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复旦大学的王启元兄微信来询，陈曾寿（1878-1949）日记中的“子玉”究竟是谁？我整理陈曾寿《苍虬阁日记》时，时常碰到这两个字，只知他姓蔡，至其姓名字号、生平履历，则一概茫然。因他虽频繁出现在陈曾寿的生活中，却实在只是“出现”，并不曾留下多少令陈曾寿难忘的事情。不过，因启元兄一问，我更加后悔没有给《陈曾寿日记》编制人名索引了。而文献整理的历史欠账总归逃不掉，是必要直面且加以偿还的。那些陌生的人名字号，难道考索的任务都要交给读者吗？稍有闲暇，一个还算认真的文献整理者难道没有义务解答这些疑问吗？于是，有关蔡子玉的一趟日记探微之旅又开始了。
一、颔首不语的蔡子玉
陈曾寿孙陈文乔（1946-2005）有一首《抄爸爸日记歌》的诗，记载整理父亲陈邦直（1910-1956）日记过程，并忆1950年代所见家中老辈交往情形，诗中有这么几句，“连珠妙语周君简，据典引经赵朴初。髯髯皓首杨子安，默默瞌睡陈病树。语惊四座孙季群，颔首不语蔡子玉。”诗中所提及六个人，都与陈曾寿家族往来密切，与陈曾寿及其子陈邦直交往都很多。以今日知名度而言，赵朴初（1907-2000）当推第一。至周君简（1905-1959），则是晚清漕运总督周恒祺（1825-1892）曾孙，娶赵朴初姐姐赵鸣初（1904-1996）为妻，称陈曾寿母亲周保珊为姑奶奶，与陈曾寿女婿周君适为兄弟。周君适（1903-1988）撰有《伪满宫廷杂忆》，颇知名。赵朴初娶陈曾寿侄女陈邦织（1918-2011）为妻。周、赵两人与陈家有姻亲关系，来往尤密。此外杨熊祥（1883-1951，子安）为湖北江夏人，曾任农商部次长，与陈曾寿关系密切。陈祖壬（1892-1966，病树），马其昶（1855-1930）高弟，为晚期桐城派健将。孙季群则是寿县孙家鼐（1827-1909）后裔，叔伯父为民国著名收藏家孙陟甫（？-1947），孙家系中孚银行股东，为民国间巨富。孙陟甫敬重陈曾寿为人，曾遣孙季群到西湖陈庄师事陈曾寿。惟蔡子玉，生平大略未详。不过诗中所载诸人特点，颇可留意。如周君简善谈等，可与陈曾寿日记相关记载参看。若孙季群语惊四座，陈曾寿儿媳妇爱新觉罗·毓倩文（1912-1997）犹记其名言（可参见《爸爸残留的日记》，154页）。联想到陈曾寿与许宝蘅（1875-1961）闲谈时，许宝蘅说，“我等数人皆不甚喜平实人”（许宝蘅1908年6月13日日记），可知陈曾寿所相与诸人均为有波澜之人。于是，蔡子玉的“颔首不语”也吸引了我索隐的兴趣。
陈邦直《味冷斋日记》1949年开篇书影
只是，蔡子玉的资料十分难寻，检索各类近现代文献数据库后也不能稍稍释疑。因陈邦直《味冷斋日记》记事在1949-1950年，其子女皆有记忆。我于是问陈邦直女儿陈文欣老师，总算对蔡子玉生平事迹增添了新的印象。以下为陈文欣老师的口述：
蔡爷爷（指蔡子玉）我最熟悉，在北京和上海都见过。1948年我们到上海后，他常来我家，那时候爷爷（指陈曾寿）年纪已经大了，又因为痔疮等原因，身体不好，不大说话。蔡爷爷来后，也不多说，只是和爷爷下围棋。爷爷写的字画，他过去常常来求，求到后就拿去卖掉，再来接济我们。爷爷去世之后，他还经常来，来的时候，往往带着新鲜蚕豆十斤，或是其他青菜，就吃个午饭就走，有时也和爸爸下棋。下棋的时候他多是沉默，话很少。弟弟（指陈文乔）诗里的“颔首不语”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后来爸爸出事了，蔡爷爷这些人也不太好，往来就少了，我们也都不知道蔡爷爷的情况，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已去世很久了。娘（指爱新觉罗·毓倩文）说是穷困死的。娘告诉我们，蔡爷爷年轻时新婚，结果第二天一早新娘子就走了。我记得他确实没有胡子，面皮很光滑，后来也没有子女。蔡爷爷人真的很好。我读初中时，有一年斯大林去世，大家好像都很悲痛，我在家里桌子上写英文“Stalin”。蔡爷爷进来看到了，说：“唉哟，这是斯大林呀。”我说，“蔡爷爷，你还认识英文啊。”蔡爷爷说，“我不但认识，我年轻时还说英文呢。”（2024年7月19日访谈）
陈文欣老师这段口述，为继续爬梳蔡子玉的资料奠定重要的基础。然而我还不知道蔡子玉的大名，随后转求湖北图书馆的马志立馆员，蒙他告知，蔡子玉即蔡麟书，出处在《许宝蘅日记》。许恪儒（1924-2023）整理的《许宝蘅日记》“附录四 日记中部分人名字号对照表”恰有一条云：“子玉（蔡子玉），即蔡麟书。”许恪儒为许宝蘅第四女，所云当有所本，其说可从。
又因陈文乔诗中记载陈病树等人与蔡子玉经常到陈家聚会，我猜测两人也相互认识，恰好笔者认识陈病树之孙陈行健先生。蒙陈先生告知，知陈病树等人曾摄一张合影，为蔡子玉、陈病树、陈文无、刘立人四人，背靠古塔，且题词云：“四人三百岁，一塔两千年。”由此可确定蔡子玉年龄，不过，陈病树年龄向有1894年与1892年两说。幸而《书法报》王可万兄找到陈行健先生所说照片原图。
陈文无、刘立人、蔡子玉、陈病树1961年在上海龙华寺前合影
