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谈《唐五代诗全编》

陈尚君（章静绘）

2024年8月15日，《唐五代诗全编》的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书展举行。这部大书，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唐诗研究专家陈尚君先生四十余年唐诗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陈尚君即努力搜罗各方资料，对所有唐诗文献作逐篇的复核和追究，而他之所以如此全面、细致地重新整理唐诗，目的在于向人们提供一部可靠的、令人信服的唐诗集成性文献。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陈尚君介绍了《唐五代诗全编》的基本情况和价值、意义，并回顾了自己的唐诗研究之路。

《唐五代诗全编》，陈尚君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29260页，9800.00元

想先请您从整体上评价一下《全唐诗》这部典籍。它有怎样的价值，又存在哪些缺陷？

陈尚君：《全唐诗》是大众最为熟知的唐诗总集文献。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因清圣祖倡议，《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组织，以清初季振宜《唐诗》（七百一十七卷）为基础，用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籤》（一千零三十三卷）做补遗，由十位闲居江南的在籍翰林在扬州编成了九百卷《全唐诗》。无论是胡震亨还是季振宜，都以明中期以后的典籍为依据，努力搜罗爬梳，加以编次校正。《唐音统籤》是按天干地支的方式来编纂的，由于个人财力有限，胡震亨只刻了其中的“癸籤”（三十三卷）和“戊籤”。而季振宜的书编成以后，采取了进献朝廷的方式。十位翰林将胡、季这两部大书稍作改编，再由康熙作序，刊刻出来，就成了钦定的《全唐诗》。因为有了“钦定本”名义，《全唐诗》在整个清代具有绝对的权威，一般臣民不敢加以议论。其中所收的诗，总数是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又一千五百五十五句，这是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先生逐句统计的，而所收的作者是两千五百六十七人。应该说，《全唐诗》整体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将有唐一代诗歌的基本面貌勾勒出来了，三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水平之所以超过其他各代，与这本书是分不开的。

然而，《全唐诗》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有一些重要的作者的诗没有收，比如王梵志，《全唐诗》编者认为王梵志的诗属于佛教偈颂，不在诗歌范畴之内。另外，《全唐诗》的互见、误收问题非常严重，当时因为要尽快成书，采取了一切求简的方式，凡是见于某种书里、被视作唐诗的，都收了进来。统计下来，《全唐诗》中的互见诗，多达六千八百五十一首，涉及九百六十一家。所谓互见，指的是一首诗，既见于甲的名下，又见于乙的名下，还见于丙的名下。一首唐诗在《全唐诗》中有收在两处、三处的，最多时有收在四到五处的，到底是谁作的，《全唐诗》不做鉴别。而误收则是把唐以后人的诗误作唐诗。比如宋人杜常的《华清宫》：“行尽江南数十程，晓星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宋人周弼编《三体唐诗》，将此诗列为全书第一篇，认为是唐人最好的诗。其实此诗的刻石在华清宫，明代人还见到了，是北宋徽宗时的诗，年份确凿，而杜常生平在《宋史》里也有传。究其原因，一开始是《西清诗话》说这诗写得好，而《苕溪渔隐丛话》称赞说这首诗很有唐人味道，再传一遍，就变成唐人诗作了。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绝句非常有名，但是很有可能是将宋诗误传为杜牧所作。此诗杜牧的《樊川集》没有收录，最早见于南宋佚名类书《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六，书中称其为唐诗。而最早将此诗的作者指为杜牧的，是宋末谢枋得《千家诗》。再如太上隐者《答人》：“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范仲淹《岳阳楼记》开头所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那位滕子京（名宗谅）写过一篇《寄隐者诗序》，全篇不存，根据其中的片断，可知这位自称太上隐者的隐士住在历山（今安徽池州附近），生活时代与滕相接，可能年长一些，诗的原题也应是《山居书事》。

您的《唐五代诗全编》是怎样的情况，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陈尚君：1978年秋，我开始随朱东润先生学习唐宋文学，先后通读了唐宋各大家的文集和一些史书笔记。当时中华书局重印点校本《全唐诗》，二十五册，三十九元，接近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但我还是决然买下，置于案头，常常翻检。1979年6月，偶然读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这一年第1期所刊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选登了三十二家逸诗六十四首，读后我发现其中有八首诗《全唐诗》已收。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关于〈全唐诗补逸〉中几首诗的误收》，寄给孙先生。此文后来并未发表，但《全唐诗补逸》出版时，孙先生均逐条注出我提供的意见。这是我初次尝试唐诗文献的考证。

