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馆迁出启祥宫与天理教癸酉之变

本文原载于《清代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如意馆研究》。

一、如意馆简介及其最初馆舍位置

如意馆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一处作坊。

内务府是清代管理宫禁事务的机关，掌管皇家的财务、典礼、扈从、守卫、司法、工程、织造、作坊、饲养牲畜、园囿行宫、文化教育、帝后妃嫔的饮食起居及宫廷杂务，管理太监、宫女等[1]。造办处是内务府下属机构之一，负责制造、修缮、收藏皇家御用品，始创于康熙年间，存续至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出宫，为宫禁服务达二百多年[2]。造办处下辖作、处、厂、馆等众多作坊，除如意馆外还包括：金玉作、牙作、油作、木作、裱作、匣作、皮作、漆作、砚作、珐琅作、镀金作、铸炉作、弓作、鞍甲作、炮枪处、玻璃厂等。这些作坊各有专司并分工协作，时有增减分合，数量上前后达六十余个。

不同于上述功能较为单一的作坊，如意馆本质上是造办处下属的一处综合性作坊，下设牙作、玉作、刻字作、裱作等二级作坊[3]，曾有画画人、牙匠、玉匠、刻玉册玉宝匠役、刻字匠、镶嵌匠、商丝匠、广木匠、裱匠、捏泥人匠等供职，开馆伊始即执掌绘画、装裱以及玉器、象牙器、犀角器、竹木器等高档工艺品成做，代表了清宫造办处的最高工艺水平。绘画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但如意馆绝不等同于画院，成做高档御用品亦是其重要职能。在造办处所有作坊中，如意馆承担的活计数量位居前列。以乾隆朝为例进行统计，如意馆在工作量上是仅次于匣裱作、油木作的第三大作坊[4]。

从档案文献推断，“如意馆”一名至迟在雍正四年已经存在，是位于圆明园金鱼池景区（乾隆四年改建为“坦坦荡荡”景区）的一处屋宇[5]，彼时并不是作坊[6]，与乾隆时期“洞天深处”景区东北的“如意馆”作坊更不是一回事。“如意馆”作为一个作坊在《活计档》中的记载始于乾隆元年，此后一直延续不断，直到宣统三年的内务府档案中仍有如意馆的相关记录。因此，如意馆作坊的存在时间为乾隆元年至清末。

在造办处众多作坊中，如意馆地位最高，居各作之首，在档案中有时甚至可与造办处相提并论[7]，主管官员品级高于其它作、处、厂[8]，好手艺人才能被选入如意馆，匠役亦最受优待。它直接承接皇帝交下的活计，满足其喜好，并常受到皇帝的特别关注。生活于乾、嘉、道之际的礼亲王昭梿（1776-1830）的《啸亭续录》记载，乾隆帝时常到如意馆指导工匠绘画，“纯皇万机之暇，尝幸院中看绘士作画，有用笔草率者，辄手教之，时以为荣”[9]。以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为例，高宗共园居157天，曾8次到此看画师作画[10]。皇帝对如意馆匠役的恩赏也十分优渥。除物质赏赐外，有才能的匠役甚至获得破格提拔。据昭梿记载，乾隆时，“有绘士张宗苍以山水擅长，仿北宋诸家无不毕肖。上嘉其艺，特赐工部主事，实为一时之盛。其他如陈孝泳、徐洋辈，皆以文学优长，或赐举人一体会试，或以外郡佐杂升用，亦各视其才具也”[11]。张宗苍、陈孝泳、徐洋等人因在如意馆出色的服务，竟被破格提拔进入仕途，可见皇帝并不将如意馆人员作普通匠役看待。《清史稿》也记载如意馆“初类工匠，后渐用士流……与词臣供奉体制不同，间赐出身官秩，皆出特赏”[12]。除赏赐外，乾隆年间如意馆官员、匠役每日还可领用定额分例肉，是造办处唯一受此待遇的作坊[13]。

