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城市生态以……应对气候危机

《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英] 本·威尔逊著，朱沅沅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8月版，352页，88.00元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地球气候的严酷变化与自然生态的危机，也越来越看到了在城市华丽的外表之下生命力、抗灾力的脆弱，但是对于城市在这种变化与危机中所处的位置、责任与未来的可能性恐怕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本·威尔逊（Ben Wilson）在去年出版的新书《城市丛林：城市的野化，历史与未来》（Urban Jungle：Wilding the City，2023）来得非常及时，可以说是向世人敲响了城市自我拯救的警钟。

很难说这是一部全球城市史的著作，虽然它的内容横跨世界各地的都市，讲述了几百年时空中的城市与自然所演绎的故事，但是读起来更像是一部城市生态学著作。所有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生态学、气象学、地理学等学科与文学、艺术、哲学的交融碰撞，都聚焦在城市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之中。威尔逊的生态关怀、史学目光与文学才华和审慎乐观的信念使城市史研究呈现出新的可能与愿景——以都市与自然为中心的人类未来学。作者不仅要唤醒读者认识城市中绿色植被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考察城市居民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长期而复杂的关系，这一关系既发生在城市与荒野之间，也同时发生在城市内部，要认识到城市本身也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必须重新发现这种联系。

在人们的通常认知和印象中，喧嚣的城市与宁静的大自然无疑是分离的，因此只有逃离都市才能回归大自然。威尔逊在这部城市史著作中却告诉我们，这种固化的认知和印象并不正确；在对世界各地城市景观的重新审视中，他揭示了存在于过去与现在都市中的大自然状貌。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市里的荒野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必要的食物、燃料、药品以及娱乐和逃生场所。当人们思考未来都市与人类命运的时候，更应该把保护都市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寄希望于逃离大都市。可以说，对于那种把城市的爆炸式增长看作是自然生态末日的罪魁祸首的观点，威尔逊也是不同意的。他力图帮助读者从都市混凝土和沥青之外寻找新的认知角度，除了景观视觉的刷新之外，他更带来了城市史研究中的统计数据和引人注目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都市生态系统的潜在魅力与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是来自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两条评论（https://www.amazon.com/Urban-Jungle-History-Future-Nature/dp）让我产生的想法。

从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部城市史“就是傲慢的人类试图使强大的自然力屈从于我们意志的历史。……我们掩埋了河流，让它们变成下水道。我们排干了湿地的水，在河漫滩上铺路，修建了水坝和强大的海堤，重新安排了整个区域的水文系统。我们的这些做法破坏了地球上一些最有价值的生态系统。但最终，水会让我们屈从于它的意志”（161页）。如果说在过去我们对此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认识的话，那么近年来的气候变化、水灾频繁的现实应该足以让我们醒悟过来。

回顾历史，必须承认城市的发展对于地球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极大破坏力。面对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区的扩张，人们通常只会想到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而忘却了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城市的建立或扩张首先建立在对土地占用的基础之上，那些原生态土地往往就是河流三角洲、树林、草地、湿地。“而这些地方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biodiversity hotspot），包含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对生态的局部影响是严重的，而累积起来后，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更是灾难性和不可逆转的。”（第7页）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森林、草原、湿地和潮汐沼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是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等多重危机的重要缓冲和防御系统。但是人类贪婪的开发无情地破坏和摧残了这些边缘地带，城市对于对碳排放、污染、资源开采浪费和物种灭绝无疑负有最大的责任。

