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作者顾晓伟多年来深耕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心血之作。如同书名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部有关历史认识论的著作，探讨的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而主标题则指向的是一个有关这类问题的故事，起初是对历史知识客观性的怀疑，然后逐渐达成某种共识，从而终于重拾信心。这个故事大致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历经对历史学知识基础的两次怀疑和重建，一直延续至今天。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从现代到后现代再到后后现代的史学理论故事。在跟随追踪这个故事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整个西方史学理论发展史，本书可以说是这个更长故事的高潮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史学理论，指的是对历史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看法，也就是有关历史学本质的观点。这是一种狭义的史学理论，不同于我国学科体系中广义的史学理论，后者还包括历史理论，也就是有关历史进程演变模式的思辨性观念，亦即西方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这种狭义的史学理论今天也被称为“史学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史学理论或史学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哲学，是对历史学本质的一种反思。因此，“史学理论”这门学问成立的前提，是“史学”和“哲学”的自觉结合，是哲学家对历史学的积极兴趣。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哲学家最为关注的论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的本质在于其客观性，因而，对历史学本质的看法取决于对客观性的认知。
如果说史学理论成立的关键在于哲学，那么，19世纪之前西方并不存在真正的史学理论，虽然的确存在自在的史学理论意识，也就是有关史学是什么的素朴观念。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在客观性问题上，人们一直抱持一种具有审美色彩的模仿论或幼稚实在论。也就是说，客观性意味着思想对外部世界的忠实再现或复制，心灵客观地认识事物，用刘知幾的话来说，如同“明镜之照物”或“虚空之传响”。在这一时期，历史学始终没有得到哲学家们的青睐，历史认识问题还远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对历史知识的偶尔一瞥反而会坚定他们怀疑的目光。
在本质主义大行其道的古典时代，相较于变动不居的历史世界，永恒不变的存在王国更能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在柏拉图看来，对变易之物的感知虽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也不过是一种“意见”，只有那些可证明的数学类的普遍知识才具有完全的实在性，因而才可称得上是“真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历史学的价值甚至低于诗歌，因为史家仅仅描述已经发生的个别事件，而诗人则往往能吟唱出人世间的普遍本质。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中，历史学仍然是无足轻重的。托马斯·阿奎那将理性的自明原则和逻辑必然性视为科学知识的标志，从而把历史学排除出他的知识体系，因为它所记录的不过是人类的偶然行为。在那个信仰非理性存在的时代，强调个别事物真实性从而有利于历史学的唯名论者，在与强调普遍原则的唯实论者的争论中，也注定不可能占据上风。
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仍被视为一门修辞学问或表现艺术而非科学探究，史学理论问题得不到哲学的眷顾。在其著作《论艺术和科学的虚妄和不确定性》（1520年）中，阿格里帕从宗教的立场出发，对历史知识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认为它充满了自负和谎言，是一种最不可靠的知识类型。17、18世纪依然是普遍主义盛行的非历史的时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醉心于自然科学的探究，而冷落了历史问题的研究，他们对历史知识居高临下的姿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培根、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哲学家对感官经验的强调，的确可以成为对历史知识的一种潜在辩护，但他们终究认为，历史学作为简单的经验描述，至多是构筑知识大厦的砖瓦，其本身并不是科学。唯理论者主张真理的标准是清晰自明的普遍观念，因此，他们对历史知识必定会采取与古代哲学家同样的轻蔑态度。笛卡尔认为，历史知识缺乏统一性和可靠性，对同一事件往往会有不同的记叙，用这样的知识去指导行动，如同在沙滩上盖房子，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当然，在从古代到启蒙时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也不时会出现对历史怀疑论的反驳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学者瓦拉，17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康帕内拉，18世纪德国神学家克拉登尼乌斯，他们都曾试图站在历史怀疑论者的对立面，论证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启蒙哲人伏尔泰甚至首次提出了“历史哲学”的概念，尝试用哲学的方式探究历史。然而，囿于时代的限制，他们都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历史知识的性质进行系统深入的哲学考察。
真正致力于沟通哲学和史学的，是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孤傲学者，他便是18世纪早期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根据其“真理即创造”的原则，维柯论证说，只要我们遵循适当的历史批判方法，就能够真切理解和认识过去的历史，因为它是人类自身的创造物。也就是说，在维柯看来，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可能的，它甚至比自然科学更为真实有效，因为自然并非人类所创造的。正是维柯所提出的这种实际上是历史主义的思想，客观上形成了与普遍主义理念相抗衡的力量，同时也给历史学注入了信心和底气。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纠葛，后来成为了西方史学理论的基调，并形塑了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不过，维柯的思想太过超前了，并没有对他的时代造成直接的影响。
