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影里的福尔摩斯

自从1896年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被翻译引进中国，到2010年以来大量《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说”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得到广泛传播，福尔摩斯与侦探小说在百年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显影”。

一方面，本专栏主要关注福尔摩斯在中国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且有趣的现象，比如《老残游记》中的人物竟然也会开口便提到“福尔摩斯”；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作者们热衷于书写“福尔摩斯来中国”的滑稽故事；福尔摩斯在当时不仅是文学人物形象，更进入到媒体与商业领域，成为小报名称与香烟品牌；改革开放之初，叶永烈将侦探与科幻相结合，创作出“科学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甚至到2020年，香港作家莫理斯仍在续写“香港福尔摩斯”的传奇……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在之前专著或专栏中更多聚焦文字文本——翻译、创作、评论等文学形式与文字内容固然是我们“阅读”福尔摩斯的基础——本专栏更多关注图像文本与形式，试图从书籍封面、杂志版式、小说插图、电影海报、影视剧照、广告美术、连环画作、儿童绘本与同人漫画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资料入手，来重新讲述福尔摩斯与百年中国之间的复杂关联。因此，本专栏名为“中国福尔摩斯连环‘话’”，其实是从“画”入手，追溯历史时间线索（所谓“连环”），借“画”说“话”。

电影《车厢劫》上映时的广告及剧照，《新闻报》，1946年5月2日。

天一公司出品，李萍倩导演并主演，《福尔摩斯侦探案》（1931年）电影海报。

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刘云舟、王赤导演，《福尔摩斯与中国女侠》（1994年）电影海报。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广为流行的文学作品之一，很早就受到电影产业的青睐。早在1900年，就已经出现了第一部福尔摩斯题材的短片《福尔摩斯的困惑》（Sherlock Holmes Baffled）。现在看来，这段仅仅58秒的短片影像，与其说是侦探片，不如说是奇幻片，片中窃贼瞬间隐身与现身的反复交替出现，并不是为了展示侦探与犯罪者之间的对决，而是一种早期梅里爱式电影魔术与剪辑的炫技。此后，欧美各国拍摄福尔摩斯系列电影的热潮就一发不可收拾，英国、法国、美国、丹麦、德国（乃至纳粹时期的德国）都拍摄过大量福尔摩斯题材电影，截止到20世纪40年代，总数超过100部，其间跨越了从默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等不同的电影历史发展阶段。甚至出现了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福尔摩斯“同人”喜剧经典名作《福尔摩斯二世》（Sherlock Jr.，1924年），在这部电影中，巴斯特·基顿饰演的电影放映师正是作为一名不可救药的侦探小说迷，所以才产生了成为侦探的“白日梦”，而这种“白日梦”又显然和电影自身的造梦机制深度契合，形成了复杂的文本解读空间。如果我们将《堂吉诃德》的出现视为骑士文学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反拨，将《包法利夫人》视作罗曼司小说创作过于烂熟的反类型作品，那么《福尔摩斯二世》则同样意味着福尔摩斯小说与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

福尔摩斯电影进入中国的时间也比较早，起码在20世纪30年代，在国内各主流报刊媒体中，就已经能看到大量关于福尔摩斯电影的广告、讨论与影评文字。为中国电影观众最早熟悉的一代福尔摩斯电影演员当属克里夫·布洛克（Clive Brook）。在1930年10月15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就已经出现关于他所主演的电影《福尔摩斯复生记》（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现一般译作《福尔摩斯归来》，1929年）即将“在天升影院与众相见”的影片信息介绍。三年后，电影《福尔摩斯探案》（Sherlock Holmes，现一般译作《福尔摩斯》，1932年）在国内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这部电影改编自威廉·吉列特（William Gillette）的四幕剧本《歇洛克·福尔摩斯》，在当时颇受好评。署名“欲仙”的作者在《评〈福尔摩斯探案〉（Sherlock Holmes）》（刊于《电声日报》，1933年2月21日）一文中，就称赞这部电影“是一张比较有意思的侦探片”“表演甚佳，导演称职，摄影美妙，对白过多”。凌鹤在《评〈福尔摩斯探案〉》（刊于《申报》，1933年2月20日）一文中则称赞Clive Brook“饰福尔摩斯，可以说是颇能胜任的”；反派人物欧内斯特·托伦斯（Ernest Torrence）的“表演，也很可以，他那可怕的脸孔，当然是帮助不少”；但除了这二位演员之外，“其他诸人皆不足道”。

真正在民国时期中国电影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尔摩斯形象还要首推贝锡赖斯朋（Basil Rathbone，现一般译作“巴兹尔·拉思伯恩”）。由他饰演福尔摩斯，尼格尔·布鲁斯（Nigel Bruce）饰演华生的多部福尔摩斯电影，民国时期就被陆续引进到国内上映。比如1939年的《古堡魅影》（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现一般译作《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古塔盗宝记》（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现一般译作《福尔摩斯历险记》），1943年的《车厢劫》（Sherlock Holmes in Washington，现一般译作《福尔摩斯在华盛顿》），1944年的《宝珠血案》（The Pearl of Death，现一般译作《死亡珍珠》）、《红铁爪》（The Scarlet Claw，现一般译作《红爪子》）等等。本文所选的第一幅图像，就是《新闻报》1946年5月2日刊登的电影《车厢劫》上映时的广告及剧照，照片中两位人物即是巴兹尔·拉思伯恩饰演的福尔摩斯（右）和尼格尔·布鲁斯饰演的华生（左）。

