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的那天，日内瓦举行了一个典礼。来自国际联盟的官员献上了一个巨大的青铜地球仪雕塑，以“纪念美国前总统、国际联盟的创始人伍德罗·威尔逊”。两天后，一年前试图在慕尼黑取悦希特勒的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了。一些人认为，如果美国在1919年能够加入国际联盟，这场世界性的残酷之战可能会得以避免。“美国现在有了第二次让世界变得更加民主的机会。”罗斯福的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说。那年秋天，像华莱士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对国际联盟的失败感到遗憾，他们开始秘密集会、筹划和平——设想成立一个新的联盟。对外关系委员会开始为国务院准备报告。与此同时，罗斯福正试着制定作战方案。
在20世纪30年代，国会和公众舆论都支持孤立主义。1935年，国会通过了五项《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中的第一项，承诺美国将远离欧洲的战争。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有将近3000名美国公民自愿秘密参战，捍卫民主并对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援助的右翼叛乱，他们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丧生，但是美国仍置身事外。1937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西班牙发生的事毫不关心。
美国的漠然使德国大胆起来。“美国对我们来说并不危险，”希特勒说，“关于美国社会行为的一切都表明，它一半被犹太化，而另一半被黑人化。”“人们怎么能指望一个一切都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呢？”希特勒认为，美国人能被奥森·威尔斯的广播节目《世界大战》如此轻易地骗到，就表明美国人是傻瓜，而且，美国人是如此自私，生怕和欧洲扯上关系，希特勒对顽固的苏维埃人还抱有勉强的尊重，但认为美国人就像傻瓜一样容易被小玩意儿分心。“把一个德国人运到基辅，他仍然是一个完美的德国人，”希特勒说，“但是把他送到迈阿密，他就会堕落。”
美国海军招募海报
1938年年末，罗斯福提出了一项计划，美国将为英国和法国制造飞机，并组建一支拥有1万架飞机的美国空军。1939年，他向国会提出了这项预算为3亿美元的计划。“这个计划仅仅是最低要求。”总统说。当纳粹的战争机器横行欧洲时，罗斯福希望国会废除《中立法案》，支持美国的盟友，并动员美国部队，这一立场是他的“似战非战”战略。私下里，他还有另外的担心。1938年，德国化学家发现了核裂变，逃离德国的匈牙利科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带着这个消息来到纽约。德国于1939年3月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8月，罗斯福收到了西拉德所写、爱因斯坦联署的一封信，提醒他注意“以铀为燃料、破坏力极大的新型炸弹”。这位物理学家告诉总统：“美国只有少量的贫铀矿”，但“据我所知，德国实际上已禁止由其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矿场出售铀矿石”。罗斯福召集秘密顾问委员会进行调查，该委员会很快回复说，铀“将提供一种可能的炸弹原料，其破坏性远远超过现在已知的任何东西”。
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有近一半的美国人不愿意，或不想承诺支持欧洲冲突中的一方对抗另一方，尤其因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在1917年就反对美国卷入欧洲战争（呼吁“美国第一！”），1938年，他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他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警告说，欧洲各国“已经准备好开战，所有人都渴望让我们参战”，但是“美国人应该继续执行我们伟大而独立的国家的传统政策——它的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独立”。有一小部分人狂热地支持希特勒。未能赢得总统职位并从电台中消失的考夫林神父，在1937年重新出现在广播中，鼓吹反犹太主义，并表达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钦佩之情。作为回报，希特勒表达了他对美国内战中失利的南方邦联而非合众国的敬仰，并表示了自己遗憾，他写道：“基于奴隶制和不平等原则的伟大新社会秩序的开端被战争摧毁了。”纳粹宣传者挑拨离间，试图推动废除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从而开创与美国南方白人的共同事业。考夫林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1939年，考夫林的听众虽然减少了，但在他的号召之下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基督教阵线（Christian Front）。多萝西·汤普森嘲笑道：“我今年44岁，如果说我曾受到犹太人的威胁，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她的一贯策略是蔑视考夫林。考夫林曾经在电台上称她为“多蒂”；之后，她在她的栏目中就一直称他为“查克”。）2万名美国人聚集在装饰着纳粹标志和美国国旗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其中一些人还穿着纳粹制服，在那里，在一场名为“真正的美国主义的群众示威”中，他们将新政抨击为“犹政”。汤普森潜入了集会，大笑不止，即使她被扮成纳粹党突击队员的男子拖出麦迪逊广场花园，还在不停地喊道：“妄想，妄想，妄想！”
