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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时期的“杜塞尔多夫吸血鬼”案

1929年2月3日夜间9时,莱茵河之滨的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五十六岁的市民阿波罗尼娅屈恩(Apollonia Khn)在贝尔塔大街遭到不明身份的歹徒袭击,头部和胸部被利器刺了18下。

1929年2月3日夜间9时,莱茵河之滨的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五十六岁的市民阿波罗尼娅·屈恩(Apollonia Kühn)在贝尔塔大街遭到不明身份的歹徒袭击,头部和胸部被利器刺了18下。凶手以为屈恩太太已死,扬长而去。但屈恩太太大难不死,恢复了知觉,逃回家中。

五天后,有人在圣文岑茨教堂附近发现了九岁女童罗莎·奥林格(Rosa Ohlinger)的尸体。死者的太阳穴被刺了12下,胸部被刺了13下。凶手还在尸体上泼了汽油,企图将其焚毁。

2月12日至13日深夜,五十四岁的锁匠鲁道夫·舍尔(Rudolf Scheer)在街上被人刺死。次日早晨,一个认识舍尔的姑娘发现了尸体,赶紧报警。杜塞尔多夫市刑警总长蒙贝格(Momberg)亲自勘察了现场。尸检发现,舍尔的后脑和脖子被刺了12下。法医判断,杀死舍尔的凶器和上面两起案子一样,是一把剪刀。

4月2日,学徒埃尔娜·彭宁(Erna Penning)遇袭。不明身份的凶手用绳子勒住她的脖子,把她拖到了10米外的田野里。但彭宁拼命挣扎,侥幸逃脱。

次日,家庭主妇路易丝·弗拉克(Luise Flake)遭到同样手法的袭击,但附近可能有行人经过,歹徒受惊,弗拉克得以逃脱。

几天后,一个名叫约翰·施陶斯贝格(Johann Stausberg)的失业工人向警方认罪,说这几起凶案都是他做的。果然,施陶斯贝格被捕后,一连三个月都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案件。但是医生发现,施陶斯贝格患有精神病,所以很难将他定罪。

7月30日,在选帝侯大道的一家下等小旅馆,一名妓女被扼杀,身上的现金遭劫。负责此案的调查组认为,这是妓女与嫖客圈子里司空见惯的暴力犯罪,与上述的系列案件无关。

果真如此吗?

连环杀人案

三周后,警方感到大失所望,因为发生了与之前的系列凶案极其类似的新案子。8月21日夜间,年轻女工安娜·戈尔德豪森(Anna Goldhausen)、商人海因里希·科恩布卢姆(Heinrich Kornblum)和家庭主妇奥尔加·曼特尔(Olga Mantel)相继遭到袭击,都被刺成重伤。

这一晚,安娜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了夜市,离开夜市后把女友送到家门口,然后自己回家。没走多远,突然有一个男人从黑暗中冲出来,向安娜扑去,用刀子捅她。安娜负伤,喊叫着跑回女友家门口。凶手追赶上去。这时屋里恰好有人出来,救了安娜,凶手只得逃走。安娜的心脏险些被刺中,胃、肝和肋膜受了重伤,住了几个月的医院才脱离危险。

袭击安娜之后,凶手“意犹未尽”,继续在夜色中游荡,遇见了奥尔加,将她刺伤。有人听见她的呼救,但赶到时发现凶手已经离开现场。凶手随后袭击了同样刚从夜市出来的科恩布卢姆,将他刺伤。但科恩布卢姆逃向夜市,凶手没有追赶。

8月24日,十四岁的学生路易丝·伦岑(Luise Lenzen)和五岁的女童格特鲁德·哈马赫尔(Gertrud Hamacher)从游乐场出来之后,遇见了歹徒。歹徒让路易丝帮忙买包香烟,将她支走,然后把格特鲁德带到一条乡间小径,割断了她的喉咙。然后他又去找路易丝,将她刺死。

次日,二十六岁的女仆格特鲁德·舒尔特(Gertrud Schulte)受到一个陌生男人的邀请,一起去逛夜市。这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殷勤地给她买了糖果和水果。没走多远,舒尔特表示想回家,那个男人并不纠缠,立即答应送她回家。后来男人又甜言蜜语地说服她,一起再散散步。走到莱茵河畔的草坪,两人坐下休息,男人开始动手动脚。舒尔特拼命反抗,并高声呼救。男人拔出匕首,刺向舒尔特的咽喉。她当即失去知觉。苏醒之后,她又呼救,凶手猛地用匕首刺她的后背,因为用力过猛,匕首断在了她体内。这时附近有人经过,于是凶手逃走。舒尔特被人救起,送到医院。

