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山河与共——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将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展览是辽宁省首次以主题文物展的形式解读辽金历史文化，也是辽博史上展品数量最多的辽金文物展览。展品以辽金出土文物为主体，展出454件（组）文物，其中，外借文物311件（组），馆藏文物143件（组）。包括医巫闾山遗址、辽上京城、辽祖陵、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大营子驸马墓、新香坊金墓、金中都皇陵、长白山神庙遗址，以及北京、山西、河北、河南等省重要的辽金墓葬、遗址出土文物，充分提炼精品文物的文化内涵。
重点书画文物包括辽《山弈候约图》《竹雀双兔图》，金杨微《二骏图》，宋代赵佶《瑞鹤图》，南宋《卤簿玉辂图》。 其中《山弈候约图》《竹雀双兔图》，均为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辽墓出土，国内仅存的两幅辽代墓葬出土绢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金杨微《二骏图》，以“一骏纵逸不受羁”为题材，运用浑厚豪放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女真人牧马的形象，刻画生动传神。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览由辽博联合黑龙江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等8家省级博物馆承办，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旅顺博物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大同市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2家文物机构协办。
展览分为“初兴风土: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学唐比宋:辽金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南北同风：多民族的共生与发展”“文脉一统：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四个单元。展览加强了最新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利用，突显辽金历史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策展团队将最新考古和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展览的结构体系、展品遴选与展览阐释中，从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多民族文化的共生与发展、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四个方面，用全新的展览手段和创意展示辽金文化的兼容并蓄、缤纷多彩，活化无声的历史文物，并通过生动地解读文物和述说它们背后的故事，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深远影响。
第一单元 初兴风土: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属东胡族系，是鲜卑宇文部的别支，世居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流域。女真属肃慎族系，是黑水靺鞨的一支，唐代开始在东北地区建立部落联盟，后为辽朝藩属。契丹、女真融合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的精华，构建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鎏金银鞍桥
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是对中华历史进程产生重大作用的北方游牧部族，其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东胡，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成为北方的重要力量，后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慕容鲜卑吸收中原汉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三燕文化。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推行汉化改革，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构成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契丹族的早期活动，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其后族属渐盛，居松漠之间。这个传说揭示了契丹民族的形成历程，也反映了契丹两大姓氏长期以来的通婚传统。
青玉双鹅带盖小盒
镶玉银马络
公元7世纪初，靺鞨族开始崛起。698年，靺鞨族首领大祚荣建立了渤海国，鼎盛时期的疆域涵盖了东北东部、朝鲜半岛北部以及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926年，渤海为辽国所灭。二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渤海国在文学、艺术、建筑、音乐和舞蹈等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文化深受唐朝影响，同时具有本民族特色，“海东盛国”辉煌一时。
镶玉银鞓蹀躞带、鞧带
镶玉银鞓蹀躞带、鞧带
辽灭渤海后，居住在粟末水（松花江北流段）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松原）之东的黑水靺鞨人被称为“生女真”。完颜部即生女真的一支，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于1115年建立金国。金国最强盛时，所辖疆域北至外兴安岭，东北至鄂霍茨克海及日本海，东南抵鸭绿江与高丽为邻，西达陕西西北地域与西夏接壤，南以淮河和大散关与南宋分界。女真的崛起和金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版图和社会进程。
镶玉银胸带、鎏金铜马镫
契丹最初崛起时，以游牧和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契丹皇帝每年根据季节变化，到不同的地方进行游猎和巡视，处理国家事务，即为四时捺钵之制。女真人的游猎文化与契丹人一脉相承，金熙宗曾下诏：“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纳钵，并循辽人故事”。四时捺钵是游牧、渔猎文化在政治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策略，极富民族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
第二单元 学唐比宋:辽金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