但是，如果说广播最初帮助考夫林赢得了听众，那么也同样使他跌落神坛，特别是一位名叫基尔南（Kiernan）的新泽西圣公会牧师推出一档广播节目之后，该节目的宗旨是驳斥考夫林的每一个论点。作为对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艾达·B. 韦尔斯的废奴主义者和反私刑运动家抗议活动的回应，基尔南将他的节目命名为“言论自由论坛”。
英国和法国于9月向德国宣战后，《财富》杂志马上在下一期增加了一份名为《1939年战争》的副刊，其中包括了一张欧洲地图和一份民意调查。“在欧洲正在经历的麻烦中，你希望哪一方获胜？”《财富》的调查问道。有83%的美国人选择了“英格兰、法国、波兰及其盟国”，只有1%的人选择了“德国及其盟国”。
然而，此时孤立的力量依然强大。《财富》杂志的地图让欧洲看起来很近，但是在1939年10月1日的一次演讲中，曾在1927年成为首位独自横跨大西洋直飞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说道：“只需瞥一眼地图就可以看到我们真正的边界所在。我们还能要求除了从东边的大西洋到西边的太平洋之间的土地之外更多的东西吗？”林德伯格说，欧洲可能会上演一场空战，而美国人会组建一支空军，但是，“即便对现代飞机而言，海洋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障碍”。
孤立主义者提出了“美国堡垒”的愿景。大多数孤立主义者都是共和党人，而孤立主义最强烈的反对者出自南方的民主党，他们的目标是推动烟草和棉花作物的全球贸易。不过，即使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也明白世界正在变小。1940年2月，密歇根州的亚瑟·范登堡在日记中写道：“当一个人可以在36小时之内横跨大西洋时，在当下这个已然收缩的世界中，也许已不再可能存在旧式隔离……从现在起，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状况是‘隔离’，而不是孤立。”
反对罗斯福“似战非战”策略的人担心这一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美国人向英国出售坦克和船只，然后英国在德国的进攻下投降，那么美国的军火会落入德国人手中。1940年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这使得罗斯福将美国人团结为英格兰助手的能力在一夜之间得到了加强。
丘吉尔和罗斯福首次碰面是在1918年的伦敦，当时36岁的罗斯福是海军助理，而43岁的丘吉尔则是一位前海军上将。20年后，在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罗斯福开通了与他沟通的渠道，渴望获得有关欧洲事务的坦诚报告。他们的关系逐渐加深，但丘吉尔是取悦者，而罗斯福是被取悦者。丘吉尔后来说道：“没有一个情人像我对罗斯福总统那样去研究他情妇的突发奇想。”首相迫切需要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并确保美国的供应——最终使美国参战——因为英国不可能在没有美国人支持的情况下击败德国。战争的进程，甚至和平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1941年至1945年间，他们在一起度过了113天，其中包括在马拉喀什的假期。丘吉尔充当了诗人和画家，为美国总统绘出了一幅夕阳美景。
如果说丘吉尔是在讨好罗斯福，那么他也同样在讨好美国选民。1940年6月4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他在这次向全美电台播放的演讲中承诺英国将全力以赴：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罗斯福在国内反复强调了同样的信息。六天后，在弗吉尼亚大学，他的儿子小富兰克林的毕业典礼上，罗斯福描绘了一个美国“孤岛”的噩梦、一个“没有自由的国民的噩梦”“一个被囚禁在监狱里的国民，戴着手铐、忍饥挨饿、日复一日地接受其他大陆上傲慢无情的主人通过栅栏投喂食物的噩梦”。
罗斯福决定竞选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共和党人、印第安纳州的商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威尔基希望能够争取到对罗斯福统治不再抱有幻想的民主党人的支持。惠特克和巴克斯特为威尔基的竞选活动准备了材料，其中包括一本演讲手册，为如何对待观众中的民主党人给出了建议：“在提及对手时不要说‘民主党’或‘新政政府’，只要说名字就好。”但威尔基不愿意进行会导致分裂的竞选，总统的“似战非战”策略推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和平时期征兵法，威尔基不愿意反对它。一位记者对威尔基说：“您如果想赢得大选，应该反对提议中的征兵法。”威尔基回答说：“与其这样做，我宁愿输掉大选。”
到此时为止，美国人还没有体会战争的痛苦。尽管有赫斯特、林德伯格和考夫林的先例，威尔基仍然拒绝动摇罗斯福的威信，这使得美国人免于承受分裂的负担。“在这里，我们的基本制度仍然完好，我们的人民相对富裕，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相对友爱，”大选前一个月，多萝西·汤普森在《纽约先驱报》上写道，“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境遇会如此之好。”