9月29日,三十一岁的女仆伊达·罗伊特(Ida Reuter)被强奸后杀害。

甘纳特出马

短短半年时间发生了这么多起凶案,尤其是受害者中还有小孩子,这在杜塞尔多夫掀起轩然大波。人心惶惶,女性不敢单独外出,母亲不敢离开孩子哪怕片刻。治安警察和刑警放下其他一切工作,全力寻找凶手。警方悬赏1万马克给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报纸和电台密切关注每一个新进展,并经常批评警察的无能。共产党认为警方不作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来攻击警方和政府。比如《红旗报》发表文章说,这些凶案显示了“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民众的安全多么漠不关心”。但实际上,受害者并非全都属于无产阶级。这些凶案还引起了国际关注,英国悬疑小说作家埃德加·华莱士表示愿意协助杜塞尔多夫警方。在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之下,杜塞尔多夫警方不得不向柏林求援。柏林派出了名侦探甘纳特。

甘纳特


9月30日,甘纳特来到杜塞尔多夫。他带来的团队里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得力干将,包括多个领域的专家,比如研究精神病人犯罪以及专攻性犯罪的专家。整个调查组除了领导,光是探员就有50人。杜塞尔多夫警方和地方检察官也予以全力配合。这可以说是魏玛共和国最优秀的一支刑事调查团队。

仿佛是为了向甘纳特示威,凶手很快就再次行凶。10月11日,22岁的伊丽莎白·德里尔(Elisabeth D?rrier)遇袭。次日她被人发现时还活着,但头部受了重伤,昏迷不醒,在医院接受了三十六小时的抢救之后死亡。尸检发现,她的头骨被敲碎了,碎片嵌入了大脑。

到目前为止,十个月内有14人遇袭,其中7人死亡,死者中有3个未成年人。这极有可能是连环杀人案,凶手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警方没有向媒体披露很多重要的细节,比如凶手惯用剪刀、喜欢袭击小女孩等。公众既然对这些情况两眼一抹黑,就很难相应地提高警惕,也就很难把怀疑聚焦到一个人身上。警方一时间束手无策,只能收集群众提供的线索。这样的线索有超过1万条之多。

凶手可以说是猖狂至极,居然在9月底写信给警察局,但是这封信不知怎么遗失了,警方在破案之后才知道有这封信。10月14日,警察局收到了凶手的第二封信,其中描述了一个藏尸地点:“在帕本戴勒杀了人,在没有长野草的地方放了一块石头做标记,尸体埋在地下1.5米处。”

但是,正与千头万绪缠斗的警方对这条线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派了几名制服警察去核实,结果没有发现尸体。

凶手也许在嘲笑警方的无能,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他于11月8日又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说自己杀了一个五岁儿童,将尸体藏在“汉尼尔-卢艾格的墙边”。不过,警方还没有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名警察于11月9日上午在汉尼尔-卢艾格工厂的墙边发现了11月7日被报告失踪的女童格特鲁德·阿尔贝曼(Gertrud Albermann)的尸体。随后警方收到了上面那封信,发现里面再次强调了帕本戴勒的谋杀。

警方这才重视起来,在信里描述的地点找到了几天前失踪的女仆玛丽亚·哈恩(Maria Hahn)的尸体。她的头部、脖子和胸部被刺了20下。当地一名农民在藏尸地点之上犁了地,并且发现了死者的手提包,但没有觉得异常,所以也没有报警。如果不是凶手自己提醒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警方才会发现哈恩的尸体。

甘纳特了解了上述一系列案件的情况之后,命令将所有可能出自同一个凶手之手的案件整合起来,向办案的所有探员分享全部资料,并发动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全国所有警察机关、司法机关、海关与边防、检察院、监狱、科研院所、福利机构、精神病医院,都得到了要求配合的通报。

但几个月过去,警方仍然一无所获。虽然(在警方看来)没有发生新的凶案,但凶手其实并没有闲着。有好几个潜在的受害者只是因为运气好,躲过了悲惨的命运。比如女仆玛丽亚·维特豪普特(Maria Witthaupt)被凶手诱骗去散步时,碰巧遇上了凶手的妻子,她以为丈夫在搞外遇,上去扇了丈夫一个耳光。凶手悻悻地丢下两个女人,自己离开了。

投递错误的信

案子的转机是从一封投递错误的信开始的。也就是说,纯粹的偶然让这起连环杀人案真相大白。

1930年5月初,乡下姑娘玛丽亚·布特利斯(Maria Butlies)来到杜塞尔多夫找工作。我们不知道她当时有没有听说当地的连环杀人案。她在职业介绍所认识了另一个姑娘,两人约好于5月14日在火车站见面,但是布特利斯被放了鸽子。

这时,她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骚扰。危急时刻,另一名男子出现,自称公职人员,“英雄救美”,赶走了那个流氓。布特利斯十分感激,放下了戒备,向对方讲述自己身无分文,孤身一人在这座大城市,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乐于助人的“公职人员”立刻热情地表示,可以让她到他家暂住一晚,再做计议。

