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 登录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读书网-DuShu.com
当前位置: 首页新闻资讯文化

目前所见唯一一通罗振玉致胡适函

胡适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因此他与旧派人物,尤其是清室遗老的来往,尤其引人注目

胡适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因此他与旧派人物,尤其是清室遗老的来往,尤其引人注目。1922年,即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三年之后(《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他在8月28日日记中列举了彼时他认为最重要的四位旧式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与章炳麟。

四人中,胡适认为王国维在学术上“最有希望”,也与之有最多的互动。《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六册收录十三封胡适给王国维的信,其中几封信都说“来示敬悉”,显然王国维也有相当数量的回信,但可惜的是现今仅见一通,保存在胡适档案中。

与王国维来往最切、且同享盛名的罗振玉,过去似乎未见与胡适有任何书信往来。有赖于友人夏寅君的提示,笔者最近找到了罗振玉给胡适的一通短札,也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通。

早已公开的遗札

罗振玉的短札,原件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胡适档案(档号:1308-008),1994年黄山书社曾影印出版,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五册406页,但当时归入“陈寅恪”名下。

尽管这封信上有档案整理者的手迹:“从笔迹和内容上判断似是陈寅恪”,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者却认为这封信并非陈寅恪所写,故不予收录(从2001年版到2015年版都是如此;最近韦昭重新整理、系年的版本,也仅有八通,当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将这封信与陈寅恪其他信函比对,笔迹不同,落款也并非常见的“寅恪”,确非陈函。检视此信内容,信中称呼王国维为“静翁”,落款处自署“玉”,答案呼之欲出,作者正是罗振玉。对照现存罗振玉诸多手札的字迹,可以证实这封信即出自雪堂手笔。

罗振玉致胡适函


 1924年7月21日罗振玉致王国维函,载《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第4册1657页)


这篇小文,拟对这封信略加考释。先将全信录下:

《王氏遗书》甫印成三种,奉

上一部,请

惠存。曹校长已晤面否?所事请

致意,早日告成为盼。此上

适之先生侍史

弟玉再拜

《水经》已交 静翁,大略检校,乃从宋本出。并闻。又及。

罗振玉致赠《高邮王氏遗书》的时间

信末并未题写日期,但通过信中的三条线索,可将此信定为1924年末至1925年初所写。

首先,本信开头提到的《王氏遗书》,是罗振玉于1924年至1925年间编印的《高邮王氏遗书》,收录清代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七种著作。七种著作陆续印成,此时“甫印成三种”,自然只能是这两年间的事情。

查考《胡适藏书目录》1217页,著录一部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高邮王氏遗书》(索书号:X/081.6/6051/C2),并注明“本书存三种”,应当就是罗振玉所赠的这部。友人代检原书,这三种是:《高邮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王文肃公遗文》《王文简公文集》,可惜书中并无罗振玉或胡适的题记。

《水经注》因缘:王国维与朱希祖的联络人

第二条线索是《水经注》。此信最后附带提及《水经注》已交给王国维,大略校勘之后,认为该本的底本是宋刊本。王国维校勘《水经注》历经多年,前后用了诸多版本,必须考究此时所用的是哪个本子。

细玩文意,这部《水经注》是胡适托罗振玉转交给王国维的。胡适是著名的《水经注》研究者,收藏多种珍稀版本,但那是1943年以后的事。在1920年代,胡适尚未对《水经注》产生兴趣。倒是他的北京大学同事朱希祖(1879-1944),当时已是著名的藏书家,并藏有一部罕见的明抄本《水经注》,曾借给王国维校勘。王国维《明抄本水经注跋》记道,甲子年(1924)十二月他借校朱希祖藏本,并审定该本从宋刊本抄出,时间、内容都与此信相符合。

此信所说的《水经注》乃朱希祖藏本,还有一证:王国维《明抄本水经注跋》作于1925年1月13日(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观堂题跋选录(经史部分)》,《文献》第9期,225页),而胡适于一周前的1月5日致信王国维:“朱逷先先生甚盼 先生校后为作一跋,特为代达此意。”(《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第六册,2418页)结合上述史料及罗振玉此信,可知当时朱希祖藏本借给王国维,是由胡适居中联系,转交藏本时又经罗振玉手。