显示盟军整体实力的海报
1940年9月，德国的“闪电战”夺去了4万伦敦人的生命之后，丘吉尔仍拒绝向德国投降。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轴心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以建立和维持新秩序为主要目的”的事业中承认彼此的势力范围，仿佛世界任由他们瓜分。11月，受丘吉尔坚韧精神的感召以及对轴心国恐吓的担心，选民们将罗斯福送回了白宫。这个史无前例的第三次任期，以及他在新政期间获取的权力，对法院添人危机的记忆以及征兵法本身，都增加了关于美国的政府体制是否会容忍现代性残暴的持续争论。“我们的政府能否应对极权主义的挑战并维持民主？”政治学家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问道，“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立能否与行政当局的需要相容？在寻求坚定的领导同时，我们是否会面临独裁的危险？”不过，大多数问题要搁置到战后。
1940年12月29日，罗斯福再次走进电台，这次谈论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自我们的先辈踏上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礁岩（传说是第一批欧洲移民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定居地）以来，美国文明从未处于现在这样的危险之中。”他说。1823年的门罗主义已经过时了，因为旅行的速度太快，甚至跨越了浩瀚的海洋。“这些海洋的宽度与帆船时代不一样了。非洲与巴西之间的距离比从华盛顿到科罗拉多州丹佛还要短，最新型的轰炸机只要5小时，而在太平洋的北部，美洲和亚洲几乎是相连的。”轴心国的“新秩序”是什么样的？“他们可能会谈论世界的‘新秩序’，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复兴最古老和最残酷的暴政。”美国人不会为欧洲而战，但是我们有责任提供武器，将这个世界从暴政中解救出来。“没有人可以通过抚摸将老虎驯服成小猫，”他说，“非无情，不绥靖。”接着，他从宏观目标转到具体措施，说道：“我恳请工厂所有者、管理人员、工人、我们的政府雇员，尽一切努力，迅速并且无条件地生产武器弹药，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大型武器库。”
英国遭到德国军火的全面压制，弹药也迅速见底，没有现金从美国购买坦克、舰船和飞机。罗斯福为此制定了一项计划，即《租借法案》：美国将这些物资借给英国，与其说是借贷或租赁，不如说是礼物，以换取美国长期租用英国的军事基地。为了说服那些摇摆不定的美国人，罗斯福把反抗轴心国与美国的建国目标相提并论。1941年1月6日，在国会的年度演说中，他认为美国必须发挥其力量，为世界争取“四项基本人类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一位非裔美国人反驳道：“白人谈论四项自由，而我们一个都没有。”）
当他准备第三次就职典礼时，罗斯福给丘吉尔写了一张便条，委托被他击败的对手温德尔·威尔基当面交给丘吉尔。罗斯福谈到威尔基时说：“他真的让政治远离这里。”在白宫书桌的绿色桌布上，罗斯福凭着记忆写出了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航船的建造》最后一节中的诗句，朗费罗在1849年完成了草稿，之后接受了他的朋友查尔斯·萨姆纳的劝说进行修订，以希望的口气结尾。“我认为这节诗句适用于你的人民，就像适用于我们一样。”罗斯福写道：
起航吧，国家之舟！
起航吧，坚固而伟大的联盟
带着全部的恐惧
带着对未来的希望
人类摒息，坚守命运。
丘吉尔在广播中朗读了罗斯福的这封信。他向听众问道：“我将以你们的名义给予这位伟人，这位管理三亿三千万人口、三次当选的领袖什么答案？”“相信我们，把你的信仰和祝福交给我们，”他回答道，“给我们工具，我们将完成这项工作。”
威尔基在与丘吉尔会面后，及时飞回了华盛顿出席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为《租借法案》提供支持。当委员会中的孤立主义者指出他在竞选期间发表了关于罗斯福正在将美国推向战争的言论时，威尔基把它们归结为竞选活动中的虚张声势。“他当选了，”威尔基说，“他现在是我的总统。”
在国会审议的同时，亨利·卢斯利用《生活》杂志为《租借法案》进行辩护。卢斯说，1919年，美国放弃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担当世界领袖的机会”。他敦促美国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孤立主义在道义和实践上的破产”，他认为美国必须参战，还必须在世界上扮演新的角色。他坚持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
由于反对罗斯福的国际主义，威尔基和卢斯站到了日益困顿和愤懑的“美国优先论者”的队伍中。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证词中，查尔斯·林德伯格拒绝区别对待轴心国和同盟国。“我希望双方都不赢。”他回答说。
林德伯格、亨利·福特和他们的追随者成立了美国优先委员会（the America First Committee），以赫斯特的“美国优先”为座右铭，该委员会购买了有40个电台的广播网络的15分钟广告，发起了针对《租借法案》计划的宣传活动。他们的努力对德国人的帮助巨大，纳粹的短波电台播出了柏林宣传部的赞许：“美国优先委员会是真正的美国主义和真正的爱国主义。”