1981年研究生毕业，我正式步入学术领域，最初做的是唐诗补遗、考订，之后逐渐深入唐代文史研究，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在这期间，陆续出版了《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等著作。这部《唐五代诗全编》是花费心血最多的。它不是《全唐诗》的整理，也不是在《全唐诗》基础上的增订，而是穷尽现有文献，重编唐五代诗。现在全书的规模大概接近一千九百万字，分为一千二百二十五卷，其中，正编是一千两百卷，有唐一代是九百三十七卷，五代是二十八卷，十国是一百四十五卷，世次不明是十卷，神仙鬼怪（我用了明代茅元仪的说法，称之为“幻部”）十二卷，作者不详的无名氏诗是六十八卷。另外，还有别编二十五卷，对历来的传误诗，也加以收集和考订。

今年年初您在接受采访时谈到，通过《唐五代诗全编》，“希望把从唐代到宋元明清各代的文本演变情况做适度的表达”。能否请您结合具体例子，谈谈唐诗文本为什么会发生演变？

陈尚君：唐诗文本之所以发生演变，有好几种原因。有的是流传过程中造成了讹误。比如杜甫那首最有名的《望岳》，现在通行文本都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现存宋元本杜诗有十来种，非常清楚地显示，应为“会当临绝顶”，意思是：杜甫在山下往上看，心中在想自己什么时候到达山顶。这是名篇之中，一个字的变化。有的则是由于长期误读。比如，崔颢那首《黄鹤楼》：“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处空余黄鹤楼。”现在通行文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而我看到从唐到北宋时的可靠文本，二十多处记载都是“白云”，“黄鹤”的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后来解诗的人妄加解读，才造成了这个错误。这是名篇之中，一个词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些演变，我重编全唐五代诗时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佞宋，遵唐，所有文献追溯到第一手记录。这样一来，才能寻回唐诗文本的原初面貌。

顺带一提，现在喜欢讲“唐诗的经典化”，其实，所谓“经典化”很大程度上是把童蒙读本作为评选唐诗精华的标准，这是不对的。比如，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其实不是李白作品的原貌，在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和宋杨齐贤、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这首诗都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如今通行的“明月”的文本，经过了明代李攀龙的修改。唐宋时期的人并不觉得《静夜思》是好诗，当时没有人辑选过它，因为唐宋时期的人品评诗歌秉持的原则是，诗歌语义不能太过直白，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属于直奔主题式。不过，到南宋以后，《静夜思》成了蒙学教育中的唐诗，孩子初学识字，需要诵读朗朗上口、清晰明白的唐诗，由此《静夜思》才得以普及。记得1996年张信刚教授刚刚接手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时，有一次招生面试询问考生知道哪些唐诗，发现他们仅仅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感到非常意外，觉得有必要在香港城市大学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之后，香港城市大学通过了方案，要求学生必须修读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我想，这是一种对待经典的正确态度。

您的研究工作怎样增进我们对唐人诗歌的认识？

陈尚君：就以李白为例。李白那些看似浑然天成的诗句，也可能经过千锤百炼与反复琢磨。比如，《古风五十九首》是他一生最用力也最为重视的诗作。《古风》其三十九，是李白效仿阮籍《咏怀诗》而作。全诗十二句，其正本和别本竟有八句相异，可见李白做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原先的版本写“杀气落乔木”的伤时之思，又写“曲终涕泗澜”的思乡之情，这样的交叉写法并不能聚焦读者的感情体验；而修改后的版本从“白日浮云”写至“雀栖凤凰”暗喻忧时悲歌，是更优的版本。而《古风》其二十七更为有趣，李白在其初稿中写美女高节，却在定稿中改成了美人岁暮的悲哀。再比如，李白曾遭遇“北门之厄”，当时正值他初游长安，因为参与斗鸡活动，与一群喜爱斗鸡的纨绔子弟发生冲突，多亏友人陆调相助，李白才得以逃脱。以此事件为基础，李白写了《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最初版本共有六十句，而在后来版本中则仅保留四十二句。删改的部分，是李白对自己身陷困境的描写，例如将“君披万人从，脱我如貔牢”一句改为“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貔牢”这一过于狼狈的叙述被改掉了。

