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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巴比伦怪物》:乱世危局中的警匪江湖

《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陆大鹏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468页,88.00元

《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陆大鹏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468页,88.00元


2017年10月,由德国著名导演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掌镜的电视连续剧《巴比伦柏林》(Babylon Berlin)一经开播,即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动人心魄的视听效果和精良考究的服化道具,在全球范围内俘获大批剧迷,如今已更新至第四季。作为史上耗资最大的德语剧集,《巴比伦柏林》以魏玛共和国为时代背景,通过刻画柏林警探的破案行动,为观众呈现了纳粹崛起前夕德国首都暗流涌动、云谲波诡的社会氛围。尽管该剧由福尔克尔·库切尔(Volker Kutscher)的系列小说改编而成,但剧中人物大多有其历史原型。青年学人兼资深译者陆大鹏继《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之后,推出了又一部力作《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旨在帮助中国观众了解剧情背后的史实细节。此书聚焦1918至1933年间的德国警务与惊天罪案,从刑侦角度还原了这一动荡时期的黑白众生相。

电视剧《巴比伦柏林》中的魏玛刑警形象,戴眼镜者为奥古斯特·本达警长,其历史原型为柏林警察局副局长兼犹太法学家伯恩哈德·魏斯


卷入革命内乱:共和国早期的柏林警察与政治谋杀

1918年11月初,“一战”战败的德意志帝国行将就木,无力阻挡汹涌而至的革命浪潮。“十一月革命”以基尔水兵起义为导火索,在工人和士兵的热烈拥护下,迅速扩散至全国,从而导致君主政体土崩瓦解。11月9日,末代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宣布德皇退位,并将最高权力让与左翼温和派领袖、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委托后者安抚民众、维持秩序。同日下午,社会民主党议员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在国会大厦阳台上宣告“德意志共和国”成立。耐人寻味的是,艾伯特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并未谋求深度变革,而是同右翼军政要员和资产阶级精英达成合作,努力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这也意味着,对民主制度绝无好感的保守主义官僚队伍,被完好无缺地保留了下来。在艾伯特看来,使国家恢复运转乃当务之急,而战后重建工作迫切需要前朝官员的社会声望、专业知识与行政经验。至1919年夏,随着国民会议的顺利召开与民主宪法的正式颁布,魏玛共和国初具雏形。

然而,作为军事失利和政治妥协的权宜产物,共和国在诞生之际,承受着左右激进势力的双重攻击。负责首都治安的柏林警察局,顺势成为各方角力的舞台焦点。1919年1月,对新政权心怀不满的柏林警察局局长、左翼革命党人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被普鲁士邦总理兼内政部长保罗·希尔施(Paul Hirsch)解职。左派激进分子将此举视为严重挑衅,继而发动“斯巴达克起义”,企图效仿俄国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此期间,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包围并攻克了由起义者把守的柏林警察局大楼。数月之后,魏玛当局于6月28日,同协约国签署《凡尔赛和约》,其惩罚性条款令极右派人士群情激愤。1920年3月,为了反抗协约国提出的裁军要求,东普鲁士土地局局长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联手国防军第1集团军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发起军事政变,调遣志愿军团占领柏林政府区。由于缺乏文官支持,“卡普政变”在数日之内便以失败收场,但同情右翼势力的军方和警察均拒绝帮助民主政府。对后者而言,软弱无力的共和国不过是旧帝国的拙劣替代品,本身并无合法性。

