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岁月：战后法国思想至今》，[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Verso，2024年10月出版，458页，20.00英镑
本文原刊《伦敦书评》第十九卷四十六期，2024年10月10日出版。《上海书评》经授权翻译。本文草拟于杰姆逊去世前，发表于杰姆逊去世后。
上世纪后几十年里，一股新思想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文学研究。它简称为“理论”，从结构主义到女性主义，符号学到诠释学，马克思主义到解构主义，涵盖甚广。凡此种种虽然艰深抽象，却别有一番性感魅力。它的智识野心和敢于提出根本性问题的勇气，吸引了当时一些最有才华的学生。它还催生了一众国际巨星——雅克·德里达、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米歇尔·福柯、朱迪斯·巴特勒、翁贝托·埃科。这些人常常出现在西西里或斯洛文尼亚的讲坛上，尽管那时他们本该在新泽西上课。理论既受推崇又充满争议，既被珍视又遭唾弃，既是一种积累文化资本的方式，又是真正激动人心的洞见之源泉。那些单纯满足于阅读《简·爱》的淳朴灵魂，如今只能在黑暗的边缘徘徊，而他们更为光彩夺目的同事，则从巴黎或纽黑文风尘仆仆地赶来，利用叙事学或后殖民研究的资源解读这部小说。
这股风潮源自何处？鉴于德里达的三部主要著作都在1967年问世，答案似乎显而易见：196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这场大规模抗议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学术知识的功能和人文学科的命运成了利害攸关的议题。然而，总的来说，理论勃兴于巴黎等地的事件平息之后的岁月。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思想领域保持革命余温，或将其置换为其他颠覆性事业的方式。激进政治被逐出了圣日耳曼街头，转而在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中安家。诚然，社会主义左翼在1970年代初仍采取进取姿态，占据主动，而女权主义则在此后长期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它有紧迫的政治问题需要回应，而解构主义或现象学则不然。但总体而言，行动在某种过于强大的力量面前败下阵来，让位于话语。实际上，理论是一种元话语，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因此它与街头抗争尚隔着两层。
然而，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围绕文学理论的争论会让教授休息室的地板上血迹斑斑，甚至有些触目惊心的血迹看起来像是我自己的。为什么德里达的剑桥荣誉学位提名会被那些可能没读过他几页书的教师否决？他们不过是听了高桌晚宴上的流言，称德里达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解读为其他事物。当然不是因为理论提出了新的阅读方式，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对人文学科传统观念的攻击。不管怎么看，人文领域早已危机四伏，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其身份变得模糊不清，仿佛除了装饰性或疗愈功能外，几乎不再具备其他价值。1960年代末学生运动的意义之一，便是预见性地批判了当今粗俗不堪的大学，后者坦然自命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站。
如果说某种理论有革命性的影响，那是因为它将这一冰冷的逻辑施于人文学科本身。人文学科不再被视为纯粹功利主义的世界中个人价值和精神洞见的避风港。相反，你可以分析一部艺术作品，揭示它是如何受制于某些潜在的编码和系统、深层叙述结构、意识形态利益或无意识力量的作用，而作品本身却对此浑然不知。捉摸不透的人类精神可被归结为种种非人力量的产物。尽管理论千差万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反经验主义——坚信文学作品的真相无法从其表象中自然呈现。你所见并非所得。而由于英国是经验主义的故乡，大多数理论便不得不从国外引入，就如同几十年前英国引进了大量现代主义作家一样。
对于那些执掌文学研究的自由人文主义者，文学是私密且不可化约之物的家园，是游离姿态与感官细节的归宿，是一切对抗这个官僚国家和跨国公司世界的力量所在。“文学理论”作为术语似乎就是自相矛盾的：怎么能用抽象的方式来处理一首诗的语调、情绪、质感呢？文学是个人经验和个体精神的最后庇护所，也是早在宗教没落后便替代其地位的一种创造性超越形式。如果这一切都被揭露为能指的效应或欲望的诡计，我们就真的无处可去了。理论家们的脏手不仅伸向了电影和小说，还侵犯了主观性的内殿。野蛮人已然攻陷城堡，手中的武器不过是一篇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的文章或一本雅克·拉康速成指南。
