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读
昆明落日如火，记忆则居无定所。曾经令我们兴奋的一切渐渐被其他事物取代，原本神圣的日常生活也所剩无几了，就像诗人于坚在《昆明记》里说的：“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
检书029
撰文▼彭智烨（检书作者）
向中国的拉丁美洲撤退
滇南首郡
我第一次抵达昆明是在六年前，那时的机场还叫巫家坝，是二战时期驼峰航线的终点，距离市区很近，就像这座城市的动物园一样，几乎融入了街景。每个人都对这些飞去来的庞然大物习以为常，因为另一个群兽栖居的山峰，圆通山就在城市的中心。我大学时代的宿舍就在山下，每到深夜，我们都会假装听到了动物园里狮虎的悲鸣。
我们把云南称为中国的拉丁美洲，不光由于这里有能媲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红土地，也不是它自古以来神秘和经验交互缠绕在滇池的上空，更多的是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当代生活中撤退的可能，一如20世纪的那两次大迁徙：西南联大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战争中，在昆明的美军
我们一边读着云南人民出版社八九十年代做的拉美文学丛书，一边穿梭于大学里古旧的法式建筑，那些古典的廊柱曾出现在阿克梅派的诗歌之中，让我们憧憬着从未去过的希腊和罗马。
我们常常幻想自己和西南联大古老的鬼魂相遇，于是我们讨论文林街派出所旁的房子，哪一间钱锺书住过，他被赶走的时候有没有在构思《围城》；闻一多殉难的街道，哪一块地砖浸湿了血，他在至公堂里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传到门外古井有几尺深；刘文典爱吃的云腿究竟出自哪家店，这个时代替他戒了云土鸦片，我们只好在他任教的校园里抽两根云烟，聊以慰藉……
昆明旧照
我们乐此不疲，仿佛这些伟大的名字就是我们的“佩德罗·巴拉莫”，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墨西哥村庄科玛拉。我们在乏人问津的史料里寻章摘句，匆匆记下一两个地址名称就丢掉书本上街去，我们坚信他们的身影仍留存于那些街道、旧居，一直等待着我们的寻访，因此我们伫立在那些矮房、杂草、红土中央，如同跃跃欲试的白蚁群，对面前的雕梁画栋眼馋不已。
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便离开了。四年倥偬如此，来不及写下任何碑铭。直到今年读到云南师范大学余斌教授所著的《西南联大的背影》一书，这些随笔文章似乎又成了我不求甚解的“玛德琳蛋糕”，重新激起了我对过去时光的回忆。
《西南联大的背影》
余斌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版
在中国的拉丁美洲，龙蛇虫蚁都有各自的玩场，无论你是商人、脚夫、教授、妓女、工匠、渔民，不管你目不识丁或是文化精英，你都能享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种永恒的日常生活足以战胜变幻莫测的政治和悲哀的战争。
最能佐证这一问题的是沈从文，他对联大时期的日子多有感怀，甚至两部当时出版的文论集直接命名为《昆明冬景》和《云南看云集》。
余斌教授在《沈从文与昆明》一文中引述了沈从文次子沈虎雏先生晚年的一篇文章，说沈从文在昆明呈贡龙街居住时，最爱向同是外省人的访客谈及本地顽童的游戏，兴之所至，便让两个儿子用当地方言表演一番。
“哼哼哼。”
“什么人？”
“过路人。”
“难为过路君子莫偷我家呢（的）瓜——告！”
“你家呢瓜有多——大？”
“有个饭碗大。”
“呸！瞧不起！”
“哼哼哼。”
“有个簸箕大。”
为不输口舌，接着依次要变为簸箕大、水缸大、风车大……沈从文最爱听那一声尾音“告”，在方言中，是“咯好”的合音，意为“好吗”，有请求、叮嘱的意味，每每听到，他就很欢喜。
外省笔记上的虱子
如果以某种全景式的要求来看待《西南联大的背影》，无异于缘木求鱼。这部亦文亦史的著作充满了闲笔，它没有替历史立法的野心，仅以人物、地域为线索，考究、叙述的也多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和我们见惯的民国风流不同，作者余斌不惮用最细琐的笔墨来书写教授们在昆明的经济来源、社交应酬、恋爱婚姻、子女成长。这些特异的视角即是该书的特点，极少对人物传奇化，你能看到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头脑也会受困于柴米油盐，但他们又十分善于自我开解。
1940年代的昆明城门
其间最让人忍俊不禁的莫过于《吴宓先生的昆明岁月》一篇，作者的史料来源大多来自那皇皇然二十本《吴宓日记》。身为著名学者、诗人，主持过清华国学研究院事务工作的吴宓先生惜字如金，其身前编订出版的著作仅三种，《希腊文学史》《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吴宓诗集》。在《诗集》序中他自谓今生只做三部书：一本诗集，一本长篇章回体小说《新旧因缘》，一本《人生要义》，如今诗集已出，今后“即拟专心致力于其余二者”。然而终未写竟。