嘉庆时，如意馆仍是造办处位列第一的首席作坊，有玉匠、牙匠、画匠供职[14]。仁宗也常“赏如意馆匠役等物件”[15]，其中不乏“蜜渍荔枝”[16]等稀罕果品。

自嘉庆十一年始，以随围所得鹿肉等项赏给在京王公大臣成为定例[17]，如意馆亦在赏赐名单中。以嘉庆二十二年为例，内务府奏请当年“由木兰带来鹿肉、鹿尾等项……谨将本年未经随围在京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呼图克图并造办处如意馆等处分别等第，酌拟赏赐数目分缮清单恭呈御览……”，这份清单中，在众亲王、郡王领衔的王公大臣之后，“造办处如意馆（克尔森二条、鹿肋二块、发尔什二块、鹿肉条六十把）”亦列于赏赐名单中[18]，并且是造办处唯一得到恩赏的作坊。

道光朝以后，虽然木兰秋狝废止，年底分赏王公文武大臣等麅鹿等物的传统却保留下来并延续至清末。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赏赐清单中，“如意馆画工人”都赫然在列[19]，是造办处唯一受到赏赐的匠役。同治、光绪时“如意馆画士”还被授予官阶，自二品至七品顶戴不等，俸禄优渥甚至比肩乾隆盛世[20]。清末光绪、宣统朝档案见有“造办处如意馆各作南匠役”之称，而在造办处钱粮工食银两清单中“如意馆画士”列于造办处匠役名单之首，人数最多，待遇最高[21]。

正因为如意馆及其匠役极受皇帝青睐和关注，在乾隆年间如意馆作坊设立之初，其馆舍就安置在皇帝起居、理政处附近，以便就近服务，接受皇帝的莅临、指导。清帝喜园居，紫禁城以外长居圆明园等御园。相应的，如意馆作坊在圆明园和紫禁城内都有馆舍。

圆明园内的如意馆作坊，位于福园门内东侧，皇子所居之东四所以北的洞天深处东稍北[22]，是一处小院落（图1）[23]（图2）[24]，悬挂有世宗御笔“如意馆”匾额[25]。如意馆所在的“洞天深处”景区，向南直通福园门出入圆明园，向西与清帝园居听政和处理日常政务的“勤政亲贤”[26]毗邻（图3）[27]，方便皇帝莅临。

图1  圆明园洞天深处景区及如意馆位置示意图（乾隆时期）

图2 圆明园洞天深处图（乾隆九年）

图3 圆明园洞天深处、勤政亲贤等处航拍图（1999年）

如意馆位于紫禁城内的馆舍，最初设在内庭西六宫之一的启祥宫内，紧邻皇帝起居、理政的养心殿（图4）[28]。《啸亭续录》记载“如意馆在启祥宫南，馆室数楹。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轴之诸匠皆在焉”[29]，《清史稿》延用了这一说法[30]，这也和《活计档》中的记录吻合：从乾隆元年开始，“启祥宫”出现于《活计档》的“如意馆”“库贮”“记事录”等项记录中，并在活计档中一并入“如意馆”立案，负责完成部分活计，是如意馆在宫中的做活场所。《活计档》中“如意馆”“启祥宫”皆指代如意馆作坊。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嘉庆十八年。

图4  启祥宫、养心殿等处位置图（乾隆十五年）

二、如意馆迁出启祥宫之文献考证

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总管内务府呈报本年《十月分用过苏拉数目清单》。这种清单原本极其平常，每月都会上奏，内容无外乎呈报各宫殿、苑囿、皇家寺观等处事务所用苏拉数目，已成定例。由于内务府运转有序，宫中事务年年循例，历年十月份清单所涉各处事务及所需苏拉数目皆大同小异。然而，这份嘉庆十八年《十月分用过苏拉数目清单》却多出一则内容：“造办处来文：十月初一日，启祥宫各作移至造办处，用苏拉六十名”[31]。这在以往从未有过，此后亦再未出现，是一则非常罕见的记录。从字面理解，应为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如意馆位于宫内启祥宫的各作坊[32]移至造办处。由于记载简略仅此一句，很难判断这是一项临时性的举措还是一次永久性的迁离？嘉庆朝《起居注》《实录》《上谕档》《大清会典》，甚至《钦定内务府现行则例·造办处则例》亦未见相关记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带着这一疑惑，笔者翻阅了《活计档》中有关如意馆及启祥宫的记录，并特别留意了嘉庆十八年前后的记载。

