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如期颁出，因为瑞典文学院深陷丑闻。丑闻的中心人物是让-克洛德·阿尔诺和他的诗人妻子、瑞典文学院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他们共同经营着文化沙龙“论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院士、艺术界名流都是这里的常客。2017年11月，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报》刊登调查报道，指控阿尔诺性侵多名女性；随后，弗罗斯滕松也被揭露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影响瑞典文学院奖项评选和资金发放……而揭开这一系列丑闻的，正是记者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她的《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一书详细记录了这一系列丑闻曝光的过程，本文摘自该书中文版。
瑞典文学院所在地。当地时间2018年5月3日，瑞典文学院召开每周例会，决定延期颁发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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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穿过《每日新闻报》的编辑部，准备从一台黑色的自动售货机上买咖啡时，我的手机因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传来的讯息振动了一下。上面报道说，一名美国电影制片人被指控性骚扰和性侵。
我只读了标题。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认识。这天是2017年10月5日。
在我得到这家报社的第一份临时工作之前，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编辑部就在那座钢蓝色的高楼里，到了夜晚，灯光会亮起来，“每日新闻报”和“快报”两组大字的霓虹灯闪烁交替。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是一个以水为主的城市，站在连接各个岛屿的桥梁上，即便是几英里外，也能看到这座高楼。它能被称为“摩天大楼”也说明，在市中心的其他地方，除了黑暗的教堂塔楼外，只有几座建筑引人注目——有三顶金色皇冠的市政厅、斯德哥尔摩电视塔和沾满烟尘的绿松石穹顶的地方法院。
当我在早晨乘坐地铁穿过特兰堡大桥时，我几乎将斯德哥尔摩的所有古迹都尽收眼底，这种景象有时让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小，有时又觉得它是巨大的，让人无法进入。
但《每日新闻报》的编辑部不再是在塔楼里，而是在隔壁的一栋平房里。要去编辑部，你必须挤过几道安全门，通过最后一道门后，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办公室就呈现在你面前了。屏幕上显示着正在进行的新闻广播，在零落的沙发中，人们正在讨论从字体到独家大新闻等各种问题。
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
2017年秋天，我担任《每日新闻报》文化版和周末副刊的记者。
几年前，我对诗人和瑞典文学院院士克里斯蒂娜·隆做了一次高调的采访。从那时起，我主要写各种公众人物的肖像，我试图和《每日新闻报》的一位摄影师一起走近这些人物。我们轻声和他们叨叨，去他们的夏日小屋，然后坐在后台等待，也许能得到一张意想不到的照片或一句揭示其内心的妙语。
我不断怀疑这种体裁，但我喜欢这种像是某个人的影子一般，踏入未知房间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记者”这个头衔，世界是很少会暴露在你面前的。“记者”就像一道神奇的通关口令。
我从未听说过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但《纽约时报》的报道基本是无法忽视的。我手机的信息速递中，很快就涌入了各种照片，显示这位面带微笑的电影制片人几十年来是如何与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年轻女演员一起走红地毯的。
他的手臂搂着众多才华横溢、美得不可方物的女明星的腰，她们个个以一种精准的角度把脸对着镜头，这几乎成了一组公开表现男性权力的滑稽照片。她们就像飘荡的蜉蝣，在他身边变换，围绕着这个似乎从未被自身的衰老影响过的普通人。几十年来，他只是穿着皱巴巴的衬衫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这种揭露性报道甚至主导了最严肃的新闻媒体。除了《纽约杂志》2015年令人难忘的封面——这版封面描绘了35名各年龄层的女演员，她们都作证曾被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下药和利用，并因“非自愿的姐妹情谊”而团结在一起——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话题大肆占据媒体。在我的记忆中，在当代被归结为“性骚扰和性侵”的经历，一直都被当作女性的事务。或者是一个工作环境艰难与否的问题，又或者作为某种属于私人领域的东西。对知名男性的指控在娱乐和八卦版上占据主要版面，短文中夹杂着自称受害者的模糊照片，照片中的她或许单手拿着酒杯，在派对上跳舞。
2017年11月22日的《每日新闻报》文化版头版，以18名证人的肖像照为封面，刊登了古斯塔夫松的调查报道
当我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周关注关于哈维·温斯坦的报道时，我发现报道铺天盖地。受害者的证词揭示了充满魅力的交际照片背后的真相。著名女演员的声音与那些试图打入这个行业的不知名女性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她们讲述了这种性侵对她们事业的阻碍，性侵破坏了一个演员必须拥有的完全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力。
通过阅读这些女性分享自己最私密经历的故事，我看到了刺眼的闪光灯后，电影界过去不为人知的一面。她们讲述经纪人在不同的酒店房间为其安排会面，助理试图平息她们的怒火，而律师则负责起草保密条款。这些故事也许让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世界上最大的娱乐行业的权力运作方式。
我也对调查的悖论越来越感兴趣。几个月来，记者们一直在努力揭开一些在电影界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然而，好莱坞却处于震惊之中。
