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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出版人的博弈:书名到底谁说了算?

脸叔扮演的出版社编辑麦克斯铂金斯在和裘花扮演的托马斯沃尔夫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时,专门谈起了起标题对书的重要性。

在《天才捕手》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

脸叔扮演的出版社编辑麦克斯·铂金斯在和裘花扮演的托马斯·沃尔夫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时,专门谈起了起标题对书的重要性。

麦克斯特意拿出了他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出来躺枪,他问托马斯:“在《西卵的特里马乔》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你选哪一个?”

托马斯笑了笑,理所当然地说:“当然是《盖茨比》这个标题了。”

套路成功的麦克斯趁热打铁:“这就是菲茨杰拉德要改书名的原因。”

通过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托马斯·沃尔夫将原本的书名《迷失》换掉,改成了《天使,望故乡》,甫一出版,便成为了畅销书。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好马配好鞍,好的标题对一本书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所以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编辑,对书名的选择都甚为谨慎,甚至会陷入选择困难症。

下面我们就从不幸被躺枪的菲茨杰拉德开始说起吧?

作家与出版人的博弈:书名到底谁说了算?

《了不起的盖茨比》

曾用名

《在灰堆与百万富翁之间》

《西卵的特里马乔》

……

虽然菲茨杰拉德所处的年代和我们相去甚远,但他身上有现在的青年普遍具有的一个毛病——选择困难症。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前,菲茨杰拉德曾先后给这部小说起了九个名字:

《在灰堆与百万富翁之中》、《盖茨比》、《戴金帽子的盖茨比》、《跳得高的爱人》、《在去西卵的路上》、《特里马乔》、《西卵的特里马乔》、《星条旗之下》

但若是我们知道这部小说对菲茨杰拉德的意义,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他对这部小说如此上心——以至于到了要起九个题目的地步。

1920年,24岁的菲茨杰拉德出版《人间天堂》,自此在文坛名声大噪。

但是年轻时所带来的成功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一种沉重的标签化,他在给编辑麦克斯的信中这样说:“我对作为《人间天堂》的作者感到厌倦,我要重新开始。”

作家与出版人的博弈:书名到底谁说了算?

菲茨杰拉德

1924年,菲茨杰拉德着手开始写他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对他来说,艺术价值要高于经济价值,他希望这部作品可以传世。

最初菲茨杰拉德给编辑麦克斯寄去书稿的时候,用的标题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但在信中还“附赠”了一个标题,《戴金帽子的盖茨比》。

但是麦克斯手中的信还没捂热,菲茨杰拉德又在信中万分纠结地寄去了几个名字:你看《西卵的特里马乔》这个名字怎么样?《特里马乔》呢?《在去西卵的路上》这个呢?我还有俩名字,一个叫做《戴金帽子的盖茨比》,一个叫做《跳得高的爱人》……

在这些名字里面,麦克斯专门拿出了“《西卵的特里马乔》”和菲茨杰拉德进行了讨论。

麦克斯认为,尽管这个具有艺术性,但是却不具备营销价值,因为它太难懂了。

首先,购买这本书的人并不知道“西卵”其实是小说的发生地;其次,很少会有人知道“特里马乔”是《森林之神》里面豪华的大富翁,以此来影射盖茨比。

幸亏拆分开来这个标题很好理解,不然猛地一看还以为这是一部意识流小说。

作家与出版人的博弈:书名到底谁说了算?

麦克斯·铂金斯

在菲茨杰拉德根据麦克斯给出的意见对文本进行大刀阔斧修改的过程里,小说的标题也一变再变。

从《特里马乔》到《盖茨比》,纠结了几个星期之后,《了不起的盖茨比》重新受宠。

但这还没完,菲茨杰拉德的选择困难症最后也要博一下存在感。

在书终于要交由付梓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反悔了,告诉麦克斯他不想用“《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名字了,好在编辑麦克斯告诉他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否则今天摆在书店里的,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而是《西卵的特里马乔》。

作家与出版人的博弈:书名到底谁说了算?

《战争与和平》

曾用名

《终成眷属》

《战争与和平》原名叫做All’ s Well That Ends Well(《终成眷属》),之所以改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名字,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写作的时候将整个文本的结构进行了大改。

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都知道,这部巨著与“克里米亚战争、农奴制改革、十二月党人、俄法战争、拿破仑”这几个关键词紧紧联系在一起。

也正是这几个关键词成为托尔斯泰将其改名的关键。

克里米亚战争、农奴制改革

1853年,为了争夺对小亚细亚地区的控制权,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法兰西帝国、不列颠敌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对俄罗斯帝国进行了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1856年以俄国战败告终。

沙皇颜面扫地,落后的农奴制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于是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开始了农奴制改革。

1861年农奴制改革我们在高中的历史课本上都学过。

这场改革并不彻底,也让托尔斯泰深感失望。这成为了他构思这本小说的现实原因。

鲍里斯·克斯托伊列夫画作

描述了1861年农奴们聆听农奴解放宣言

这部小说最初的开头就是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国内的氛围开始写起,但是在写的时候托尔斯泰发现这样写非常突兀,要给战后国内的氛围寻找一个合适的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十二月党人起义。