如前所述，从乾隆元年开始，造办处下属之作坊“如意馆”的馆舍所在，在圆明园者位于园内如意馆，在紫禁城者位于内廷之启祥宫。这两处同为如意馆所属馆舍，一年中其集中承办活计的时段取决于皇帝的居止：当皇帝驻跸圆明园或巡幸期间，所需活计“交如意馆”在园中成做；而当皇帝居于皇宫时，所需活计则“交启祥宫”在内廷成做，如意馆匠役携活计亦随驾迁徙。《活计档》中圆明园之“如意馆”、宫内之“启祥宫”所指皆为造办处作坊“如意馆”，只是称呼上随皇帝的行止而变换。活计“交如意馆”抑或“交启祥宫”在《活计档》中都有明确的记录，从不混淆。纵观乾隆朝以及嘉庆十八年以前之档案，一般每年开春至十月（或晚至十一月）间，皇帝多园居或巡幸，活计承办单位为“如意馆”；十月（或十一月）至次年正月间，皇帝居于宫内，承办单位为“启祥宫”。

具体到嘉庆十八年前后的活计档，依照惯例，嘉庆十七年开春以后皇帝离宫园居，此后至当年十月二十三日以前如意馆呈稿涉及的活计均“交如意馆”成做；自十月二十四日至转年嘉庆十八年正月，皇帝回宫居住，相关活计则“交启祥宫”成办。直至嘉庆十八年正月初四日“交御笔元旦、浴佛、万寿心经头尾三分……传旨：交启祥宫绘画……裱册页三册，照例装潢裱做……”[33]，承办单位还都是“启祥宫”。然而，这则档案却是《活计档》中启祥宫成做活计的最后一条记载。此后，嘉庆帝先居圆明园，又至避暑山庄，再于九月十九日回銮紫禁城[34]，期间所有活计均沿旧例由“如意馆”成办，“启祥宫”三字即使在皇帝九月回宫后在《活计档》中亦再未出现过。

结合嘉庆十八年《十月分用过苏拉数目清单》中“十月初一日，启祥宫各作移至造办处”一句及对《活计档》的梳理，我们可以确定，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如意馆在启祥宫的作坊被永久性地迁出，移至造办处。启祥宫自此不再作为如意馆的馆舍使用。外迁至造办处的作坊亦当沿用“如意馆”之名。

三、如意馆迁出启祥宫与癸酉之变

启祥宫自乾隆元年被辟为如意馆在宫内的作坊，一直沿用到嘉庆十八年，历时七十八年，为何会在嘉庆十八年十月初一日一朝迁出？此事仅见于前述清单中一句话的简略记录，《活计档》中竟只字未提，各类史料文献中亦没有记载此等微末小事。笔者推测，此事当与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众攻入内廷的“癸酉之变”有关。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刚过，约两百名天理教徒扮作商贾小贩，分作两队从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紫禁城，并由数名入教的太监内应、向导。西路人马一路攻至隆宗门外与守军展开激战，甚至有教徒攀垣将入养心门，险些攻入内廷。最终，在皇次子绵宁（后来的道光帝）及诸王大臣的指挥围剿下，攻入禁宫的天理教徒全数被擒获、捕杀。这次事变史称“禁门之变”[35]或“紫禁城之变”，又由于这一年是癸酉年，亦称“癸酉之变”[36]。

