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温特：为什么我们今天仍要研究一战？

战争总是关联着离别、死亡与创伤。战场上的硝烟散去，并不表示战争的结束，相反，可能还意味着另一场关于“真相”和“记忆”战争的开始。近期上映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诉说的便是一个复原战争真相、打捞战争记忆的动人故事。

202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0周年，又值《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中译本出版不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图书”联合于2024年8月30日（周五）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七楼阅读推广区举办图书分享会。活动邀请了《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主编杰伊·温特（Jay Winter）教授，就“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要研究一战？”演讲。出席活动的嘉宾还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朱联璧、孙遇洲。

温特教授出生于1945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耶鲁大学的查尔斯·J. 斯蒂尔（Charles J. Stille）教授，也是三卷本《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总主编。温特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相关著作还有1995年出版的《记忆之地，悼念之所》（Sites of Memory，Sites of Mourning）。该书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涉及战争、记忆和历史相互交缠的论题，它的中译本有望在不远的将来与中国读者见面。温特教授最新出版的作品是《1923年7月24日：战争结束之日》（The Day the Great War Ended，24 July 1923：The Civilianization of War）。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尽管许多人认为一战的结束时间是1918年11月11日，但如果用非欧洲中心的视角来看待一战的结束，1923年7月24日（即《洛桑条约》签署之日）或许更为合适。

温特教授除了是一名享誉国际的一战史专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公共历史学家。他曾担任纪录片《世界大战和20世纪的形成》（The Great Wa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20th Century）的联合制片人、联合编剧和首席历史学家。该纪录片在1996年首播后，拿下艾美奖、皮博迪奖等多个英美重要电视节目奖项。他还是法国索姆省佩罗讷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博物馆的创建者之一。这座博物馆与《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编撰有深厚的渊源。对温特教授而言，一战并不是单纯故纸堆中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生命经历。他主编的这三卷本著作中，大量使用来自博物馆的图片展示历史图景，这也是这套丛书的与众不同之处。

以下是温特教授与嘉宾及现场观众的问答。

能否谈谈《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编纂缘起？

杰伊·温特：这套书在2014年以英文、法文出版，去年以中文出版。我想首先提醒注意的一点是，这是跨国史的研究。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我们都需要了解所在国的历史。国家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孩子以及大学生教育的核心内容。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当然是必要的，但同时需要探索其他历史写作的路径，比方说像家庭史。无数家庭在战争中遭受创伤。我们要如何理解创伤，如何理解这种相对普遍的共性的人类经验？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很难覆盖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尝试跨国史的研究路径。

我想再讲讲这部三卷本的论文集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一群历史学家在同一家博物馆完成的研究成果。这家博物馆的建立源于我多年前的一段经历。1986年的一天，一位法国老先生到我任教的剑桥大学的花园里拜访，彼时与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大。他说自己是在一战期间长大的。父亲入伍后，参加过巴黎北部的索姆河战役。复员后的父亲变了一个人，虐待妻儿，有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他认为是战争经历带来的创伤引发了父亲的变化。复员后的父亲实际上精神已经崩溃，那都不是他的错。他希望借由建造博物馆的方式，和自己的父亲和解。由于此前担任过法国政府部门的部长和地方上的领导人，老先生有能力推动建立这样一座博物馆，希望借此纪念他父亲曾经参与过的战争。为此，他联系了法国、德国的学者，希望也有英国的学者加入。由于博物馆会坐落在法国，所以这位学者必须能讲法语。在见过许多历史学者之后，他找到了会说法语的我。

我自然很高兴得到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也向这位老先生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点，我不想只做一个关于索姆河战役的纪念博物馆。一战是世界性的灾难，我想做的是纪念整个一战史的博物馆。第二点，我希望历史学家们可以深度参与博物馆的筹建和设计，将博物馆变成一战史的记忆之场。第三点，六年之后，当博物馆项目完成时，我希望能和这位老先生喝杯酒，希望他届时能承认，即便建立了博物馆，依然无法和自己的父亲和解。博物馆揭幕后，我们如约对饮，他认可了我的看法。

博物馆设计工作开始后，接下来的事让我有些手足无措。我不是建筑师，没有接受过建筑学的训练。我在纸面上工作，但这是二维的。如何在三维空间呈现历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前往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城镇，也就是瑞士的巴塞尔。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巴塞尔的样子。在路上，我停下来对我同行的两个孩子说，我需要去看一幅画，我一直想去。他们说好。我们找到了我想去的巴塞尔美术馆，看到了这幅画。我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必须坐下，因为他被这幅画击中（knock）了。 