辽金两朝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充分借鉴和吸收了隋唐以来的中原传统。辽朝建国后，逐步消解契丹传统的部族体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女真早期实行勃极烈制，在攻取辽、北宋时，女真人将所获出行仪仗、图书典籍、礼乐器用等全部运回国都，开国礼制一开始就“参用辽宋”。辽金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吸纳，源自其对华夏正统的深度认同，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赵佶《瑞鹤图卷》
辽金政权虽由契丹、女真为主体民族所建，但都以中国正统自居，并通过多种方式展开正统性竞争，力争将自己纳入中国古代正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契丹占据幽云后，逐步自称中华，视契丹人为中华之民。澶渊之盟后，辽宋国书中频频强调“义若一家”，将彼此视为兄弟之邦。金人建国伊始便诏告天下，取代辽朝正统地位，据有中原后更自谓中国，金中都呈现一派“女真人寝忘旧风”“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的景象。这些都体现了辽金统治者对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传统的深刻认同。
《卤簿玉辂图》以工笔重彩描绘了宋代皇帝出行祭祀的卤簿仪仗。此图出自南宋宫廷画师的手笔，描绘了玉辂、开道骑兵、导驾官员、侍从等，共计一百八十一人。
飞鱼形青瓷水盂，出土于辽墓的耀州窑精品，是契丹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辽朝承袭唐朝加强北方边疆的政策，先灭渤海，后取燕云十六州。金朝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将原本由蒙古部落统治的区域纳入其版图。辽金两国在北疆地区建立行政单位，设州置县，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并鼓励汉人移民北疆，开展农业耕作及贸易活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这些开发措施为北疆地区带来了稳定和发展，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
白釉黑花葫芦形倒流壶
白釉黑花葫芦形倒流壶（局部）
辽灭后晋时，将其太常乐谱、宫悬、乐架等运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进而吸收了大量中原地区的音乐元素。辽代雅乐的八音十二律主要承自唐朝。辽墓中常见的散乐图装饰既展示了辽代宴享乐舞的繁荣景象，也揭示了契丹与中原音乐文化的交融。女真攻占辽宋后，得其教坊人、乐工、乐器、乐书等，“始有金石之乐”，至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年间，又循唐宋之旧例，进一步完善了礼乐制度。
商业在辽金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辽金与两宋等政权共同搭建了以榷场为枢纽的商贸网络，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每逢重大吉庆丧哀之时，双方互有聘使往来，互赠礼物，以通有无，客观上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礼仪文化的传播。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货币铸造和流通制度在辽金政权中逐渐建立起来，自铸钱与流通广泛的宋钱兼行，使得各政权体系间的经济交融更为密切。
云龙纹大铜镜，镜背以细线刻双龙绕钮飞舞，线条苍劲有力，双龙神态活泼生动，是辽代铜镜的经典之作。
云龙纹大铜镜纹饰线图
随着辽金统治区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和人口的迁徙，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原的陶瓷、纺织技术，室韦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这一地区，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总的来说，辽金时期的手工业在技术和艺术层面均有显著发展，许多手工作品至今仍被视为珍贵的艺术品。
第三单元 南北同风：多民族的共生与发展
辽金时期，北方族群南进，建立与汉族政权并立的民族政权，各民族杂居相处，互相促进。辽金两朝在经济、生活、礼仪等方面深受汉文化影响，任用汉人做官、制定典章制度，学习农耕技术和生活方式，汉人移居边境学习少数民族的游牧经验，进入中原的契丹人、女真人被同化。中原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深入交流，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进程。
辽代灰陶绘九鹿纹骨灰罐
辽金时期，统治者根据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实际情况，施行适应当地风俗的治理政策。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对境内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沿袭原有的统治方法，在南部燕云十六州则采用汉人传统的管理体制。司法制度亦南北有别，但蕃律和汉法渐趋统一，“凡四姓相犯，皆用汉法”。金朝征服中原后，延续了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诸般开明政策的实施体现了辽金统治者对不同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尊重与包容，对巩固多民族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鎏金银扞腰
辽金统治区域广大，族群众多，农业与畜牧业并存，经济生活方式丰富多彩。辽建立前，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随后农业逐渐兴起，与畜牧业共同成为经济的核心，形成了具备规模的南部燕云农耕区、辽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插花田”区。女真族起源于白山黑水，虽有农耕传统，但发展程度有限。到了金代，松嫩平原与长白山地区的亚农业区域首次出现了行政上的统一开发和农业地域上的彼此联合，标志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业在这一地区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绿釉花蕃草纹双孔鸡冠壶，为辽代陶瓷的代表性器物，源于契丹
衣饰之物是社会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嬗变能够反映历史上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辽人“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契丹人早期的衣着服饰主要以动物皮毛制成，随着与中原交往互动的日益加深，也由原先单一的皮毛逐渐向麻、布、丝等多样化发展。随着女真人迁居中原，衣饰也渐染汉风，由“布衣好白，衣短而左衽”改换汉服，妇女“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当然，金朝汉人因“久习胡俗，……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同时，也影响了南宋民众的服饰。