“癸酉之变”后，清宫加强了戒备并添置了兵器。在旧有护卫基础上，紫禁城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神武门四座禁门另添设了火器营兵及上三旗护军，景运门、隆宗门、苍震门、启祥门等四座进出内廷的重要门户亦添设了上三旗护军，乾清门、内左门、内右门三处增添了侍卫，三所正门、顺贞门、永康左门三处添设了内务府护军[37]，负责严密稽查禁城出入人等，昼夜巡逻。此外，还在禁门外加固栅栏[38]，紫禁城内添设堆拨[39]。诸般防卫措施在《活计档》中也有所反映：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二日档房过印文一件“……据三旗参领处报称，查本旗骁骑营披甲人等在紫禁城内东西进班堆拨共计三十处，内二十七处因本月十五日贼匪进内砍坏伤折应添黑鞘腰刀六十五把……鞍作呈稿”[40]。此“贼匪进内”当指天理教众攻入紫禁城之事，并因此要造办处鞍作添置“黑鞘腰刀六十五把”；嘉庆十九年正月十七日堂抄“……上年十月间，景运门等八门新添兵丁七十名……请……做给（腰刀）……安（鞍）甲作呈稿”[41]。

除了加强武备外，清廷对宫内供事人员也加强了管理。内务府大臣需查核紫禁城内各馆供事人等腰牌，毋任弊混[42]。宫中服务匠役的管理亦趋严格。天理教众当日就是假扮小贩之流攻入紫禁城，这使得清廷对匠役尤其是来自民间的匠役也加强了戒备，尽量减少进匠活动。据总管内务府奏报，十月间，除营造司修葺墙垣、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操办祭祀外，内务府其余各等处均无进匠修整活计事件[43]；十一月，宫内各处均无进匠修整活计事件[44]。对于必不可缓的进匠需求，嘉庆帝于十八年十月十四日下旨：“其工匠人役进内当差应如何识认带进之处，着内务府大臣妥议办理”[45]。随后，十一月内务府大臣具奏《宫内进匠章程》，其主旨是，宫内年例活计、岁修工程等项一概停止雇觅民匠、民夫，改为使用旗匠、工部官匠或营造司食粮匠，甚至调用造办处占用匠役，以及内务府领催、苏拉、官匠、仓上人等。遇有大项工程不得不雇觅民匠时，须严密管理[46]。至于直接服务于皇室的造办处匠役，皇帝往往有具体指示。如造办处于十一月就“毓庆宫灯屏应否于二十五日随鳌山进匠之处”请旨，皇帝下旨；“灯屏准随鳌山进匠，人数务要减少”[47]，尽量减少进入内宫的匠役人数，以策安全。十二月初十日又传旨：“本月十五日糊饰养心殿东西佛堂窗牖不准进匠，着派造办处营造司太监进内糊饰，如一日不完匀作二日”[48]。为防不测，宁可拖延工期，也不准匠役入养心殿。

在此背景下，如意馆作坊及匠役自启祥宫迁出便合乎情理了。启祥宫位于内廷西路，属于西六宫之一，在皇帝居住的养心殿之西北，与之仅隔一条横巷，有小门互通（图4）。其紧邻养心殿的地理位置，原本是便于皇帝时常驾幸、指导活计成做，便宜旨意通传，而此时在清廷看来却成为一处危险隐患所在。清廷在遇变之后加强了对宫内匠役人等的管控，而启祥宫内各色匠役往来不断，工具、物料频繁进出必然给内廷防务带来不便。安全起见，启祥宫内的作坊自内廷迁出至造办处便势在必行了。造办处虽亦在紫禁城内，但位于外朝西路，在内务府以北，慈宁花园以东，与乾清门广场西侧隆宗门尚有一段距离（图5）[49]，与内廷间更有重重宫墙阻隔，距离养心殿内的皇帝较远，并且隆宗门处设有内务府司员稽查出入，禁止造办处及内务府衙门闲杂人役在隆宗门外停留坐立[50]。如意馆作坊搬迁至造办处，既能继续服务皇室，又不至影响内廷防务，是种折中的处理办法。于是，“癸酉之变”后仅半个月的十月初一日，如意馆便从启祥宫迁出了。