十二月党人

前面我们说过,克里米亚战争的战果并不是农奴制第一次引发社会不满,早在1825年,俄国就爆发过一场反对农奴制的大规模起义——十二月党人起义。

元老院广场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但在托尔斯泰以此为开头写了不久后,他又一度搁笔,因为“笔下的主人公在1825年已经是一个有家室的成年人了,为了更好地了解他,必须转向他的青年时代,而他的青年时代正是俄国历史上光荣的1812年。”

事实上,十二月党人起义谋划了很久,在1812年之后,就已经初现端倪。

那么,181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托尔斯泰将其称之为“光荣的1812年”?

俄法战争、拿破仑

1812年,为了惩戒俄国不愿对英国进行经济封锁,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了俄国。

俄法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卫国战争,法国战败,俄国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力量。

尽管俄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了在历史的舞台上,但正是这场战争让十二月党人意识到了专制统治与农奴制的落后,为上文中提到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埋下了伏笔。

但托尔斯泰仍然认为俄国若是以这样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是不公平的。

因为这并不是俄法之间第一次结梁子,而上一次两方的交战则以俄国战败告终。

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俄军第一次被法军击败。

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拿破仑

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俄国人民和军队的心理,以及整个俄国的社会风貌,托尔斯泰一次次地将时间进行回溯,直到整个故事的起点——1805年。

自此,拉开了战争与和平的序幕。

《洛丽塔》

曾用名

《海边的王国》

《洛丽塔》的原名叫做《海边的王国》,这个标题源自于爱伦·坡的一首悼亡诗《安娜贝尔·李》。

这首诗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海边的王国相爱,但却被拆散的故事。

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

It was many and many a year ago,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In a kingdom by the sea,

在一个海边的王国里

That a maiden there lived whom you may know

那儿居住着一个少女,你也许知道

By the name of ANNABEL LEE;

她的名字叫安娜贝尔·丽

And this maiden she lived with no other thought

这个女孩活着只是为了爱我,被我爱

Than to love and be loved by me.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目的

看完这首诗不难发现它与题目的联系——“海边的王国”选自这首诗的韵脚(the kingdom by the sea)。

纳博科夫

除此之外,《安娜贝尔·李》所讲述的故事与亨伯特的际遇也有些相似。小说里,十二岁的亨伯特在海边邂逅了一个貌美的女孩,安娜贝尔·蕾(Annabel Leigh),但却不幸失去了她,自此亨伯特陷入了对青春期少女疯狂的病态迷恋——这成为整个故事的溯源。

但把题目改为《洛丽塔》明显更具备辨识度,“洛丽塔”这个词在出版之后成为了一种文化icon,深入了寻常百姓家。正如纳博科夫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到的那样,如果以《海边的王国》为题目,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飘》

曾用名

《明天是新的一天》

菲茨杰拉德给《了不起的盖茨比》起了九个名字,然而相比玛格丽特·米切尔,这都不算什么。

1935年,也就是《飘》出版的前一年,玛格丽特·米切尔给编辑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上面的备选标题多达22个。

但玛格丽特并没有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对每个标题都陷入选择困难症,她本人则更倾向于使用书的结尾“Tomorrow is Another Day”作为标题。

由此甚至衍生出了很多个关于明天的标题:

Tomorrow and Tomorrow、there’s always tomorrow、tomorrow will be fair、tomorrow morning……

最终定下《飘》(Gone With the Wind)这个标题是因为这句话出自玛格丽特·米切尔最喜欢的一首诗——欧内斯特·道森的诗歌《辛娜拉》

I have forgot much, Cynara! Gone with the wind

辛娜拉,很多往事我已遗,随风而逝

Flung roses, roses riotously with the throng

我与人群狂欢,扔着玫瑰

Dancing, to put thy pale, lost lilies out of mind

跳舞以忘记苍白,失落如百合般的你

后来玛格丽特将这个标题给她的丈夫约翰·马什看后,约翰·马什十分喜欢。

值得一提的是,《飘》的成功离不开玛格丽特的丈夫的支持。

约翰·马什与玛格丽特·米切尔

文坛上当然还有好多名著经历过改名,比如《1984》曾用名《最后一个欧洲人》,先前的标题更符合文本内容,“1984”所指代的含义也一直众说纷纭;

《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曾用名为《罢工》,安·兰德认为先前的标题有剧透嫌疑,遂将题目改为现在的这个;

《傲慢与偏见》曾用名为《第一印象》,但是这个名字在简·奥斯汀之前就已经被人用了,再加上当时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最终改为我们所熟悉的版本;

《京华烟云》一书的名字曾被翻译为《瞬息京华》;

当然不是每一本书在出版之前都曾经历过上述如此繁琐的改名字的经历,但这也向我们侧面说明,在这个don’t judge a book by it’ s cover的年代里,don’t judge a book by it’ s title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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