象，后面有一个占辞，说这种天象会导致什么什么事情发生。在古代中国的星占文献里，有卷帙浩繁的著作，收集了大量这种占辞。在中国古代的星占体系中，个人的命运没有任何位置。占辞中即使偶尔涉及帝王国君，也只是因为他的命运直接关系着王朝的盛衰。
因为古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只知道五颗行星，其余的行星是近代科学发展以后才发现的。古代西方人把太阳和月亮也称为“行星”，这与古代中国人把上述这七个天体称为“七政”是一样的。
12星座是西亚巴比伦人最先搞出来的，然后传入希腊，后来被欧洲人所继承。对中国人来说，西亚仍然是我们的西方。12星座和中国的二十四节气相当吻合，这是因为两者都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来确定的，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是一回事。你可以把它看成西方人划成12格，中国人划成24格而已——当然细节上还是有一些差别。
上述两大星占流派，都有着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且都留下了距今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文献——不过中国的文献比西方的更多，也更系统更完备。中国这套专门用来推算王朝大事的星占学，持续运作了两三千年，整个框架结构基本上不变，一直到近代科学的兴起，人们不再信这个东西为止。
而西方算命天宫图的历史，比中国的星占学要稍微短一点，但是至少在希腊化时代的几百年间，基本上已经定形了。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如托勒密，同时也是著名的星占学家。托勒密留下了经典的星占学著作《四卷书》（Tetrabiblos），在整个中世纪，这被认为是星占学的圣经，就像他的《至大论》（Almagest）是天文学的圣经一样。
星占学在西方经历了几个黄金时期，希腊化时代是第一个黄金时期。随后经过罗马帝国、中世纪，一直广泛流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之后，随着现代天文学的兴起，星占学的市场才逐渐减小。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完全退出。西方今天仍然有很多星占学活动，有些报纸每天都要刊登算命天宫图，哪天未登，读者还要去抗议，
连某些美国总统也信星占学（著名的如里根总统），星占学在现今西方世界已成为流行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大约有30年，可以说星占学在中国已经销声匿迹。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浪潮，星占学卷土重来，却已经完全西方化——今天热衷星占学的人都只讲西方的星座，几乎没有人再关注中国的传统星占学。
中国传统星占学只占算王朝盛衰军国大事，而西方星占学只占算个人命运，但仅仅注意到这个差别还不足以完全解释上面这个现象形成的原因。因为中国古代也有专门占算个人命运的方术，即八字算命。所谓“八字”，和西方算命天宫图中出生时刻的年、月、日、时四个参数是完全等价的。但是当西方的星座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浪潮而大举进入中国流行文化时，八字算命却并未跟着“复兴”。今天虽然仍有一些用中国传统八字算命法进行算命活动的人，但八字算命法在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中可以说没有任何地位，这一点与西方的星座文化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现在人们更倾向于星座而不是八字？这有很多原因。比如，星座这套体系能够提供强烈的视觉诱惑和文学想象，从古希腊起，西方文化为此准备了无数美术形象和文学形象，星座的装饰意味很强，而八字过于抽象。又如，我们过去对迷信的铲除很彻底，但星座不在此列，它很多时候被当作西方古典文学艺术的背景而得以漏网。况且它还很容易与天文学等科学混淆——黄道12宫在今天全世界天文学家都使用的坐标系统中，仍然原封不动。相比而言，八字“出身”不好。当然我们也不必为八字抱屈，八字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星占学在古代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在古代，星占学不是一种孤立的学问，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星占学在古代社会中，可以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或对星占学所期望的，都有很大差别。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再晚一些，直到17世纪，星占学家在西方社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多重角色。
他们一方面是医生，给人看病。因为古代西方的医学理论和星占学密切结合在一起。比如服用药物，那时的医学理论相信，要看天体运行到什么位置上，服药才会有效。在乔叟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里面，有一个医生，他整天讲星占学，要看好了时辰才能对病人下药。
另一方面，星占学家还扮演着今天的心理咨询医生的角色。当时老百姓和达官贵人，如果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比方说求职、恋爱、家中财物失窃，等等，都会去找星占学家。星占学家为他们进行计算，然后会提出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和案例，都已经由西方学者在传世的星占学文献基础上，做了详细的搜集和分析。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其实星占学家是利用了他的日常社会经验，或者心理学知识，来提出建议的。