照片右下方陈病树（晚号“西阁长翁”）题词云：“四人三百岁，一塔两千年。西阁题，文无书。”并有“文无”二字图章。照片下空白处另题有：“江阴陈文无，七十；贵池刘立人，八十；汉川蔡子玉，八十；新城陈病树，七十。辛丑三月三十日。”知照片拍摄于1961年，由此可印证陈病树生于1892年，非1894年，询诸陈行健先生，果然。而照片左二的蔡子玉生年当在1882年，卒年至少在1961年后。这张照片的背景为上海龙华塔，郑逸梅《铁线篆圣手陈季鸣》载陈文无（1892-1966，季鸣）与陈病树交往，云“季鸣不蓄须，病树却鬃鬃多髭。一次二人同乘舟作虞山游，一访红豆山庄遗址，舟人误以二人为父子，从此季鸣亦蓄须，俨然为老人了。又一次病树、季鸣与谢冶盦、戴禹修同游龙华，在龙华塔下，合摄一影，禹修题云：‘四人三百岁，一塔两千年。’原来塔建于三国东吴孙权，历年很久了。”（《艺林人物琐记》，西泠印社出版社2021年，276页）记陈病树喜蓄须，确乎是事实，但合影照片与上图不相符。戴克宽（1879-1964，禹修）、谢鼎镕（1878-1960，冶盦）年长于蔡子玉，或陈病树先有此照，后来借用戴克宽题词于上图中。
二、报刊边缘的揣测
通过陈文欣、陈行健诸位老师的口述，我获得诸多关于蔡子玉的材料及线索，这为我考证蔡子玉的生平增添了更多底气。此后，利用各类数据库，辨析材料便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陈从周（1918-2000）《梓室余墨》载有“京师译学馆”一条，记载从朱启钤处得到的见闻：“译学馆开办人为曾广铨、朱启钤，以后之监督为黄绍箕、章枝、王季烈、邵垣浚。分英、法、德、俄文四科，魏易、胡敦复、蔡子玉、萧智吉诸人授一二年级英文，三年级以上则为英人教授。其他之课程教授为蔡元培、陈衍、汪荣宝、韩朴存、丁福保等。”（《梓室余墨：陈从周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246页）因陈文欣老师回忆，则大致可推测此说可从，即蔡子玉早年曾在京师译学馆任教，主授一二年级英文。
在《京师译学馆校友录》（1925年、1931年版）两书中，未见蔡麟书，而魏易（1880-1932）、胡敦复（1886-1978）等赫然俱在。这未必就是朱启钤（1872-1964）回忆错误，因《京师译学馆校友录》附载京师译学馆历次同学录刊印信息，分别为：
第一次，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京师译学馆规章）内刊同学录；
第二次，宣统二年十二月，（京师译学馆同学录）；
第三次，宣统三年八月，名同上；
第四次，民国四年三月（京师译学馆校友录）；
第五次，民国七年十月，名同上；
第六次，民国十四年六月，名同上；
第七次，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名同上。
《京师译学馆校友录》1931年版所附各版校友录信息
倘按图索骥，一一找到京师译学馆其他年份刊印的校友录，当可进一步核查蔡子玉在京师译学馆的从教经历。不过，所有的文献探寻往往不能一劳永逸，获取这些年份的京师译学馆校友资料并不能如愿，好在考证蔡子玉的生平却因此获得清晰的路标。
尽管蔡子玉在京师译学馆教书概括暂付阙如，但他此后可能参加留学美国的考试。《申报》1909年9月14日第4版载《考试游美学生揭晓》记载本年8月20、21日游美学务处组织考试结果，共计68名，蔡麟书名列其中，同期榜单中尚有梅贻琦、秉志、胡刚复等人。此蔡麟书疑即蔡子玉，然最终录取四十多人，未见其人，或与其年龄较大有关。游美学务处第一次考试章程今未见，但1910年发布的《奏设游美学务处告示》规定：“凡身家清白，体质壮实，年在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中西学科能合下开程度者……听候定期考试。”（《政治官报》1910年第954期，15页）倘此蔡麟书即为蔡子玉，可揣想其遭摈原因在年龄问题，毕竟这一年蔡子玉已经28岁了。
近现代文献尽管浩如烟海，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留名的机会，近现代公开出版物中有关蔡子玉的记载相当稀缺，可以确知的是，民国初年，他曾活跃在北京，与陈曾寿兄弟往来密切，时有冶游。陈曾寿弟弟陈曾穀（1888-？）在《湖北三杰》一文提及，民国初年，京城有“湖北三杰”之说，分别为黎元洪（1864-1928）、谭鑫培（1847-1917）与名妓小阿凤，述及小阿凤时，陈曾穀云：“小阿凤在民初亨有大名，其貌并不甚美。后数年，约在民十前后，我与蔡子玉兄到暘台山看杏花，住在双峰寺，一日清晨，两人坐籐轿到大觉寺，一路杏花成林，如椒如菽，或红破白露，朝阳照之，光艳绝伦。大觉寺有玉兰两株，高与檐齐，开花最有名，我等去时，花已开到八九分，在院徘徊间，晤傅沅叔、白理斋两人，邀进房吃粥，见王克敏为主人，桌上列火腿、肉松、松花等粥菜，又有高庄馒头两大盘，内屋又出一女子，殷勤招待，似曾相识，我等辞出，白理斋送至寺门，余私问女主人为何人，理斋大笑，言：‘大名鼎鼎的小阿凤都不认识吗？’”（《申报》1948年2月16日，第8版）可见蔡子玉与陈氏兄弟关系密切，1920年代初在京城生活，且颇为惬意。
