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丰三年（1853）和四年（1854），曾国藩等选拔大批文武人员，并把他们安插在湘军各个职位上。这批人的实际情况和素质，既关系到湘军今后的发展与成败，也是深入了解湘军必须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将他们的基本情况列表于下，其中，武职只限于营官，文职只列重要幕僚；各营帮办、一般委员之类的官员地位低，作用小，资料也缺乏，均略而不列。此表仅限于咸丰三年（1853）和四年（1854），咸丰五年（1855）以后另节讨论。为了能较准确地说明这批人参加湘军前的社会地位，在个人出身一栏，除了填注文武科举功名，还特别补入官职。
上表必须再作以下几点说明和分析:
首先，上表共七十九人，其中当时或后来为湘军大帅、统领、分统者，或位至督抚两司者，共四十一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一。其实，在当时营官以下的帮办哨官，甚至勇丁中，还有一批后来飞黄腾达的人。可见，在这两年中，曾国藩不仅成功地建立了湘军，而且还为其物色了一批骨干人员，为湘军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其次，从表中人员的籍贯看，五人籍贯不明；外省有十五人，约占总人数百分之十九；湖南有五十九人，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其中，湘乡有二十人，约占湖南人的百分之三十四。这就表明，湘军以湘乡人为核心，基本由湖南人组建，因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外省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褚、夏、陈、李、成五人为代表，他们作为水师的专门人才，由曾国藩访求或奏调而来。湖南一般官士绅人于水师几于一无所知，不得不向外省访求。另一类则是官声较好、得到士绅认可，甚至与湘军关系很深的外省人：林源恩为平江知县，在任时官声甚好，热衷于办团练，还自己出赀练勇，颇有成效，又致书曾国藩，要求加入湘军。施恩实是曾任临武、新田等县知县的施富之子。施富为官、练勇均颇著声闻，为“永州三良吏”之一。李瀚章不仅为曾国藩在京师时所收门生，与之关系甚深，且在湖南永定等县为令，官声亦好。夏廷樾，历任湘阴、湘潭等地知县，大得士绅赞赏，左宗棠称其“历著循声”，与曾国藩也为至好，曾国藩自言与夏廷樾乃“金石至交”。朱孙诒是道咸之交湖南著名的能干县令之一，且王錱等人得以顺利办团练勇，与当时在湘乡为县令的朱孙诒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事实上王錱、刘蓉、罗泽南等在县内初露头角也是他识拔的结果。塔齐布的情况前已陈述。普承尧为湖南绿营下级军官。这七人虽以外省人加入湘军，但并未淡化湘军强烈的地方色彩，因为他们人数既少，又与湖南有这样的特殊关系。
再次，从家庭成分看（外省人不计），除去不能判定的十四人，其他可以判定为农民，如李成谋，“家贫，以补釜为业，父死不能殡葬”。魏崇德，“出身微贱”。另外还有行伍出身的人，当时家中如略有产业，显然不会去当兵，因之，也可以推定他们为农民。以上共六人，约占湖南人的十分之一。
可以判定为地主者，共四十四人，约占湖南人的百分之七十五。他们又可分为三类：