作者分析原因，大概有二，“婚恋不成”及“人事不顺”。我想也许还有第三个，勤于日记，懒于著述。吴雨僧十五六岁就有写日记的习惯，笔耕不辍，光昆明六年就有八十万字，令人叹服。
吴宓
吴宓不厌其烦地记录自己的饮食生活，余斌谓之“不但有餐馆名、客人名、费用多少，偶尔还附有座次图表，十分详尽”，另外也有对朋友不满，某日记“超（叶公超）等为牟利，在宅园中，耕地，以种菜蔬。驱其夫人子女同劳作，致超夫人（袁永熹，曾是燕大校花）前日患病，仍不休息”，怜香惜玉的态度颇像当今意见小册子。又一次私人宴会，其年龄最长，回去在日记中，他偷偷发牢骚，“客为张伯苓、曾琦、任可澄及其他政界财界居要职者，宓几叨陪末座矣”。真是可爱。
这和读者惯常认知的“先生之风”不一样，却丝毫未减损其形象，反而更叫人亲近了。《西南联大的背影》书写的也尽是这类小事，从一人、一园、一街、一井循章敷衍，终于蔚为大观。这部书今年出版，作者已过耄耋之龄，对待古今之事仍不偏不倚，只在叙述当今昆明时，流露出些许人世变迁的怅惘之情，很不容易。
相较此前关于西南联大和民国故事的书籍来说，《西南联大的背影》胜在真诚。如果说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是老人口述自己亲历过的联大旧事，那么《西南联大的背影》则是另一个老人，回顾童年和西南联大相处在同一座城市的一往而深，他又重新访问，实地考察、写作，为的是能像帕慕克般重写他的“伊斯坦布尔”——昆明。
何兆武《上学记》
然而奇诡的是，他在外地求学、工作三十余年，再次回到这座城市，回到那些遗迹、旧居门前，渐渐力有不逮了，他拍照，学电脑，依靠当年外省人的笔记来重建自己的记忆，所以在面对“童年”和“西南联大”时，他也只能像外省人一般书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文章也只是笔记之上的笔记，字里行间藏着虱子，再怎么详尽也只是隔靴瘙痒而已。
捕风者一无所获
余英时先生尝谓：“即使没有后现代史学的挑战，我们也早知道历史世界已一去不返，没有人具此起死回生的神力了。然而不可否认，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一重构的理想仍然诱惑着绝大多数的专业史学家，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毕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爬搜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力。”
与其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如说历史是一个魔术师，它借助舞台和观众座椅之间的距离（时间）来戏弄台下的人群。每个观众都踌躇满志地想要成为第一个猜出秘密的人。但就像太阳的光到达地球总是差了8分20秒，我们从书写中看到的永远都是滞后多年的影像。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都知之甚少，更不用说民国了。
昆明旧照
也许正出于此种考量，《西南联大的背影》一书第三部分的篇目终于不满足于一人一地的考察，开始谈论起更宏阔的话题来了，如大学是否培养作家、被忽视的昆明现代派等。就编排顺序的内在逻辑而言，这些篇目和之前的人物、考古小记构成了互文关系，试图要为它们提供某种合法的依据。同时，也在不经意间袒露了作者的另一层写作意图，如其中一篇标题所示，“为中国大学招魂”。
这样的逐层递进，从人物起，到地域，再至社会问题，虽然便于文本解读，却也损耗了原先各篇章并置的结构。因为书中文章大多单独发表过，此次结集无疑显示了这类成书方式的缺陷，即文辞重复。
作者在每篇文章中都假想读者是第一次阅读，行文时并未对一书体例多加考虑，一旦读者接触整部书，很快就能在阅读过程中生出“似曾相识”之感，相同的人物介绍、事件交代、叙述背景很容易令人倦怠，甚至让人怀疑起书写者的真诚来，尤其是第三部分的文史批评，目的性过于明晰，远不如前边以隽取胜的留白闲笔，两者互相抵牾，意义消解了意义。
昆明旧照
或许，当作者的目光转向历史遗迹时，那里陈列着诸多废墟，昆明落日如火，记忆则居无定所，捕风者注定一无所获。曾经令我们兴奋的一切渐渐被其他事物取代，原本神圣的日常生活也所剩无几了，就像诗人于坚在《昆明记》里说的：“一个焕然一新的故乡，令我的写作就像是一种谎言……”
书写《西南联大的背影》的余斌一定是觉察到了谎言的威胁，于是就在人物和考古之外增加了第三种言辞，观念。然而这对记忆的恢复无任何好处，缺少细节的议论更像是在掩饰之前的谎言。联大的背影消逝如故，终究无法转头予人一瞥。
但写作仍是必要的，尽管它的过程充斥着幻象的漏洞，为此，波德里亚曾感叹道：“如果这些事件还保留着它们最初那谜一般的形式，保留着它们模糊而又恐怖的形式，那么也许就不再有历史。”至少在结果上，我们能拥有一个安全而又自洽的形式，一本书。
（文：彭智烨；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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