您的研究工作怎样拓宽我们对唐朝社会的认识？

陈尚君：我在《唐五代诗全编》中采取了一种泛文学的立场，所谓“泛文学”并不等同于诗学。因为唐诗并不仅仅是写得好坏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诗在全社会的普及。比如，一个唐朝的老僧脱口而出的句子都是两两相对的，这也是一种文学的类型，就好像当下社会的舆论宣传中所讲述的主旋律故事一样，唐代也有它自己的文学主旋律。我写过一篇《唐代的孩子们在想什么》，文中谈到，唐代的学生彼此编绰号、取别名，互相调侃，甚至谩骂，都会写进诗里，比如会骂一个名叫郭会昌的学郎怎么看都像一头憨头狼，“看看一似憨头狼”，会骂不读书讲学问的男子还不如一头驴，“男如不学问，尔若壹头驴”。所以，从唐诗文献中，可以看到唐代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有着怎样的文学素养，又通过诗歌进行了怎样的文学表达。这方面，敦煌遗书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渠道，它不像诗文集一样经过精心筛选，而是保留了社会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诗歌文本。所以，我在《唐五代诗全编》中，对敦煌文献的处理下了细致的工夫。当然，敦煌文献的研究出版也在不断推进，如果进一步细读新出的文献，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但是最主要的文献部分，我应该都已利用了。

E考据的方法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助益？

陈尚君：2014年10月《文汇学人》改版，约我与台湾学者黄一农先生分别撰文，谈E时代的文史考据。拙文原题《E时代如何做唐诗文本考证？》，发表时改题《E时代考证的惊喜与无奈》。其中谈到五点惊喜：一是在一个界面中可以展开无数文本的操作。那天的记录是一万三千七百零三个文件，大约六千个在渐次写作，每个文件都可以在一二秒内打开，增补新的内容。二是文本可以反复推敲修改，再三斟酌，逐次写定，不断完善，因此而能将唐诗流传千载中的文本变化立体地加以展示。三是搜寻文献的方便。以往辑佚，要遍检群书，现在输入一个书名，立即给你许多线索。四是通校文本的便捷。清编《全唐诗》的错误多到不可胜举，彻底清理就必须通检以唐宋总集、史乘、类书、地志为重点的几乎全部引及唐诗的记录，重要著作还必须征及多种版本，不仅工作量大，还有学术观念之转变。我又特别认死理，凡唐宋人曾引录的唐诗，几乎完成全部通校，不存任何侥幸心理。在这方面，现代技术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便捷。五是辑佚、辨伪掌握全部线索后，可以客观精密地在两造或几造间作出准确的判断。当然也谈了十点困惑，大约涉及数据库的学术质量、文献检索的精确度、检索不能代替读书、读书贵在融通体会，等等。

这次整理编订《唐五代诗全编》，让我感到，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复杂的文本间关系的鉴别和判断，大量细节问题都需要仔细推定，这不是依靠数据库就能直接解决的。当然，现在一个很大的方便就是全球善本古籍库的公布，从中能够见到的材料非常丰富。现在年轻一辈学者在利用数据库方面的心气很高，我利用了其中一部分，因为全球善本古籍库公布之时，全唐五代诗的整理编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全书即将出版。当然，并不是全部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也希望广泛听取唐诗学界和唐诗爱好者对《唐五代诗全编》的意见，争取以后再逐一加以修正。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中国历史上我最佩服的学者是司马光。当他政治失意时，退而从事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可以说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典范。当然，他也是幸运的，有着很好的助手团队从旁协助，皇帝虽然不赞同他的政见，却大力支持他的研究工作，他与助手都有国家财政支持，朝廷所藏善本也都可以调来使用。而对我来说，司马光凡事亲力亲为的风格是最为触动我的。几十年研究下来，让我深切地知道，一流的研究工作，必须由学者自己亲自完成，无法由学生或集体劳动取代。亲力亲为的最大好处是，让我对唐五代诗的重新编订工作中存在多少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都了然于心。当然，仍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中国文史研究有大量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如何选择最为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是我用心追求的目标。我很清楚，个人的学术著作如何撰写，和传诸后世的典籍如何编纂，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我希望自己能够准确把握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拿捏好具体的分寸。