如果说理论难以辩驳，部分原因在于它先发制人，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反理论，让批评者无从下手。理论并不认为思想是根本的。它对自己的策略持怀疑态度。拉康曾戏仿笛卡说：“我思之处我不在，我在之处我不思。”在思想底下考掘，你会发现心理力量、物质利益、权力网络。如果说马克思是彼时之哲人，尼采的影响亦不遑多让。理论，或至少其中部分，意在毁损自身，而与此相关的关键字眼便是解构。只要你施加足够的压力，任何命题都可以自裂缝处分崩离析。对含混性与不确定性的新关注，格外吸引想在这一领域站稳脚跟的女性理论家，至于该领域的年轻男性，则焦虑地相互比拼着句子的长度。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934.4.14-2024.9.22）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句子可以达到普鲁斯特般的长度，错综复杂的句法链条从容前行，丝毫不急于抵达句点；但他的散文从不故作晦涩，而有些理论家则通过让人无法理解而使自己的论点变得不容置疑。晦涩主义既是焦虑的产物，也是傲慢的体现。事实上，杰姆逊的最后一本书《理论岁月》是他最容易读的作品之一。该书是他三年前在美国举办的系列研讨会的文字记录稿，与他一贯的那种气势恢宏却略显单调的精致修辞不同，这次我们听到了一个更加放松、略带自嘲的杰姆逊的声音。在听众面前，他显然毫不拘束，并且周到体贴（“现在不用担心这个”“我想你们大概不会……通读它，我也觉得没那个必要”“我希望你们能感受到其中的激动人心之处”）。这种语气是典型的美式民主风，与他讲解的法国思想大咖——不论男女——的风格截然不同。书中不乏幽默调侃：列维-施特劳斯“显然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物，但正如许多这样的人一样，他绝对靠不住”。杰姆逊不像左岸的大师们，毫不介意解释一些基本观念，比如父权制，或弗洛伊德其实没有真正的母亲概念。当涉及思想事物时，至少在文化领域，美国依然是欧洲的殖民地，这本书的风格反映了这一点。书中甚至还有一些八卦和零星轶事。年轻的拉康曾遇见詹姆斯·乔伊斯，或许也为毕加索做过精神分析。他还被萨特咨询，当时后者正饱受幻觉的困扰。我们得知福柯和德里达互相看不顺眼，就像我们可以想象戈登·拉姆齐和杰米·奥利弗这两位大厨关系不睦一样。德里达是唯一一个在其阿尔及利亚同胞路易·阿尔都塞因杀妻入狱后前去探望他的知识界人士。法兰克福学派元老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是马克斯兄弟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书中甚至提到了萨特的斜视，也提到了杰姆逊自己有发胖的倾向。这可不是在拉康著名的巴黎研讨会上会听到的内容，那个场合既时髦又高雅，像是学术界的阿斯科特赛马会。
这本书将法国理论的年代追溯到了二战之后（萨特、波伏娃、列维-施特劳斯、法农、梅洛-庞蒂），并在此过程中将个人传记融入思想史。杰姆逊的第一本书是研究萨特的，他自称“超越了的前萨特主义者”，且往往会高估《存在与虚无》。此书连同《理性时代》一起，是杰姆逊接触理论的起点。事实上，他告诉我们，他一直试图保持对存在主义的忠心，这简直像是听到他说他始终忠于佛陀一样令人惊讶。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这种忠诚的任何迹象。
虽然对西蒙娜·波伏娃的评论不算特别出彩，但它的存在本身就令人意外。杰姆逊在写作中一向羞于谈性，但在这本书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直接地触及这一话语（书中还涉及了女性主义哲学家莫尼克·维蒂格、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露西·伊利格瑞）。作为他长期的挚爱，电影理论也纳入了讨论，让-吕克·戈达尔被誉为不亚于当时任何一位思想家的伟大人物。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有时被拿来与古希腊和启蒙时期的德国相提并论的文化时代。大致而言，它经历了从将人类主体视为自由、自我塑造的行动者（存在主义），到认为主体是超出自身掌控的力量之产物（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转变。或者换个说法，从解放走向了新自由主义。我们从言说世界开始，最后却被世界言说。
书的后几章涵盖了巴特、让·鲍德里亚、拉康、德里达、阿尔都塞、福柯、吉尔·德勒兹等人，给人一种在与时间赛跑的感觉。由于研讨会时间有限，这里的每位思想家——其中一些因深奥难懂而臭名昭著——都必须在不到二十页的篇幅内加以概述。如此形成的文字不可避免地让人感到零碎和仓促——突然中断的思路、尚未完全建立的联系、不可思议地被忽略的重大主题。有些地方的思想显得凌乱，许多线索也未能收尾。尽管形式上存在种种不足，但鉴于这本书所传达的丰硕洞见，这些缺憾完全可以包容。理论有时被看作是自生的，但作为唯物主义者，杰姆逊对其历史起源与外围因素高度敏感——对于战后法国的期刊、团体、派别、人物、重大事件、政治思潮，他有着百科全书般的了解。以拉康为例，虽然关于他的论著众多，但很少有人指出，涌向他研讨会的学生大多是毛派。
杰姆逊的知识并不限于某一国家。有人怀疑，当今世上恐怕没有人读过像他那样多的书，从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斯到那些只有他知道的晦涩文本和小册子。不过这种追求总体性的冲动并非没有弊端。杰姆逊始终是一位心胸宽广的思想家，与他崇敬的黑格尔一样，他认为真理存在于整体，必须在这一背景下评判思想，而非轻率地将其否定。在这里，或许有一种美国式的肯定倾向在起作用，这与法国思想中典型的否定性形成了对比，就后者而言，从马拉美的美学、萨特的虚无，到德里达的延异、阿兰·巴迪欧的不可名状的事件，皆为范例。杰姆逊告诉我们，他对他所描述的所有理论观点都暂时持采纳的态度，这不仅无视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也忽略了其中部分与他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不相容之处。这种方式更适合课堂讲座，而非政治集会。相比之下，对于马克思，更不用说具有强烈偏袒性的耶稣，真理不是一个总体，而是片面的。它是骇人听闻的存在，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是以人类解放之名，揭穿虚假与欺骗的利剑。