1919年斯巴达克起义期间遭炮火损毁的柏林警察局大楼


除了武装政变,极右团体还将矛头指向“背叛民族”的政府高官,策划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政治谋杀。1919年2月21日,图勒协会(Thule-Gesellschaft)成员、前巴伐利亚王军近卫步兵团少尉安东·冯·阿尔科-瓦莱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在慕尼黑当街击毙独立社会党人、巴伐利亚自由人民邦总理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920年初,人民法院(Volksgericht)以谋杀罪判处阿尔科伯爵死刑,但在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恩斯特·穆勒-迈宁根(Ernst Müller-Meiningen)的干预下改为无期徒刑。1924年,阿尔科伯爵获释出狱,后于1927年被赦免。1920年1月26日,曾代表德国签署停战协议的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在柏林莫阿比特区遭极右分子枪击致伤。次年8月26日,劫后余生的埃茨贝格尔不幸倒在“领事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刺客的枪口之下。1922年6月24日,该组织又在柏林街头刺杀了主张履行《凡尔赛和约》的犹太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尽管上述案件激发了德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催生出具有开创意义的《共和国保护法》(Gesetz zum Schutz der Republik),但不可否认的是,警察系统和司法机关的右倾立场,客观上助长了右翼激进分子的嚣张气焰。

置身多元社会:黄金年代的警务工作与犯罪世界

1924至1929年间,得益于“道威斯计划”提供的外国贷款,以及国际形势的显著改善,魏玛共和国经历了短暂的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和文化繁荣,因而该时段又被称作“黄金二十年代”。在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的规划指导下,柏林警察队伍得以高效重建,极大地增强了德国人民的安全感。1925年5月20日,普鲁士官方以柏林刑警为核心班底,牵头组建了普鲁士邦刑警总局(Preu?isches Landeskriminalpolizeiamt,LKPA),致力于加强邦内乃至全国各地的警务联络。1926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泽韦林在柏林会展中心举办首届国际警察展(Internationale Polizeiausstellung),向公众展示德国警察的发展历程、工作流程与最新装备。此次大展吸引近五十万人参观,可谓盛况空前。为了培养符合现代需求的警务人才,普鲁士当局还于1927年,在柏林-夏洛腾堡地区建立了设施精良的警察学院(Polizei-Institut),下设国家法与警察法、专业心理学与教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组织应用学、犯罪学等多个专业。

柏林警察内部分支众多,包含治安警察、刑事警察、政治警察等不同类型,而《巴比伦怪物》一书主要关注传奇警探恩斯特·甘纳特(Ernst Gennat)及其领导下的刑警谋杀调查科。身为柏林普勒岑湖监狱长之子,甘纳特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德皇统治的1904年,并在魏玛时期迎来巅峰。为了加强刑侦工作的协调性,他在科内成立了“谋杀案中央调查组”(Zentrale Mordinspektion),并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凶案数据库,系统整理国内外案件材料与人员信息。在刑侦技巧上,他结合多年办案经验,制定了完善的调查取证规则,同时强调尊重罪犯人格、掌握犯罪心理的重要性。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甘纳特还设计改装出一辆谋杀调查执勤车(Mordauto),车内配有完善的办公器材与鉴定设备。上述革新举措为柏林刑警带来了极高的破案率。据统计,“谋杀案中央调查组”在1928年全年共接手四十起谋杀案,其中三十九起在一年内侦破,而甘纳特本人在其三十余年的从警生涯中,一共侦破了两百九十八起谋杀案,令人啧啧称奇。

传奇探长恩斯特·甘纳特(左二)与谋杀调查科成员在晨会上检查随身武器


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文化以吐故纳新、开放包容著称,从而赋予警务工作以现代色彩。早在1920年,柏林警局即已意识到媒体的影响力,并为此组建了处理公共关系的新闻部门。除此以外,柏林刑警还广泛利用报纸、广播、电影、海报等媒介,向公众通报案情、征集线索。另一方面,不少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往往会用夸张手法表现凶案细节,借以制造惊世骇俗、耸人听闻的戏剧效果。宽松活跃的社会氛围不仅改变了警务人员的工作方式,还为法庭记者和刑辩律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绝佳舞台。由《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记者保罗·施莱辛格(Paul Schlesinger)与莫里茨·戈尔德施泰因(Moritz Goldstein)撰写的庭审报道,是人们了解时事动向、接受公民教育的重要渠道;以埃里希·弗赖(Erich Frey)和马克斯·阿尔斯贝格(Max Alsberg)为代表的精英律师,则凭借高超的刑辩技艺,向人们展现了“证据至上、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

