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日本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所开发的5类6种汉方颗粒剂，在没有临床检验数据的情况下进入日本医疗保险体系，首次被官方政府认可。对于日本汉方界而言，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那么小太郎公司是如何从一个资本金只有50万日元的小公司逐步发展壮大的？市场销售的颗粒剂药物又是如何开发成功的？笔者在查找小太郎公司研制汉方颗粒剂的资料中发现，开发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是社长上田太郎。他的运筹帷幄、广交益友、谦虚好学、用人不疑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思维，使得各个环节逐步推进，最终获得成功。本文在简述小太郎公司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将重点围绕上田太郎的人生和交友经历，对公司开发市场销售颗粒剂的历程加以分析。
日本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开发的汉方颗粒剂
一、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发展概况
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是日本首家市场营销汉方颗粒剂的机构。公司源于上田忠太郎在1929年创办的小产业，主营上田黑烧（炭烧）。关于上田忠太郎的生平，未查到确切记载，但了解到他最初是在家乡关西奈良县创业，后到大阪从事经营。1915年，长子上田太郎出生。1946年，58岁的忠太郎因胃癌离世。由此反推，上田忠太郎应出生于1888年左右。父亲去世时，上田太郎31岁，作为长子，传承家业是其必然选择。
为了更好地谋求发展，1952年1月，上田太郎申请建立了公司“株式会社上田黑烧屋”，并担任首任社长，这是小太郎公司前期成立的正式时间。1957年，公司更名为“小太郎汉方制药株式会社”。从建立至今，已有72年的历史。关于小太郎公司的命名，还有一段来历：上田太郎的家乡位于三重县和奈良县交界处，那里有一处美景，名为香落溪，其中排列首位的景观名为小太郎岩，至今仍是民众观赏红叶的著名景点。根据医史学者石原明先生建议，上田太郎突破传统观念，开辟全新思维模式，建立了有现代化元素的公司，但为了表达他对故乡的眷念，仍在名称中保留了旧称“小太郎”三字。
1957年小太郎公司刚成立时仅有4个机构，即制造部（9人）、销售部（18人）、管理部（6人）、研究部（3人），总计36人。当时总部迁到大阪著名的药物一条街——道修町，并在距离不远处的中津（关西商业中心梅田附近的地名）附近，设立了产品制造工厂和生药生理化学研究所，同时还在梅田开设了产品直销店。自公司建立起，上田太郎“让汉方更多、更好地造福于人”的名言成为了指导公司发展的社训。在上田太郎管理下，公司从1946年起，经历了草创、成长、跃进、安定、飞跃等不同时期，开创了日本首家商业制作销售汉方颗粒剂的辉煌征程，产品还进入了以西医学为主流的医疗保险用药体系，成就了为后世称道的业绩。但上田本人却在1976年时身体出现异常，于是，1981年，66岁的上田太郎选择了退休，将重任逐步移交给大女婿铃木五郎。1985年10月23日，病榻中的上田太郎获得了来自大阪府知事的表彰奖状，赞其“多年来从事药物开发，为保健卫生事业做出了显著功绩”。遗憾的是，十几天之后的11月10日，他因急性心衰离开人世，享年70岁。
铃木五郎是上田太郎培养的优秀接班人，1940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东京药科大学，同年进入小太郎公司工作。1968年与上田太郎长女康子结婚，育有二男一女。1973年成为董事，1979年出任副社长，1991年担任公司第二代社长。1994年10月21日，与首任社长相同，他也获得了来自大阪府知事的表彰奖状。但同样遗憾的是，2008年3月15日，铃木五郎因淋巴癌恶化突然去世，年仅68岁。根据资料记载，在铃木五郎执掌公司期间，到2001为止，小太郎公司业务部门扩展至5处：东京、仙台、名古屋、广岛、福冈，从业人员增至275名。
继承铃木五郎事业的是长子铃木一平，其出生年月未见记载，于2016年6月24日上任为第三任社长。另外，从公司网页中可以了解，截至2022年3月末，小太郎公司共有员工374名，资本金从最初的50万日元到2022年的5亿7000万日元，销售额为74亿6200万日元，利润为18亿8600万日元。公司现销售有医疗用药88种，非医疗处方药208种，化妆品、健康食品等8种。
可以说，公司能在日本汉方颗粒剂销售市场中占有一席，与上田太郎及其后继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上田太郎制作颗粒剂的缘起及与汉方名医的交往
上田太郎接手家族企业后，为何会考虑生产颗粒剂？其思维主要受到了哪些启发？他是怎样着手与著名汉方临床专家交往，从而坚定了制作“服用方便”的汉方制剂信心？
（一）“奶粉说”创新思维的产生及源自藤平健的支持