这些建议往往看上去很有道理。比如一个女子问星占学家，说自己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和那个“我看不起的男人”结婚。星占学家计算后告诉她，不应该。这个建议当然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一个女人如果和她看不起的男人结了婚，这个婚姻不可能美满。
当时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星占学家利里（William Lilly），在伦敦开业，他有一间诊所——类似于专门算命的命馆。国王的军队围攻叛军占据的城市时，把他请到前线去，要他当着士兵的面来推算，王军能不能攻下该城。利里当然非常配合，他当着众多将士的面计算了一通，预言道：这座城市很快就将陷落。由于利里名头很大，他的预言显然鼓励了攻城王军的士气，而他的预言传到城里，则会打击城里守军的士气。这个城市果然不久就被攻下来了。实际上星占学家利里不过是理用了心理学的原理。
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一套星座推演运程的种种说法，只是西方星占学的一部分，一个简化版本。星占学的操作是很复杂的，所谓星占学家，要有一定的专业门槛，还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生活阅历，不是普通人随随便便可以胜任的。
在西方，和星占学关系特别密切的是医学，其次是炼金术。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学问就是由星占学家兼营的。一位星占学家往往能够集算命师、心理医生、私家侦探、政治谋士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在中国，星占学作为“通天”的手段，一直是王权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和象征，而与星占学有关的天学知识，还扮演着几乎所有其它各种方术的灵魂或纲领的角色。
星占学与科学之关系
在古代世界，星占学是数理含量最高的学问，几乎可以被称为古代世界的“精密科学”，因为它需要描述太阳、月亮。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并计算这七个天体的位置，而这些必须依赖实实在在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才能做到。
注意到这一点，很自然地就会引导到关于星占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一个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我们真的能从星象中知道自己的未来吗？或者说：星占学有依据吗？我们能相信它吗？
如果站在今天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星占学在理论上当然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星占学，它们最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认为人间的事情会在天象上有反映。看了天象就能够预言人间未来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星占学作为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我们仍然可以对它进行客观的分析。星占学史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占例，这些占例中往往有神奇的应验情节，显示星占学真的能够准确预言未来。其实这些所谓的准确预言，是可以用科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理论，加以解释的。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占例，有个占例在中国星占学史上非常著名。
南北朝时，有一次北朝大臣们向皇帝报告说火星看不见了，皇帝非常惊恐。因为在中国星占学理论中，火星被认为与战争有关，这和西方星占学中的火星就是战神马尔斯，是完全一致的。皇帝召集大臣讨论此事，大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时有大臣崔浩说：我知道火星现在它在何处，八十天后它会在某个天区出现。那些大臣们不相信，说你怎么能知道？崔浩说他不仅知道这个，他还知道这次火星隐而再现，象征着后秦政权的灭亡。
后秦是当时北中国的另一个政权。崔浩的这个预言大臣们都不信，皇帝也将信将疑，就说把这个东西记录在案吧。过了一些时候，那火星真的如崔浩所说，在那个日子出现在那个天区了，随后传来消息说，东晋的北伐军打进了后秦的首都，后秦皇帝被俘虏，并被送到到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斩首，后秦政权宣告灭亡。听到报告，皇帝就召见了崔浩，说非常佩服，我如今真的相信这个“天道”了。
这样一个占例，记载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神奇。如果以科学的观点来看，其实一点也不神奇。首先，崔浩掌握了火星运动的规律，因为它运行到某个和太阳比较接近位置时，会在空中看不见，在星占学术语中这被称为“伏”——太阳落山的时候它也在地平线下面，所以晚上看不见；白天太阳升上来时它也升上来，但是在阳光中它也不可能被看见。这个规律其实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们早就知道了。那些大臣缺乏这种知识，所以崔浩能神秘地预言，它八十天以后会再次出现在某个预定的天区。
崔浩为什么能够预言后秦政权的灭亡，这也很容易解释，因为崔浩是皇帝的重臣，有条件知道很多邻国的军事、政治情报，他已经知道后秦的政权非常混乱虚弱了；对于东晋的北伐意图，他也不会一无所知。所以他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至于东晋的北伐何时胜利，崔浩当然不可能准确预言，但时间上有些出入，在中国的星占学理论体系中是完全允许的——预言的应验被称为“事应”，而“事应”的有效期可以长达数年之久。