展望未来，“面对气候危机，城市的处境岌岌可危。尽管人们在工程上创造了奇迹。但对城市的设计根本无法应对更高的气温、不可预测的风暴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工程技术不足以拯救城市居民”（ix）。现在是城市自我救赎的时候了。威尔逊对“城市丛林”的呼吁是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遭遇了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崩塌，因此需要考察和重新认识在城市化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的深入且固有的联系，要认识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来即便在城市之中也是可以共生共存的。也就是说，除了要遏制城市无限扩张的势头之外，城市本身必须采取自救的行动。但是由于人类的错误认知、利益动机和缺乏科学远见的决策，使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极大的破坏——河流和小溪被掩埋，沼泽和湿地被填实，大量野生植物被铲除，野生动植物的自发性和混乱性被彻底遏制。而这些破坏往往是以发展经济、建设城市为号召，这种以城市化为中心的扭曲认知决定了城市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基本上被遗忘。因此，“城市迫切需要重新自然化的河流、修复的湿地、恢复的潮汐湿地，以及城市森林的阴凉树冠，来抵御气候危机”（ix）。在他看来，未来城市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什么智能技术、飞行汽车和摩天大楼，而是茂密的森林、粗糙的城市草地、屋顶上的农场，重要的是城市在气候灾害面前具有自我保卫的能力，需要做到的是使城市和荒野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因此，作者在书中希望唤醒读者认识城市中绿色植被的重要性，但他不是那些肤浅的绿化主义者，对于以改造自然生态为手段而营造绿色景观的“绿化工程”更是极力反对。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不是提倡如何美化、绿化城市，而是为了拯救城市、挽救人类的命运。

但问题是，城市真的能够做到重新自然化吗？面对今天高楼林立的城市，似乎难以想象它如何出现茂密的森林、野生的草地。威尔逊在书中不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城市中还有大量未使用和未充分利用的空间：那些光秃秃的平屋顶，建筑物之间和道路两旁闲置的空地，所有用于行车和停车的地面，郊外的面积约占城市面积的四分之一。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还不是他讲的这些区域是否真的还有那么大的空间潜能，而是他说的这句话：“只要我们容许自然自由地发展，它就能潜入几乎所有的人造环境。我们能提供给自然的空间是广阔的。”（x）想想我们看过的那些废弃的房屋在几年之后就长满荒草野花枯藤的景观，自由的、野性的生长力量的确是在无声无息之中就潜入和爆发。“揭开任何一座城市的外壳，你都会发现一个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世界。”（iii）这个城市中的另类世界通常存在于垃圾场、废弃工厂、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停工的建筑工地、烂尾楼盘、被遗忘的水塘与沼泽、城乡结合区域的破烂荒地、旧城区中的贫民窟周边……甚至就是在略为荒僻之处的墙根屋脊及路面的缝隙，凡是在能够被大自然自由支配的地方，野生的生命力量无处不在。这些地方往往被城市史、建筑史学者所忽视、被市政官员所遗忘，只有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居住在贫民区的孩子们会惦记它们。

谈到了人，我们应该发现在城市与自然的故事中间，最重要的还是人的故事。作者强调“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讲述了一些人的故事，他们渴望在钢筋混凝土的灰色世界中拥有绿色植被，为此他们与开发商、城市规划师和投资者抗争”（前言，iv）。在城市居民与自然的关系中，作者极为敏感和高度关注的是正义伦理问题以及相关的反抗行为。他指出：“对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来说，特别是对大约10亿住在贫民窟、棚户区和其他非正规住区的居民来说，任何一种自然都是稀缺品。情况历来如此。城市中最环保、最宜人的空间总是留给富人。让大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能享受到城市中的自然，是一个事关社会正义的问题。”（前言，xi-xii）还可以补充的是，不仅富人总是居住在能够享受自然的空间，几乎在所有攻城略地的战争刚一结束之后，新的城市统治者也往往首先就把新政权机构和军队安置在城市中的风景优美区域，这是战争史上不应被遗忘的章节。那么，“为了捍卫伦敦的古老荒地、柏林的森林、班加罗尔的菩提树，以及德里的古老森林，抗议者们举行的游行示威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全世界城市里的人们都是如此，他们一再强调自己有权在无情的城市土地上耕种，以获得快乐并维持生计。城市曾经在边缘地带有很多公地，城市居民可以进入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在那里获得消遣并收集资源”（272页）。1871年7月，有三万伦敦人集合起来抗议考利勋爵用栅栏把公地围起一部分，随后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最后他们取得了胜利。伦敦人为了粗糙的荒野而奋斗，纽约市有绿色游击队员，柏林的抗议者为拯救市中心荒地上萌发的森林和草地而战。2018年，印度德里计划砍伐一万六千棵树，引发了愤怒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的发起者运用社交媒体组织静坐抗议、烛光守夜和二十四小时巡逻以阻止电锯的杀伐。他们还因此告上了高等法院，最后法院禁止任何进一步的砍伐树木行为（139页）。因此，威尔逊对我们说，“下次你看到当局出于整洁而不是安全的考虑修剪植被、割草、喷洒时，你有权对自己被剥夺了基本的生态服务权利感到愤怒”（111页）。