上田太郎之父上田忠太郎经营的家族产业中，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取自日本动物生药、民间药，当时是将各种物品以炭化形式加工后销售。由于受到战争和大地震的影响，这一产业曾遭受火灾，维持不易。父亲去世后，子承父业的上田太郎挑起重担，在1952年建立了“株式会社上田黑烧屋”。当时公司依靠销售“盒装蝮蛇”（主治胃肠疾病、肝脏疾病、结核等）制剂，获得了一定收益。围绕主产品“蝮蛇”，随后还开发了双龙汤、地龙汤、犀角汤等，并在大阪道修町中设有专卖店，在销售业绩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此时上田并没有满足，他逐步开始思考公司的未来发展。
当时，民众对汉方药的普遍印象是服用不方便，携带困难，口感不佳，并认为小太郎公司是一家以汉方煎剂制品为核心的企业。为了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谋求更广阔的发展，上田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构想，即要生产一种能简单服用、携带方便的汉方药，并形容这种产品性状类似于婴儿配方奶粉。在上田想法出现之前，早在1944年，原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后在东京同爱纪念医院东亚治疗研究所任所长的板仓武已成功开发了颗粒剂；1947年，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研究所渡边武与后藤实二人，联名在日本药学会支部例会上交流了关于“汉方制剂煎出法的研究”的论文，首次公开提纯汉方药的基础实验方法。后来，关东地区著名经方研究者藤平健提及对汉方制剂的思考：“从牛奶中提纯奶粉，从煎剂中制作提取物，什么时候这个时代一定会到来的。”这一说法发表于1955年第2期的《汉方临床》。
虽然当时这些想法并没有被日本汉方界长年应用汤剂治疗的人们所理解，但上田太郎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蕴藏的生机。他心中的梦想是将来应该是在烟酒和点心店都能随意购买到汉方药。将汉方药予以精良制作，如同奶粉一般颗粒化的信念，当时已经深深根植于他的脑海中，“奶粉状”汉方药成为上田太郎新的奋斗目标。之前公司成功制作蝮蛇制剂时，上田太郎就想到了这一点。那么此想法是否与藤平健的意见相关呢？仅从目前的资料中无法确认时间细节，但不能否认曾经产生过影响，因为在小太郎公司成立25周年（1977）的纪念文集中，刊登有藤平健的一段评价：“这种颗粒剂的出现，让被治疗侧和实施治疗侧双方，都能享受到便利，其恩惠是无法估量的。也正因如此，之后新厂家才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藤平健对小太郎公司的产品给予了很高的肯定。
藤平健（1914-1997），1936年考入千叶医科大学（现为千叶大学医学部）学习。期间，兄弟、姐妹相继因肺结核去世，给了他很大打击。在大学学习期间，自己也因患肋骨骨质疏松症，经友人介绍与和田启十郎（《医界的铁锥》作者）之子和田正系相识。之后，和田正系又推荐奥田谦藏为其治疗，并于5个月后完全治愈。于是二人开始共同跟随奥田谦藏学习汉方医学。1938年，在学期间的藤平健创立了千叶大学东洋医学研究会（后东洋医学会的前身）。1950年，又参与筹备创立了“日本东洋医学会”，并担任理事。1963年，藤平健当选为日本东洋医学会第5代理事长（1963-1964年度），1973年成为日本东洋医学会的评议员。1977年6月，他担任第28届日本东洋医学会年会主席。直至1997年4月去世前，他每年都在东洋医学会讲演，是日本东洋医学界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上田太郎曾言：“虽然我对汉方药有一些实际经验，但对于汉方医学几乎一无所知。包括山元章平先生在内的诸位老师都手把手地教我，并鼓励我使用新方法，使我吸收了新知识，也坚定了信心。”“感谢日本东洋医学会的各位先生、各大学和生药学会的各位专家，他们都在默默无闻地支持我。我这样做的基础和前提，是因为民众强烈要求能用到不费事、效果好的药物。”省心省力、效果好，就像妈妈给婴儿服用奶粉一样方便，这种思维的指导、社会的需求以及医药行业人士的鼎力支持，为上田太郎的成功奠定了思想和物质的双重基础。
（二）具有革新思维的石原明
在上田太郎开发颗粒剂的过程中，石原明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起，上田开始频繁地拜访当时日本汉方医学界的著名人士，特别是在关东地区的活跃人士。夏季某日，他专程前往东京，邀请时任横滨市立大学的副教授石原明和著名的汉方大家矢数道明在东京都神乐板“爱川”料理店聚餐，共商汉方药制剂化的前景。石原明当时31岁，他以敏锐的思维坦言要想走现代化之路，首先需要改社名。这一建议很快被上田采纳。1957年2月，公司正式改名为“小太郎汉方制药株式会社”。
石原明（1924-1980），日本东洋医学研究者，横滨著名汉方医学机构温故医会的积极组织及参与者，毕业于日本大学医学科，1952年获医学博士，曾任横滨市立医学专门学校教师，后为横滨市立大学医学部专任讲师、副教授，为东洋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1950年日本东洋医学会成立时，他也是出席见证人之一，并且长期活跃于学会活动中，每月都组织一次例会，召集大家研究汉方医学。石原明出版有《汉方》《医史学概说》《日本医学》《看护史》等汉方基础和史学研究类书籍。