在甜言蜜语之下,布特利斯跟着到了他家。没想到进屋之后,该男子也开始纠缠她。她激烈地反抗,于是男子礼貌地答应把她送到政府的救济站过夜。经过一处森林时,他企图将她扼死,但不知为什么又放弃了,然后把她带到一处电车站,放她走了。

布特利斯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她把自己的遭遇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没想到这封信投递错了,收到信的人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将信交给了警方。

警方从布特利斯的描述中意识到,那名男子正是他们要找的连环杀人狂。两名警察陪着布特利斯,让她去指认凶手的住处。费了一番周折,布特利斯找到了迈特曼大街71号。但是进了房子之后,她又吃不准了。于是两名警察先行告辞,约好了请她再到警察局一趟。但是与警察分别之后,布特利斯又拿定了主意,迈特曼大街71号确实就是那一晚她被凶手带去的地方!

布特利斯的胆子不小,在没有警察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回到迈特曼大街71号。在那里,她遇见了住户之一维默尔小姐,与其攀谈起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两个姑娘正在谈话,这时一名男子走出家门,去院子里的水龙头处打水,然后回到自己屋里。布特利斯看了看那个男人,并没有认出他来。维默尔小姐问,刚才打水的男人是不是就是那一晚的歹徒。布特利斯说不确定。但是维默尔小姐注意到,那名男子又匆匆地出门了。布特利斯仍然说:“不是他!”但维默尔小姐起了疑心,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那名男子的姓名,递给布特利斯。纸上写着:“彼得·屈滕。”布特利斯把纸条交给警方,说迈特曼大街71号的确是歹徒的住处,但她不确定屈滕就是歹徒。

次日,5月23日,警察来到迈特曼大街71号,发现屈滕家房门紧锁。警察找到了屈滕的妻子工作的咖啡馆,联系到了她,了解了屈滕失业并且外出的情况,向他发出传票。后来警方高层有人批评了这种策略,认为这等于是向屈滕发警报,让他逃跑。

与此同时,警察找到了另一名幸存的受害者、已经康复的格特鲁德·舒尔特,给她看了屈滕的照片。她明确表示:这就是袭击她的凶手!

现在警方有了人证(虽然只是舒尔特案件的人证),于是立刻缉拿屈滕,控制了他的住所,守株待兔,逮捕了屈滕太太。屈滕太太招供,屈滕之前回到住处,从妻子那里得知自己受到警方传讯,与妻子发生了争吵;争吵时,他激动地说:“都是我干的!”接着,他向妻子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妻子大受震动,建议如果万不得已可以一同自杀。屈滕不肯自杀,决定离开杜塞尔多夫,暂避风头,并约定与妻子于次日在一座教堂见面。

5月24日,警方在屈滕夫妇约定的地点逮捕了屈滕。他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反抗,并且在当天就坦然招供了多起罪行。他甚至还“惋惜”地表示:“我恰恰在这个关头被捕,真是遗憾!真正了不起的事情还在后面呢!我原打算每天杀两个人!”

“杜塞尔多夫吸血鬼”彼得·屈滕


成为吸血鬼

那么,屈滕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变成连环杀人狂的呢?

屈滕于1883年出生在科隆一个子女众多的贫困工人家庭,父亲酗酒且经常殴打妻儿,对女儿还有性侵行为,所以屈滕从小就生活在暴力和不正常性关系的环境里。据说,他五岁时目睹捕捉流浪犬的人溺死两只小狗,从中感受到快感,从此对杀戮产生了兴趣。他八岁时,有一次父亲对母亲大打出手,小屈滕离家出走,靠小偷小摸流浪了三周,后被警察发现并送回家中。后来在受审时,屈滕自称八岁时就在一条河里溺死了两名玩伴。我们不知道这是吹嘘还是实情。

父亲于1897年因为性侵女儿而入狱后,屈滕小小年纪就开始闯荡世界。他在工厂当学徒时遭受过体罚,后来隔三岔五因为盗窃、入室抢劫、人身伤害、纵火、性骚扰、性侵犯、虐待动物等罪行坐牢。他还曾与一名年纪比他大许多的女子同居,与她有性虐待的关系。他后来娶了一位曾经持枪杀人的女子,对有这样的妻子非常自豪。这位屈滕太太曾是妓女,有个男人说要娶她,但食言了,于是她对他开了枪。屈滕似乎能够理解妻子的这种行为,曾评论道:“我和妻子的关系总是很好。我爱她,不是因为肉欲,而是因为我欣赏她的美好人格。”