图5  造办处、养心殿等处位置图（1930年）

“癸酉之变”后，清廷不仅加强了紫禁城的戒备，亦加强了圆明园等御园的防卫，增加官兵，添设堆拨[51]，并命令访查圆明园四面附近村庄烟户、清河等处地方，以及香山蓝靛厂等处，以防潜匿[52]。就如意馆所受影响看，不仅其在宫内的作坊被迁出启祥宫，其在圆明园内的作坊和人员亦加强了管控。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征（瑞） 奉旨：朕在园驻跸之时，如遇有赏如意馆匠役等物件，该匠役不必在内谢恩，嗣后着常、征代奏，该匠役等着在门外谢恩。钦此。又奉旨：如意馆现有后廊着改砌后簷墙，东边随墙门着添锁钥交吕进忠收管，俟有旨传到如意馆时再行开门。钦此。如意馆呈稿”[53]。皇帝授意如意馆匠役停止进内谢恩，如意馆后廊亦改砌后簷墙，通往园内的随墙门常闭并添锁钥着专人收管。这些举措亦当出于安全考虑。圆明园的如意馆及匠役尚且被皇帝“隔离”开来，刚刚发生变乱的紫禁城的如意馆作坊被迁出内廷更是不可避免、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了馆舍的迁移、匠役的管控，如意馆太监亦相应调整，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总管太监孙得禄口传奉旨：如意馆太监李进得、朱玉着归内殿当差，嗣后如意馆遇有差务着造办处首领太监承应”[54]。

以上所列皆是癸酉之变后清廷在宫禁、御园以及内务府、造办处乃至如意馆的一系列举措。

四、余论

综上所述，如意馆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的一处综合性作坊，执掌绘画、装裱以及玉器、象牙器、犀角器、竹木器等高档工艺品成做，代表了清宫造办处的最高工艺水平，常受到皇帝的特别关注甚至是莅临指导，匠役亦最受优待。如意馆作坊肇始于乾隆元年，彼时馆舍有两处，一处位于圆明园洞天深处如意馆小院，一处位于紫禁城内廷启祥宫，皆邻近皇帝起居理政处，以便就近服务。启祥宫作为如意馆作坊在内廷的馆舍长达七十八年之久，直到嘉庆十八年天理教癸酉之变后，为策安全，如意馆作坊从内廷启祥宫迁出至外朝造办处。同时，圆明园内如意馆也加强了管控。

癸酉之变后，清廷采取了一系列防卫措施。紫禁城内如意馆作坊迁出启祥宫，圆明园如意馆匠役加强管控，以及《宫内进匠章程》的制定，都是其中的一二举措，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匠甚至是民众的疑虑和戒备。在这一心态影响下，但凡皇帝所到之处，民众皆不得靠近。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着銮仪卫裁去民校尉，改用旗校尉[55]。十九年三月，恰逢癸酉之变后首个耕籍礼，顺天府奏准：“每逢皇上亲行耕籍礼应用耆老农夫，向系民夫充当，嗣后改用内务府苏拉六十名承应差务，以昭慎重，永为定例”[56]。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经此巨变，统治者有如惊弓之鸟，对人民愈加戒备，防民如同防贼。清廷与民众的隔阂、对立日益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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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万依主编：《故宫辞典（增订本）》页258，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1，《前言》页1-2，人民出版社，2005年。

[3]“如意馆裱作”、“如意馆玉作”、“如意馆刻字作”等名称都曾出现在《活计档》中，且与造办处“（匣）裱作”、“（金）玉作”、“刻字作”等既不相同，亦不相统属，而是属于如意馆下的二级作坊。

[4] 张学渝：《技艺与皇权：清宫造办处的历史研究》页89，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5] a.雍正朝《活计档》记载，四年六月十五日，造办处收到雍正帝御笔“‘知鱼’扁文一张（系如意馆的）” （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2，页163）；b. 雍正四年世宗作《知鱼亭待月》中有“知鱼亭畔观鱼跃”句（见《清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八·诗，叶二十三）；c. 世宗《园景十二咏》有《金鱼池》诗（见《清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六·诗，叶六）；d.乾隆朝《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位于圆明园坦坦荡荡东北的知鱼亭的匾额为雍正帝御书（见《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一，页1342）；e.《圆明园百景图志》记“坦坦荡荡”俗称“金鱼池”（见《圆明园百景图志》页61）。结合以上五条记载，可推测雍正时期圆明园的知鱼亭、如意馆、金鱼池（乾隆时期改建为“坦坦荡荡”）应为一组建筑群。