一类地主，如胡林翼等。从胡林翼上溯六代，俱为地主。其祖父胡显韶，更居于县中士绅前列，“邑中修城垣、书院、学宫等事，必推首领”。其父胡达源为一甲三名进士，官至少詹事，家中拥有田产数百亩。曾国藩家也是数代地主，其祖父曾玉屏因游荡而使家业一度中落，后又努力操持家务，不仅家业渐起，其祖父也成为当地使人“惮慑”的土棍。后来曾国藩为大官，更腾达于名门之列。王錱的祖父王燦为贡生，“家故饶”，“笃厚好施”，道光晚期其家因水灾中落，但其父仍“好行阴德，所周恤虽家人有不知者”，显然仍有不少产业。邹寿璋家族在其祖父时大约已颇有家产，到了其父邹立英时已为大地主，曾“减佃租千余石为母寿”，又捐田六十亩。分家后，邹寿璋兄弟几人的田产大减，但邹寿璋兄弟四人，中举人者二，为贡生、监生者各一，当仍不失为一个中等地主。储玫躬，其祖父与父亲俱为秀才，其父曾独资办育婴堂，“收养甚众”，他也一次捐谷五百石，甚至自己出钱办团练，镇压群众。邹汉勋、汉章、世琦三人是一家，为新化巨族，其族人在同治县志中立传或挂名举人、贡生、秀才之类多达数十人。从汉勋算起，上溯五代俱为地主。至汉勋兄弟辈，虽因分家而财产减少，但仍有相当资产，如世琦曾捐谷一千石。伍宏鉴，其父为秀才，“好施与，所耗散千金，家顿落”，但鉴“豪宕负奇气，力能开两石弓，好击刺诸技，又好客，有患难，以身维持之，以义侠闻湘沅间”，仍然是有钱人的气派。李新华，先捐赀为监生，继捐千总，后捐官知府，非有中等地主财力不能办此。刘蓉，其曾祖刘必?为“乡饮宾”，“好施与”，“捐赀不惜”；其祖刘暐为“乡约正”和族长，全族数万人，奉命唯谨；其父刘振宗咸丰初年领乡团镇压群众斗争。郭嵩焘，曾祖郭世“富甲一邑”，子孙为举人、副榜、贡生、廪生者以十计；至其父因屡遭水灾而中落，但其兄弟三人，分别为进士、举人、生员，并有名于时，政治地位反而上升了。丁锐义，其祖父丁宏会“性慷慨，急人之急，推解无所吝”，子孙数十人，“一门孝友，乡里矜式”；其父辈兄弟三人，均有名于时，曾国藩认为不仅可与新化邹氏、湘阴郭氏（即邹汉勋、郭嵩焘）兄弟比美并称，甚至凌驾而上，“殆将过之”。李元度之父及三代祖先俱为士人，其中秀才二，监生一；其祖父时，“家故不丰，而谨身节用，岁有羡余”；后虽因婚嫁、医药、丧葬频仍而中落，但李元度仍能就读岳麓书院，甚至远去京师活动，显然仍有相当资产。白人虎家世不详，但在咸丰四年（1854）数月之内，先捐赀募勇抗拒群众起义，后又捐米二百石作军饷，非有相当财产，不能兴办此事。江忠源、江忠淑兄弟，曾祖江登佐为监生，祖江献鹏“居常释讼平争”，“邑中治道成梁，率先为之倡首”，当有相当资产；其父江上景虽为贡生，但除了忠源，其他三子“皆以治生废学，牵车服贾以谋致养”，似家道有所中落，至忠源为举人、知县才扭转过来，且更发达了。刘长佑曾祖为秀才，祖为监生，但家产不多，至其父经商，“善治生所入，故日赢”，大办善举，上升为中等地主。李续宾，据其年谱，其曾祖李本桂“甚富”，祖亦捐数百金办善举，父李登胜“家中赀”。
二类地主，如左宗棠等。左宗棠祖先为监生、秀才，虽延绵六七代，但财产不多。其父死后，只有田四十余亩，兄弟苦读，宗植中进士，宗棠为举人，家产和地位也因之而增加提高。罗泽南家境贫苦，但中秀才后，又为廪生，终至孝廉方正，声名日盛，曾国荃在家信中也称罗泽南“有本有原，有体有用，真吾乡之典型”，从学者日多，束脩所入日高日多，家境有了根本好转，还娶了妾。陈士杰祖与父为一般士人，“好客乐施”，“邻里假贷”，虽“资恒不给”，也多有所报，但他少年时曾参加过田间轻微劳动，且就读岳麓书院时还有族人资助，可见资产并不多。唐训方曾祖唐侃为秀才，“望重一县”，但至其父唐棣林时，“产不及中人”，又“困场屋三十年”，再加上分家，财产更少了；唐训方中举人后，其家当又逐渐上升。彭玉麟父为巡检，原有田亩，但被族人吞没，后只追回二十亩；他中秀才后，为衡州知府、衡州协副将赏识，家境当有所好转。
三类地主，如诸殿元等。诸殿元为武举人，却能“书画弹琴雅歌”，甚至还能召集族中子弟为勇。杨载福之父为绿营高级军官――副将。何敦伍，“少倜傥有大志”，后协助常大淳在岳州办防务。胡嘉垣为商人，在湘潭有相当大的活动能力。钟近衡、近濂为兄弟，其母“出自名门”，又“乐周恤”，兄弟二人为其母六十生日祝寿。康景晖（斗山）兄弟两人俱从学于罗泽南，其父辈“昆仲怡怡一堂，后进皆彬彬有礼法”，道咸之间，十年内两次为其祖母祝寿。以上数家虽不能判定其为哪一类地主，但各家为地主当无疑义。
以上各类地主既相异，亦相通。
