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小说家的顶峰是40岁？

石黑一雄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不是赔率榜上最热门的作家，但他获奖还是颇能服众。

今年63岁的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长崎，6岁时随父亲举家搬往英国。石黑一雄曾在当地教堂唱诗班领唱，也喜欢摇滚乐。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创作歌手，而偶像则是鲍勃·迪伦、莱纳德·科恩和琼尼·米切尔。尽管石黑一雄说自己的写歌生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但是写歌却为他写小说做了很好的准备，比如他从中学会了一种具有亲密感的叙事，学会了以微妙的方式传达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去年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让很多人惊讶不已，但石黑一雄显然不在其中。

发表于1989年的《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最著名的作品，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布克奖，也让他跻身“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作为日裔移民作家，在写作中，石黑一雄对母国和移民国的态度，比“三雄”中的另两位（拉什迪和奈保尔）都更疏离，他的小说背景更为广阔，有二战前的上海、无名的中欧城市、反乌托邦式的英格兰。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经常把石黑一雄定义为“国际化作家”，而这一标签也为作家本人所接受。

石黑一雄认为，造成这种“国际化写作”的根源，是因为他既不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也不是一个非常英国化的英国人。但就是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他写出了多样化而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品。

以下访谈综合自多家国外媒体在不同时期对石黑一雄做过的访谈，涉及他成长与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在整理时，腾讯文化作者仅保留了石黑一雄多次答复且阐述相对一致的回答，它们当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作家的人生见解与创作理念。

写小说和写歌之间有很大的重合性

问：听说你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创作歌手？

石黑一雄：是的，从16岁一直到24岁，我的目标都是做一个歌曲创作人。当然，那是1970年代，想做一个创作歌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我有一个弱点。在唱歌方面，怎么说呢，我不是很强！但是我会弹吉他和钢琴。我写了一百多首歌，做了样片，去见了好多公司人才和作品部（A&R）的人。

我的偶像是鲍勃·迪伦、莱纳德·科恩、琼尼·米切尔和克里斯·克里斯托芬森这些人。

问：你也说过，在鲍勃·迪伦之后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巨大的荣幸。

石黑一雄：13岁的时候，我买了我的第一张迪伦专辑《约翰·韦斯利·哈丁》，在它刚上市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迪伦是一个伟大的作词人。

我对两件事一直很自信，当时就是这样了：我知道什么是好歌词，什么是好的西部片。我猜，迪伦的歌词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意识流或超现实主义的东西。

然后我又发现了莱纳德·科恩，他的词很文学化。当时他已经出版了两本小说和几本诗集。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意象带有强烈的天主教色彩，里面常常出现圣徒和圣母。他就像一个法国民歌手。我喜欢音乐人那种完全的自给自足。你自己写歌、自己演唱、自己编曲，我觉得这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开始自己写歌。

问：写歌对你写小说有帮助吗？

石黑一雄：我的写歌生涯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但是回头去看，我从写歌中还是学到了很多。24岁开始写小说时，我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了。比如我是在写歌中经历了青少年必经的“自传时期”，开始写小说时，我学会了节制。我已经开始学会分辨什么是炫耀、什么是真正的艺术表达了。当然，这其中的分别是我至今依然觉得难以辨认的。

我认为写小说和写歌之间有很大的重合性。我的小说创作风格很大程度上是我从写歌中学到的。比如，歌者在观众面前表演时那种亲密的第一人称叙事，我在小说里试图保留。同样地，你需要以微妙的方式传达意义，有时需要诉诸字里行间。当你为其他人写歌时，你一直需要这么做。

既不是特别英国，也不是特别日本

问：你是在英国的郊区长大的，成长过程中你有疏离感吗？

石黑一雄：没有。事实上，我在我们当地很受欢迎。我是教堂唱诗班的领唱，我认识所有人。

英国人在这方面很有趣，他们常常受到“种族主义者”的批评，但在个体层面上，他们常常是很开放的。在我的成长时期，英国还没有变成一个多种族国家，事实上我很怀念这个已经消失了的英格兰——我童年时期的英格兰。1960年代中期，英国人开始对印度次大陆和其他地方来的人怀有偏见，但在我小时候还没有这些。

问：那时候日本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石黑一雄：我家里人都说日语。我的父母当时根本没想到我们会在英国呆那么久，所以他们觉得有责任让我与日本的价值保持接触。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日本是一个我以后要回的地方，虽然我并没有回去。

问：你常常被定义为一个“国际化作家”，你认为这个标签是怎么来的？

石黑一雄：我想这和我对日本不够了解有关系。我被迫用一种国际化的方式写作。如果我在1960年离开日本之后持续地回到日本，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我对日本更熟悉，我也许会有一种更大的责任感，想要在作品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展现日本——成为日本在英国的代言人，或许可以这么说。

但最后我没有回去。我一直知道我对当代日本的了解是很少的，我觉得这一点迫使我不得不去动用自己的想像力，同时也让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作家。我没有特别明显的社会责任，因为我既不是一个特别英国化的英国人，也不是一个特别日本化的日本人。

问：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小说都是完全不同的背景设定的原因吗？

石黑一雄：我发现我的主题是比较相似的，但我喜欢改动故事发生的年代。这一点和电影导演寻找取景地很像。

“我认为我主要是在写情感”

问：《长日留痕》的初稿据说是你用四周写出来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石黑一雄：我那时候32岁，我们刚刚搬进了伦敦南部西德纳姆的一所房子里，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一间书房——我之前的两本小说都是在餐桌上写出来的。