《北平晨报》1922年11月3日第2版
此后不久，蔡子玉可能去了青岛，《北平晨报》1922年11月3日第2版载有《鲁案盐场委员会已告终了》提及“青岛盐场接收委员会委员长吴大业，因盐场接收，为期不远，特邀请青岛盐业研究会副会长蔡子玉、弥瑞周及评议员刘阜南等数人开盐场接收官商联席大会……” 大致可以推测新闻稿中的蔡子玉即其人，原因在陈曾穀《记吕美荪女士》一文提及：“近晤蔡子玉兄，言美荪女士现居青岛，仍健在。”（《申报》1948年9月13日第8版）吕美荪（1881-？）长住青岛，蔡子玉熟知其事，应当与青岛方面关系密切。
此外，现代报刊上检索到“蔡子玉”三个字，只见于1944年7月间《新民报》发表上《主办稷园围棋大会》一文，其中提及：
本报为提倡中日特有文化，发揭东方奕术，以为文人高尚娱乐起见，特在稷园一味庐举办“稷园围棋大会”，由奕界名家傅治芗、夏蔚如、张执中、金东年、丁国九、蔡子玉、吴秀川、文实权、王无厓、王二飞诸氏襄赞，其围棋国手崔云趾、金亚贤、雷葆中、邵继廉，名手伊耀卿、陈绳武、关俊臣、袁兆骥诸氏亦均参加准备，分期由三十日下午二时开始，以后每日每位比赛二盘，轮流奕战，并特制有银后三座，第一座刻“围棋国手”，第二座刻“堪称巨擘”，第三座刻“出奇制胜”。……迄十九日午后四时，由本报武田社长亲自莅场发奖、摄影，并于是日举行慰劳宴，更约请赞助本会之各名流一齐出席，以资联欢。（蔡天梅编著《新民报社史》，453页）
蔡天梅编著《新民报社史》载蔡子玉为围棋名家
报刊所涉的蔡子玉、蔡麟书，是否即是陈曾寿日记中的蔡子玉？恐怕未必，在有关近现代人物的考证中，重名人物往往让研究者产生“张冠李戴”的错误。毕竟，公开出版物所涉人物往往只是偶而闪现，其人从前如何，将来怎样，报刊并不提供连续性的曝光。好在，陈曾寿日记及其他口述文献为如上的推测提供了合理的旁证。在陈曾寿等人日记中，可知蔡子玉对围棋有相当嗜好。《新民报》提及的傅岳棻（1878-1951）等与陈曾寿、蔡子玉等人交往密切，此人当即蔡子玉。于是，我们可以说，在考证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各类文献中，报刊文献往往不够完备，无法自足，必须仰赖其他文献方能确证其人其事。
即便如此，除以上资料外，报刊等公共性文献也无法再为探寻蔡子玉的生平提供更多信息。在追寻近现代历史小人物的过程中，当公开文献无力时，有必要回到私人文献，此时近现代人物日记为蔡子玉的生平提供了更多信息。
三、日记自证：汉口的东道主
蔡子玉是谁？这一始于日记的问题，答案仍然需要在日记中寻找。由于如上来自报刊及口述资料的模糊和破碎性，我对蔡子玉生平的考证必须集中到日记中。而一旦将目光锁定到日记文献中，我才惊讶地发现，在陈曾寿、许宝蘅等人的日记中，蔡子玉是如此频繁地活跃着。
许宝蘅日记第一次记载蔡子玉在1908年2月21日，这天日记写道：“夜仁先、治襄、子玉、 睦先来谈。”显然，这并非蔡子玉与许宝蘅的初次见面，更早以前，他们已建立联系。陈曾寿、傅岳棻、蔡子玉等人均是湖北人，这一晚诸人联翩来访，不过是京师鄂人社交圈的一次寻常活动。类似的活动日记多有记载，如许宝蘅1910年3月13日日记云，“八点约仁先、慎先、觉先、农先、豫 斋、宝臣、子玉、元孙、朴生、翼如到广和居晚餐。”
1908年，蔡子玉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与许宝蘅、陈曾寿、傅岳棻等人多有交往，曾在南味斋等地宴客（许宝蘅1908年6月13日日记），许宝蘅有扇面等相赠（许宝蘅1908年5月5日日记）。
1909年，蔡子玉仍在北京。5月9日，游颐和园，同游者为“蒋则先、陈赤方、张彦云、陈石遗、徐豫斋、陈仁先、慎先、觉先、农先、蔡子玉、杨怡曾、黄同武、李润田（许宝蘅日记）。陈曾寿日记始于1909年9月16日，10月10日即载有“子玉约到便宜坊小饮”的记载，可见蔡子玉好客。1910年9月26日，又有“子玉约饮醉琼林”的记载。综合许宝蘅、陈曾寿二人日记，可知蔡子玉时常宴客，地点包括便宜坊、广和居、东安饭店、醉琼林、南味斋等地。
由于有京汉铁路的便利，蔡子玉时常往返北京和汉口两地。许宝蘅1910年1月12日日记云，“司直致书并兴业银行转赛马收据，交蔡子玉明日带鄂。”陈曾寿1910年3月3日日记载：“慎先及子玉由鄂来，家中均平安。” 可知，本年春间蔡子玉曾回湖北，待了约两个月。
辛亥以前居京其间，蔡子玉或曾借住在陈曾寿家。许宝蘅1909年12月6日日记云：“再过仁先寓，子玉因乃翁六十寿约饮，观围棋，十一时后归。”不久之后，蔡子玉或离开京师大学堂译学馆。陈曾寿1910年3月24日日记天头记载云：“为子玉说名词馆事。”可见蔡子玉此时正在谋职，日记提及的“名词馆”即学部1909年设立的“编订名词馆”，总纂为严复（1854-1921）。陈曾寿此期在学部任主事，当为蔡子玉说项，从日记此后所记看，此次谋事似未告成。不过，这并未影响两人的交往，身处王朝末世，陈曾寿多有不如意，而蔡子玉也时常往来京汉两地。因此这一时期，除了频繁宴饮之外，他们也时常下围棋消遣。许宝蘅日记对此多有记载，如1910年3月23日日记云，“五时归。子玉、农先来，围棋三局，十一时去。”1910年5月15日日记载，“四时到升平园洗浴，后过仁先，与子玉、觉先围棋三局，归晚餐。”围棋、聚餐与闲谈，成为这一时期日记所载蔡子玉日常生活的三大活动。这并不表明蔡子玉居京其间如此无所事事，只是在陈曾寿、许宝蘅等人日记中，简短笔墨所描绘的蔡子玉确乎如此。