杰姆逊称赞德勒兹是“二十世纪最奇妙的思想家之一”，但接着又说德勒兹将他处理的所有思想家都变成了他自己。这对我来说并不那么奇妙，就像他作品引发的对精神分裂症的肮脏理想化，也没有多少值得钦佩之处。从德勒兹那宏大的欲望哲学中几乎不可能推导出一种伦理学，更不用说一种可行的政治学了。杰姆逊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像往常一样，他寻求理解而非责难。我们不能陷入简单化的善恶对立，这种对立很容易被解构。但谴责唐纳德·特朗普也不需要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只是，谴责并不是杰姆逊的风格，正如讽刺和戏仿也不是。他是最不好斗的左翼作家之一。
杰姆逊这样的文化理论家是古典知识分子的夺胎再生。知识分子与学者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仅横跨多个学科，还使思想作用于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他们往往兼具博学与多语之长，堪称通才。杰姆逊就通晓数种语言，且求知欲极强。他在捷克科幻小说与台湾地区电影上的学识，可谓不分轩轾。直至上月以九秩高龄溘然长逝，他仍在创作重要作品。他异常广泛的兴趣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看似无益于社会的文学批评，也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通过成为一种文化批判的形式，它不仅能解释世界，也能为改变世界尽涓滴之力。
杰姆逊很像他的英国同侪佩里·安德森，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能在一篇文章里自如游走于美学、政治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现代学术兴起后，各科严守专业藩篱，杰姆逊仿佛是前一个博学时代的遗存。然而他非凡的智识广度也同样是当下造就的结果。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构型，恰与此时代相契：传统学科边界正在消解，大部分令人兴奋的工作都完成于学科之间的边缘地带。文学批评曾紧紧围绕个别文本展开，意在捍卫高雅文化，抗衡野蛮世界，而今却开拓出更为广袤的研究疆域。杰姆逊的学术领域虽为文学，但在《理论岁月》中，较之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精神分析等的探讨，论及诗人与小说家者寥寥。此书或将坐实一种偏见：理论取代而非丰富了文学作品。实则此书印证：批评唯有突破传统界限，失去一种身份，以发现另一种身份，方能繁荣。
杰姆逊与古典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缺乏强劲的公共影响力。乔治·艾略特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活跃于所谓的公共领域，他们的现代同侪则未必如此。然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巴黎大师们的公开研讨会确实扮演了公共领域的角色，那里既是学习场所，也是社交舞台。拉康的研讨会最负盛名，德勒兹也能聚集大批热情追随者，此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项目。总体而言，尽管其中不乏作秀和炫耀的成分，它们代表了社会生活与智识生活的非凡交织，现代英语世界从未出现能与之媲美的现象。如今的学者连吸引在校生上课都颇为困难，遑论劝诱公众参与了。
如果说理论曾掀起过如此巨大的波澜，那它后来怎么样了呢？七十年代的那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今何在？八十年代那些虔诚的德里达门徒又去了哪里？简单的回答是：革命的精神热度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当人们逐渐意识到革命不会在现实中发生，哈罗德·布鲁姆和埃莱娜·西苏的时代便让位于后现代主义，而在这种市井街头文化看来，理论过于装模作样了。后现代主义者对抽象并不热衷，更倾向于从实用而非历史的角度思考，痴迷于性议题，却对社会主义漠不关心。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越界，而非变革。某种意义上，理论是一场失败起义的短暂余响。它的衰落，与杰姆逊所说的法国的去马克思主义化息息相关，阿尔都塞派被新哲学家所取代。但它仍是自F. R. 利维斯的时代以来，文学研究界发生的最令人振奋的事情，它的许多真知灼见必将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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