根据屈滕的招供,1913年5月25日,他入室盗窃时杀死了正在睡觉的九岁小女孩克里斯蒂娜·克莱因(Christine Klein)。这是第一起可以明确归到屈滕名下的谋杀案。次日,屈滕还回到案发地点附近,听聚在客栈里的人们谈论这起凶案。屈滕无意中在现场丢下了一张绣有他的姓名首字母“PK”的手帕。这成为重要的证据。因为受害者的父亲叫彼得·克莱因,姓名首字母也是“PK”,所以小女孩的父亲成了嫌疑人。等到证明他无罪之后,嫌疑又转移到他的兄弟奥托·克莱因身上,因为有人看见一个男人离开克莱因家,穿着与奥托类似的衣服,并且克莱因兄弟之间有金钱纠纷。奥托被捕,但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在克里斯蒂娜·克莱因案件当中,住在案发现场附近、前科累累的屈滕始终没有受到警方怀疑。

克里斯蒂娜·克莱因


在此之后,屈滕一发不可收拾,对暴力和杀人“乐此不疲”,因为这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刺激和快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想从中得到一种虐待狂的快感。果然如此。”他想要的是看见血,至于受害者是否死亡并不重要,也许这就是有些受害者能够死里逃生的原因。有一次他割断了受害者的主动脉之后,血如泉涌,他就趴上去吸血,获取一种类似性快感的愉悦。如果没有人血,动物的血似乎也能给他满足。他有一次杀死了一只天鹅,喝它的血。因此,媒体称他为“杜塞尔多夫吸血鬼”。

杀人得手之后,他喜欢在次日回到现场,混到看热闹的人群中,观察人们的反应,享受自己的“成功”。他甚至会与调查案件的警察聊天,却从来没有被怀疑过。屈滕告诉法庭指派的精神病医生,目睹案发之后群众的激动和愤怒,能够给他一种强烈的性兴奋,甚至让他射精。

上面列举的只是证据确凿的案例,实际上,遭受屈滕袭击的人肯定更多,死于屈滕之手的人也可能更多。

屈滕的外貌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个恐怖的杀人狂。根据旁听庭审的记者的描述,屈滕的“圆脸肤色红润,几乎没有一丝皱纹……虽然四十七岁了,但可以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只有三十七岁”,“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头发涂了发油……在当下的艰难时代很多人都买不起发油,而他似乎不缺。因此,从外表看,他是个绅士”。另一位记者说,屈滕“在一群小资产阶级当中绝不会显眼”。屈滕彬彬有礼,有亲和力,而且爱打扮,衣冠楚楚,所以他经常搭讪陌生女子,比较容易赢得信任。他看上去是个人畜无害的普通人。

在警方收集到的上万条线索当中,至少有3条线索指向屈滕,比如屈滕的狱友指出他有类似的暴力行为,但幸存的受害者没有从屈滕的照片上认出他,而且屈滕的邻居也都认为他是个老好人,所以警方没有继续追踪这条线索。屈滕的前科极多,一共坐过二十二年牢,警方却一直没有怀疑到他,这也令人费解。

屈滕的妻子因为“出卖”了丈夫而极其愧疚,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来她与丈夫离婚,改名换姓,搬到莱比锡居住。

最后,屈滕的9项谋杀罪、2项强奸罪、1项强奸未遂、7项谋杀未遂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另加十五年监禁。当然,其实也只能执行一次死刑。

1931年7月1日是屈滕临刑前的最后一夜。他一共给受害者家属和狱长写了14封信,每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我会用我的血赎罪。我会在天堂为您祈祷。”他居然还相信自己会上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在屈滕被判死刑的三周之后,1931年5月,德国上映了弗里茨·朗(Fritz Lang)执导的电影《M》。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声电影之一,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今天已经名垂青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M》的故事背景是柏林,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遭受性侵后被残忍地杀害。随后陆续发生类似案件,显然是一个连环杀人狂所为。柏林(像现实中的杜塞尔多夫一样)陷入恐慌,警察大举出动。因为到处都是警察,柏林黑帮的“正常”活动被扰乱了。黑帮决定自行搜捕连环杀人狂。于是警察的搜捕和黑帮的搜捕平行地进行,最终黑帮在一个盲眼乞丐的帮助下追踪到了凶手。黑帮举行了“模拟审判”,其中检察官、法官、律师和陪审团当然都是黑帮成员。律师的辩护非常精彩,但最后法庭还是判处凶手死刑。黑帮分子们冲上去要“行刑”的时候,警察也赶到了,将凶手逮捕,送去真正的法庭。电影中深得黑帮尊重的警探卡尔·洛曼(Karl Lohmann)的原型正是甘纳特。《M》的剧本其实是在屈滕案发之前就写好的,参考的不是屈滕案件,而是可能参考了卡尔·格罗斯曼、卡尔·登克、弗里茨·哈尔曼等案件。但因为这部电影在屈滕案件引起轰动的同时上映,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它的原型就是“杜塞尔多夫吸血鬼”。

(本文摘自陆大鹏著《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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