在2005年的一段视频中，科特妮·洛芙在红地毯上接受采访。当记者问她对业内的年轻女性是否有什么建议时，她先是嘀咕说，如果她回答的话，她会因诽谤罪被逮捕。我之前从未听过科特妮·洛芙在回答问题时会犹豫并压低声音。然后她飞快地说：“如果哈维·温斯坦邀请你参加四季酒店的私人聚会——不要去。”
我看着2013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对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者说：“祝贺你们，不必再假装被哈维·温斯坦吸引了。”
这个笑话很简单，但观众的反应是突然爆发出高亢的笑声——当有人掌握了一个既禁忌又公开的真相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发出的那种笑声。这就是为什么说，终于打破了沉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哈维·温斯坦是电影界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关于这名有权有势的制片人滥用权力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几十年，而这些耳语和谣言似乎在他本人周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现在的情况是，他的受害者以前模糊的轮廓开始有了真实的面孔和身体。但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做出回击。不同寻常的是，这条新闻并没有逐渐消失。
我和两位女同事正在谈论我们应该对瑞典文化界的情况做一个大的梳理报道。我们还讨论了一些之前听说过的性侵传闻中的公众人物。但我不愿意调查他们，这主要涉及一个权力问题：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够大。在聊天中，我写道，像对温斯坦那样的调查，在瑞典是不可能的。这里没有大的资金，各个行业都很小，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对方。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用如此系统的方式实施性侵。瑞典文化界也没有人拥有可与好莱坞的大人物相媲美的人际网络。这里没有人可以受到那种梦幻般的、不朽的权力结构的保护。
三天后——也是让克洛德·阿尔诺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前一天——文化编辑部在沙发上举行了每日早会。我们还能从什么角度来看待美国的性丑闻呢？我们讨论了瑞典的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同意，这里肯定也会发生性侵。但五位男记者中没有一个听说过任何具体的案例。他们说不出一个被指控的犯罪者的具体名字。我听得越来越惊讶。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许多在理论上了解问题的人，其实在真正的知识上是匮乏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故事。他们和我们在同一条街道、同一个办公室里活动，却有着迥异且有限的观点，仿佛我的经历和其他女同事诉说的经历与他们形成了一个平行的世界。会议最后，我和两位女同事忍不住提到了具体的人名。并不是马上。但当每个人都准备站起来离开会议桌的时候，我们说出了我们所听说的一些男性的名字和姓氏。当时#MeToo标签还没有问世，我们说这些名字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对现实情况的纠正。不过，听到我们大声说出他们的名字，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的。我觉得自己很脏，很清醒。
当地时间2018年9月24日，让-克洛德·阿尔诺现身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出席有关其性侵丑闻的最后一场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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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我第一次听说让克洛德·阿尔诺和“论坛”。那是一个温暖的下午，在马尔默的莫乐坊广场。我在新港餐厅的阳光露台上，对面坐着拉斯穆斯（Rasmus），我和他是在为学生杂志撰稿时结识的。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各种伟大的经典作品，这让我很羡慕。大约在我中断本科的B类课程学习时，他搬到了斯德哥尔摩，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现在他正在马尔默短期出差。
坐在新港的露天台上，光线很明亮，他向我介绍了大学的情况，还介绍了一个叫瓦尔堡的郊区，以及“论坛”的情况。
他问我是否知道“论坛”？我摇了摇头。他说，斯德哥尔摩最好的文化场所位于一个地下室里，由受人尊敬的诗人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和她的法国丈夫让克洛德·阿尔诺经营。拉斯穆斯已经在那里工作了6个月。
他异常严肃地告诉我，他第一次来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感觉很不好。他经常漫无目的地乘坐地铁，作为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有一次他在一个叫奥登广场的车站下车，在扶梯上他突然认出了他大学里的一位男性教授。他向教授打招呼，在他们简短的交谈中，他提到自己刚来这地方。那位教授于是提出，他很愿意把拉斯穆斯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让克洛德·阿尔诺。教授说，“论坛”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很快拉斯穆斯就开始在“论坛”打义工，他负责在演出后打扫地下室。
当我在近十年后的2018年春天再次回想起新港的时候，很多故事都记不得了。
我记得我没有戴太阳镜，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当时我刚从抑郁症中恢复过来，走出长时间呆在公寓里的状态，我开始回到现实中来，所以对自己的强烈反应感到兴奋。我仍然记得那次谈话对我情绪的影响。但拉斯穆斯那次到底告诉了我什么？他现在还记得吗？我通过Skype询问了他。我们现在仍然是朋友，尽管已经有几年没说过话了。他现在正在美国攻读文学博士学位。
拉斯穆斯
