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纽卡斯尔埃斯维克的圣约翰墓园（Elswick, St. John's Cemetery）内新发现的一座北洋水师人员墓碑，因其形制特殊、墓主身份不明等诸多疑点引起历史学者及爱好者的热烈讨论。
海军史学者陈悦日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介绍了学术“破案”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墓主身份等主要谜题已迎刃而解，“我也没想到这么快”。然而，一些新的疑问也随之产生。和此前该墓园里广受关注的五座北洋水师水兵墓一样，新发现的墓碑牵出一段曲折的历史。
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内最新发现的北洋水师人员墓碑（图片来源：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
2024年9月17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唐锐在北洋水师水兵墓前献花（图源同上）
一、身份之谜
陈悦在采访中向澎湃新闻表示，墓主姓名为甘肇功，是“靖远”舰的随军医生，墓碑上写的“莲皋”很可能是他的字号。甘肇功随北洋水师赴英国接收“靖远”舰，1887年8月2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因病在英国去世，1887年8月7日（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星期天安葬。
停泊在英国朴茨茅斯准备回国的“靖远”舰。“靖远”“致远”“经远”“来远”四艘军舰于1887年9月12日启碇回国，随军前去接舰的甘肇功病逝于一个月前，没能乘上回国的军舰。
此前，由于墓碑碑文只有“光绪十三年，皇清廪生莲皋甘公之墓，六月十八日立”几个字，无法判断其身份及去世时间，曾根据 “廪生”推测其为文职人员。另一条指向身份的信息是杜伦大学历史学博士生于嘉睿找到的墓园殡葬记录，墓主人姓名登记为“KAN LIAN KEOA”，即甘莲皋。
陈悦表示，解开身份之谜的关键史料有两则。
一则线索由朋友王国平先生最先发现，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FO17”档案号下的清末驻英公使照会档中，有一封清朝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致英国外相沙里斯伯（Salisbury）的照会，为中英双文格式。照会中写道：
照得上年中国靖远兵船在纽卡司尔时，船中医生甘肇功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初二日病故，旋于八月初七日在纽卡司尔森庄外司于坟地埋葬，均领有身故埋葬凭纸收执。
在照会的英文文本中，甘肇功的姓名写作“Kan Lian-Keoa”, 与相应墓碑的殡葬记录一致。可见“Kan Lian-Keoa”（甘莲皋）就是甘肇功。照会明确了甘肇功的身份（医生），去世的原因（病故）以及去世和下葬的时间。
清朝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致英国外相沙里斯伯（Salisbury）的照会，出自《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之《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皇甫峥峥 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第二则史料是李鸿章在1888年6月6日向清廷提交的奏片《甘肇功等从优议恤片》。奏片提到，在赴欧洲接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军舰回国的过程中，一共有24人在异乡身故，“实与阵亡无异”，因此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申请为他们“察请优恤”。24人中，有23人是水兵，只有甘肇功一人的身份较崇，李鸿章根据丁汝昌的申请，奏请按照县丞规格抚恤。其余相对级别较高的11名一等水手姓名均有提及，其中也包括圣约翰墓园里另一座北洋水师水兵墓的主人陈成魁。按照李鸿章的描述，当时在陆上或者近岸处去世的人员，才有可能择地安葬，在军舰回国航行途中去世的人员，则大多采取西式的海葬，“裹葬于海”。
李鸿章《甘肇功等从优议恤片》
二、墓碑之谜