漆木双陆棋，目前中国出土唯一完整的古代双陆实物。
游艺娱乐活动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广受人民大众喜爱，且往往凭借其天然的吸引力和易于学习的特性而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先锋。辽金时期，人们在闲暇之余时常进行音乐、舞蹈、骑射、角抵、击鞠、围棋、双陆等各种文体游艺活动，颇具生活情趣，契丹、女真与中原、渤海的习俗交汇融合，展现了多元的文化特色。
三彩釉印牡丹双蝶纹海棠盘，独具民族特色的辽三彩，花曳蝶舞，色调明艳，映射文化交融。
丧葬习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经济水平、等级制度和宗教信仰，是辽金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辽金葬俗趋同汉制，既有土葬也有火葬，以土葬为主。贵族有家族墓地，往往构筑不同规模的砖石墓室，多见木结构或仿木结构的椁室和壁画装饰，少数墓中还有小帐式木椁建筑和奢华的随葬品。一些贵族墓有墓志或墓碑，记载逝者生平，是难得的石刻史料。金属面具和网络衣罩则更是契丹贵族独特的葬具，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是中国古代传统礼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单元 文脉一统：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
文化认同是中国认同的核心和深层动力。辽金时期，各族群在交融中共同创造了璀璨的文化，由于统治者的尊重和采纳，尊孔崇儒蔚然成风，汉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文学、诗词、书法、绘画、艺术等方面皆有体现。草原丝绸之路联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促进了以佛教为主的宗教的传播，使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更加丰富、多元和开放。各种文化观念通过交流与融聚，逐渐趋于统一，为之后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认同基础。
辽金时期，契丹、女真民族通过与中原汉人的长期交往，不约而同地将儒家文化确立为族群和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辽太祖定下“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兴建孔子庙，命皇太子在春秋两季进行祭拜，后又亲自参拜，奠定了儒学在辽朝的政治地位。金熙宗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建孔庙，封孔子四十九世孙孔璠为衍圣公，还亲莅孔庙进行奠祭，认为“孔子虽无位，以其道可尊，使万世高仰如此”，金代尊孔崇儒之风自此确立。
佛教和道教是辽金时期各族交流的重要文化桥梁。契丹族最初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辽太祖建国前，佛教已传入契丹，圣宗耶律隆绪以后，兴宗、道宗尤崇佛教，佛教因此大盛。金人对佛教亦推崇备至，帝后百官皆重佛礼佛，在各地设有僧职，许多贵族甘愿舍儿女为僧尼。“金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北方地区还出现了全真教和太一教等新派别，对金朝统治及元朝前期的形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辽金文化区域至今依然保留着诸多佛塔寺院遗迹，并出土有大量的造像、佛画和法器、刻经等艺术珍品。
文字是教化的有效工具。契丹、女真建立政权之前，均有语言而无文字，在与中原汉人的长期接触和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各族纷纷借鉴汉字创制出自己的文字。辽朝建立后，先是创制了脱胎于汉字的契丹大字，后又利用回鹘文改制成契丹小字。金朝则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女真语创制了女真大字，后采汉字、契丹字偏旁而创制女真小字。这些文字的出现是华夏文明向天下边缘扩展的成果，体现了各族群在天下体系内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文化形态发展的自觉。
山弈候约图
竹雀双兔图
辽代绘画艺术融合了汉族的精致与北方民族的粗犷，风格独树一帜，其绘画技法承自唐代，却又不乏创新。在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下，辽代寺庙壁画和佛画高度繁荣，兼具高超的艺术价值与深厚的文化内涵。金代山水画受北宋山水画启发，着重表现山水的宏伟与壮丽，追求超越自然的艺术境界，人物画则充分展现了女真族的英勇和强悍。尽管辽金绘画的艺术成就未能达到唐宋之高度，但仍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波斯玻璃瓶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圈足细颈，瓶口似鸟首，柄柱似鸟尾，瓶子整体造型犹如一只昂首蹲坐状小鸟。瓶内有一长颈弧腹小瓶无比巧妙。瓶子轻薄晶透，造型奇特，一千年前从伊朗千里迢迢去到辽宁朝阳，并安放在了朝阳北塔的天宫中静置千年。1988年重见天日。
银釦玻璃方盘，磨花玻璃制品，经草原丝绸之路传入辽境，是辽代与西亚地区文化交流的见证。
辽金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区之间通过广袤的草原构建了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即草原丝绸之路。它不仅是商品往来的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在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被运抵中亚和西亚，后者的金银、宝石、玻璃、香料等珍贵商品则被引进中国。与此同时，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也通过这条路线得到传播，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借鉴与融合。
据悉，本次展览还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探索创新，将数字投影、科技互动、虚拟现实、艺术装置等多元体验融入展览中，使观众在观展的同时，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辽金时期的文人松下对弈、气势磅礴的皇家仪仗、游牧民族的渔猎生活。此外，为提升展览的文化体验，丰富游客的博物馆之旅，展览将研发主题文创，计划开设公共教育与服务空间，力争将文化之美与体验之趣巧妙融合在一起，推动文旅融合。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1月28日。
注：本文图文资料据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