对唐代诗歌的重新编订，凝聚了您四十余年的心血。能否请您回顾自身的学术成长之路，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陈尚君：近代以来的唐诗或者唐代的文史研究，出了许多大家。我的总体判断是，唐代文史研究的水平远远在唐以前与以后各代的水平之上。其中，陈寅恪先生自是声名卓著，他的研究取径主要是关注宏大问题，而和陈先生齐名的岑仲勉先生走的是另一条路径。我到中山大学参加过岑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会，看到他的大量未发表手稿，发现他早年就读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职员，长期从事财务工作，而他业余又曾从事植物学研究。植物学研究外加财务工作的历练，使得岑先生的研究愈发趋于精细，这就体现出与陈寅恪先生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径，就好像一片无边无际的稻田，陈寅恪先生站在高处远望，描述丰收景象，而岑仲勉先生则是将稻子收割完毕，细数共有多少斤两、每亩产量多少、是否杂有稗子。岑先生对所有与唐代文史研究有关的存世典籍都做过详尽考证，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一部是《读全唐诗札记》，另一部则是《元和姓纂四校记》。关于《元和姓纂》，有一点现代人常常忽略：它实际上是一部唐代士族的谱系图。一个士族社会，包括皇家和众多世家大族在内，就好像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每个个人就是其中一片树叶。而《元和姓纂》所记叙的就是这样一棵大树，某一士族个体的树叶所依附的某根枝杈，就是一个家族，而这也决定了这个个体今后的发展机遇。总之，在近代几位大家不同气象的影响之下，整个唐代的文史研究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求深、求细、求真。

这次我和《唐五代诗全编》的编辑戎默谈到，对我的整理编订工作影响最大的有十种书，排在首位的就是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王运熙先生就告诉我，《四库提要》提供了治学的基本原则，另外，它还告诉我们中国的古籍是怎样构成的，各路学说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但《四库提要》还在传统的文史之学范畴内，四库馆臣提出的不少观点其实是出于主观印象，界定不够清晰。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所采用的方法看似传统，观念却已彻底发生转变，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用宋人文集的材料来纠订各种传世文献的文本与作者之误，以及辨正这些文献所触及的问题的是非。两相对照，《四库提要》的风格是比较粗疏的，而余嘉锡先生的工作则是日益求深、求细、求真。

这种研究风格，其实在我自己步入学术领域的第一年，就有了深切的体会。我自己写作的第一篇有独立意义的学术论文是《杜甫为郎离蜀考》。过去一般认为杜甫在成都加入严武的幕府，严武向朝廷上奏，请求任命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来等到严武死去，杜甫失去依靠，只能离开成都东下。这几乎已成为定论。而我在《杜甫为郎离蜀考》中，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指出，杜甫于永泰元年（765年）春夏间离开成都草堂携家东下，当时严武还没有去世；杜甫是在途中听闻严武死讯的，因此他离开成都与此事无关。而杜甫在严武幕府的时候，仅仅是节度参谋，是在他离开幕府之后，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杜甫之所以离开成都东下，是带着返回长安、效忠朝廷之心。实际上杜甫自己的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勾勒了返回中原的路线。只是，在返程之中，杜甫多年前所患的消渴疾（今称糖尿病）加剧，又受到风湿性关节炎折磨，感到自己将要在三峡这一带死去，因而停止前进。过往的研究往往不考虑诗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只是一味遵照传统解释，而我在学术研究起步阶段就特别关注发掘历史的真相，这种刻意求深、求细、求真的风格也一直保持至今。

我在1983年写过一篇《〈全唐诗〉误收诗考》，考证了《全唐诗》误收的六百多首伪诗，1985年发表于《文史》第二十四辑。那时我还年轻，但已经把一些基本的典籍所引唐诗与《全唐诗》做过比较，同时也利用台湾学者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与另外好几种索引，和全唐诗作者逐一做比较，发现疑点，再去深入追究。回过头来看，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与成书于1991年、2005年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的完成，可以说是我个人学术成长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对唐代诗文所做的通读和考补，奠定了我的研究方法和格局，一方面让我的视野大为开阔，另一方面又让我愈发追求细节的可靠和真实。我的学术成长的第二阶段是唐史研究，我做了很久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此书纯为史籍考订，没有任何文学气味，对我也是另一种维度上的追求。与此同时，我也尝试和某些前辈共同进行全唐五代诗的研究，最后在难以合作的情况之下，我决定还是独自一人承担全唐五代诗的编订工作。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承受所有的艰难与苦痛，也得到所有的收获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