从公司创立、改名到后来的文化宣传，处处可见石原明参与的记载，这位汉方及医史学研究者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上田本人及小太郎公司。他明确提出“颗粒剂的诞生是必然的，具有将来性”。在公司早年创刊的杂志中，他曾多次撰写文稿，还在家中备好颗粒剂成品，随时向熟人推荐使用。1967年颗粒剂刚进入保险时，为了扩大宣传，石原明还专门策划面向女性的电视节目并亲自出场，名为“你的汉方”。该节目围绕民众常见病种，在当年4月至7月间多次播出。另外，第二任社长铃木五郎，也因受石原明的熏陶，成为一名出众的医学史爱好者，他曾遍寻日本各地，搜集日本祭奠神农的历史记录，并和京都大学医史学科米田该典教授共同出版《寻访医史之迹》一书。当代日本著名医家山田光胤也评价石原明是“自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成立以来，终生为其助力的人物”，并且谈到他初次访问小太郎公司时就感受到了石原明和上田太郎之间志同道合的深厚友谊。
（三）来自汉方名人矢数道明、大塚敬节的支持
矢数道明（1905-2002），出生于茨城县那珂郡大宫町，1924年从水户商业学校毕业，但因受到已行医的长兄矢数格鼓励，选择了医学之路。1930年从东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他正式拜后世派森道伯和矢数格为师。1933年，因弟弟有道患肠伤寒住院，在接受了开业的大塚敬节上门诊疗后转危为安，这次的相遇成为矢数道明和大塚敬节交流的契机，两人之间的联系逐渐加深，后成为昭和汉方复兴的重要合作伙伴。1950年他们共同创立东洋医学会，矢数道明任第四届东洋医学会会长、日本北里东洋医学研究所的第二代所长，在日本汉方界威望很高。他所撰写的《汉方处方解说：临床应用》，以及与大塚敬节等合著的《汉方诊疗之实际》，至今为止仍是行业内经久不衰的畅销作品。1979年11月，因其对日本东洋医学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日本医师会授予其最高优功奖。为了研究医史文献，矢数道明还自费筹建了北里东洋医学研究所医史学研究部，培育出小曾户洋及真柳诚两位一流学者。
1955年夏天，矢数道明在一次要与石原明见面而出席的东京聚会中，初次见到了上田太郎，他描述了对上田的最初印象：“我在旁边听了上田的抱负和计划，这是我头一次见到他。这是一位40岁出头的青年实业家，他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浑身洋溢着谦虚和开拓精神，感觉其个性非常直截了当。”不久后他也成为上田家的坐上客，还曾在其家中留宿，这在日本的生活习惯中，如果仅是一般朋友是很难做到的。
矢数道明对颗粒剂这一新生产品，给予了充分支持。从上田的继任者铃木五郎和菊谷豊彦两人对谈中可以了解：“当初刚销售之后，从事汉方诊疗的先生们并没有给予很好的评价，好评者只有矢数道明、间中喜雄，以及后来从医学史角度给我许多帮助的石原明先生。其他从事汉方的人们仍然说‘还是煎剂好啊’。自从得到那样的赞赏以后，温知堂矢数医院的人们，到现在为止都在使用汉方颗粒剂，我非常感谢他们。”矢数道明先生自始至终都在支持这项事业。在当时的处境下，可以想像这对上田太郎本人和公司而言，是多么重要的精神支柱。
在颗粒剂制作过程中，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也经常向汉方名医大塚敬节请教，因为他和矢数道明一样,都具有丰富的汉方应用经验，是临床治疗权威。大塚敬节（1900-1980），出生于日本高知县高知市，家族内多人行医，但他起初并不想承继家业，高中时选择高知高等工业学校的采矿冶金科专业，但不久后发现这门学问也非自己所好。加上青年时代酷爱文学，于是高中毕业后转向能以文科录取的熊本县立医学专门学校（现熊本大学医学部前身），毕业后返回家乡工作，1923年父亲离世后接管了家族的医院。1927年，他读到20世纪日本医学界“西学中”巨摯、汉方医学古方派一代宗师汤本求真（1876-1941）的著作后，便抛家舍业专程到东京拜入汤本求真门下，并在东京开设了修琴堂大塚医院，倾心研究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有30余部汉方著作留世。他曾经是颗粒剂成功制作者板仓武的同僚，一起在同爱纪念病院东亚治疗研究所工作，后成为1971年日本厚生省成立的汉方生药制剂调查会4人小组中的重要成员。1980年被任命为日本北里东洋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这是在日本医师会会长武见太郎促成汉方颗粒剂进入医疗保险后，始于1972年的规划，由此可见其中之艰辛。从1938年起，他与矢数道明同为日本汉方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建立东亚医学协会，创办《汉方临床》杂志，成为日本汉方界举足轻重的人物。1957年还担任过日本东洋医学会第三任会长，1978年获日本医师会首次授予的最高优功奖。1980年去世，享年80岁。