荷尔拜因，《坟墓中的基督》，1520-2

这完全是情绪上的反应，我无法从逻辑上言明。我突然意识到，战争博物馆需要从水平而非垂直的思路去呈现。图书馆中往往充满垂直感，因为阅读与学习是一种希望。为了营造战争博物馆的空间，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避开垂直路径，转换到水平路径。垂直是希望与复活的语言，而水平是死亡与哀悼的语言。因此，我们需要地板，我们需要水平空间来设计博物馆。国家历史歌颂国家的胜利，而跨国历史纪念着跨国的苦难。这样的苦难，应该以水平的角度来呈现。这个博物馆正在诉说，如果你想理解1992年为推进欧洲一体化正式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你就必须回到1914年欧洲的分裂。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尝试尽可能地去学习如何“掌握”空间。我发现，历史上有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都以水平的方式去呈现，晚近的很多摄影作品也是如此。 

佩罗讷一战史博物馆展厅一隅

在具体的空间营建上，我有三点想要陈述。第一，在战争中，战士们要挖掘各种战壕，平民为躲避战争，则需要挖很多的地下防空洞。我们的陈列就模仿这样的空间形态，让观众向下看。这是理解战争的一种更好的方式。第二，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如何恰当纪念那些死去的人，同时又避免美化战争本身？我们的展示是对这一问题的特殊回答。

博物馆第二厅：1914-1916

第三，虚拟现实技术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蔚为大观，不过博物馆的设计工作让我明白，战争并不适合以虚拟现实的方式呈现。我坚信，这种技术的应用，非但不可能带来战争体验，而且是对过去真正战争时刻的亵渎。想象你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或虚拟现实展示战争，这是极其恐怖的。虚拟现实中的并非现实，现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知道自己即将死去。

博物馆的设计参观时间较长，在两到三小时。除去战争遗存、士兵模型之外，垂直空间摆放了播放影像材料的设备。这些材料取自战争中真实的图片及录像。

肖像室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参观者能理解战争对于生命的漠视：在工业化生产的武器面前，人类是如此脆弱。这些资料也表明，一战的故事一定是跨越国界的。很多来自法国海外殖民地的民众都被招募加战，有的来自西非，有的来自越南。下面这张照片，展示的便是一位无法写下名字的印度士兵，只能用他的手指画押。历史总是以国家为单位书写，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跨越这样的边界。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在这套丛书中，还有很多其它类似的照片。

1992年，博物馆建成，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一战研究到此结束。之后，经过12年的努力，这套三卷本一战史在战争爆发百年纪念之时面世。这是极其不同寻常的合作。我们共同完成了博物馆的设计和营建，也共同完成了论文集的编纂。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也就是在我们开展这些工作的时候，一个新的欧洲正在诞生。一战的惨痛历史，正是创造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的正当理由。国家的边境原本就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消解，很多社会性因素的流动也不会被国境线束缚。通过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去畅想这样一个彼此联通、有着更多互动与合作的欧洲。

我还想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愿意翻译、出版、推广这套书，让读者注意到跨国史的尝试。这个故事在博物馆开始，在研究中心继续被书写，但只有出版社，能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它。我对此十分感激。

最后，我想说，这套书的英、法文版已卖出超过四万册，有可观的版税收入。参与书籍写作的学者们一致同意，将这些收入捐赠给博物馆，为从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的学生们提供奖学金，继续在佩罗讷开展一战史研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中受益，以便更好地研究、回顾这段历史。

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您如何与众多研究者合作，共同完成这部作品？能否具体说明？

杰伊·温特：集体历史写作的工作，与设计博物馆有些相似，只不过博物馆里没有项目参与者的名字。大学是一个看重个人成果的地方，历史学者们更习惯从事独立研究。相较于独立成果，集体工作并没有那么重要。为了打破这样的习惯，更好地共同写作，15个原先参与博物馆设计的学者，各自去寻找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作者，以完成具体章节的初稿写作。关键在于，每一章初稿完成后，我们强调集体对初稿再做打磨。

近年来“一战史”研究在方法和资料上有什么新进展？

杰伊·温特：资料上的显著进展是，数百万人把他们的家庭档案捐献给大学以及国家档案馆。这意味着不仅仅是精英，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战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想告诉普通人，你的家庭就是故事的中心，这便是跨国史的声明。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目前已经很发达，可以很容易地复制、保存这些私人材料，由此建立方便使用的电子档案。