没想到的是威尔逊还谈到了广州和它的居民。“前言”的开头讲的就是我们广州人熟悉的榕树，说它的根须一圈一圈地把墙壁和建筑紧紧盘住，就像神话中海怪的触须紧紧缠住猎物。尽管榕树的确有破坏城市的潜力，但是它也造福于城市，在东南亚城市到处都有榕树的根须与浓荫。威尔逊开口就说广州有二十七万六千两百棵榕树，数量惊人；还说在香港的科士街有二十二棵榕树紧贴着一段墙壁生长，树冠遮蔽了下面的街道，“你可以看到榕树磅礴的力量”（前言，i）。在后来的论述中，令我感到有点惊讶的是，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对广州的榕树的了解：“2021年，广州市有27万棵榕树，为了增加城市的“视觉渗透性”（ visually permeable），市政府试图砍伐其中一些大型榕树，但该做法被叫停。人们热爱树木，他们通过网上请愿和行为艺术的形式……表达强烈的反对意见。”（137页）这的确是我们亲历过的故事。

威尔逊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对传统观念和人们的所谓常识敲起了警钟，比如关于公园和草坪。提起城市中的自然景观，人们或许都会想到公园、赞美公园，但究竟什么才是公园最重要的价值和最需要公园做的事情，这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威尔逊说有学者把典型的城市公园称为“波将金花园”（Potemkin gardens），据称当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7年访问克里米亚时，为了给她留下繁荣的印象，当地官员建造了一个弄虚作假的“波将金村”。威尔逊说，“就像这些假村庄一样，城市公园呈现出自然的外表，但实际上，它们提供的生态价值有限。大多数公园被设计成风景优美、提供休闲的地方，并不以加强城市生态为目的”（44页）。关于草坪，对于草坪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信念来自英国，“草坪冲出英国乡村庄园，征服了世界。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城市．无论气候、历史或当地生态环境如何，都有50%-70%的公共绿地是草坪”（64页）。这还仅仅是公园里的草坪，加上无法统计的各种城市空间中的草坪，总面积之巨大是惊人的。人们看到草坪就感到赏心悦目，感到亲近了自然，却没有看到草坪对于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美国每年耗资四百亿美元，总共需配置四万五千吨化肥和三万九千吨杀虫剂才能保持草坪碧绿，并免于虫害和杂草。在佛罗里达州，一半的公共用水耗费在草坪上；在西部各州，这个数值可能高达百分之七十。威尔逊还谈到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把大量土地改造为草坪，结果也和美国一样遇到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65页）。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公园和草坪都是被人为改造、严格控制和必须精心维护的，其目的是服务于人的观赏、娱乐、休闲，所谓的自然在这里变成一种展品、背景和象征，根本不是多元化的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被欺骗性的草坪和鲜艳诱人的花朵掩盖了。这就是‘波将金花园’的含义——公园将其贫瘠的现状隐藏在丰饶的假象之下”（68页）。因此威尔逊呼吁“让我们从草坪——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战场开始。在未来，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水源保护的需求，无法维持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地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本地植物种类可以耐受当地条件，更有利于成为地被植物”（75页）。

威尔逊介绍了一个成功地恢复自然生态的公园改造案例，就是近二十年来美国纽约的弗莱士河公园（Freshkills Park）。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填埋地，是被毒害的土地，面积是中央公园的三倍，现在成为一片集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自行车道、运动场、艺术展馆和游乐场于一身的生态公园。人工科技有效地处理了原来的有毒物质和改造草地基质，这是一场让污染土地回归自然生态的实验。接下来的工作基本上不是人工控制的，而是交给大自然去完成。“随着风和鸟把种子带来，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将稳步增加。自然演替生长过程是自然界从森林大火、地震、火山活动和气候剧变这样的自然灾害中恢复的过程”（44页）。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这个公园被称作“生命景观”（lifescape）而不是“风景景观”（landscape），是一个不可预测的自然过程，而不是出自某种总体规划设计。威尔逊总结说：“以弗莱士河公园为典范的城市再野化工程，为21世纪的公园提供了一个新概念，它首要关注的是经过数十年或数百年滥用后的生物多样性和本地生态恢复状况。最重要的是，这些工程传播了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就是无论我们如何破坏自然，野生动植物都有能力恢复。”（45页）