甘肇功的墓碑被发现时是倒塌在地的状态，其形制为方尖碑形状，和同墓园里的另外五座北洋水师水兵墓的墓碑形制完全不同，这也导致它多次被寻访者错过。墓碑为何形制不一样？1911年清朝海军名将程璧光率“海圻”巡洋舰访问英国时重修了五座北洋水师水兵墓，为何唯独漏掉甘肇功的墓？
上述刘瑞芬致沙里斯伯的照会第二段提供了关键线索：
现因甘肇功之家属禀恳将其棺柩寄回中国,相应将凭纸二件备文照会贵爵部堂,请烦查照,咨请内部尚书谕饬纽卡司尔森庄外司干坟地之总管,准令将甘肇功之柩起出,交由本大臣所派之员寄回中国。本大臣不胜感纫之至。须至照会者。
上述“刘瑞芬致沙里斯伯照会”中文文本后半部分
此时已经是1888年10月5日，甘肇功去世一年多以后。甘肇功的家属希望他的遗体回到故乡入土为安，所以向清政府请求运送棺柩寄回。清政府外交部门向英政府发出照会，请纽卡斯尔这个墓园的管理者把墓打开，将灵柩取出送回。
陈悦认为，英国政府很可能支持了这个做法，那么甘肇功墓地就已经迁葬，墓园里只剩下一个墓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宣统年间程璧光重新修墓时没有修甘肇功的墓，因为墓已经迁走了。”
“所以这次发现的是一个遗迹，但这个墓碑的发现意义重大。” 陈悦强调：“因为程璧光重修后的水兵墓并非原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11年重修以后的样子。原始的墓碑是什么样的，此前一直是个谜题，这次发现的甘肇功墓墓碑就是1887年所立的原貌。由于从去世到下葬经过的时间非常短促，这种墓碑可能是当时该墓园里常用的形制。我们可以推测，原先五名水兵墓最初的样式很可能就是方尖碑形状的。碑文应该也都很简单。”陈悦提到，1881年赴英国接收“超勇”“扬威”军舰时，一位水师官员池仲祐的日记里就记载了身故水兵顾世忠、袁培福下葬的过程，他说墓碑上只写了很简单的内容，“作石碑一方，书曰‘大清故勇某某之墓’，纪时日”。这种简单的书写与此次新发现的墓碑情况一致。“事实上，在北洋水师水兵墓附近还发现了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军人的墓地——日本海军也在纽卡斯尔购买军舰，同样有人病逝在那里，葬在圣约翰墓园。而这座1886年的日本军官墓碑也是方尖碑形式。或许，如果继续在墓园里仔细考查，甚至有可能找到五位北洋水师水兵墓原先的墓碑。”陈悦对澎湃新闻说。
甘肇功的墓碑为方尖碑形状，碑文书写较为简单
1911年重修后的五座北洋水师水兵墓，详细写明了籍贯、姓名、立碑与重修日期等信息
池仲祐日记中对另外两位葬在圣约翰墓园的水兵顾世忠、袁培福的记录
不过，墓碑的发现者戚勇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五座水兵墓碑最初的形状就是现在看到的形状，而不是甘莲皋墓的方尖碑形状。
戚勇强对澎湃新闻表示：“首先，程璧光1911年来重修这几座墓大概率是因为这些墓有问题，可能太简陋或者破损。而从这次发现的方尖碑和1886年的日本方尖碑来看，它用的花岗岩的质量非常好，几乎没有重修的必要。故推测可能是当时的五位水兵墓碑比较简陋，或者碑石质量不如方尖碑的花岗岩材质，比如在墓园中常见的砂岩。第二，五座重修墓碑的工艺是贴面式的。五座碑的碑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背面，材质为砂岩，厚约12厘米，一个是碑面，是黑色花岗岩，厚约4厘米，碑面镶嵌在砂岩中，用粘贴剂粘在一起。这个在整个墓园里也只有这五座碑是这个工艺，其他基本都是一整块石材。从材料价格上来看这种方法比用整块花岗岩要便宜。第三，方尖碑的底座与现在五座碑的底座完全不同。如果最早是方尖碑，要更换的话那需要连底座一起更换，工程会非常昂贵，与贴面的做法相矛盾。根据以上三点，我推测这五座水兵墓最初应该就是砂岩的墓碑，但是墓碑做得比较简单，刻字等也不工整（这点从墓园中另外两座日本人墓碑上可以看出），砂岩本身容易风化，经过二三十年的风吹雨打，表面可能风化模糊斑驳不堪，因此需要重修，但仅限于碑面。因此我猜测当时的方案是把原有的砂岩碑面铲除，挖出凹槽，订做了花岗岩碑面，镶嵌进去，保留原有底座等不变，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这是最经济快速的方法，较符合当时情况。至于甘莲皋的墓为何没有重修，可能是因为质量较好，不需要重修，也可能是已经迁回中国，成了空墓。”
三、迁葬之谜