除关东地区外，上田太郎还和关西地区汉方界许多精英有密切交往，如首次在临床中应用颗粒剂的细野史郎及其弟子坂口弘、室贺昭三等，这些成员都有非常好的汉方传承经历，有的还是日本东洋医学会创立时的主持或参与者，大多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医学会的会长，每个人在日本汉方界的地位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又有对汉方医学发展的远见卓识。
作为药物生产企业的管理者，上田与医学界名人的交流沟通，不仅使公司在汉方理论和临床应用领域有了坚强后盾，同时使自身思路更加开阔。这些经历对规划公司未来远景十分有益，也为市场销售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上田太郎与汉方药物界人士的交往
小太郎公司生产现代化汉方药的目标虽已确立，但实际操作中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与药物行业专家的交往也十分重要。此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开发什么类型的颗粒剂，这一难题通过山元章平得以解决；与此同时，制作颗粒剂的技术把关，又由木村康一和高桥真太郎全力指导协助；而具体加工过程，则依靠桑野重昭的艰辛努力而获得成功。
（一）与医药知识兼备、学识超群的山元章平之交
山元章平（又名丰治），活跃于药学界，是一位虽非医生但学识超群的人物。根据小太郎公司《汉方研究》编辑部蔡宗傑介绍，山元出生于1906年，逝于1977年，享年71岁。1929年毕业于大阪药学专门学校，帮助父亲从事甘草商会的经营。曾师事于汤本求真以及集医学与儒学于一身的名家、明治时代汉方医学最后的巨匠浅田宗伯之再传弟子森田幸门。有这样的熏陶经历，山元奠定了良好的汉方基础。1938年起，他在拓植大学举办的汉方医学讲座中学习，又参加“大阪周四会”的听讲，学习时间长达6年半。之后，山元章平搬到大阪市开设南天堂药房，从1955年开始，他参与多处汉方研究会的成立，如近畿汉方研究会以及日本汉方研究会。关西地区学习汉方者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因此他与之后从事汉方研究的著名西医师、各大学药学部的研究学者都是至交。同时，山元自身还任近畿大学药学部讲师，常年教授汉方药学课程，是大阪大学高桥真太郎的同级同学，二人关系十分要好。
山元章平热衷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选取开发颗粒剂的种类时，他坚持倡导选用二书中的处方。上田太郎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或许成为日本汉方颗粒剂中收录仲景处方数量较多的重要原因。小太郎公司最初选择处方种类时，也同时听取了石原明的建议，并收集了日本各地从事销售工作的专业推销员的意见。其中一些方剂如栀子柏皮汤还吸收了桑野重昭的想法。另外，在小太郎大阪梅田诊疗所出诊的山本严医师，还提出选用森道伯“一贯堂”中的处方，也得到采纳。这些综合性思考为小太郎公司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选择颗粒剂品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汉方制药颗粒剂创制时期，山元章平给予从事药物制作的木村康一和高桥真太郎很多帮助。他还对公司职员进行专业知识教育，并前往销售产品的药局、药店开展学术讲演等。他积极创设关西日本汉方交流会，并作为一线讲师活跃于广岛、福冈、神户、名古屋、金泽等地。自1958年始，山元和高桥真太郎一起，每周六应邀至工厂新址中津地区，为小太郎公司员工举办专场汉方讲座，上田太郎社长每次都带领所有员工参加学习。
山元章平在汉方普及方面也倾注了极大热情。除参与讲演之外，他还对日本东洋医学会的发展投入很多精力，如积极介绍会员，每年总会召开时募集资金，自己出资支持，推举评议员等，在常年坚持不懈中创造了诸多佳绩。遗憾的是，他未担任过东洋医学会的会长，笔者推测当与他出身于药学专业、没有医生资格相关。有这样医药知识兼备的优秀人才活跃于上田周围，对推动小太郎公司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可想而知。
日本小太郎汉方制药研究
（二）与药物研究、制作专家木村康一及高桥真太郎之交
为了保证能加工出高质量的产品，上田太郎于1954年开始与大阪大学药学部的专家接触，着手开发汉方颗粒剂。此前公司已经研制了红外线干燥技术，并开发与其他动物生药合方的制品。同时由大阪大学药学部副教授高桥真太郎、助手藤井正美着手研究，阐明了公司原有产品蝮蛇制剂的科学依据，分析出其中含有维生素B、人体必需氨基酸等，证实产品具有强身健体等作用。这些成果为颗粒剂开发奠定了较为可靠的基础。经过深思熟虑后，作为公司的经营者，上田继续诚恳地邀请这些专家助阵颗粒剂的开发。从技术层面上，为公司的商业销售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上田的“奶粉说”思维和真诚的品质，想必深深打动了木村康一、高桥真太郎、桑野重昭三位药物学专家，他们先后加入了颗粒剂研发和制作的队伍，在剂型开发和技术把关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三人之间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学术和人际关系，木村是高桥的指导老师，高桥又是桑野的指导老师，而木村和桑野还共同署名发表多篇文章，三人在开发颗粒剂产品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木村与高桥两人在从事药物研究的同时，还忙于临床工作，而桑野则专注于药物研发。