作为对比，我们再举一个西方的例子——开普勒的占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是天文学的入门知识，他还在数学上做出过贡献。在中国的普及读物中，开普勒一直被当作著名的科学家或天文学家，许多人不知道他还是那个时代在全欧洲都相当有名的星占学家。有一阵子开普勒非常贫困，他不得不靠星占学谋生，他编星占历书卖钱来维持生活，因为这种历书发行量很大。当时开普勒所效力的皇帝是鲁道夫二世，有一次发生了战争，反叛军队和鲁道夫二世都叫开普勒替他们星占，来预言战争的胜负。开普勒因为是忠于皇帝的，就给皇帝占了一个吉利的结论，说星象表明您会获胜。然后他给皇帝的敌人占了一个不利的结论，说你们的反叛是要失败的。他这是想帮助皇帝方面提高信心。但是在议会演讲的时候，开普勒大声疾呼说：一定要把星占学从议会里清除出去，从皇帝的视野中彻底清除出去！因为他知道，战争是不能靠一个预言来决定胜负的。你要抵抗叛军的进攻，就得老老实实守城，只有切实采取军事措施才能打赢战争。所以他呼吁皇帝和大臣们不要相信他的星占。这样的例子表明，星占学家自己心里其实是明白的。崔浩的例子里，崔浩也是很明白的，他只不过是利用了他的天文学知识，故神其说而已。
崔浩和开普勒这种迹近装神弄鬼的做法，在中国古代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圣人以神道设教”。就是说，圣人（统治者）通过这些神秘的东西来教化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愚昧，讲道理他们可能不信，只有弄这一套他们才信。
中国古代星占文献中还留下了大量的“星占事应”，它们通常都是记着某某年出现了什么天象，预兆着哪一类的事情，接着记载某某年这件事情发生了。这种“星占事应”，就是用来进行道德教化的，把它编成类似于因果报应的档案，用来教化统治者，说你看看，要是政治一黑暗，天上就会出现不吉的天象；如果政治清明，就出现祥瑞的天象。比如火星出现在心宿的位置上，就非常不吉利；而南天的老人星如果出现，就是天下太平的征兆。这些“事应”实际上难免牵强附会，因为可以把前后三年的事情，都算成这次天象的事应。这样一来，留下的都是成功的记录，失败的记录都删掉。
星占学与科学的关系，还有第二个问题，即星占学遗产的科学价值。对研究科学史、文化史的人来说，星占学文献是一个资源。因为古人留下了大量的星占记录（西方也有，但中国的更多），这些记录在今天可以为历史学服务，甚至可以为现代科学服务。
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武王伐纣年代的推定，就利用了星占学资料。因为古代中国的星占学家在重大事件发生时都要观测星象，我们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计算这些星象，就可以准确重现武王伐纣的日程表，精确计算出：周武王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的牧野之战中，击败了商朝大军。
又如天体物理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天象是新星或超新星爆发——恒星到了晚年，会突然变得非常亮，类似于回光返照，这种天象对古代星占学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他们留下的记录则成为现代天体物理学的珍贵资料。席泽宗院士1955年发表了《古新星新表》，就是整理了古代星占记录中的90项新星爆发记录，这个表后来成为中国天文学家在国际天文学界中知名度最高的工作，因为此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天体物理学的各种分支都需要用到这个表。
星占学在今日之社会角色
今天我们谈论星占学，既不必宣扬，也不必讨伐。星占学既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它既然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也不妨和它坦然相处。
很多次有人问我：为什么现今有那么多人相信星座？我说这是一个伪问题。绝大多数人只是在可有可无的事情上参考星座，而且多半只是引为谈资，或是提供一个自我安慰的工具，极少有人真的靠星占来决定人生大事。且不说人生大事，就说明天有一个重要的面试机会，有几个人会根据星座推算来决定去还是不去？面对重要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靠星占学的结论或建议来决策。你靠星占学来决策，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星占学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实际上大家只是在谈论星座而已。
至于从星座预测个人的福祸休咎，通常给出的都是劝诫。所有的劝诫，本身都是有益的，也都是模棱两可的，放在哪一个星座都是可行的。
王鲁湘曾和我谈到一个他自己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他说他属猴，他用中国属猴的所有性格、特点以及要注意的事情，一一对照，发现非常符合他的情形，“太像我了”。然后他又拿西方星座来比照，他是金牛座，对照下来也是处处特别像自己。然后，他就把金牛座的性格等等，和属猴的性格之类的东西放到一起对照，却发现大相径庭，“太不像了”！这是因为这类东西的预言和结论都是模棱两可的，你看属猴的说法很像你，看金牛座的预言也很像你，但是它们之间就不像了，没有传递性。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关于星座理论的有意义的例子。
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谈星座，其实他们也并不真准备照星座理论做什么决策，只不过把它当作某种游戏或谈资，或者在社交场合用来搭讪，跟谈论天气差不多。星占学在今天，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通过谈论它，来娱乐，来解闷，来满足我们对神秘主义事物的好奇心，甚至只是当作社交话题，这都无伤大雅。但归根结底，我们只能将星占学视为游戏——它和国家命运没有关系，和个人命运也没有关系。
(作者/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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