关于甘肇功家属申请将棺柩运送回国的请求，陈悦认为，应该是得到了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支持，墓地已经迁回。戚勇强的看法则不同。“我认为当年他的墓并未被迁移。首先，驻英大使刘瑞芬的信只能证明有这个意向，并不是确认迁墓成功。其次，在英国迁墓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英国1857年就有《殡葬法案》规定，未经司法部或教会批准移动埋葬的遗骸属于违法行为，且迁坟手续繁琐，费用昂贵，耗时较长。最后，一旦迁坟成功，原有土地可能会被再次利用，那墓碑就应该会被移走，且目前并无资料记载甘肇功的遗骸被送回国安葬，原墓地也未被使用，因此我认为很大概率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做成，甘肇功遗骸仍在圣约翰墓园中。对此我已发信询问当地殡葬部门，查看是否有当时的记录。”最后，他表示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尚属推测，事实究竟如何，最终有待研究考证。
四、籍贯之谜
关于甘肇功的籍贯，目前掌握的资料中没有直接证据能够显示。由于当时“靖远”舰上的官兵主要是福建籍，尤其以福州籍居多，墓碑发现者戚勇强等人主张呼吁福建及沿海地区的同胞留意族谱中是否有“甘肇功（莲皋）”的信息。陈悦认为，“从姓氏和职业两个方面来说，福建籍的可能性确实很大。”
“从姓氏来看，福建福州府当时是有‘甘’姓的。再看医生这个职业。清代开始建设海军之后，急缺西医人才，因为军舰上需要一些有外科手术能力的医生。但是当时国内西医人才少，早期只有在福建、浙江、广东这些开埠较早的地区，有机会学到西医的知识。事实上，中国的西医教育之始，正是北洋海军正式建军之后为满足海军需求而建立的天津西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创办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学生们还没毕业，各个军舰饱受缺少医生的痛苦。”陈悦说。
不过，籍贯仅是推测，陈悦也提出了另一个思考方向——由于年代较早，甘肇功未必是西医，接收军舰和海战不同，更多是治疗头疼脑热这些毛病，因此或许可以考虑搜寻当时全国范围内姓甘的中医世家，这也有可能是突破的方向。“甘肃的皋兰这个地方，有甘姓的名医世家，而甘肇功的字号里有‘皋’字。这也是一个排查的方向。”
“靖远”舰下水仪式
五、“编制”之谜
五座北洋水师水兵墓墓碑上写的是“大清故勇”，指明了墓主的军人身份。而甘肇功的墓碑上写的是“皇清廪生”，“廪生”（秀才）指的是学历背景，是非军人的身份。
陈悦认为，“廪生”说明甘肇功并非军人，也说明医生是舰队特别聘请的。“当时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的专业设置都只有海军军官、轮机军官，医生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海军专业背景出身的医生来源。把医生作为北洋海军中的正式岗位应该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当时在《北洋海军章程》里明确规定了军舰上的医生名额，在此之前，随军医生没有军中‘编制’，大都是外聘。墓碑上之所以写‘廪生’，实际上表明墓主人并没有军职和官职，所以只能用他的学历称之。”陈悦说。
陈悦表示，北洋海军聘请“外援”并不奇怪，军舰上的文职人员，包括幕僚、文案等都是临时聘请的。
六、病因之谜
甘肇功和其他去世的水兵究竟得了什么病？资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陈悦表示，当时东亚近代海军中流行一种凶险的疾病，由于官兵们长期生活在军舰上，食物构成较单一，不少人死于“维生素B1缺乏病”。历史上称之为“脚气病”（不同于今日语境中的“脚气病”），当时中国人称之为“湿气上升”，表现为双脚浮肿，渐及腰身，最终影响心脏，乃至死亡。这种病在18-19世纪非常普遍，日本的海军中也有这种现象，如前所述，圣约翰墓园中也有病故的日本水兵。主要原因是长期的海上生活缺乏新鲜水果与蔬菜。中国近代海军后来的应对策略是不吃精米，多吃面食和糙米，因为糙米表面的麸质以及面粉中含有维生素B1，到了民国初年，海军部甚至还为此专门向水兵发放津贴，用于“吃面”。
中国北洋水师墓地修缮纪念碑（图源：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
在发现者、研究者、历史爱好者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共同关注之下，关于英国北洋水师水兵墓的研究与讨论还在继续。尤其是最新发现的墓碑主人甘莲皋的籍贯、其墓地是否已迁回国内等问题，目前尚在争论之中，有待新的史料和证据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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