这个书房其实只是两层楼中间一个大橱柜一样的地方，没有门，但终于有一个地方让我可以把纸页摊开，而不用在一天结束时把它们收走，我已经很激动了。我在斑驳的墙面上钉满了笔记和图表。

《长日留痕》基本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在这个狂暴时期，我用笔写作，不去管风格问题，不去管我下午写的东西是不是和早上写的故事有冲突。这个阶段基本是为了让想法浮出水面，发展起来。糟糕的句子、蹩脚的对话、无用的场景——我任由它们留在那里，埋头写下去。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四个星期。四个星期后，整部小说基本已经写出来了。当然，之后我还要花很多时间把它正经地写出来，但重要的想像力的突破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问：你的许多小说都是透过记忆来讲述的，为什么“记忆”在你的小说中会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石黑一雄：我一直很喜欢记忆的质地。一个从叙事者的记忆中提取出来的场景边缘总是模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叠加在一起，而且极易被操纵，这是我很喜欢的。你不是在告诉读者：发生了这个和这个。你同时也在提出问题：为什么她在这个时间点记住了这件事？她的感觉是怎样的？当她告诉我们她记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却还是向我们讲述时，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她？诸如此类。我喜欢当你透过某人的记忆讲故事时这种种微妙的地方。

问：你的小说里有一种特别的语言和语调，这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意为之？

石黑一雄：在我写作生涯的初期，它们是比较刻意的。《远山淡影》是写日本的，我的人物是日本人，所以他们说的当然是日本化的那种英语。

在《浮世画家》中，人物不仅是日本人，而且是说日语的（虽然小说是用英文写的）。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寻找那种好像是日语被翻译成英语的语言。或许这种努力之后一直在跟随着我。

我使用的是一种正式的、谨严的英语，但也许这就是我感觉自然的、我偏爱的使用英语的方式。比如《长日留痕》中的管家是英国人，但他说话时听起来常常像一个日本人。我觉得这没问题，因为他确实有点像日本人。

问：诺贝尔奖授奖词称你的小说具有“强大的情感能量”，你认为情感在你的小说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石黑一雄：我认为我主要是在写情感。我试图对读者说：“你认为这是这件事会带来的感觉吗？”我认为这是它必然会带来的感觉，对一个处在这种情境下的人来说，你认同吗？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目标，但我认为人们能够在这个层面上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在说：“我认为人生是这样的，你分享这些情感吗？如果我这样写，你能够感受到这些情绪吗？”

问：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萨拉·丹纽尔说：“如果你将简·奥斯丁和卡夫卡结合在一起，你就有了石黑一雄。”对此你怎么看？《别让我走》出版时，也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有卡夫卡和贝克特的影子。

石黑一雄：我希望人们以一种更加抽象的方式去读我的小说，就像人们读卡夫卡或贝克特的方式。

一直以来，我都艰难地想要鼓励人们在一个更加形而上的层面去读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对故事设定的依赖程度要小于一些别的作家，比如索尔·贝娄。故事设定对我来说只是写作技巧的一部分。我选择它。

问：你的最新小说《被掩埋的巨人》有奇幻小说的元素，你读过《权力的游戏》这样的奇幻小说吗？

石黑一雄：在写书的时候没有。事实上，我是特意决定不去读它或是看电视剧的。《权力的游戏》是我开始写这本小说很久之后才流行的，然后我想，我不要看，免得它干扰我对自己这本书的想像。我发现，在你写作的时候，你需要努力保护你的小说世界不受侵扰。但现在书写完了，我也许会去看。

最爱夏洛蒂·勃朗特

问：你住在乡下，你认为住在乡下比在城市里更适合写作吗？

石黑一雄：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写作的理想地点，但有些地方的问题是它太美了。所以在实践中，这是一个更适合喝茶吃蛋糕的地方。

问：你还在写歌吗？

石黑一雄：现在我只写歌词了。萨克斯手吉姆·汤姆林森作曲和编曲，我们一起为卓越的爵士歌手斯泰西·肯特写歌。

问：回到小说，谁是你最爱的小说家？

石黑一雄：最近夏洛蒂·勃朗特取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成年后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对他的感伤主义变得没那么有耐心了，而且那些大段的即兴离题内容也是应该被删掉的。但是他对于疯狂的呈现是那么广阔和深刻，让人怀疑它其实是不是一种普遍状况。

至于勃朗特，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成就，都要归功于《简·爱》和《维莱特》。

问：如果要你给年轻作家提一个建议，它会是什么？

石黑一雄：开始写。

小说家的顶峰期往往是40岁之前。在这之后，再要写一本伟大的小说是很难的了。托尔斯泰35岁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卡夫卡40岁就去世了。还有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凯鲁亚克。海明威40岁之前就已经把自己消耗殆净了。而且想一想，《傲慢与偏见》是一个22岁的人写的！

人们倾向于认为三十多岁的小说家还是很年轻的，这种想法的危险是，这会让他们不够有野心。如果你想当一名阁楼里的饥饿艺术家，现在就去做，不要等到55岁的时候再开始……那是你偷懒混文学节的时候。在你从一个文学节转到另一个文学节的时候，是没办法写出杰作的。

（综合编译自《卫报》、《巴黎评论》、《Bomb》杂志、“Electric Literature”网站、《Grand Street》杂志、《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媒体在不同时间点对石黑一雄做的采访）（文/ 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