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项目案例。我前几天来到昆明五华区的莲花池公园探寻著名诗人、作家、教育家李广田在“十年浩劫”时的殉难处和纪念碑，结果还附带发现了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水生态修复”项目。据介绍，该项目通过构建“食藻虫——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共生体系，实现水生态系统多维复育，形成城市湖泊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不懂专业的外行，自然无法从眼见的水体表面判断其沉水植物的覆盖率等指标的完成状况，但是的确能感觉到水下植物的丰富和野生态势。与之相匹配的是整个公园的树木植被的浓密与野性，明显感觉到与其他公园的那种人工感、规整感有很大差异。威尔逊在书中谈到英国公园的时候说过，“英国公园比规则式园林更显凌乱和天然，它有意识地象征着英国宪法的所谓有机性，也标志着自由战胜了欧洲大陆的专制君主制”（56页）。这当然只是作者在英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才能有这样的研究意识。

一个很值得研究同时也可能产生争议的议题是在城市中生产粮食。在威尔逊看来，比起以屋顶花园绿化城市，发展屋顶农业才是迈向生态城市的重要措施。第六章“收获”以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杜伊勒里宫的皇家花园改为种植马铃薯一事切入，表明形势与需求是城市园艺革命之母，雅各宾派号召人们在阳台和窗台种马铃薯而不是种鲜花。后来在二十世纪大萧条、二次大战和其他匮乏时期，城市里都会兴起小规模的粮食生产。这样的粮食生产行为在今天具有了不同以往那种应对危急局势的宗旨和意义。2020年夏季，世界上最大的屋顶农场“自然城市”在巴黎第十五区一个展览中心的顶层开业，它每天为附近的餐馆生产超过一吨新鲜的有机水果和蔬菜。在城市中的土地非常珍贵，但是平坦的屋顶面积占了内城表面积的百分之三十。“自然城市”屋顶农场是全球运动的一部分，旨在开拓并利用一部分城市空间来生产粮食。在芝加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屋顶农场，这些城市农场还是处于实验性阶段，“但它们也说明，如果我们下决心要把城市变为粮食生产中心，可能实现什么”（200页）。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却早已有过类似的亲身经验。当年我们在1978年春进入华师读书之后，很快就在校园中心区的水田里参加了插秧的劳动。虽然语境完全不一样，但是在实质性的意义上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利用城市空地生产粮食，可以减轻城市外部的土地所承受的压力。威尔逊认为“它并不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从很多方面来看，将高度集约化的农业引进城市是对城市过去面貌的回归。杜伊勒里宫的马铃薯运动持续了不到3年，花园又恢复为正式的公园，但雅各宾派想使巴黎成为农业城市的梦想最终实现了”（200页）。

最后回顾一下本书的核心主题。那就是由于城市在历史上对自然生态的极大破坏以及迫在眉睫的气候灾难，使城市必须肩负起以恢复自然生态而获得自救的重任。首先要学会重新解读城市，把它看作是一个我们可以保护和培育的生态系统，是自然之中的一种存在。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不需要有宏大的计划，也不需要在城市周边寻觅。威尔逊有点苦口婆心那样告诉读者，“在微观层面，每一次干预都有所帮助。庭院、花园、后巷凌乱的自然植物（我们的老朋友——杂草）斑块、花盆、小型屋顶和墙面花圃、袖珍湿地、房屋旁的生物洼地，以及透水路面，这些都有助于共同增加水的渗透性和水分保持，特别是在密集的内城。即使在小坑里种上一棵树，与不透水的沥青路面相比，它也可以吸收数量惊人的雨水。我们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在每个角落和缝隙，甚至在不可能的地方，最大限度地增加绿化面积。当乌云笼罩头顶时，它们带来的好处就显现了。”（186-187页）“因为每一条街道、每一堵墙、每一片空地、每一个建筑工地、每一座花园和每一道混凝土缝隙，都是各种生命的家园。”（282页）  

总之，威尔逊要让我们大家相信“奇迹就发生在我们的家门口”（同上）。为了城市的未来与人类的命运，我们的确应该相信奇迹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并且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