木村康一（1901-1989），出生于东京都新宿，192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即东京大学前身）药学部。毕业同年留大学医学部担任助手，后被派到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日本机构）工作，1937年以《汉药石斛的生药学研究》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就任大阪大学教授，1956年后成为京都大学教授，出任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并任自然科学研究部门主任。1961年任日本生药学会会长，1962年任日本药学会会长，1963年至1969年，一直在日本最早成立的药物研究机构?国立富山医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资源研究部门担任兼任教授，承担药物学讲座的职责，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药物学研究专家。1965年退休后，木村康一被聘任为该机构的总负责人，即首任和汉药研究所所长。1969年任名城大学教授，之后又出任东日本园大教授。他著有《药用植物学总论》《原色日本药用植物图鉴》《药用植物学各论》等多部书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完成了《本草纲目》的翻译工作。木村是一位非常勤奋且长寿的学者，曾发表许多有关生药研究的论文。
木村自高中时代起便喜欢植物，进入东京大学后拜朝比奈泰彦为师，并受恩师影响，同时学习汉方医学和针灸学知识。他对日本政府取缔汉医非常不满，提倡研究汉方药物学必须同时深入钻研医、药、针三方面内容。更为用心的是，在自学汤本求真的著作《皇汉医学》一书后，为了进一步研究柴胡汤制剂，还佯装成患者身份，前往距离大学不远处汤本求真的诊所（东京本乡亲上富士前町）拜访，之后开启了反复向汤本求教学习的人生旅程。因此，木村是一位医药兼通，并在药物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的学者。
这样高水平的学者能被上田结识，并聘请为公司的专家，实属不易。从纪念册保留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上田经常与木村共餐，二人关系非常亲近。另外，1961年8月，小太郎位于大阪附近中津的工厂新址落成庆典时，还专门邀请木村致辞。为了推进汉方颗粒剂研发，木村给小太郎公司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帮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推荐了高桥真太郎前往助力。
高桥真太郎（1909-1970），毕业于京都药业大学（现京都药科大学）。其生平经历细节难以查找，但可以了解到高桥与木村康一都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接受过朝比奈泰彦教授的指导，后进入当时大阪大学药学院教授木村康一门下担任副教授，后升任教授。自1953年起，高桥便承担生药学教学任务，授课受到学生的喜爱。他精通药学史，通过钻研本草古籍而逐步进入草药领域，特别是他对附子无毒化处理的技术研究非常出色，这是一种简单、稳定的灭菌方法，需要通过高压灭菌器进行热处理，这一技术后由三和生药获得专利权并向市场出售。目前专利虽已过期，但仍然被津村公司应用于附子的加工过程中。此外，高桥还对大黄和苍术等多种生药进行过研究。在对中草药的提取物化过程中，他还积极扶持当时的助手桑野重昭，并将其派往小太郎生物药物生理学实验室担任主任。1955年，高桥曾经撰写一篇论文，题为《汉方药物疗法的功效》，对西医学和汉方医予以比较，并记载有病例和汉方处方。此文在小太郎生药生理化学研究所成立后，经过补充，延伸成为后来公司的《汉方处方应用法》《汉方颗粒剂手册》二书。
高桥的弟子中还有著名学者难波恒雄,师生二人曾合作发表论文；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中国药物学界学者曾有多人前往难波恒雄所在的富山大学学习，并成为如今国内的药物学研究核心力量。遗憾的是，如此有才华的高水平研究者高桥，离世时年仅61岁，尚未达到日本教授的退休年龄。
（三）与技术骨干、颗粒剂研制的最关键人物桑野重昭之交
颗粒剂生产制作过程中，最关键的实际操作者是原大阪大学药学部的桑野重昭教授，他于1957年被任命为小太郎生药生理化学研究所所长。