1911年辛亥鼎革以后，蔡子玉当迁居汉口。据陈曾寿日记记载，1912年底陈曾寿回汉口，蔡子玉充当东道主。本年12月24日陈曾寿日记载，“晚渡江，途间遇莘田、子玉，遂同行。 子玉约饮嘉宾楼。久别乍见，乐甚。同子玉访道孙，未遇。”次日日记又载，“同子玉过汉阳看刘剑老”。12月27日，陈曾寿与弟弟陈觉先往汉川访谢石钦，蔡子玉陪同，日记云：“同觉先搭小火轮赴汉川。子玉亦来，约至蔡甸上岸，坐轿三十里，再换小划子到汉川。傍晚抵石钦寓，相见极欢。”次日，蔡子玉请早饭，12月29日，“石钦办早饭，菜极丰，晚饭亦然。子玉约宵夜，两大碗鸡，两碗白木耳，甚费。夜谈至三钟寝。”12月30日，蔡子玉陪陈曾寿由蔡甸回汉口。1913年1月1日，蔡子玉复来访。至1月7日陈曾寿离开，蔡子玉多来拜访，且终为送行。其中，可记者为1月6日日记载：“子玉来，交银三百两，以二百付朱木匠。”由此可知，蔡子玉往往能急陈曾寿所急。其多借钱与陈曾寿，如1934年4月9日陈曾寿日记记载，“借子玉卅元。”陈曾寿离开汉口以后，与蔡子玉有书信往来，如1913年1月11日、3月6日等日记均记载致蔡子玉函。
此后直至1920年代，蔡子玉当长住汉口，然时往京沪等地。此期据许宝蘅、陈曾寿二氏日记，可大致勾勒蔡子玉生平的一鳞半爪。
1920年间，蔡子玉主要居住在汉口，好交游，乐于当东道主。许宝蘅1920年1月27日日记记载：“到车站，毅民、仲伦、陈贻先、蔡子玉均来。”这一时期，蔡子玉在汉口交游颇广。许宝蘅1920年2月2日日记云：“三时访董达夫丈不遇，到大观楼洗浴，浴罢赴子玉约，同座有程子大颂万、达夫丈、贻先。”知蔡子玉又与程颂万有交往。承马志立告知，程颂万《鹿川诗集》卷九收《偕耐庵过蔡子玉，观隋大业三年苏七宝写大智论经，啜雨前杭茗，次韵子玉》一诗，知蔡子玉能诗，且颇富收藏。此诗系于1919年，载程颂万与湖南画家蔡清（耐庵）访蔡子玉事，知1919年蔡子玉已居汉口。
1920年夏初，蔡子玉有上海之行。考郑孝胥1920年4月5日日记云：“陈仁先及其友蔡子玉来。”4月6日日记云：“晚，同仁先、琴初、蔡子玉、黄同萱至同兴楼饮。”此期陈曾寿居上海，蔡子玉当因陈曾寿介绍结识郑孝胥。年底，许宝蘅扶柩回汉，至1920年11月28日离汉，蔡子玉往送行，许宝蘅日记有云，“上江永船，伯温、汉宇、蔡子玉、倬云、仲伦、毅民在船候送，九时开船，即睡。”
1921年春夏间，蔡子玉又往北京。许宝蘅1921年4月4日日记载，“十二时到春华楼，约陈仁先兄弟，徐明甫、勉甫兄弟，蔡子玉，徐愈斋，傅治芗午饮。”4月13日载，“十二时同三哥到春华楼午饭，约子玉、贻先、农先、介白、俞伯刚、尚一诸人，鸿侄亦随往，鸿侄生日也。”此期，许宝蘅、蔡子玉等人颇有冶游活动，4月21日日记云，“五时归，小睡。约陈、王、姜诸伶饮，并约张君立、端仲纲、杨祗庵、李润田及黄桐生、兰生、陈贻先、农先、蔡子玉，又约唐采芝弹琵琶，十二时后散。”由此可见，蔡子玉在京交际范围仍广。
此数年间，蔡子玉当时常往返京沪两地。1922年9月，蔡子玉在北京，时常与许宝蘅聚饮。年底，蔡子玉复归汉上。1922年底，陈曾寿因为父亲看葬地，回湖北浠水老家，道经汉口，即率先访蔡子玉，蔡子玉是当之无愧的东道主。陈曾寿11月10日日记云：“侵晨，到汉口。至子玉处，尚未起也。同子玉至君适处，晤表嫂。至七兄处。饭后，同子玉渡江，晤少珩、三兄……又同子玉访惕斋，笃友亦来，谈至夜深始散。”11月11日日记云：“同子玉乘汽车至新开马路一游。闻石钦在汉，以电话约至惕斋处。……与石钦同归子玉家，谈至夜深。 ”11月15日陈曾寿由浠水回汉口，又与蔡子玉聚，当日日记云：“十钟到汉口，至子玉家，电话约石钦来，子玉请吃菊花锅。”11月17日日记云：“午后，惕斋、九兄皆至子玉处。饭后，君适、君简来。上瑞汤丸船，九钟开。” 如上摘录的日记资料表明，陈曾寿此次湖北之行下榻在蔡子玉家。蔡子玉家中装有电话，景况想来甚好，也是汉上文人交游的一个据点，许多饯行宴均在其家举行。
一个月以后，陈曾寿扶柩再回湖北，蔡子玉仍然尽力襄助。1922年12月25日，蔡子玉等人到码头迎接。次日，蔡子玉与金惕斋在第一楼为陈曾寿一行接风洗尘。12月27日，蔡子玉等人在江干公祭陈曾寿父亲陈恩浦。由于从汉口至浠水巴河需要报关，手续繁杂，蔡子玉出力极多，以至于陈曾寿12月28日日记写道：“子玉 、惕斋费心劳力，辛苦太过，至不安耳。”1923年1月10日，陈曾寿离开武汉，又是蔡子玉、刘子敬饯行，而蔡子玉和陈曾寿女婿周君亮等人复送陈曾寿上船，此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1923年夏季，蔡子玉复往北京。许宝蘅1923年5月10日日记云，“十二时到宝华楼蔡子玉约。”此后的五、六月间，蔡子玉在北京与许宝蘅多有往来宴饮活动。此期，蔡子玉居于北京五族饭店，曾往天津迎接陈曾寿。是年6月5日，陈曾寿北行抵达天津，蔡子玉、陈曾畴（1890-1956，农先）来车站迎接。6月6日抵达北京，陈曾寿居住在五族饭店蔡子玉寓所。6月7日，蔡子玉陪同访问张国淦（1876-1959）、杨熊祥。6月8日，“子玉请吃广和居，仲清、季湘、子安、裕斋、治芗、黄同生、兰生、介伯俱到。”（《陈曾寿日记》）此可见，蔡子玉与陈家兄弟关系密切，6月9日，“裕斋、子玉、琴侬、 六弟送至车站。” （《陈曾寿日记》）几天以后，蔡子玉曾为蔡氏宗祠请许宝蘅书联，此即许宝蘅1923年6月13日日记云：“子玉来。张岱青议员来。 为子玉写宗祠联，又胡绥之联，子玉饭后去。”