[6]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旨：着照如意馆内陈设的一对书炕桌样式尺寸做高丽木边紫檀木心炕桌几张，再比此尺寸收小些炕桌亦做几张。钦此”（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2，页27）。结合上条小注中的文献记载，金鱼池景区如意馆旁知鱼亭悬挂有雍正帝御笔“知鱼”匾额，是皇帝观鱼之处，附近的如意馆陈设考究的“书炕桌”，显然是皇家殿宇的陈设，而不是作坊的布置。更为重要的是，雍正时期《活计档》虽两度提及“如意馆”，却明显不是作为承接活计的作坊使用的，乾隆元年后才开始以“如意馆”作为作坊立档。

[7] 如乾隆十五年三月，高宗曾传旨“启祥宫、咸安宫并造办处于十三日俱搬往圆明园”，可见启祥宫（即如意馆，详见下文）之于造办处间的隶属关系有时并不明确，见嵇若昕：《乾隆时期的如意馆》，《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三期，页135-136，2006年。

[8] 杨伯达：《清代画院观》，《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3期，页66。

[9] （清）昭梿：《啸亭杂录》啸亭续录·卷一·如意馆，清钞本，未注叶码。

[10] 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页292，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资料来源自：乾隆二十一年《穿戴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下册），页827-9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1] （清）昭梿：《啸亭杂录》啸亭续录卷一·如意馆，清钞本，未注叶码。

[12]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四十六册）卷五百四·列传二百九十一·艺术三·唐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11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445-114奏为严查膳房九月分用过办买肉斤银两数目等事折》，总管内务府，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

[14] 嵇若昕：《乾隆时期的如意馆》，《故宫学术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三期，页129，2006年。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八年清档》十一月初六日如意馆呈稿，《内务府活计档》胶片5号，案卷2908号。

[16] 如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谕旨：所有福建进呈蜜渍荔枝着在京按年例分赏……旋经总管太监常永贵发出四十一瓶，清单二件……”，在清单中，赏仪亲王永璇等三位亲王各二瓶，肃亲王永锡、明亮、曹振镛等十一人每人一瓶，汪廷珍等五人合共三瓶，如意馆二瓶，西北两路十九瓶。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495-056奏为遵旨分赏蜜渍荔枝事折》，英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17] 随围，指追随皇帝至木兰围场行围狩猎（即木兰秋狝）。“嘉庆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奉旨：围上带来鹿尾等项，随围王公大臣等业经赏过不必再行赏给，只赏在京王公大臣等，所余鹿肉、鹿尾等项交膳房抵对钱粮使用，嗣后为例。钦此。钦遵”。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484-013奏呈遵旨拟赏本年未经随围在京王公大臣等鹿肉等项数目清单折》，总管内务府，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484-013奏呈遵旨拟赏本年未经随围在京王公大臣等鹿肉等项数目清单折》，总管内务府，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19] 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销档》597-001，609-349，641-195，659-267，663-230，671-163，675-121，679-126，783-197，902-349等，及《奏案》05-1065-073等。

[20] 李湜：《同治、光绪朝如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页101、102。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05-1070-015呈九月分用过钱粮工食银两并库存金银数目清单》，总管内务府，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22] 《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洞天深处在如意馆西稍南”，见[清]英廉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二，叶二十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图片采自《洞天深处》，《圆明园》学刊第二期，1983年，第6页。笔者对图片作了修订。

[24] 图片采自圆明园管理处：《圆明园百景图志》，第290页，图一。此为乾隆九年（1744年）如意馆画画人唐岱、沈源所绘“洞天深处图”。图中黄线圈出的院落即为如意馆。

[25] [清]英廉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八二，叶二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匾额为世宗御笔，雍正时期悬挂于金鱼池（后来的坦坦荡荡景区）之如意馆，乾隆时期改挂在洞天深处景区，并成为御用作坊如意馆的匾额。

[26] 勤政亲贤，圆明园四十景之一。西与正大光明殿毗连，为前朝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帝在园内听政和处理日常政务之所，功能类似于紫禁城养心殿。参见《圆明园百景图志》页11。