我记得，“论坛”曾是我梦想的全部。所有重要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会去那个地下室活动。每个人都是我从初中阶段就崇拜的对象。只要走下楼梯，看到一群文化名人，就是一种“伟大的经历”，这是我读过的书中的景象。世纪之交那一批的小说中，常常描写主人公搬到了首都，突然被扔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然后叙述之后的故事。他们在那里就仿佛受到了持续的冲击。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第一次去参加舞会时：她极其留心富人的举止和他们使用的语言。她还很留心他们的美，与年轻无关的美。这种场合使她的感官更加敏锐。在地下室里，我还记得文化部长结束与萨拉·达尼乌斯的谈话，转而与霍拉斯·恩达尔交谈的五秒钟。“论坛”是一个让你获得经验的地方，感觉上很文学。这种经历是如此重要，有一天你可能会亲笔写下这段往事。
当我完成清洁工作后，我被允许来到瓦萨霍夫，那是参与人员和圈子核心人物用来消遣夜晚的酒吧。核心人物通常是让克洛德、霍拉斯·恩达尔或瑞典文学院的其他院士，会请几个音乐家，或是一个戏剧演员，有时甚至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自己也会来。我和让克洛德的年轻女助手们坐在聚会的边上，这些助手被称为姑娘们。我有一种感觉，他可以公开地、不被反对地触摸她们。不过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情形了。会不会我其实根本没见过这情况？我的经历是否源于让克洛德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萨德侯爵的行为，或是我自己感到不适，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感觉呢？我不知道。我是唯一一个为他工作的男性。我能进这个圈子，是因为我被看作是一个同性恋，一个基佬。他经常谈到说我很被动。他说，如果我有一天成功了，那要感谢他和这个“圈子”。他经常把“论坛”描述成一种家庭般的存在，因为人不会抛弃家。
去过瓦萨霍夫的晚上，我能记得，我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但是，当我之后乘坐地铁回到郊区时，我仍然会强烈地涌起一种冲动，我想给别人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我刚刚和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葡萄酒。
我在“论坛”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有个年轻女孩开始常来听那儿的古典音乐会。她总是一个人来。她长得很漂亮，也像我一样害羞。这让我立刻为她担心起来。
就好像我和让克洛德待了这么久，我已经能把握准他的目光。因此，在她出现了几次后，我甚至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猜到，他会在休息时间找她。他走过去，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看起来很惊讶。他又低声说了几句，她就起身跟着他进了办公室。中场休息结束，下一首曲子开始演奏时，他就回来了。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也许我们在马尔默见面时，我告诉过你这件事情。也许我没有。也许我当时只是说，让克洛德身边围绕着很多女孩。但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使我和你在聊“论坛”的时候会加以粉饰。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曾经也是那个圈子的一员。
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与让-克洛德·阿尔诺
那晚，当拉斯穆斯和我在马尔默分道扬镳时，天气越来越冷。我对他的故事的某些部分感到好笑，并说这听起来像是对认为所有成功人士彼此都是朋友的那种想法的戏仿。但他描述的地下室是真实存在的，它证实了我对文化界的印象，它确实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一个住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大公寓里的人的圈子，那里的楼梯间像教堂一样凉爽和宽敞。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十几岁时想进入这个世界的原因。伴随我长大的基督教会，常常谈论一些最宏大的问题和最宏大的答案。他们相信永恒的生命，在那个时代的视角下，我可以体验到一种被选择的感觉——一种不受当下摆布的安慰和解放的感觉，可以不用被抛弃、不用被扔到当下的感觉。而当我开始对此产生怀疑时，文化作为一种可能的出路出现在我眼前。它成为唯一能衡量我所离开的环境的东西。
我发现，小说和音乐是社会的另一种例外：那是一个允许各种黑暗禁忌的思想存在的空间。我想，那些能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艺术的人，一定也会产生被保护的感觉——一种对于比自身更大的东西的归属感。但最重要的是，我对写作的人和文化世界本身有一种浪漫的看法。我想象着，一旦我被允许进入这个世界，那这里也就变成了自由地带。
在我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写到我对瑞典剧院中关于饮酒和性骚扰的辩论感到多么的失望和无聊。我无法忍受自己听到斯德哥尔摩的大演员们否认这种混乱的局面，并立下保证，说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在5点下班回家，他们“都是在自行车后座架上放着一个儿童座椅的普通父母”。
在2009年的夏天，我知道焦虑往往是写作的阻碍，但拉斯穆斯的故事让我的那些早期的想象变得鲜活起来——并添加了些许不适。
当我穿过莫乐坊广场时，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写一篇关于斯德哥尔摩的地下室的报道。
这个环境是我本来绝不会靠近的，但这项写作任务开始成为我靠近那个圈子的途径，我想着或许我可以在学生报纸上发表这篇报道，或者我可以尝试把它卖给《瑞典南方人报》（Sydsvenskan）。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谈论的可能是性骚扰。我也没有用这一概念。然而，这个故事包含了一种无力感，我甚至可以在身体层面上感受到，这是因为对颓废的地下室的描绘，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我在手机记事应用程序中写下的想法既强烈又模糊，所以当下我没有被触动。但这些想法并没有离开。
《诺贝尔文学奖消失之日》，【瑞典】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著 沈贇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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