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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田和他的相面术

出生于公元1834年的李文田(字畲光,号若农),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北京官场上的风云人物。作为文人领袖,这位探花郎的学问、书法、文章都称一流,后世学人如李慈铭、缪荃孙、朱一新、蔡元培等悉出其门下。

出生于公元1834年的李文田(字畲光,号若农),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北京官场上的风云人物。作为文人领袖,这位探花郎的学问、书法、文章都称一流,后世学人如李慈铭、缪荃孙、朱一新、蔡元培等悉出其门下。正史上说他“学识淹通,述作有体”,“类能识拔绩学”,(赵尔巽等:《清史稿(下)》,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第1876页)可谓名士兼名臣。

李文田在晚清的名气也确实大,大到“为满朝文人所崇拜”(梁焕鼐:《桂林梁先生遗著(全)》,华文书局,1968,第30页)的地步。究其原因,除了他的文学才华之外,大抵还有以下两条:

一是他的忠直之名。李氏曾因谏阻重修圆明园而得罪西太后,斥责过李鸿章,还力阻过康梁等人的公车上书,所以吴道镕赞其“易名以诚鉴天阙”(吴道镕,《礼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铭》,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24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292页)。清朝皇帝讲究“国家昏乱有忠臣”的逻辑,既然强调君主圣明,就容不得直谏之臣。待到同光年间,演化出一系列“清流”故事,这些“清流”中的大多数,不是以“直”邀名,就是“小骂大帮忙”,真以气节著称的士大夫,其实不多。李文田谥号“文诚”,又是“清流”身边的人物,他是否担得起一个“诚”字,至少还有争议。

这第二条,就是他的姑布子卿之术。李文田生于广东,粤人好形家,他通晓命理之术并不奇怪,但在京官的圈子里,精于此道者少,便显得精贵。孙雄说他“方技通九流,合医卜占侯命相堪舆,都成绝学”(倪星垣:《联语粹编》,凤凰出版社, 2015,第2页)就是这个意思。

在士大夫们的笔下,确有不少李文田为人堪舆、相面、推算星命的记录。比如翁同龢,每次搬家都要请李文田“相度住宅”。翁氏世家子弟,在北京能租得起大屋,自有看风水的需求。其他士人的住宅可能都比较小,用不着看风水,他们请李文田大多是为算命。这类记录颇夥,尤其是生活在民国的遗老,常绘声绘色地回忆起这样的场景。比如黄濬说李文田“相杨莲府(士骧)必至一品,相王文勤(文韶)拜直督,后必入相,且生还乡,皆奇验。”(黄濬:《花随人圣庵樜忆(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373页)又如徐珂所记:

李若农侍郎文田以精相法闻,尝相许仙屏中丞振袆,决其官位当抚而不督。时许方任宁藩,旋授河督。许戏云:“我自督而不抚,若农将谓我何?”后调任广东巡抚,开缺而终。(徐珂撰:《清稗类钞》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41页。)

遗老的文字,总是充满了酸楚的回忆,除了作为亡国之臣的自我安慰外,还要用来换稿费养家。虽然故事神乎其神,可文字近乎传奇,也就当不得真。想看真切的记录,要到当事人笔下去找。恰好,李慈铭就找李文田算过命:

得芍农片,予推星命,言其格为日月夹命,五星逆生,耶律文正“乾元秘旨”中所谓大格者,当主奇贵。又谓逆格者多有磊坷不平之气,以科料之,恐以气节贾祸。他日到崇高时尔宜戒慎云云。首说非所敦者,后说自为近理耳。(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第3297页)

李慈铭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他长居京师,在晚清的文名不低,生性又好骂人,一般士大夫都敬他三分。不过,此公在科场上的运气却远比不上他的文名。他22岁中秀才,42岁始中举人,中间竟落了11榜。待到中进士时,已然52岁,一生仕途可谓无所作为。上引这则日记作于1865年,这一年李慈铭36岁,距他中举还有五年多,距他中进士也还有十五年。这样的际遇既不可能“崇高”,更谈不上“奇贵”,李文田的预测其实不准。

很多时候,算命的作用并不在准或不准。仕途变化多端,来访者所求,更多在心理安慰。或许这才是李文田寥寥数语,便把一向高傲的李慈铭说到自叹“自为近理”的秘诀所在。

后来,王文韶也找过李文田算命。他说,李文田“谓余一生平稳无风波,后嗣必有以科甲起家者,自维德薄不敢作妄想也。”(王文韶:《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第869页。)短短一则日记,同样能使人感受到,经过“心理按摩”之后,王氏内心所表现出的熨帖。

这则日记写于1895年2月1日。这一天,日军刚刚攻占威海卫北帮炮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只在旦夕之间。八天以前,身为云贵总督的王文韶奉命“帮办北洋事务大臣”,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从风平浪静的云南来到风声鹤唳的直隶,正是内乱外患交相侵逼之时,这位绰号“玻璃蛋”的股肱之臣,不关心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只在乎自己“一生平稳无风波”。晚清国事本不可问,甲午之败、清廷覆亡,早已注定。