据许宝蘅日记，1924至1925年间，蔡子玉时在北京。而1924年年中，蔡子玉又在汉口。陈曾寿本年5月17日抵达汉口，即到蔡子玉处拜访。5月18日日记云，“子玉请晚饭，有惕斋、同武、四弟、梦仙。”是日蔡子玉与15元给陈曾寿，未知何由。
这一时期，蔡子玉当时常往返京汉两地。据许宝蘅1926年1月24日、3月30日日记载与蔡子玉通信消息，知其1925年底及1926年初，仍在汉口。
四、奔赴“伪满洲国”：长春与青岛
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蔡子玉当在青岛生活。陈曾寿1932年8月20日日记云，“子玉自青岛来，求带家信及惕斋、公渚函。”可知，此时蔡子玉从青岛至长春，陈曾寿曾委托其带信往青岛。又陈曾寿8月23日日记云，“夜，同子玉、季湘、君适、苕雪看竹，负四元。”8月24日云，“子玉请俄国馆。”此后不久，蔡子玉当返回青岛，年底又从青岛奔赴长春。1933年1月6日日记载，“同君适至农先处上供，子玉亦至，谈至十一点钟返寓。”1月7日日记云，“十一钟后，同子玉、苕雪走访季湘 ，月色甚佳，尚不甚寒冷，季湘已脱袜将睡矣，谈至十二钟半返寓。” 1月15日日记载，“星期。同子玉、君适至农先寓。”由此可见，蔡子玉在长春时期仍然好客，在饮食上颇有好奇之心，敢于尝试俄国菜馆。其所交游人物，仍是许宝蘅、陈氏兄弟、徐思允（1876-1950，苕雪、愈斋）等人。
山田好文《满洲国皇帝を迎へ奉りて》（1935）所载伪满宫内府官员一览表
蔡子玉奔赴长春，不排除遗民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或在他昔日的好友傅岳棻、许宝蘅、陈曾寿等人都在伪满宫廷任较为重要职务有关。此期，傅岳棻任宫内府秘书官，许宝蘅任总务处处长，陈曾寿任近侍处处长，如上几人或为蔡子玉在“伪满洲国”谋得差事。陈曾寿1933年1月22日日记，“同子玉、稚云、君适至关帝庙吊功禹。上赐祭，派许宝蘅恭代。”周君适为陈曾寿女婿，与关松房（1901-1982，恩棣、稚云）同为陈曾寿下属，推测蔡子玉也当在陈曾寿任处长的宫内府近侍处工作。又，陈曾寿夫人洪氏去世后，傅岳棻为蔡子玉、斯明（1877-1936，儆吾）、汪希颜三人代作挽联，书于陈曾寿日记，其中一联云：“忧国志相同，盼到中兴尤至愿；悼亡词不费，祈无怛化更深悲。”落款为：“为子玉、儆吾、希颜三人代作，苍虬属书于此。棻识。”（陈曾寿1934年9月14日日记）此又可证。
由于许宝蘅1932至1943年间日记尚未刊布，故此期蔡子玉的活动轨迹只能依靠陈曾寿日记加以考订。
在长春期间，蔡子玉与陈曾寿家族关系极密，甚至参与陈家的家祭活动。无论是陈氏兄弟，还是其女婿周君适等，蔡子玉均往来频密。蔡子玉还与陈曾寿一起守岁过年，如陈曾寿1932年十二月三十日（1933年1月25日）日记，“后赏饼干四盒、水果四篓。与子玉、君适坐至四钟睡。”次日未写蔡子玉来贺年，大约蔡子玉就住在陈曾寿家中。因陈曾寿1933年1月30日日记云，“同子玉访王伯高，未遇。夜同时敏、子玉、苕雪、识先竹戏。”1933年2月6日日记云，“农先、识先约同子玉、君适、时敏、儆吾、伯辉、斋白晚饮。 ”大体可证蔡子玉或住在陈家，或至少相邻不远。
蔡子玉此时也成为陈曾寿十分倚重的左右手。1933年6月17日，蔡子玉陪同陈曾寿一道同赴大连接陈家家眷。陈曾寿6月20日日记云，“同觉先、子玉、 荃 女、小元、肖高乘汽车至寿民药房、墨缘堂。”6月21日日记云，“同子玉、觉先至若木家小坐。”6月22日日记云，“夜与子玉、觉先、巽女竹戏。”6月23日日记载，“子玉约同觉先食俄菜。夜同子玉、觉先、巽女竹戏。”凡此种种可见，陈曾寿视蔡子玉为家人。此次大连之行动，始于1933年6月17日，至6月27日，陈曾寿与蔡子玉一道乘坐下午四时车北上，中途在奉天短暂下车，次日抵达长春。至此，陈曾寿夫人等家眷均迁至长春。
1933年8月，在清理吉林等地皇产事时，陈曾寿邀请蔡子玉和弟弟陈曾任（1888-1960，觉先）往游。8月16日在松花江岸边，感慨甚。“傍晚闲步至松花江边省署，即临江岸建牙吹角， 甚得地势，澄江一道隔山，云山千叠，俨然一幅图画，略如快阁之对鉴 湖也。上游人烟甚密，灯火初张，掩映樯帆如织，二三小艇放手中流，又似汉江晚渡，洵不愧小江南之目。与勉甫、子玉、觉先立江边久之，初不料此数人于此聚会。倘使廿年以前有云当在松花江边同立，岂 不笑为呓语乎。人事真不可料也。”陈曾寿有诗《同勉甫、子玉、觉先松花江边晚眺》，末四句云：“形胜谁堪穷塞主，烟波不负小江南。白头万里成何事，饱馔银鳞只自惭。”在塞外小朝廷供职，人地生疏，境地困难，在陈曾寿不无惭恨与伤感，在蔡子玉，或亦有同感。