尽管如此，国会还是通过了《租借法案》，罗斯福于3月11日正式签署。感激不尽的丘吉尔称其为“所有国家历史上最高尚的法案”。《纽约时报》认为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在上一次战争结束时退出世界的局面出现了迟到已久的逆转。
战壕里的士兵
那年春夏，就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落入轴心国手中之际，林德伯格的演讲仍然吸引了1万多人。希特勒撕毁与斯大林的协议，入侵了苏联。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只有不列颠幸存。因侵占东北和南京而引发担心的日本则控制了近一半的中国领土。林德伯格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他一直说：“我宁愿看到有着百倍缺点的祖国与英格兰，甚至与德国结盟，也不愿接受苏联的残忍、无神论和野蛮。”狂热的反共情绪使他看不到其他形式的残暴。他为纳粹的宣传找了借口：“在战争时期，真相总是被宣传所取代。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急于批评一个好战国家的行为。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自己是否会做得更好。”但他也受愤怒之情驱使，在日记中吐露了他的信念，即美国的新闻界已被犹太人所控制——“在战争背后，隐藏着大部分本国犹太人的利益集团，他们控制着我们大多数的报纸和广播，以及众多电影”。林德伯格在为纳粹的宣传辩护时，反对他所认定的美国的宣传。9月，在艾奥瓦州得梅因举行的美国优先的集会上，他指出，有三股势力在扩散美国宣传：“英国人、犹太人和罗斯福政府。”英雄般地放弃竞选转而支持罗斯福和战争的温德尔·威尔基把林德伯格的演讲称作“在我这个时代任何人所能做出的最不像美国人的关于国家声誉的言论”。
更多温和的孤立主义者将他们的异议置于反对美国扩张和美帝国主义的悠久传统中，详尽地阐述了他们在美墨战争和美西战争期间提出的观点。1941年5月，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预言警告称，美国的参战最终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在德国和整个欧洲维持一支警察部队”。塔夫脱说：“坦率地讲，美国人民不想统治世界，我们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种帝国主义对我们民主和自由的理想而言完全是陌生的，这不是我们的天定命运或民族命运。”
罗斯福知道如何反驳有关国家命运的论点。那个夏天，他要离开华盛顿前往缅因州进行一次垂钓之旅，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愚弄媒体的诡计，甚至连埃莉诺都不知道真相。实际上，他是穿过大洋去和温斯顿·丘吉尔碰面。这两个人都是乘着一艘灰色的重型巡洋舰来的，美国总统搭载的是“奥古斯都号”，英国首相乘坐的是“威尔士亲王号”。魁梧的丘吉尔穿着深蓝色的海军军装走过“奥古斯塔号”的甲板，走向罗斯福，重重地靠在儿子艾略特身上的罗斯福决意要站着迎接他。“总统坚持忍受支架的痛苦。”罗斯福的一名助手说道，在颠簸的船上这一选择更加令人担忧。“即使‘奥古斯塔号’的轻微起伏，也意味着总统要忍受痛苦，一旦跌倒就会颜面尽失。”但总统一直站着。
“终于——我们走到了一起。”罗斯福在两人握手时说道。
“的确如此。”丘吉尔说。
他们开始谈判。丘吉尔希望说服罗斯福要求国会宣战。他们换到“威尔士亲王号”上继续交流，罗斯福仍坚决不坐轮椅，用一只手抓住艾略特，另一只手扶着把手。虽然经过谈判，丘吉尔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两人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8月14日，他们以电报的形式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共有8条，包含了他们对“在纳粹暴政被摧毁之后”的战后世界的承诺：自由贸易、自行决策、国际安全、军备控制、社会福利、经济公正，以及人权保障。
他们的协议被称作《大西洋宪章》，它制定了一套原则，后来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宪章》中予以重申。他们同意“尊重所有人民选择他们愿意生活在其治下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和“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及自治权的人民恢复这些权利”。他们承诺遵守罗斯福新政的原则，即“促进劳动立法、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他们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与丘吉尔的诗歌诀窍汇集在一起，保证实现一种和平，在这种和平中，“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民都可以免于恐惧和匮乏而过着自己的生活”。
这意味着这是世界性的新政。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要赢得这场战争。
（本文摘自吉尔·莱波雷著《分裂的共识：一部全新的美国史》，邵旭东、孙芳译，新星出版社，20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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