桑野重昭（1927-2021），其学习经历不详。1965年曾以讲座讲师身份，连续8年在兵库武库川女子大学教授生药学及生药材料学课程。1972年在大阪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讲授“汉方医学理论”硕士课程，后升任大阪大学药学部教授。2003年退休后，被聘任为武库川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1957年，小太郎公司在大阪市大淀区建设了中津工厂，开始尝试制作汉方颗粒剂。当时桑野重昭是作为高桥真太郎教授的助手被推荐而来。在颗粒剂制作初期，迫切需要寻找生药材原料，于是桑野与上田社长、西伊一郎专务3人，经常一同前往大阪著名的药材一条街——道修町，在此处他们见到了经营生药批发的药剂师山元章平，并商定请他一并参与之后的协作。在《小太郎汉方五十年史》一书中，除前文序言外，书首篇“发刊”部分，在鲜明位置刊登了桑野重昭的文章《回顾汉方颗粒剂的开发》，其中谈到了他研制颗粒剂的经过和制作细节。
从选择原料到药物分析、加工溶解、干燥提纯、浓缩计算，桑野的研究贯穿于颗粒剂制作的所有复杂环节。从汤液的煎出、滤过与浓缩、浓缩后的脱出干燥，其中需要渡过的难关无数，如生药中淀粉成分过多，煎煮时易导致焦糊的问题；药物含有精油时如何防止过煮散发，煎煮后为防止过滤物中遗留有效成分而采用的远心过滤法；浓缩液干燥脱水后有效成分的最大保留，特别是干燥环节的处理等。当时的加工过程除了能参考食品加工技术经验之外，别无其他，更没有文献资料可查，完全依靠自己探索。研究途中，桑野甚至曾对上田社长的开发思路产生过怀疑，因为当时公司的规模和资金都非常有限，难以想象最终会获得成功。在这段艰辛的努力中，经过不断摸索，桑野成功地开发出对药材进行减压浓缩干燥和真空泡酒沫干燥的方法，取得了杰出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在制作八味丸过程中，为了控制附子的毒性，使之符合政府安全标准，桑野曾经接受高桥真太郎的建议，用乌头代替附子。在研究过程中，桑野与高桥发生过不少争执，而这也正是两人友情深厚的体现。在附子的加工久煮方面，桑野还参考了矢数道明的研究成果，并邀神户医科大学病理学第一讲座部门副教授森芳茂协助，从组织学角度开展了急慢性毒性试验，以充分确保药物使用的安全性。仅附子一味药的开发时间就长达5年，其中之艰辛显而易见。
虽然研究过程中有其他人帮忙，但基本上都是桑野本人进行的独创性开发和加工。没有他的努力，1957年小太郎公司35种产品的上市销售是无法实现的。桑野重昭是日本商业销售颗粒剂产品制作成功最关键的人物。在2001年编撰的纪念册中，他感叹虽然自己经历了身心疲惫的16年，但最终还是有了不少收获。在研制过程中，桑野曾经几次围绕干燥技术申请专利，但后来发现还是存在一些技术缺陷，于是在1965年，他再次建议公司将颗粒剂真空泡沫空气干燥法申请专利，1970年12月终于得到批准，并获得较高的评价。由于该技术的应用，1975年后，公司产品销售量大增，当年的增长比率高达48%，有些产品甚至一度供不应求。由此，从1977年开始，小太郎公司决定在石川县美川町增设新工厂，1978年4月新址落成，典礼参加人员中也有前述的石原明。
桑野重昭不仅有药物学知识，而且对汉方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也有较高水平的认识。1997年，他与山本严合著《面向医师·药剂师的汉方处方基础和临床应用》一书，由广川书店出版，内容非常丰富。2003年任武库川女子大学教授时，他在日本药学会学术课创办的刊物中，发表了关于“《肥满与汉方药》之不同看法”，对之前刊载的文章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文中谈到实证概念需要理解《黄帝内经》和汤本求真《皇汉医学》中的认识，并述及《内经》中的气血理论与吉益南涯气血水理论的异同；另外，他还谈到减肥所应用的防风通圣散，原本用于治疗热病，故在临床治疗时不能应用口诀疗法（即肥胖便用防风通圣散、方药对证的思路），避免出现人体器质性的损害。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桑野对中医学基础知识有较深的理解，并对中日两国的理论异同有着清晰的认识。
1957年，桑野刚上任生药生理化学研究所所长时，曾经向上田太郎咨询，如果这项事业失败了怎么办？上田回答：“会让子女们休学到店里来站柜台，或用自家的自行车驮上生药到大阪各地去销售。”因为被社长这种“即便用尽家中资产也要生产出颗粒剂”的精神所感动，桑野重昭苦战多年，成功协助上田太郎，使“奶粉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四、医师会会长武见太郎推进小太郎公司产品入保