直到18世纪晚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才接续了维柯的历史性思想。在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主义的过程中，赫尔德第一次明确阐释了历史主义原则。进入19世纪，在洪堡、黑格尔和兰克等历史学派的努力之下，历史主义形成了一种融合经验论和观念论的思想形态，升级了古代至启蒙时代那种幼稚的历史实在论，从而开启了西方历史研究的新篇章。这一学派的历史学家反对启蒙思想家有关法律、国家和宗教的抽象理论，认为所有的精神现象都具有历史性。他们采取一种纯粹经验的观察模式，同情地深入到历史过程的细节之中，强调根据个别事件的发展脉络判定其价值，注重通过对过往的研究来解释当前的生活。他们不像启蒙思想家们那样，用抽象的概念和刚硬的规律，去表现历史的和具体的实在，而是像艺术家那样，去领悟时间长河中无限多样的历史形式，直觉地把握历史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19世纪，孔德的实证主义作为一种与之前的普遍主义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也或多或少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实证主义纲领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确立事实，然后是探索规律。后者是实证主义的本质特征，前者仅仅为发现规律做好准备。英国的巴克尔、法国的泰纳和古朗治以及后来德国的兰普雷希特，都是把孔德的实证主义纲领贯彻到历史学领域的代表。他们都试图在考订、分析和综合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从而把历史学改造成为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
19世纪是历史学家尽享荣光的世纪，是历史学科学化和专业化的世纪。在这个历史学的黄金时代，社会总体上展现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无节制的渴望。无论是历史主义历史学家，还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他们都坚信，只要遵循他们所提供的方案，历史学就能够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
不过，19世纪历史学灿烂的晴空，也不时会飘过怀疑的阴云。在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那里，世界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理性，而在于非理性的“意志”或“生命力”。理性的外观背后是态度、利益、算计和无意识的冲动。理性不过是非理性达成自身目的的工具，甚至是纯粹的自我欺骗。在这些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中，尼采对历史学的质疑最具震撼力和影响力。这位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阴郁哲人，从当时历史学繁荣昌盛的气象中，嗅出了某种危机的气息，并对之进行了“不合时宜”的无情批判。在尼采看来，历史知识只有在有利于人类行动和生命力时才具有价值。而且，他认为，不存在客观的历史真理，不存在纯粹的历史事实，只存在出于利益的主观阐释。这样一来，“本来如此这般”的信念就被转换成了“应该如此这般”的意志。尼采的这些历史怀疑论思想，将会在20世纪后半叶的福柯和海登·怀特那里得到响应。
19世纪晚期对历史学的不信任，不单单是由于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的外部攻讦，更是源于历史学本身所衍生的问题。过分强调非理性因素，其逻辑结果当然是相对主义和知识的社会学。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时期的历史主义史家，除了要挑战实证主义的专横和傲慢，还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困局。一方面，他们拥有对历史知识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诉求和信心。在兰克这样的史家看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还原过去的本来面目，公正、真实和客观代表着职业的操守和尊严，偏见、虚构和主观则是对史家崇高使命的亵渎和侮辱。另一方面，历史主义对个体性和多样性的彰显所导致的相对主义，反过来会损害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按照历史主义的逻辑，一切都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和固定的基点。
为了对抗逻辑缜密的实证主义，也为了避免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缺乏哲学根据的历史主义历史学，迫切需要哲学家来为之提供可靠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为自身的客观性和合法性提供辩护。因此，到19世纪末叶，在历史学历经了近百年的繁花盛开之后，密涅瓦的猫头鹰终于在黄昏时刻向着历史学的领地起飞了。在这一时期为历史学奠基的工作中，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我们知道，同情地“理解”历史个体的独特性，是历史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因此，要完成为历史主义历史学奠基的任务，就必须对“理解”赖以成立的先决条件进行批判性考察，也就是解决“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狄尔泰想到了两个哲学先驱。首先是前面所提到的维柯。根据其“真理即创造”的原理，人类精神的确能够理解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化精神”。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精神何以能够理解精神的创造物时，维柯的认识论原则却缄默不语了。于是，狄尔泰想到了另一个哲学家，这便是在批判哲学领域毋庸置疑的权威康德。当然，在康德所处的启蒙时代，与如日中天的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仍然是暗淡无光的。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在经验论和唯理论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回答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论洞见，为后人解答历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铺平了道路。狄尔泰便接过了康德的认识论武器，完成了一次对历史意识之性质和条件的批判亦即历史理性批判，试图对历史“理解”的客观性和有效性进行充分的哲学论证。
然而，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得出了一个令他失望的结论：历史意识的先决条件是历史的。先决条件的历史性也就意味着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和有限性。另外，从19世纪7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齐美尔等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以及布拉德雷、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等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在反驳孔德和巴克尔等老一辈实证主义者的过程中，也都对“历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给出了各自的解答，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做了不少有意义的批判性探索。不过，由于归根结底的历史主义观点，他们也都不同程度地滑向了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必然导致怀疑主义，这颇具讽刺意味。主观上是想为历史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而最终的相对主义结论却在客观上动摇了历史学的根基。