一类地主中，胡林翼家最突出，不仅财产较多，其父官位也较高，他又就婚于两江总督陶澍家，可以说是同类地主中最为典型的大地主。其次是曾国藩家，随着其官位的升高，至道光晚期，其家进入了大地主行列，但财产仍不多。这类地主中，一部分本来就是中等地主，一部分原来虽算作大地主，或接近大地主，但其中除储玫躬、邹寿璋之外，其他人在道光后半期，或因分家，或因天灾，或因挥霍，而逐渐下降为中小地主。这类地主家族财产较多，且多数习惯性延续数代，但他们大都亲自经营田产，规划田庄农事，监督雇工劳动，与佃户计较租谷成色，有不少甚至还兼营商业。如李续宾家既是经营地主，“田所佣三人，畜两犊牛，而躬率之耕”；又是商人，“诸兄懋迁”。曾国藩、江忠源等家也与李家类似。同时，这类地主中不少人的家业曾一度中落，经过奋斗经营，终于得以维持地主地位，甚至飞黄腾达。曾国藩祖父玉屏就是一个生动例证。曾玉屏青年时期，曾终日游荡，“与裘马少年相逐”；后痛自悔改，每日“未明而起”，督促长工，不顾“垄峻如梯，田小如瓦”的自然条件，“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同时，又大力创造条件，督促子孙勤学苦读，以便猎取功名。结果，财产加多，子孙也做了高官。王錱、李续宾、郭嵩焘、李元度等家都曾一度中落，如李续宾家曾不得不出卖田地，但努力经营，刻意剥削长工劳动，再加上在宝庆开设店铺的商业收入，农业复兴，终于把出卖的田地赎买了回来。李元度之祖，连丧二子二女，孙子又年幼，家境日窘，但力事“樽节”，终于扭转危局。
二类地主，财产少，底子薄，在顺利的情况下，依靠剥削和其他收入，积少成多，还可以发家致富，进入中等地主行列；但如若家运多舛，或灾荒时作，即便不破产，也要大吃苦头。如左宗棠幼年时，家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成年以后，又长期过着较为贫困的生活，不能按当时习俗，及时婚娶，后入赘湘潭富户周姓家，婚礼所用“袍褂冠履之属，皆假借得之”。周家也深感门第不相配，“喃喃詈媒氏误我”。左宗棠中举后，始“易欢容”。那些由贫民进入这类地主行列的人，所遭受的磨炼就更甚。如罗泽南少年时，“家业零落，四壁萧然”。为供给他读书，“恒典衣质物易食食之，大父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成年后为村塾师，由于家中“大故频加”，依然十分困难，有时甚至“无一米之存”。
这就是说，湘军初期的大小头目，虽然大多数出身于中小地主，甚至大地主，但与高高在上，过着奢华生活，将家业委人经管，与底层完全隔离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不同。一类地主不仅要自己经营田产，有不少还兼营商业，且其中不少人都有家业一度中落，经刻意经营，方得回升的曲折历程。另一类地主所遭受的生活磨炼更远超前者。这一切，除养成他们刻苦耐劳，认真踏实，不怕挫折的习性之外，还使他们与商人、雇工、佃农保持接触，能较多较快地了解社会底层的情况。
其四，从政治地位看，胡林翼父亲的官位较高，但只是闲官，且为时不长。其他人的先辈，都是庶民地主，只有秀才、贡生、监生之类功名，有的甚至并此亦无。这样，他们在全国和本省，甚至在本县，没有政治地位和权势，但他们凭着这点最低功名，再加上自己的家产，在本乡本土却大多能获得一定的地位和权势。如刘蓉的祖父，“屈服其乡人，吉凶之礼，饮食之讼，靡纤靡钜，咨而后行”。邹汉勋祖父邹睿为监生，“岁时常施谷数十石，”又“性严厉为乡里所惮”。曾国藩之祖，“声如洪钟，见者惮慑”，常常调解“邻里讼争”，“厉辞诘责，势如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了判定一方是非、祸福本乡的士绅，是绅权的代表者。
绅权往往与族权相结合，或以族权为基础，即先控制同族，再以一族之势，影响本乡本土。事实上刘蓉的祖父就是族长。这在湖南具有普遍意义。省内居民大多聚族而居，又十分重视宗法组织的建设。邹汉勋与邓显鹤编撰的《宝庆府志》就以十一卷的篇幅，记载府内各族源流、里居和功名。而各族一般都通过森严的族规、联结屡代为一脉的族谱、大小不一的宗祠、名目繁多的族产以及定期的祭祀等活动，把族众紧密地固结在一起。利用这样强化的宗法组织、族长之类头面人物，平时可以控制族众，威福乡里；一遇非常变故，就可以诱迫族众，来维护本乡封建秩序；再通过大族之间的联合，大族对小族的影响，在大范围内形成强大的镇压力量。江忠源以“兵法部勒乡人子弟”，就是以族众为核心办团练；陈士杰也利用其陈姓大族办团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建成很有战斗力的团练武装。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一再强调族团的重要性，并采取相应措施。
