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真的”假药广告

张仲民教授的新著《弄假成真：近代上海医药广告造假现象透视》一书选题极为新颖有趣，完全不同于其他医学史或者出版史的著作，体现出一种谐谑而扎实的学术魅力。

张仲民《弄假成真：近代上海医药广告造假现象透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

书中从晚清上海两个著名假补药：燕窝糖精和艾罗补脑汁，开始讨论报刊医药广告的诸多话题，比如其造假的逻辑、语言修辞以及广告的投放者与受众的反映等等社会史面向的问题，甚至还有名人代言的医药广告、主打围绕“假药”之假，及其与社会医学、健康观念间的冲突展开。此外书中的广告之弊，仍有相当的现实社会意义，想必读者也能很容易地读出来。而仲民教授的书中展示的研究手法，即主要围绕近代报刊广告文本来做对比分析，同样有相当的学术眼光。众所周知近代出版物中已大量出现广告类文本群，其体量可能大过出版物的正文本身。但普遍认为广告的信息量与研究价值有限，对其的重视程度与研究的深度，自然是不易提高。仲民教授则从这些荒诞不羁又“热情洋溢”的广告中，读出近代医药行业普遍的乱象与社会积习，也为我们未来研究晚近医学史话题提供了别致的视角。笔者近日梳理近代苏州医学事业的发展史，受到《弄假成真》一书的启发，同样从存世的假药广告中找到些许灵感，从“假药”广告里找到些许真的小人物，略论其之所以真假虚实，附笔于仲民教授书后。

《弄假成真》专门有一章讲医药广告中的借名造假现象，其中提到当时借名造假其实很普遍，很多名人都被利用了，有些还不知情，知情也不报，比如有李鸿章、马相伯、曾铸等等。当然医药界的造假广告时常需要医药界的名流来充数，那就涉及更多专业背书与职业操守的问题了。今天的故事，要从杨绛先生回忆其父杨荫杭（1878-1945，无锡人，字补塘，近代革命党人、法学家）开始。

杨绛的《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记载：

（南洋）译书馆因经费支绌，一九〇三年停办。我父（杨荫杭）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

杨荫杭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留日期间，受革命思想影响从事反清爱国活动，发起成立留日学生励志会，回国后派往南洋公学译书馆译书；但译书馆很快经费困难，最后由张元济与长老会鲍氏、夏氏合作新创商务印书馆，乃是后话。彼时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与诸多无锡同乡如钱基博（1887-1957，其未来的亲家）等，及一众留日归国学生等创办无锡理化学会。其中，杨绛提到一位，就是今天的主角蔡文森。

无锡人蔡文森（1872-1948），字禹门，早年曾中秀才，1902年赴日留学，日俄战争起，于1904年归国，估计蔡在日本所学更多只是简单的理化等预科知识；这个“理化研究会”在杨荫杭记忆里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成就，显然并不算成功。归国之后的蔡氏一度担任过无锡县立师范的校长，也做过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着手编译过一些德日基础教育学方面的书籍。1912年《申报》广告里有一则《蔡禹门医院广告》提到他开办医院的消息：

文森留学日本京都专门医学校，毕业后从事练习前后凡七载，于各科疗法稍积经验。兹在上海西门外方板桥寿祥里设立医院……医学士蔡文森禹门谨启。

他的私人诊所开在上海老城厢老西门西北，“方板桥”即方浜（西）路，“寿祥里”位于方浜西路、原方斜路口（今为黄浦中心大厦地块）。这广告里提到的“日本京都专门医学校”俟考，但蔡氏不仅肯定没有拿到学位，甚至医学专业课上也很有限。甚至其毕业后似乎也未长期从事医学相关事务。

民国成立，北洋政府宣布学制改革，并提出发展医学，制定相应的医学专科学制；1912-1913年间，北京、浙江、江苏等地陆续办起官立医学专门学校。在这个背景下，苏州成立了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校址选在苏州府城内沧浪亭北的原高等学校旧址（今为可园），并邀请蔡文森担任创校校长。蔡氏这个校长倒是做得蛮称职，对医学生培养颇费心思；比如在1913年11月13日于苏医专开展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人体解剖，轰动江苏乃至全国，一时风头无两。

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解剖开始纪念照片。照片右首似为校长蔡文森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蔡氏出任苏医专校长后，社会兼职似乎也没停歇。他曾被指参与鉴定药品，还不得不亲自登报自证清白。《申报》1918年6月有一则药品广告载：