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历史主义、本土实用主义和“新史学”的影响下，贝克尔和比尔德等美国历史学家，强调在重构过往中无法克服的社会制约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历史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他们将历史判断降低到趣味、意见和意识形态的地位上，把历史客观性视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高贵梦想”。面对当时本土相对主义者以及之前欧洲历史主义者的质疑，曼德尔鲍姆和莫顿·怀特等美国历史哲学家，试图在哲学层面上论证和升级历史客观性概念。在这些客观主义者的努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史学界基本接受了曼德尔鲍姆所阐发的历史客观性观念，一种批判的历史实在论。与兰克等人的融合经验论和观念论的历史实在论不同，曼德尔鲍姆的实在论兼具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
可见，同样是论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曼德尔鲍姆和莫顿·怀特与之前新康德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路数存在明显区别。后者采用的是认识论层面的康德式批判方式，与欧陆观念论密切相关，前者则采取的是介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分析模式，与实证主义更多契合。因此，后者可以被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可以被归为分析的历史哲学，二者都属于今天所谓史学哲学的范畴。1938年曼德尔鲍姆《历史知识问题》一书的问世，有时被视为史学哲学的开端。不过，严格说来，它至多标志着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诞生，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世纪80年代，比较成熟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就已经在狄尔泰那里出现了。而且，通常认为，直到1942年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的发表，分析的历史哲学才显示出其应有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随后的大约30年中，凭借亨佩尔文中所提出的基于普遍规律的历史解释模式，在与德雷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新版历史主义的论争中，分析的历史哲学作为孔德实证主义的升级版，继续为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知识客观性进行辩护。1965年，美国历史哲学家阿瑟·丹图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一书出版，标志着分析的历史哲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历史哲学家们先后围绕“历史解释”和“历史叙事”问题展开讨论，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前者的一种替代性方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后结构主义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之前对作为认知工具的历史叙事的分析，转变为了对作为语言制品的历史叙事本身的考察。终于，以1973年美国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元史学》的发表为标志，西方史学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形成了后现代史学理论范式，或称叙事主义或后现代历史哲学，成为史学哲学的一种新形态。兼具欧陆和英美哲学背景的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的加盟，增强了后现代史学理论的哲学底蕴。后现代史学理论是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某种反叛，同时也是在语言层面上向历史主义的回归。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贝克尔和比尔德等历史相对主义者，在历史实在论的隐性前提下，对兰克式的历史客观性表达过质疑。而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考察文本、话语和叙事等语言元素入手，论证了历史学的想象性和虚构性，从而掏空了历史实在论的根基，对兰克式的历史客观性发起了更大的挑战。因此，从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部分后现代主义者在内的西方史学理论家开始重新反思历史意识，尝试构建一种超越现代和后现代的史学理论范式。这种新的理论范式，被不同学者称为“后后现代史学理论”“后语言史学理论”或“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代表着在后现代语境下重铸历史知识客观性观念的种种努力。
本书故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作者在充分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颇具辨识度的语言和个性化表达，围绕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清晰准确地讲述了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作者主要关注的是英语世界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探讨其前期和后期在历史客观性论证上的不同特点，分别典型体现在曼德尔鲍姆和阿维泽尔·塔克的工作中。本书最显著的学术特色和价值在于，作者通过考察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嬗变过程，总结出一条实用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路径，挖掘其在重建历史知识客观性方面的独特贡献。在作者看来，实用主义方案可以缓解主观性和客观性、认识论和伦理学以及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之间的紧张，帮助历史学家从历史知识的“怀疑主义”走向历史知识的“史学共识”，从而在“学科客观性”的观念之下，重新树立对历史学作为一项理性事业的信心。
本书是一部史学理论或史学哲学著作，无论其中的历史怀疑主义还是历史客观主义，都是哲学家对历史知识基础的反思和论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支撑历史学的基石，是历史学科合法性的根据，是历史学家职业信心的保证。但是，历史知识客观性的理论依据，却很难在纯粹的历史学内部找到，而是需要向外诉诸哲学。即便是本书所说的“史学共识”或“学科客观性”，也并非是完全历史学家群体内自发协商的结果，而是有赖于分析派历史哲学家哲学怀疑论和哲学客观论的协调，所采用的协调方案的理论根据则是实用主义，其背后是皮尔士、杜威、蒯因、罗蒂等美国新老实用主义哲学家。另外，哲学怀疑论对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哲学层面上对历史知识看似消极的怀疑，并不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相反，如果予以正确的面对和积极的回应，它可以激发史家重新反思和论证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使历史知识客观性奠基在更周延的理论之上，也使历史学家的学科信心建立在更理性的前提之上。
（本文选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董立河教授为顾晓伟新著《从怀疑走向共识——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研究》所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