由以上可见，这批湘军骨干人员，虽非出身显赫家族，在全国、省内也没有什么地位，但他们在本族本乡，甚至本县却有一定权势，是不可忽视的地方士绅。这既培养了他们的权势欲、作威作福的习性，也锻炼了他们的组织才能，以及处理各种事态，观察、分析、判断社会底层动向的能力。
其五，从个人出身看（外省人不计），上表士人共四十人，占湖南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以上，可见，士人是湘军初建时期的骨干力量。他们有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加以说明：一是他们之中进士、举人仅九人，生员、贡生、监生之类也只有十九人，其他为无功名之人。这就是说他们绝大多数是地位较低的士人。二是在年龄方面，除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唐训方、储玫躬、罗泽南等少数人在四十岁以上外，其他都是二三十岁。三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虽然在道光朝前半期已中进士、举人、文生；但除极少数人之外，一般在后半期，地位仍有所上升，或不断升官，如曾国藩、胡林翼；或由举人而进士，如郭嵩焘；或由文生而知县、举人、贡生、孝廉方正，如唐训方、罗泽南、江忠源等。其他大部分人都是在道光朝后半期，甚至咸丰初年取得功名的。四是他们不仅笃信程朱理学，又受到热衷于经世之学的湖南学风的熏陶。其中，在岳麓、城南两书院就读的有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李元度、陈士杰、刘长佑、江忠源、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而这两个书院正是这种学风的倡导者。有的人则有这方面的家学渊源，如江忠源之父江上景为塾师，对门徒“尤以存廉耻，重气节为勖”。左宗棠的曾祖左逢圣“以孝义闻”，祖左人锦“承家教”，又极重视“律躬”；其父既有家教，又就读岳麓。而罗泽南还把他笃守的程朱理学灌输给他的门徒，“从之游者数百人”，王錱、李续宾、蒋益澧、钟近衡、钟近濂、朱宗程、谢邦翰、易良干、罗信南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唐训方、储玫躬也有类似情况，只不过门徒人数和影响不及罗泽南而已。
这种学风，再加上湖南地主好武斗狠的风气，他们就必然成为既顽固又强悍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抱定“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的宗旨。江忠源、刘长佑、陈士杰、王錱、彭玉麟、唐训方等，在道光末年和咸丰初年，主动积极镇压群众起义，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例证。王錱二十岁时，就在本乡制定《乡约》，并力图以此来维护本乡的封建秩序。以后，“凡县中除盗及诸不平事，辄攘臂与焉。不但为杞人之忧，且常欲学移山之愚”。
总之，湘军初期的骨干人员，基本上由来自中小地主家庭的湖南士人组成。他们中的多数年龄较轻，地位较低，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又饱受理学、经世之学并重学风的影响。
（本文摘自龙盛运著《湘军史稿》，重庆出版社，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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