贝锡赖斯朋（巴兹尔·拉思伯恩）主演的很多福尔摩斯电影都不是完全依照柯南·道尔的小说原著，而是有着相当程度的改编乃至故事原创。比如《车厢劫》就是一个二战背景下发生在美国列车上的谍战故事，基本上是原创的新剧情；《宝珠血案》虽然依据的故事底本是《六座拿破仑半身像》，但其中的改编幅度可谓大刀阔斧；《红爪子》的灵感来源虽然依稀可见《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影子，但这个福尔摩斯远赴加拿大魁北克的故事已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故事新编”。既脱胎于福尔摩斯的经典故事蓝本，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具时代性与国际化的改编，或许是这些电影受到当时中国观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而罗伊·威廉·尼尔（Roy William Neill）作为四十年代几部福尔摩斯题材电影的导演（主要是《车厢劫》《宝珠血案》与《红爪子》），加之贝锡赖斯朋（巴兹尔·拉思伯恩）与尼格尔·布鲁斯所饰演的福尔摩斯与华生组合，比较固定的导演与主演搭档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影片风格的连续和统一。特别是福尔摩斯的饰演者贝锡赖斯朋，在当时被称赞为“不论面貌、身材、举动、声音等演来，恰到好处”（影迷：《福尔摩斯抵沪！》，《沪光》，1946年第5期），颇受中国影迷喜爱。甚至在孙了红“侠盗鲁平奇案”系列的《鸦鸣声》一篇中，故事一开场，某公司地下餐饮部的一群年轻女服务员就对鲁平长得是否像贝锡赖斯朋而展开争论。小说中她们拿当时最流行当红的好莱坞小生和鲁平做比较，还时时不忘通过眼神与话语和鲁平调情，鲁平也经常向她们做出电影银幕上常见的“飞吻”手势，似乎在模仿荧幕上的福尔摩斯——贝锡赖斯朋。侦探小说与电影之间的有趣互动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1931年，中国人自己导演、制作、主演的福尔摩斯电影也成功上映，这就是由天一公司出品，李萍倩导演并出演男一号福尔摩斯的影片《福尔摩斯侦探案》，这部电影的拷贝目前已不可见，本文所选的第二幅图像即是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从海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和影片相关的信息，比如该片由李萍倩执导，邵邨人编剧，李萍倩、陈玉梅、陶雅云主演。除了李萍倩饰演的大侦探福尔摩斯之外，其余片中人物都是中国人，比如该片还特别为福尔摩斯设计了一名中国女友沈梨云（陈玉梅饰），并以此取代了助手华生的角色。但这部中国本土的福尔摩斯电影当时获得的评价并不算高，一篇署名“乔治”的影评文章就对《福尔摩斯侦探案》（刊于《电声周刊（上海）》，1934年第28期）提出了比较严厉的批评：

这是一部天一公司三年以前的出品。导演是李萍倩，片中的侦探福尔摩斯也是他自己充饰的，利用了化装术，前后扮演长须驼背的老人、面目熏黑的乞丐、乡村老翁、中年绅士等四五个不同的人物。这里还有昔日的陈玉梅、孙敏，他们底表演是那样幼稚，无论导演或是演出方面的技巧都是很落伍的，还有那些活动机关的布景等等，现代的电影观众早已不要看了。

距离李萍倩导演并主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半个多世纪后，另一部中国本土制作的福尔摩斯电影《福尔摩斯与中国女侠》于1994年上映。这部电影由刘云舟、王赤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讲述的是清朝末年，福尔摩斯和华生来中国游玩，入住仙来客栈，不想与清朝官兵、义和团，以及客栈女掌柜白芙蓉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战斗。其中福尔摩斯在侠女白芙蓉所代表的中国武侠电影传统中显得格格不入（该片导演之一王赤和编剧之一李昌福都是武侠片出身，整部电影也因此带有强烈的传统武侠片的类型模式），片中各种粗糙的人物设计与荒诞的故事走向，令人看罢哭笑不得。我曾经编过一本《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书中收录各种晚清民国时期福尔摩斯来中国的滑稽故事，但说到情节的无厘头程度，却都不能和这部电影相比。

且不论中国本土福尔摩斯电影拍摄的成功与失败。借助电影这种新兴媒介形式，中国观众可以更直观地看到福尔摩斯的人物形象和侦探过程，这对于早期中国小说读者与电影观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直到当下，随着一代代影视剧作品的推出，观众脑海中福尔摩斯的样子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从杰里米·布雷特到“卷福”，不同代际的观众对福尔摩斯的想象都聚集着自己时代的特殊观看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