1957年，小太郎公司成功研制35种颗粒剂后，如何推进市场销售成为下一步努力的目标。1958年5月25日，公司在著名杂志《汉方临床》上刊登了颗粒剂技术制作流程的广告；同年6月30日，又在《东洋医学会会志》中刊载了35种颗粒剂的销售价格。到1959年，颗粒剂生产品种增加为59种。期间公司虽然做出了不少努力，但要得到社会和主流医生的认可并广泛应用，道路还是很漫长的。这时在医药、政治、社会等领域内颇有人脉和能力的日本医师会会长武见太郎，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见太郎（1904-1983），1928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之后进入内科教研室担当助手工作，不久因个性倔强，且与教授见解不同而辞职。1937年，应理化学研究所仁科芳雄（1890-1951，日本现代物理学之父）之邀，担任附属诊疗所所长兼研究员，并在此工作到1950年。在从事理化研究的同时，武见还对当时最先进的心电图倾注心血。自1938年起，他在东京银座开设诊疗所，期间陆续活跃于医师会中，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经多方努力，武见太郎于1950年担任了日本医师会副会长，1957年53岁时升任会长，之后连任此职务13届，长达25年。在日本历史上如此资深的会长任职履历，至今无人打破。1975年71岁时，他又担任了东亚地区的世界医师会会长。
在庆应大学医学部读书时，武见已开始关注汉方医学，后来行医出诊，给明治文豪幸田露伴治病时，闻知有关东洋医学、哲学方面的事，特别是以《伤寒论》为中心的治疗学思想，由此眼界大开。1968年，武见太郎经大学同学相见三郎引见，与大塚敬节相识，并于1972年促成了日本著名汉方研究机构——北里东洋医学研究所的成立。
曾担任自由民主党参议院议员、WHO亲善大使、现任厚生劳动省大臣的武见太郎次子武见敬三，述及其与父亲对话中涉及的日本汉方医药内容，以及推进汉方药物加入日本医疗保险的动机：汉方医药以五六世纪左右传入日本的中国古代经验医学为基础，根据当地气候和普通人的生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它一直在为日本民众的健康服务。但是到了明治时代，政府制定了西医七科考试制度，要求合格后才能获得国家医生资格并取得执业许可。这一措施使得日本的汉方医走向不幸。但长期以来，汉方已经融入了日本民众的生活之中，无论政府如何打压，都无法将其根绝。
武见认为，汉方医学对人体整体功能的了解，可以弥补西方医学对人体器官形态认识的不足。医学应该包含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即指人的身心两方面。汉方医学是以整体观来把握人体，而这正是西医所缺乏之处，因此他致力于将汉方医学纳入健康保险范围。武见的个性也非常鲜明，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具有反抗精神，是少有的无博士学位的开业医生，这在日本是比较罕见的。由于家庭背景和个人的活动能力，他结识了很多政治家及各界名人，在当时医疗界有非常大的实权和控制力，特别是对医师会、药剂师会、牙科医师会俗称“三师会”的影响很深。武见任职期间，对主管医疗工作的日本厚生省诸多不满，据说他常常以非常强势的态度与政府官员接触，还屡次发生强烈的争执，故被冠以“吵架太郎”之绰号，也因此导致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
从发展的角度看，武见是日本历史上一位非常另类的医师会会长，他推进了医药分家，保证了医生收入的最大利益，还筹备了日本理化研究所的运营资金。而上田太郎领导下的小太郎公司，从启动申请到最终得到批准进入医疗保险系统，其过程非常曲折。最终，正是在武见的支持和庇佑下，这一在当时无临床实验数据支持情况下开发的汉方颗粒剂，才以特殊方式被强有力地推进了日本以西医为核心的医疗体系中，可谓是开创性突破。
1927年，日本启用了健康保险制度；35年后的1961年，开始正式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并对加入汉方制剂的原则进行了探讨。当时采用的治疗药物中尚无汉方，客观上也有一定社会需求。在武见太郎的大力协调下，1967年6月29日，厚生省终于批准了小太郎公司所生产的葛根汤、当归芍药散、十味败毒汤、五苓散、薏苡仁散5类散型颗粒剂，以及薏苡仁散片剂共6种汉方进入医疗保险。这一天，汉方制剂作为医疗保险用药物，首次公开被政府认可，它是划时代的历史记录。可惜，除当天出版的《官报》中收载有药物名称和剂型外，没有其他文件方式的记录可寻。目前药物进入医疗保险的标志是被《药价基准》一书所收载。关于收入过程，当时担任小太郎《汉方研究》杂志编辑的蔡宗傑（1925-2011，原籍台湾，神户华侨）介绍道：“这件事比较唐突，可能与当时患者群体到厚生省陈情有关。因为没有汉方药的药效分类，葛根汤被等同于西药的解热镇痛剂，完全不合乎常规，也没有被医生们使用。但此事引起了武见太郎的注意，他立即致函小太郎，要求予以详细说明。”
小太郎公司在申请药物的数量方面也有较为复杂的运作过程，如果将之前开发的几十种药物全部提交申请，包括提交临床试验数据以及评估费用开支等问题，都是现实中难以克服的挑战。因此，自1965年开始，上田社长与蔡氏商议，让他先从中挑选出2到3种标志性颗粒剂，并评估这些产品在临床上的可行性。蔡氏应上田太郎之邀在小太郎公司工作30余年，主要负责《汉方研究》杂志编撰。当时他选择了薏苡仁散和十味败毒散。前方已在3家大学附属医院和普通医院进行了临床试验，数据相对完备；而后者只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病例数量不足。即便如此，还是一次性批准了5类6种颗粒剂入保。当然，目前尚无资料表明当时一共申请了多少种处方。据桑野重昭回忆说，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些颗粒剂会与其他药物一起获得批准。