有人认为当前的世界与“一战”爆发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杰伊·温特：我不认同我们正处于与一战爆发前相似的环境之中。一战是一场帝国战争，大国动用各自的力量，争夺霸权。现在的背景与当时不具有可比性。而且，我也不同意现在的局势是当时战争的延续的说法，因为时代背景截然不同。战争不会再回到当年的那种模式，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本国的士兵再次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漫长的、无止境的战斗，回到那恐怖的时代。就战争性质而言，一战与现在的地区冲突有很大不同。那时的战争，基本就是军人之间的战争，而现在，不管是何处，更多针对的都是平民，造成非常多的平民受害者。如果真要比较，可以说这是战争的退化，现在的战争局面也许比一战更糟。但并不能说，现在和一战爆发前有很多相似之处。

您的新书《1923年7月24日：战争结束之日》（The Day the Great War Ended，24 July 1923：The Civilianization of War）中把“一战”结束的时间后延到了1923年，请问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杰伊·温特：跨国史的旨趣之一，便是摆脱欧洲中心观的束缚。我尝试将关注点从西欧转移到更大的空间范围中。不能说因为伦敦、巴黎、柏林的这些人决定1918年11月11日停战，一战就真正结束。事实上，后来的战争冲突一直在延续，战线可能更东移。比方说，中国读者熟悉的历史，包括德国战败后给日本提供了崛起机会、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就是关于这一权势转移的很好案例。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民族自决理论，但我们看到的却仍是殖民者之间的利益轮替。1919年至1923年，中东依然有战争在进行着，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所在区域。我认为要到1923年的7月24日《洛桑条约》签署之后，战争才算结束。如果采用跨国史的视角，而不只是英国或法国的视角来理解这场战争，那么战争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就都会发生变化。

您认为在21世纪（网络时代）研究“一战史”有什么不同之处？

杰伊·温特：互联网是很好的研究工具，比方说，它可以实现档案的民主化。但它也常常是扭曲的工具。如我们所见，不少人出于兴趣，也许会穿上一战时期的士兵制服。但这种行为并没有实际建立对历史当事人的共情与理解，只是在盗用以往的经验。这是完全将历史娱乐化的做法，而战争是永远不能被娱乐化的，它诉说着痛苦与灾难。而且，互联网更多意味着商业化，意味着利益。它可以以一种我们未曾有过的方式保存材料和声音，但无法取代档案、文件与证词本身，无法取代严肃的历史研究。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技术促进研究；另一方面，应该保持严肃的态度。

在您的演讲中，多次提到欧盟成立的重要意义。但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存在，英国在几年前脱欧，似乎表现出了全球化的前景不容乐观。您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倒退吗？如果是，那么这样一种“倒退”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杰伊·温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全球化的逆流，但我认为全球化仍是无法抵制的趋势。一战爆发前，全球化的程度已经非常深。一战前是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时刻，一战让我们看到技术的创造性，同时也展示出毁灭性。二战同样如此。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回到全球化重启的时代。我并不是要否定这位听众的问题，我想说，在历史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力量交错互动，现在，我仍倾向于全球化的力量更占上风。比方说，像特朗普这样一个擅长利用民族、民粹主义的人，他的行动实际仍与技术、资本等的全球化流动不可分割。

如何理解一战与二战之间的连续性？战争的影响最终又是如何平息的？

杰伊·温特：我认为一战与二战本质上是相当不同的。一战首先是一场帝国战争，更多是军人与军人间的战争。而二战的特殊性部分是由希特勒所推动的大屠杀决定的，是种族灭绝行为，这与一战中的杀戮有本质上的不同。从这一点来讲，不能说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不过，二战的余波可能仍未终结。至少就针对平民的屠杀而言，二战后一直在延续。

现在的巴以冲突或者俄乌冲突，是否可以理解为价值观差异造成的文明冲突的延续？

杰伊·温特：我采访过一些军官，他们认为战争中应该有些需要遵循的守则，不屠杀平民便是其中之一。从这一点来看，战争中屠杀平民情况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变化和问题。第二，历史研究，需要从非常实在的细节入手。讨论一种价值观如何作用于个人乃至战争全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人类尺度转移到微观尺度，观察一个具体的人在战争中关注的问题，就会发现，他其实不太会谈文明、价值观之类的宏大问题。他要考虑的东西非常现实，比如，母亲能否解决孩子的温饱。这是更现实，也更具共性的问题。历史的关窍隐藏在细节中，历史研究就是尝试发现它。当然，文明、价值观的尺度仍然非常重要，但我们可能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