上海南洋制药公司医药士秦彩士，秘制“枪上戒烟丸”，苏州高等医学校校长医学博士蔡文森鉴定。

《申报》“枪上戒烟丸”广告

这则广告时间持续挺久，但一望而知似乎就是个骗钱的假药。蔡氏不得不于次年1919年4月1日在《申报》发了个声明：

蔡文森来函：敬启者阅沪上各报广告栏登载，秦彩士所制止咳丸广告，有“苏州高等医校校长蔡文森鉴定”字样，阅之殊深诧异。秦彩士所制之药，鄙人从未鉴定过。且鄙人所承乏者，为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并非‘高等医学校’。此于学校及个人名誉，均有关系。特此敬请贵馆登入来函拦，俾免蒙混无任，感盼。文森谨启，三月三十一日。

蔡文森的回应看似与对方撇清关系，从没鉴定过对方的药物，还把自己供职学校写错，显得对方很业余一眼假；但细读起来，其中依然暧昧不清。首先广告里虚誉蔡文森为“博士”，蔡氏便没有纠正；同时，蔡氏也没否认与对方认识，显然二者相熟。这里从一则假药广告开始出现了猫腻。很快，这个制药公司在蔡氏登报第二天、四月二日，就登《申报》回应：

南洋制药公司特别启事：启者敝公司创制各种药品，悉由秦医士发明制配，均属经验良方，效验妥速，早荷遐迩欢迎。而江苏医学专门学校校长蔡文森君，为敝经理至戚上年，曾经议及拟聘鉴定事宜。嗣因蔡君校务冗繁，双方无意，未克果行。因之敝公司去冬药品广告，即经取消。现为推广营业起见，特聘西医博士飞轮氏医生，为敝公司鉴定各项出品，订办中西纯正贵重药料，无不精益求精，灵效如神，以济同胞，而资普及。恐未周知，特此布告，上海三茅阁桥南洋制药公司启。

有趣的是，这则回应虽然没回应蔡氏是否与戒烟药有鉴定关系，但是坐实药厂与蔡氏关系甚笃，蔡氏竟然“为敝经理至戚上年”，应该都是无锡出来的。这就要回到杨绛回忆父亲杨荫杭时，还提过一个有趣的细节：

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惟一的成绩吧。”

这么看，早年“理化会”里确实鱼龙混杂；其中或有成员用化学方法制毒，并广有销路，杨荫杭显然是知道其底细的。那重新对比上述涉蔡的药物广告：“枪上戒烟丸”；看药品名尚不易确定其成分，但蔡氏自述辩解其所制其实是“止咳丸”，反而坐实其中绝对不简单。传统止咳药中多含有阿片类药物，视其症状轻重服用不同纯度与剂量，同时阿片类药物有强大的镇定作用及相当的成瘾性，药物本身与旧时“鸦片烟”及今日的毒品成分，并无二致。而这里药物广告中的“枪上戒烟丸”本意为戒鸦片烟，而其主要作用又用于止咳，则如果猜测不误，当为某种合成类的阿片类药物。联系到蔡氏虽然在自白中提到广告方有损其名誉，但被指两者关系密切，这就很让人怀疑二者的暧昧关系。同时制药方“秦彩士”与蔡氏本为亲戚，而其姓秦氏本为无锡大族，这位“秦彩士”甚有可能就来自无锡。而他又精于制药，利用民国制药法律的漏洞生产成瘾性药物，或与杨荫杭所回忆的“理化会”贩毒商人大富翁有关。则看似所谓进步的近代科学组织之中，也有相当的人做着罪恶的勾当。回到蔡文森的“借名造假”案中，可以看到有时候看似“枪上戒烟丸”一样的假药广告背后，可能包含着“红丸白面”的真生意，也算晚近这些海量广告带给我们的意想不到的线索。

杨荫杭像

蔡文森在江苏医专校长的位子上待了九年，不可谓不尽心尽力，把学校从沧浪亭可园逼仄的一带，迁到了留园的边上，但新迁校舍后他就被学潮赶走。之后大略就开馆行医，也没太多记载留下。那所江苏医专在他离开后的六年被赶走了五任校长，几乎年年学潮不断，最终在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设大学院区的时候，被改组加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不过因为德日系医学与英美系的天然隔阂与人事的矛盾，这所学校的教员和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并入在吴淞新成立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因为那所医学院的创始人——乐文照、颜福庆、牛慧生等，都是近代著名的英美系医学的留学生。在苏医专被改组的那一刻，他们的校史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