朱希祖旧藏明抄本《水经注》,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12086)


写作日期的推定

回到这封信,罗振玉的意思是朱希祖藏本刚转至王国维手上,仅有初步校勘成果。此函的写作时间,自然就落在王国维1月13日以长跋作出结论之前。而王国维校勘朱希祖藏本的过程,可以透过他的题记推考。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十三两册,收录《水经注校》的整理本,根据的是吉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王国维手校本《水经注笺》,各卷之末有校勘题记。该书卷四十末的题记最为完整:“甲子十二月十二日,用海盐朱氏所藏明抄本校毕。明抄出于宋本,首尾完具,得此一勘,足补宋本、《大典》本之缺矣。观堂。”但早在初七日(卷五题记),王国维已做出相同的判断:“甲子十二月初七日,假得明抄本校此二卷。明抄行款与宋本同,当自宋本出也。永观又记。”此信之作因此可以上溯到王国维初校的前几日,而不必在全书校毕之后。

全面检查其他卷次的题记,均记于“甲子年十二月”,日期或不记,有记录者从初七日至十二日(卷二十三记十三日,云“明抄本再勘”,为覆校时间),即1925年1月1日至6日。但我们仍然不能排除未记日期的题记,可能记于十二月初一至初六间,亦即西历1924年的最后几天(12月26日至31日)。所以保守地说,1924年12月26日会是罗振玉这通短札的写作时间上限,下限则可以定在全书校毕的1925年1月6日。

若要进一步猜测,1925年1月1日(十二月初七)既是记有日期的题记的第一天,符合罗振玉“大略校勘”之说,又已做出“当自宋本出也”的论断,应是以目前的资料而言,最有可能写作此信的一日。

王国维手校本《水经注笺》,现藏吉林大学图书馆,图版取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三册卷首


胡适居中协调王国维入清华

第三条线索,现在只剩下信中第二句,胡适与“曹校长”会面后可能促成的某事。在1924年底、1925年初,与胡适、王国维都有关系的“曹校长”,不难推想,正是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1924年末,曹云祥欲创设国学研究院,请胡适出谋划策,胡适提议邀聘王国维、梁启超几位负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方面,一直都是由胡适居中联系与协调。

12月8日,胡适安排曹、王会面。隔日,曹云祥正式决定聘王国维为国学研究院主任,请胡适代致聘书样稿(《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三册,496页)。12月31日,曹云祥再次请胡适转致正式聘书(同上,498-499页)。但王国维迟迟不肯答应,一直到翌年二月才接受聘约。

王国维迟未受聘最根本的原因,是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尚未安定下来。在此期间,王国维不愿离开“皇上”。1924年11月5日,溥仪在军阀冯玉祥逼迫之下,离开紫禁城,暂时迁至父亲的宅邸醇亲王府。此一突然事态,使遗老们心焦如焚,比如罗振玉就从天津赶来北京,为溥仪的事奔波。直到隔年2月24日,溥仪才在罗振玉等人及日本方面的协助下,安抵天津市日本租界。

溥仪出宫的三个月间,罗、王两人同在北京,故而《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等书,都不见罗、王这段时间的通信。这也是胡适转交朱希祖藏本《水经注》,之所以会由罗振玉代转并回信的原因。

王国维接受清华之聘,是溥仪的“谕令”一锤定音。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乙丑年(1925)记:“正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馆,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此前我们知道,宣统皇帝命令王国维接受清华聘约,是由胡适发想、曹云祥联系帝师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而促成的(Reginald F.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D. Appleton-Century Co., pp. 473-474)。

暂寓北京的罗振玉,请胡适向曹云祥致意“早日告成为盼”,或许也与联络溥仪有关。受限于史料,我们难以确知罗振玉参与此事的程度。但至少现在可以了解到,此时的罗振玉就像过去一样,仍然支持着王国维的学术生涯。

热门文章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