[27] 图片采自圆明园管理处：《圆明园百景图志》附页“圆明园遗址公园航拍图（1999年）”。

[28] 图片采自《乾隆京城全图》（乾隆十五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29] [清]昭梿：《啸亭杂录》·啸亭续录·卷一，未注叶码，清钞本。启祥宫南，指启祥宫宫院内的南部。

[30]《清史稿》记载：“设如意馆于启祥宫南，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装潢帖轴皆在焉”。见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四十六册）卷五百四·列传二百九十一·艺术三·唐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11页。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05-0567-075呈十月用过苏拉数目清单》，总管内务府（关防衙门），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32] “启祥宫各作”应即如意馆的各个二级作坊。至于启祥宫内是否还有如意馆以外的其它作坊，目前并未见有档案提及。

[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八年清档》三月二十七日如意馆押帖，《内务府活计档》胶片4号，案卷2905号。

[34] 嘉庆十八年秋七月十八日，嘉庆帝按常年惯例，自圆明园启銮东巡，秋狝木兰，并谒东陵。九月十九日还宫。见关文发：《嘉庆帝》页472、478，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5] 孙文范、冯士钵、于伯铭：《道光帝》页35，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6] 关文发：《嘉庆帝》页474、475，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7] 《上谕档》嘉庆十九年三月初四日。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05-0567-051奏为修理紫禁城外栏杆并午门大清门枪架估需银两事》，总管内务府（英和等），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05-0567-047奏为拟紫禁城内各门添设火器营兵丁拨给房间并安排毡棚事》，左翼前锋统领永臶等，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堆拨，满文为juce，又称“堆铺”“堆子”“朱车”，《清文总汇》载：堆子乃兵丁支更之处。见万依主编：《故宫辞典（增订本）》页566、586，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

[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八年清档》十月十二日印文，鞍作呈稿，《内务府活计档》胶片5号，案卷2908号。此处的“本月”当指嘉庆十八年九月。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九年清档》正月十七日堂抄，安（鞍）甲作呈稿，《内务府活计档》胶片5号，案卷2909号。

[42] 《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清仁宗》卷十七·嘉庆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43] 此类进匠活动也仅限于少量必不可缓之事，如营造司负责的开砌保泰门北随墙门口墙垣事，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负责的坤宁宫、钦安殿、天穹宝殿祭祀事宜等。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462-058。总管内务府，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462-158。总管内务府，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5] 《上谕档》嘉庆十八年十月十四日。

[46]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则例二种》第二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案05-0567-068》；《奏销档462-036》。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八年清档》十一月二十四日油木作、铜鋄作、匣裱作、灯裁作、金玉作、珐琅作、档房呈稿，《内务府活计档》胶片5号，案卷2908号。

[4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八年清档》十二月初十日匣裱作呈稿，《内务府活计档》胶片5号，案卷2908号。

[49] 图片采自《故宫博物院全图》（1930年），转引自宋旸：《未曾退色的光辉——易培基任上的故宫博物院》，《紫禁城》2005年第5期。笔者未能找到嘉庆十八年前后紫禁城平面图，仅在1930年绘制的《故宫博物院全图》上加以标注，示意造办处、太极殿（启祥宫旧址）、养心殿间的位置关系。从嘉庆时期至1930年间，这些殿宇的位置并没有变化，作为参照图是没有问题的。

[50] 嘉庆十年奏准，“造办处及内务府衙门人役众多，可以径至隆宗门外。应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每日各派司员二人，稽查出入，禁止闲杂人役，在门外停留坐立”，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四百五十九·兵部，叶八。

[51] 《上谕档》嘉庆十九年正月初九日，二月初八日，三月十七日。

[52] 《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十八年九月，卷二七四，叶四、五。

[5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八年清档》十一月初六日如意馆呈稿，《内务府活计档》胶片5号，案卷2908号。

[5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八年清档》十一月初九日如意馆呈稿，《内务府活计档》胶片5号，案卷2908号。

[5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8册，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2、3条，第400—401页。

[56]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二种》页302，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刘净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博士，主要从事清宫古籍与档案的保管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