除了北里东洋医学研究所外，其他著名的汉方研究机构的创立，如近畿大学东洋医学研究所（1975年成立）和国立富山医药大学（1979年成立），也都与武见的努力密切相关。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1967年日本厚生省对药物分类的项目中尚未单独列出汉方药，直到1976年，随着其他制作公司的增加（如津村等），汉方制剂市场销售品种增加到43首处方、54种产品，这时才确立了真正的汉方药物独立分类项目，使其重新获得了一定地位。之后各种制药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政府也逐年增加批准量。至1986年，医疗保险用汉方颗粒剂最终确定为148种（含外用1种），时至今日仍然保持这一数值，其中各方付出的努力不言而喻。
小太郎公司从建立至今，已有72年的历史，它从一家小型零售商店，经过祖父、父亲、女婿、外孙四代人的努力，逐步发展成为在日本汉方颗粒剂销售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公司。虽然其销售额与后起之秀津村公司无法比肩，但作为日本最早开发、制造、销售汉方颗粒剂，并开拓使之进入日本医疗保险体系的机构，在汉方药物发展史上的意义是难能可贵的。
日本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工厂
通过考察小太郎公司研制汉方颗粒剂的历史过程发现，这些业绩主要与继承家业后创立“株式会社上田黑烧屋”（后改名为“小太郎汉方制药株式会社”），并担任首任社长的上田太郎相关。他从1946年31岁时起接替父亲工作，至1985年70岁离世，近40年的任职，为小太郎公司各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业界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帮助也是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
颗粒剂的制作思维源于上田太郎的“奶粉说”，这一思路或许源于他与藤平健的交往。他前瞻性地预测了汉方普及后的社会需求，并以此为指导方针，通过积极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为推进公司发展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医学史研究者石原明是上田太郎的至交及引路人，他不仅推动了具有现代思维公司的成立和命名，还全力协助公司的产品宣传，在杂志中撰稿，并亲赴电视媒体创办讲座；同时他还引见了汉方关东名医矢数道明与上田相识，由此促使小太郎与大塚敬节，以及关西名医细野史郎、坂口弘等更多优秀临床名医的交往，这些当时汉方运动的复兴者们，成为支持药物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由此使颗粒剂制作有了扎实的理论和临床应用根基，拓展了产品的推广宣传途径，更有益于商业销售的顺行。
开发颗粒剂种类的选择，得益于学识超群的药剂师山元章平，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方》的钻研和热衷，使得张仲景组方成为小太郎公司选方的主要依据，直至后来占据了日本医疗保险用汉方颗粒剂的近一半天下。
与药学行业专家的密切交往，是上田太郎成功制作颗粒剂的技术保障。京都大学药学部教授木村康一、大阪大学教授高桥真太郎两位的鼎力扶持和技术指导，使得颗粒剂的原材料选取和加工有了理论和实践依据，而担任小太郎生药生理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桑野重昭，在基本无前人经验可参的情况下，更是倾注心血，历经奋斗，从关键技术方面成功开发出能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药学专业专家的通力合作，使得颗粒剂制作从梦想变成现实。
上田人生中还遇到了难得的机遇，即对汉方医学有卓识高见的医师会长武见太郞，他任职25年，各方面的权力和政治影响，对日本医学界大刀阔斧的革新思维，促使厚生省推行医药分家、增加开业医收入等措施，同时借助始于1962年国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社会需求，以强有力的手段，将完全没有临床实验数据的5类6种汉方颗粒剂，送进了庞大的医疗保险体系门中。这不仅是小太郎公司的胜利，更是汉方医药界的历史性收获。
同时，无论是上田太郎交往的名医专家或者名药学家，他们或直接拜师，或自学《皇汉医学》著作，其临床用药学术渊源都指向了昭和年间日本汉方医学复兴运动先驱——汤本求真。
遗憾的是，杰出的汉方先人已逝，现代日本医学界鲜有与其媲美者。这或许是在历史长河中，日本为助阵中国医学为首的东方医学继续兴盛而做出的一段艰辛探索。
（本文首刊于《中医药文化》2024年第4期，原题为《日本小太郎公司研制汉方颗粒剂历史过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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