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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寨田野笔记:生计,生境,生活

拂晓,住家阿叔开着三轮摩托,将自家种的蔬菜运到集镇上售卖,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旅游开发之前,勐景莱大部分村民都以务农为生,从最早种植水稻,到后来的橡胶,再到如今的火龙果和苹果枣。

拂晓,住家阿叔开着三轮摩托,将自家种的蔬菜运到集镇上售卖,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旅游开发之前,勐景莱大部分村民都以务农为生,从最早种植水稻,到后来的橡胶,再到如今的火龙果和苹果枣。无疑,从稻作到经济作物,预示着村民逐步被卷入市场,平添许多不确定因素,希冀间夹杂着不安。阿叔几年前改种火龙果,从租地、育苗到施肥,投资了十几万,前几年价格还不错,但种的人渐渐多了,价格自然往下走,由不得人。田野最初,我们跟着阿叔去过他家的火龙果地,离村寨不到两公里,现在正是火龙果收获的季节,大概半个月可以采摘一次,阿叔家里忙不过来,雇了几位阿叔阿婶帮工,他们来自临沧,在附近村寨租房暂住。阿叔说,疫情之前还能雇到缅甸工人,工价便宜,疫情结束后,缅甸劳工进不来了,工价自然就涨了,没办法。采摘的火龙果当天就要送到收购站,按照品质定价,阿叔会留下一些不同品质的火龙果,在家里兜售给游客。

村民的火龙果地


之前村民也种了不少橡胶树,但胶价起伏不定,2018年跌至七八元一公斤,若是算上割胶、运输费用,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村民只好搁置,另谋出路,只是偶尔去林间照看一下。2012年,打洛边境游恢复,之前曾因缅甸勐拉博彩业兴盛而一度停止。勐景莱作为边境村寨,兼具乡村风景与民族特色,渐受游客青睐。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顺势而为,推动村寨景观打造,集传统村落保护、田园风光、热带农业以及休闲旅居为一体,直接将村寨转变为景区,村民每年可从景区门票中获得一定提成,村中一部分土地也租给旅游公司,用于景区建设,在景观营造中,还融入了傣族非遗(傣陶、傣纸、竹编、榨糖、傣锦)体验项目,部分项目并非勐景莱固有,属于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文化拼接”,在增加旅行团游客参与感的同时,也制造出一个大众易于接受的傣族印象。

旅游为村民带来收益,也悄然改变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不少村民借旅游开发之“东风”,开始自建民宿,经营农家乐。早期的民宿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傣楼中改造,在二楼隔出一部分空间让游客居住,但这样分隔出来的房间条件有限,通风、采光都不尽如人意,比较适合深度游的背包客。随着旅游的发展,有的家户开始在原有傣楼旁重新建起附楼,在房间中加装卫生间,使之达到客栈的标准。再后来,有的村民索性重建傣楼,融入不少现代民宿的元素,包括隔音、空调、舒适、美观等等。民宿的发展使旅游的前台和后台进入寻常人家,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接受陌生人的“进进出出”,习惯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与他们交流,渐渐开始用游客听得懂的方式介绍傣族的风俗习惯,如果需要,他们还能为游客做上几道可口的傣家饭菜。而农家乐的经营,也在改变着村民的起居作息和饮食习惯,他们需要对傣族菜式做出新的调整,比如“孔雀宴”,一种被旅游文化包装出来的傣族宴席,又如,基本不再制作“剁生”,因为大部分游客不吃生肉。

村寨中的民宿


2016年,勐景莱的旅游达到高潮,旅行团、背包客纷至沓来,与打洛边境一日游、独树成林景区一同构成环线。村民配合公司开发,积极参与傣族村寨旅游,本身自然也被置于游客的凝视之中,成为一种关于“原真性”的文化展演。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边境关闭,旅游全线叫停,不少村内新修的客栈就此闲置,直到如今才慢慢有所起色。不过,疫情对村民的冲击没有想象中严重,虽然过去旅游开发如火如荼,但并非全民参与,很多家户仅将之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依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加之客栈都是建在自家宅基地上,也就没有太多的日常耗费和支出。但这对旅游公司影响极大,疫情中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这也迫使公司在疫情之后重新设计旅游规划,加入康养、研学等项目,这些项目似乎更加“高端”,村民参与度随之降低,获益较少,积极性自然也有所下降,甚至对如何合作开发村寨旅游产生分歧。

旅游开发,就如双刃剑,在保持文化自信、自在生活与提供旅游服务、创收获益之间,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首先,被建构的傣族文化渐渐进入勐景莱村民的日常生活,寨心、神树、佛寺、傣陶、傣纸、傣锦,这些外界对傣族文化的简单理解被旅游景观进一步固化,加之村民的参与和导游的讲解,则加深了这些脱离原生态语境的刻板印象。其次,在勐景莱,不同时期旅游开发的侧重点不同,景区旅游线路的设计,将村寨分成了“中心”与“边缘”,中心区较为旅游化,村民生活成为旅游展演的一部分,民宿、餐饮也集中于此。而在不同地段,旅游带来的收益和影响自然不同,村民对此意见不一,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再者,民族旅游,作为现代性产物,映射着城市人对田园景色、休闲生活和民族风情的想象,一旦实际情况与其期待不符,便有可能产生情绪与不满。在田野中,我们就经历了关门节期间住在村中民宿的某一游客以影响休息为由,执意要求村民停止欢聚,显然,她所想看到的,或许并不是真实的民族文化与生活,而更似一种想象的消费文化景观,一种城市中无法实现的幻梦。