其实也不能苛求古人。清代君权强势,“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朴趾源:《热河日记》,《承德历史文献集成1》,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5,第248页),及至国家有事,忠臣自然就少。强势的君权还有一种附加的效应,就是使本就极具风险的政治生活变得更不确定。不确定的前途教人感到刺激,也使人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在慈禧专权的时代,有人在两年之间连升数级,从六品的中允做到二品的巡抚;也有人在一夜之间就遭遣戍,甚至人头落地。无论是张佩纶的“朝是青云暮逐臣”,还是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之前的突然被贬,都是这种风险的典型例证。

人在缺乏安全感时,容易诉诸神佛和迷信。无关时代和科学,这种由恐惧所带来的心理需求,正是晚清士大夫们痴迷于“命理”、“神数”和“奇门遁甲”的原因。但其效应,则不止于心理按摩的层面。

在文廷式笔下,还有一则故事:

若农侍郎数术之学颇多奇验,余别记之。惟其任顺天学政时,甲午七月考八旗科试毕,余与黄仲弢、沈子培、子封昆弟宴之于浙江馆,酒半,忽言曰:予近相安小峰御史(维峻)不出百日必有风波。余曰:大约以言事革职耳。侍郎曰:尚不止此。乃冬间,安御史以忤旨谴戍,如侍郎言。盖试八旗时安为监试,侍郎相之特详审也。又,壬辰春间,志伯愚詹事(志锐)有奉使外洋之信,中外皆谓必得,而侍郎以相法决其不然,卒亦竟如所说。惟相余则屡易其说而皆不验,此不可解者也。(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第724页)

文廷式,字道希、芸阁,号纯常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榜眼,与翁同龢、李文田等人关系极近,是甲午、戊戌前后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文中“多奇验”、“皆不验”和“不可解者”,都有点抱怨李文田为他算命不准的意思。

所谓“不可解者”,倒也不难解释。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推测《左传》为吴起所作,一条主要的证据即在于“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即无徵,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测。”(《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第223页)道理其实很简单。事后追记,传之口耳者,则易有奇验。但文廷式亲身所试,便只能是“屡易其说而皆不验”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那位遭革职的御史安维峻。李文田之所以在七月间忽“相”安维峻“特详审”,又云此人“不出百日必有风波”,很可能有另一番解释。事情的起因在七月十三日,安某“劾及枢臣”“欺蒙”(翁同龢《甲午日记》,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8卷,上海:中西书局,2012,第3746页。)。此时,安维峻官不过福建道监察御史,且背景不深,同时得罪行走军机处的礼亲王世铎、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东阁大学士张之万。到他弹劾李文田时,就连一向措辞谨慎的翁同龢都在日记中说他“丑诋之,有腼然人面语”(《甲午日记》,《翁同龢日记》第8卷,第3764页。)。他的直谏,既可以理解为直声震天下,却也难保没有沽名钓誉、政治投机的嫌疑。这样的人,官恐怕就做到头了,风波自然难出百日。

上引文廷式所录,乃是京官雅集时的场景。清末京官集会,除了巧结人缘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打探官场上的各路消息。李文田侍值南斋,天子近臣,又与翁同龢、潘祖荫等人交谊甚厚,非寻常官员可比,找他探听消息的人自然不会少。宴席之间,看似是游戏,又隐约透露出政治内幕。有些话可以明言,有的则改头换面,成了相面的结果。以虚幻的手段释放确实的消息,既达到目的,又不授人以柄。“颇多奇验”岂不自然而然?

类似的例子至少还有两则。一是李文田相文廷式,云“芸阁官不过四品,且即当失势”(马叙伦:《石屋馀沈》,建文书店, 1948,第170页)。一则是他相梁启超,说任公是“扰乱天下耗子精也”(冒鹤亭,陈子善编:《孽海花闲话》,海豚出版社, 2010,第25页),言语间皆带有明显的政治暗示。人谓李文田“善谈风鉴”,他尝言“是非余所知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续修四库全书》第5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06页)其所知者,未必是命理,倒可能是真“是非”。

也许是因为这种手段影响太大,后来流传的许多极具戏剧性的情节,也常借用李文田的名字。典型的一例,是梁鼎芬受李文田以“非常之厄”而避死的怂恿,弹劾李鸿章的故事。此事已被证明为虚构,但在清末流传甚广,以至于黄濬这样谨慎的遗老都不能分辨真伪。这正好反证出李文田假风鉴而影射政治的手段。

李商隐有两句名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写的虽是汉文帝和贾谊,却大抵描出了历朝历代的通病。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刀笔小吏,自古信鬼神者不少,真正心系苍生的,却未必多。不确定的前途和不自信的内心是他们迷信的根源,也折射出王朝体制的落后。其实,这样的诗,恐怕只有生活在晚唐的李商隐才写得出来,如若放在盛唐,类似的现象便很难引起士人的警醒。而李文田为人算命的传说,至今仍被赞为高妙。比之晚唐,当作何解? 

(本文初载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3期,后收入《李文田年谱长编》,为“引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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