两人同在关外，且有二十多年的友谊加持，关系较一般朋友亲密许多，彼此也互相参与家庭生活。蔡子玉在家中宴请陈曾寿等人，这是陈曾寿1933年12月20日日记，“子玉在寓中请时敏、孝同、德甫、嗣伯、君适晚饭，竹戏。” 而陈曾寿家宴中也时见蔡子玉身影，其1934年11月20日日记云，“以卷饼、羊肉面约治芗、子玉、虞表、蜀梅晚餐。”
由于二人的密切关系，陈曾寿的朋友圈对蔡子玉完全开放。故此期蔡子玉在长春的交游者，包括张梦嘉、胡嗣瑗（1869-1949）、傅岳棻等人，其交游范围，大体呈现于1933年9月30日陈曾寿生日这天的宾客中，是日陈曾寿日记载：“晚饭五桌，竹戏亦有四桌，到者为罗叔言、许鲁山、林肖旭、苕雪、季湘、愔仲、胡靖 凡、罗君羽、祁六爷、恩稚云、刘嗣伯、王铁生、王君九、毕书仲、许雨香、许声甫、李代云、陈学忠、包辑庭、杜宗琦、刘问哲、溥绍、孙宝璋、聂宗荫、樊培之、胡秦贻、许怡斋、罗君穆、刘凤叔、缪子受、斯儆吾、毛永忠、费荣生、金平山、戴仁 (法院推事 )、岳少博 (燕璞)、蔡子玉。 ”除了陈曾寿家人外，这些人多是“伪满洲国”中与陈曾寿关系较密者。
这一时期，蔡子玉还是陈曾寿重要的“雀友”，1933年4月2日日记云，“夜同子玉、君穆、识先打麻将，负四元。”6月15日日记载，“夜，与勉甫、子玉、农先竹戏，负七元。”此外两人也时常下围棋，蔡子玉是围棋业余名手。1934年8月18日日记云，“子玉、希颜来围棋。”8月19日日记载，“希颜、子玉、识先来围棋。”12月8日日记云，“治芗约说 饼，治芗、子玉、希颜围棋，始天晓乃散。”12月13日日记载，“治芗、希颜、子玉、小松来围 棋。”甚至于后来，蔡子玉还是陈曾寿重新下围棋的推手，陈曾寿1946年5月12日日记云，“与子玉围棋一局。两年未着棋，几于全忘矣。 ”
由于他们交往的密切，彼此生活里的重要节点自然也不会错过。陈曾寿日记因而保留了蔡子玉的生日信息，为农历十二月廿四日。陈曾寿1933年1月19日（十二月廿四日）日记云：“子玉生日，避去不归。”
此后，据陈曾寿日记，可知1933年底至1934年，蔡子玉时常到陈曾寿家下榻，1935年尚在长春，但1935年5月11日以后，蔡子玉有相当长在陈曾寿日记中消失，直至1945年底。这其中1936-1940年间陈曾寿有日记存世，日记未载，可知蔡子玉恐离开东北，长居青岛。1941年出版的《上海人名录》载有：“蔡麟书，住址：卡德路二〇弄二二号同兴牛肉庄，电话：三一三二五。”显示为该店经理，未知是否即其人。
五、乱定复流离：北京、青岛、上海
1945年12月26日，许宝蘅日记中再次出现蔡子玉的消息。此后数有往来。此期，蔡子玉也再次出现在陈曾寿日记中。这一时期，蔡子玉多有礼物赠予陈曾寿，可记者如：1946年1月10日，“子玉来，赠萨齐马十块， 。”3月22日，“子玉来，赠点心。”5月1日，“子玉晨来，赠藤花一包、笔一枝。”5月17日，“子玉来，赠玫瑰饼、茯苓饼。 ”5月31日，“子玉来，赠雪茄烟四枝、玫瑰饼一盒。”8月17日，“子玉来，赠烟丝八盒。”9月23日，“子玉来，赠重阳糕。”10月23日，“子玉来赠点心一包。”陈曾寿日记中记载蔡子玉馈赠礼物极多，多为点心、饼干等。日记所载与陈文欣老师回忆可相互印证。
不仅以礼物相赠，蔡子玉也常为陈曾寿介绍鬻卖书画作品。从前陈曾寿曾赠蔡子玉书画作品。如1924年5月19日，陈曾寿为蔡子玉画松木竹石小幅又屏四幅。1932年8月24日，陈曾寿“子玉画松一幅，写屏一条。”1933年6月19日，陈曾寿写一屏条赠予蔡子玉。1933年6月23日，又“为子玉画松。”1936年1月10日，写横幅赠予。今存陈曾寿赠蔡子玉诗扇，上书五、七言诗各一首。分别为：
今日犹为国有儒，奄奄气息李曹无。薰天时见苓通帝，抱义真伤咫尺孤。孟博探汤宁顾族，伟卿入镬早忘躯。欲奢持狭由来事，空奉强华赤伏符。
绕佛痕三匝，弥天恨一丝。炷残身不去，痴绝九峰师。
子玉老兄雅正。陈曾寿。
武汉大学编《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冯氏捐藏馆开馆纪念画册》，2018年，第57页
往昔陈曾寿书赠蔡子玉，是朋友间义务式的“雅债”。在蔡子玉，今番却要以此襄助陈曾寿的生计，故广为陈曾寿引介。陈曾寿1946年7月19日日记云，“为中石写直幅一条，录旧作《赠卢鸿沧诗》，以其为卢之婿也。”旁注“子玉所托”。不仅介绍他人购陈曾寿书画作品，蔡子玉也让家人参与其事。陈曾寿1946年7月18日日记云，“画山水便面(怡庭，子玉之弟)。”7月19日日记载，“子玉来，交润一万圆，赠点心一包。”那么，蔡子玉是让弟弟购陈曾寿画作了。蔡怡庭为蔡子玉弟弟，其人当是中国科学社成员（《第十五次科学社年会盛况》，《时事新报》1930年8月15日第8版）），曾在青岛办煤矿（《青岛平准煤价会议》，《大公报（天津）》1930年2月24日第2版），抗战爆发后还在上海办有华通煤球厂，生产“金鸡牌”煤球（许晚成编《战后上海暨全国各大工厂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局，1940年，363页）。蔡子玉1920年以后多次往来青岛、上海，或与其弟蔡怡庭经营的产业有关。许宝蘅1953年3月26日日记云：“三时子玉来，其弟怡庭于廿四日去世，年六十四，乞书其骨匣题名，即写付之。”可知蔡怡庭生于1890年，卒于1953年，得年64岁。