1927年的柏林刑警谋杀调查车


当然,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的魏玛文化并非全然理性,神秘学与玄学的大行其道即为明证。德奥地区的神秘主义复兴源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仍有强大影响力。彼时,神智学、人智学、占星术、探测术等超自然学说广受欢迎,甚至被人们奉为“严肃科学”,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针对疑难案件,无计可施的警方偶尔也会诉诸“刑侦通灵术”(Kriminaltelepathie),邀请灵媒大师协助破案,据称效果不俗。本书收录的重大案件,囊括连环凶杀案、复仇杀人案、财物偷盗案、经济诈骗案等多种类型,折射出共和国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其中,“法尔肯哈根湖连环杀人案”“奥皮茨抢劫杀人案”和“警察杀人案”的作案者,均为身心饱受摧残的“一战”老兵,而其他案件中的施害者,也大多属于社会边缘群体,如常业惯犯、破产商人、精神病患、同性恋者、落魄贵族、投机分子等。

灵媒伊丽莎白·君特尔-格弗斯(穿黑裙者)协助警方侦破一起抢劫谋杀案,约1925年


除了单人作案,魏玛时期的有组织犯罪也相当猖獗。历史上,德意志地区的民间结社传统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晚期,而在形形色色的私人社团中,作奸犯科者始终存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意志帝国出现了首批现代意义上的黑帮团伙。此类帮会一般由刑满释放人员组成,且具有合法社团身份,主要从事博彩业、色情业、贩毒等犯罪活动,鲜少伤人性命。到了亚文化群体层出不穷的1920年代,德国黑帮势力扩张迅速,遍及柏林、慕尼黑、莱比锡、科隆、汉诺威等各大城市,其中又以活跃于皇城根下的柏林黑帮名头最响。各地帮派通过组建联盟、召开大会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络,甚至将触角伸向海外,同他国黑帮互通有无。帮会组织奉行“盗亦有道”的江湖规矩,为成员提供完善的福利保障,此外还组织休闲观光和节日庆典。由于魏玛政府内外交困、自顾不暇,形形色色的黑帮团伙得以“野蛮生长”,进而形成一个快意恩仇、乱中有序的地下社会,并与警方维持着一种微妙的黑白共生关系。

遭遇极权统治:政治暴力与警察系统的纳粹化

1929年10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本就脆弱的魏玛共和国陷入财政崩溃、政治极化的危险境地。1929年至1932年间,德国人均国民收入下降百分之四十一,失业人数从两百八十五万飙升至六百一十多万。随着绝望情绪的广泛蔓延,位于政治光谱两极的纳粹党与共产党,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各自积蓄着力量。与此同时,党派间的暴力冲突也愈发激烈,令各地警察焦头烂额、不堪重负。在1930年9月14日的全国大选中,纳粹党取得惊人突破,狂揽六百四十万张选票与一百零七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该选举结果充分表明,议会民主制赖以维系的政治共识早已不复存在。为了稳定局势,魏玛政府不惜背弃宪法原则、拥抱威权主义,逐步滑向总统独裁制,最终为希特勒上台铺平道路。