傣陶研学


游客与东道主,来来往往之间,也在相互影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与旅行者的诗和远方相映,同样带给村寨年轻人不少憧憬与期待。村中的年轻一代,大多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更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将来能过上好日子。村中学习好的小孩,大多已离开村寨,到勐海或是景洪就读中学,准备高考。但是,对于村民而言,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对村外世界的理解,多少是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逐渐形成的,消息来源复杂,网络、媒体、坊间传闻,以及自身和亲朋好友外出谋生的经历等等。他们希望子女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发展,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究竟怎样,大学、专业与未来职业的关系如何,又怎样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更多存于模模糊糊、朦朦胧胧之中。而对于更年轻的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以农为生的传统农村生活太过辛苦,大抵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如今,村中的田地,多数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村民继续耕种,若是家庭劳动力不足,索性租给他人种植经济作物,留下来的年轻人,要么在村寨开民宿,要么在镇上打零工,很少参与家中农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村寨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也都跃跃欲试,但勐景莱却没有出现与内地农村一样的空巢现象,目前村中大约还有六七成年轻人留在本地。疫情之前,一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甚至去缅甸种植经济作物,也有村民从事小额边贸。疫情之后,很多人选择就近工作,如经营民宿、餐饮,售卖热带果干、旅游纪念品,或在旅游公司做导游,在镇上开店打工,或者与父辈一起,投入农业经济,主打销售和管理等等,日常生活仍然以村寨为中心。的确,多元多样的生计方式使村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使勐景莱成了既可以走出去,又可以回得来的家乡。“能出去最好,若是过得不好,回来也没问题”,在与村民谈及子女的未来时,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与城市年轻一代的“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绩优主义与效率至上,无形之中使教育成了“唯一的希望”,阶层跃升,不进则退。悬浮之中,新异化正在吞噬着城市年轻人的未来。

窗外的风景


应当说,在勐景莱,村民的日子,大抵过得自如自在,除去农忙时间之外,显现出一种城市生活中难以得见的“松弛”。诚然,村民的衣食无忧自是重要,但这种松弛更来自于社群,来自于文化。在我们绘制村寨社会地图时,以亲为邻的空间布局较为常见,不少老咪涛(傣语对年长女性的称呼)都说儿女的家就在附近,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而在村中各种活动,如赕佛、建房以及红白喜事等,亲朋好友以及年龄组(打老庚)都会参与其中,互帮互助,情感归属,油然而生。更重要的是,佛教信仰为村民提供了持久、稳定的人生意义。业报积累,因缘聚会,使村民在世事变幻中不至于患得患失,这也是旅居在外的村民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一定要返回村寨,共同庆祝,布施礼佛,滴水回向的原因。反观城市,世俗生活以及社会的加速度,使人的生活愈发趋向单向度。自我与社会的疏离,使忙碌中的人甚至无法慢下来,停一停,想一想,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勐景莱的慢与城市生活的快,鲜明对比之下,值得我们细细体会。

当然,勐景莱的松弛背后,也存在着另一种持续的焦虑。一方面来自农业靠天吃饭。春种秋收,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却蕴藏着诸多的不确定。村民与我们谈到,种地最怕天气不好,尤其是水果种植,倘若开花时节暴雨不断,花粉被打掉了,自然无法结果,就意味着今年颗粒无收。八月初,阴雨连绵,成熟的火龙果无法采摘,时间长了就会烂在地里,又给村民带来不少担忧。另一方面来自市场与国家。经济作物,价格源于市场,自然会被卷入供求关系的浮动之中,非个人之力能够掌控,因此,何时种植何种作物,投资多少,村民一定程度上也在承担无法预估的风险。再就是政策的变化,田地可以种什么,能种多久,不同类型的土地又如何管理,耕地红线与农民收益如何平衡,政策出台,或许初衷是好,但如果不能切合实际,直接受其影响的则是村民的切身利益。一天深夜,和村中一位阿叔聊天,他刚刚从火龙果收购站回来,最近火龙果丰收,大家都忙着采摘,收购站里排起长龙,对果农而言,盛产影响价格,不见得就是利好。他一边躺在椅子上休息,一边说到,“国家要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但对农民而言最重要的是稳定,不管种什么,最好几年内政策不要有太大变化,不要反反复复,到头来苦了老百姓,老百姓收入不稳定,过得不安心,对国家也不好……”

是夜,雨一直下。淅淅沥沥,透着几多悲喜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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