此期，蔡子玉仍密切参与陈曾寿家庭生活。陈曾寿1946年4月4日日记载，“同小明往蜀梅处贺其太夫人生日，子玉、德甫、君简、钧侄、升儿皆至，晚饭后归。”4月11日日记载，“晨同素梅、小明往北海，子玉、蜀梅、晋华已先至矣，德甫亦来。 ”这些日记均可证蔡子玉与陈曾寿历经一系列社会变故，关系亲密如故。陈曾寿与蔡子玉闲谈，颇多人事感慨。如陈曾寿1946年6月19日日记云，“子玉来，言前数日恩咏春同年至治芗处，小谈移时，临行忽谓头晕，旋即跌倒，急呼汽车送回其家，一小时许，遂气绝矣。咏春在旅顺时，予尝寓居一月，不可谓无香火缘者。记癸卯予乘海船由沪往津应殿试，同舟同年为李□□、□延鸿、杨鸿发及咏春数人，今无一存者矣。……夜甚凉爽，与子玉坐前院闲谈，已为享福矣。”
此外，1946年以后，蔡子玉在北京，与许宝蘅等人交往也颇为频密。如许宝蘅1946年11月21日日记载：“仁先同子玉来谈。”历经伪满洲国、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陈曾寿、蔡子玉、傅岳棻、许宝蘅等一众湖北人仍保持密切往来。许宝蘅1946年12月30日日记云：“到治芗寓，晤子玉、松村，四时半归。”1947年初（旧历1946年底），陈曾寿举家迁往上海，日记中辍。此后，考证蔡子玉生平的资料任务又落到许宝蘅日记上。
在陈曾寿迁居上海之后，蔡子玉仍在北京生活。许宝蘅1947年2月11日日记云，“子玉来午饭，同访子受，子受迁居榆钱胡同十七号，二时归。”1947年2月13日日记，“二时子受、愿士、子玉来，夜十一时散。”5月8日日记，“农先、子玉来，希颜来，观三君对奕，农先先去，子受又来，留晚饭，十一时始散。” 至6月间，蔡子玉又从北京回青岛。许宝蘅1947年6月5日日记云：“三时到治芗寓，知蔡子玉已往青岛。”则蔡子玉又从北京奔赴青岛了。
蔡子玉何时奔赴上海，尚未可知。然1949年陈曾寿去世前后，蔡子玉已在上海。陈曾寿子陈邦直《味冷斋日记》1949年10月2日云，“今日为父亲生忌。上午杨子安老伯同绥厚兄冒雨来，蔡子玉老伯、四叔、七叔、七婶、十三妹、五妹、十四妹、文钵侄均来 。”可见，在陈家人心目中，蔡子玉早已如家人长辈。如陈曾寿每年腊八均煮粥飨友，陈邦直在1950年腊八也仍照旧，宴请蔡子玉等人。今存陈邦直《味冷斋日记》记事不足一年，记载蔡子玉来往有数十次之多，来时多与陈邦直下围棋，且仍极力予陈家以资助，如购买陈曾寿《苍虬阁诗集》等。这是1950年3月12日日记载，“上午蔡老伯来，送四万元，购《诗集》四册。”又如1950年5月7日日记云，“清晨蔡老伯、七叔来，蔡老伯带来豌豆、蚕豆各十斤佐餐。……饭后与大五叔弈一局，又与蔡老伯弈一局。”
蔡子玉迁居青岛、上海，或因依靠其弟蔡怡庭，随其往来移居。许宝蘅1949年12月13日日记载：“蔡子玉之弟怡庭自上海来访治芗，得晤，谈外国情势。夜弈。”总之，在1950年以后，蔡子玉已定居上海。此时，蔡子玉已年迈，出游不如昔年频密，但在1953年仍北游至京。许宝蘅1953年3月12日日记云：“九时蔡子玉来，知汪书城、刘禹生去世，知董芸生在沪，子玉之弟病胃癌，剖视不可治，十时后去。”3月16日，蔡子玉又往谈，日记记载：“九时子玉来长谈，留午饭，饭后同至品香茶社，看魏海鸿与某君弈。海鸿湖北人，原在沪经商，弈与顾水如、刘棣怀相等，又看汪君弈一局，汪为巩庵之侄，身体极魁梧，五时归。叶浦孙来，七十八，知曼多原在某处管仓库，现训练已七月未归家，葱奇无事。”由此可见，蔡子玉仍然嗜好围棋。而许宝蘅记载叶玉麟（1876-1958，浦孙）谈及其子叶曼多情形，可知建国初期一系列运动已经影响到曾在“伪满洲国”任职者的命运。
1955年底至1956年初，陈曾寿弟弟陈曾畴到上海探亲，回北京后与许宝蘅谈此行情况，并代蔡子玉转赠毛笔二枝（许宝蘅1956年1月20日日记）。此后数年间，许宝蘅日记未见蔡子玉相关记载，想来此后各类运动频繁，蔡子玉境况当颇为艰难。直至1960年1月25日，许宝蘅日记始云：“作蔡子玉八十寿诗。”次日日记载，“作诒先书，附寄子玉寿诗。”可知蔡子玉八十岁生日，许宝蘅有诗为寿。因寿诗事，两人联系一度增加，互通有无。如许宝蘅4月8日日记，“接蔡子玉信，知方策六去世。”7月20日日记云，“接蔡子玉信，言陈诒先病状，可虑。”蔡子玉与陈曾穀十分要好，观此，可补《陈曾寿日记》未及之陈曾穀卒年，即陈曾穀当逝世于1960年。
六、蔡子玉小传及日记的“自足性”
如果从文献类型的角度重新定义历史人物，则有的人仰赖诗文集存在，如李白；有的人依靠笔记而存在，如《聊斋志异》中的丁宁；有的人则依靠日记而存在，蔡子玉便是其中之一。倘或为其设立一个专属名字，则蔡子玉不妨名为“日记人物”，即他在其他文献中绝少出现，而主要地存在于日记文献中，离开日记，人们很难知悉他的生平大略。而有了日记，我们甚至可以为他作一篇简短的《蔡麟书传》。