1932年7月17日,纳粹党与共产党的械斗火并,在普鲁士境内的阿尔托纳地区(Altona)迎来高潮。是日下午,七千余名冲锋队员在游行穿越当地工人街区时,遭共产党人武力反抗,双方当即展开混战。此次冲突共造成18人死亡,史称“阿尔托纳血腥星期天”(Altonaer Blutsonntag)。事件发生后,与纳粹党暗通款曲的右翼总理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借机干预,以打击政治暴力、防范德共夺权为由,于7月20日强行解散普鲁士邦政府,将邦总理奥托·布劳恩(Otto Braum)和内政部长泽韦林双双免职,从而瓦解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根基。同日,普鲁士警察领导层亦遭清洗。在国防军的武力威胁下,柏林警察局局长阿尔伯特·格热辛斯基(Albert Grzesinski)、警察局副局长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 Wei?)和警队指挥官马格努斯·海曼斯贝格(Magnus Heimannsberg)被迫交权,魏玛共和国由此失去了其最为坚定的捍卫者。

柏林警队指挥官马格努斯·海曼斯贝格(左)与警察局副局长伯恩哈德·魏斯(右)


颇为讽刺的是,帕彭策划的“普鲁士政变”(Preu?enschlag)不仅没有给德国带来公共安全,反而令纳粹党更为肆无忌惮:在1932年7月31日的全国大选中,纳粹党凭借百分之三十七点三的选票和两百三十个议席,晋升为国会第一大党。8月9日至10日夜间,五名冲锋队员在东普鲁士的波滕帕村(Potempa)虐杀波兰裔共产党员康拉德·皮徂赫(Konrad Pietzuch),引发举国轰动。8月22日,博伊滕地方法院(Landgericht Beuthen)援引《帝国总统反政治恐怖法令》(Verordnung des Reichspr?sidenten gegen politischen Terror),判处凶手死刑。然而,面对纳粹宣传机器的舆论攻势,帕彭政府态度软弱,于9月2日推翻法院判决,将其减为终身监禁。1933年1月初,在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身边一小撮保守派权贵的撮合下,帕彭同希特勒展开秘密谈判,试图通过拉拢纳粹党,以共和之名行专政之实,继而克服政治分裂、摆脱经济困境、复兴民族精神。1月30日,兴登堡根据幕僚们的建议,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从而标志着德国迈入极权主义新时代。

纳粹党夺得政权后,立即对警察队伍进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改造。1933年2月,希特勒的亲密战友、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长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发布指令,要求警务人员同冲锋队和党卫队建立紧密合作、携手打击“国家公敌”,同时委派亲信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改组治安警察。4月26日,戈林成立了秘密国家警察办公室(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Gestapa),负责监视并清除政治对手。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任命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为德国警察总监(Chef der Deutschen Polizei),使其统一指挥全国警察力量。6月26日,希姆莱将警队编制划分为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Orpo)与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Sipo)两大类别。前者由达吕格领导,包含治安警察、交通警察等常规警种;后者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领导,下辖刑事警察和秘密国家警察。9月20日,帝国内政部颁布法令,取消了各邦刑警的组织独立性,并于1937年7月16日组建帝国刑警总局(Reichskriminalpolizeiamt,RKPA)。1939年9月27日,经希姆莱批准,安全警察与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SD)合并为帝国安全总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RSHA),刑事警察与党卫队至此实现全面融合。

1933年春,柏林警察和冲锋队联手镇压纳粹政权的反对者


在第三帝国时代,德国警察彻底沦为极权政府的暴力工具。为了加强社会管控、奴役人民群众,纳粹当局依托庞大警力,将“预防性监禁”(Vorbeugungschaft)原则运用到极致,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敌人和普通犯罪分子展开“法外治理”。“二战”期间,德国警察充当了大屠杀的忠实执行者,在欧洲大陆犯下累累暴行。回溯历史不难看出,警察作为一线执法单位,是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载体,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魏玛时期的德国警察尽管民主意识淡薄,但在法治环境中尚能做到规范执法、守护民众安全。到了纳粹时期,德国警察挣脱法律束缚、践踏职业伦理、突破文明底线,终为世人所唾弃。《巴比伦怪物》一书中的丰富资料与鲜活叙事,足以让我们对“例外状态”下的人性挣扎、制度衰变和权力博弈,产生更为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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