蔡麟书，湖北汉川人，字子玉，中年以后以字行。尝任教于京师译学馆，授英文课。与浠水陈仁先、陈贻先、陈农先、江夏傅治芗、仁和许季湘等相友善，居京时，诸友宴饮、弈游几无虚日。辛亥鼎革后，先生居汉口，时游京沪。京沪诸友莅汉，先生常为东道主，设宴从游无稍怠。“伪满洲国”成立，先生时在青岛，以旧友傅治芗、陈仁先、许季湘诸人在伪满宫内府任要职，遂往赴长春，依陈仁先所。洎陈仁先罢职，复归青岛依弟怡庭。抗战胜利后，先生与陈仁先诸友重聚北平，欢宴如昔。建国前夕，先生迁居上海，遂终焉沪上。先生善弈而寡言，轻财重义。陈仁先晚年困窘，先生周济无稍辞。仁先殁，先生往吊如兄弟礼。先生生于一八八二年，八十寿时，与新城陈病树、江阴陈文无、贵池刘立人摄一影与海上龙华寺前，时人题句云：“四人三百岁，一塔两千年。”此先生存世之惟一照片也。至其卒年，迄不可考。人有传先生无妻无子，晚岁凄凉，可哀也。赖陈仁先、许季湘二友日记，后生小子始能缕述先生生平大略如上。
在有关过往人物的诸多存在方式中，口头传播无疑是古老且更具力量的，不过那往往是神话人物和传说人物的专属。对大多数历史人物而言，文献记载是他们在后世依然被证明曾经富有影响力或留下痕迹的直观凭据。在多种类型的文献中是否留下痕迹，是判断历史人物影响力大小的一大标准。而孤立存活在某类文献中的人物无疑被证明只是历史小人物。从网状结构的多种文献中打捞历史人物，梳理其生平事迹无疑相对轻松，甚至其人本就有不止一篇传记文献存世。而历史小人物生平事迹的钩沉，因其资料稀缺而难度极大，况且此类小人物的考证更不被主流学界视为当务之急。于是，一个个历史小人物尽管岿然立于各类文献中，但人们只当他是路人甲，在各类“义理”的阐发中，他们不过是征引材料里的寄生物，是可以随意丢弃的“鸡肋”。不过，倘若这些“鸡肋”不断在某类文献中断续出现，研究者即便出于“碍眼”的原因，也不免想探寻他的命运究竟如何。前此笔者曾撰《寻找龙沅：一位“毫不起眼”的现代女性与“小人物”的文献记忆》，尝试作这方面探寻。如今，笔者希望走得更远，通过寻找一位理想型的“日记人物”，来测定日记之于近现代历史人物考证的自足价值。
纵观近年来日趋热闹的中国日记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日记已成为公共性的资料，这种公共性不仅因其广受普通读者青睐，也逐步成为研究者的必要参考。不过无论是普通读者和研究者，并没有勇气承认日记是万能，是无须凭借其他文献而完成考证或其他研究课题的自足文献。“通常情况下，依靠一种单一史料很难说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日记也不例外。”（马忠文《从清帝退位到洪宪帝制——〈许宝蘅日记〉中的袁世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这类观念，成为许多研究者心照不宣的常识。人们仍然倾向于将日记与诗文集、书信等其他文献一例对待，认为它是残缺的，只是文史研究所需各类资料之一种。这在许多时候固然是正确的，这种文献观念固然也是一种“研究正确”。不过在某些时候，这种中庸性质的文献特性断言未必可靠。考证几乎仅仅存在于日记文献中的蔡子玉，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日记文献本体特质的认识，即日记文献可以是自足的。研究者仅仅通过日记，而不必仰赖其他文献，就完成晚近历史人物的基本考证。尽管口述文献和其他报刊文献，仍然在考索蔡子玉生平事迹方面作出贡献，但它们所起的作用无疑是辅助性质的。这种考证不仅存在于蔡子玉身上，更多存于日记中的历史小人物，其生平小传仅仅通过日记文献也可以完成。这并非因为这些小人物仅存于日记文献中，诗文集、笔记等文献中也记录了诸多历史小人物，但人们无法仅仅依靠诗文集、笔记等文献就完成类似的考证。
许多人都注意到日记的琐碎性和日常性，也注意到日记能够为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情境。不过，熟悉日记这类特点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也不过惊叹于日记记事信息的丰富，最终充分利用日记蕴涵丰富的环境信息，而完成自家瞄准的文学事件与历史事件的建构。至于日记记事的这一特点，反倒给遗忘了。在时间和空间的结构中，对日常生活作连续性的、尽己所能的细致描绘，是日记区别于是诗文集、笔记等其他文献的重要特征。这种特性促使日记成为生活真正的镜子，成为富含日常信息的生命体。正因日记具有生命体的性质，它所记录的诸多人事，也因此延展出生长过程，拾掇起时间线上这些过程性的印痕，诸种人事的小传也就不难搭建成形。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是蒙文通（1894-1968）的治史名言，以之形容近现代各类历史事件的研究，堪为金科玉律，不过，倘律之于近现代历史小人物，未必可靠。如蔡子玉一流人物，几乎完全地内生于日记文献中。欲考索其人生平，研究者只须在日记内部寻找相关消息，而不必更向外求。日记文献的自足性在诸多方面均有体现，本文不过揭示其在人物考证方面者。而如蔡子玉一般的“日记人物”在近现代人物日记中无虑数千，读者欲考究其人生平事迹，更非仰赖日记文献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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