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河波澜壮阔的流水或天空中周期运行的星宿一样,一座高山的广博无垠能够在人们心中产生一种恒久有力的印象。对此,我们在中国人诸多仪式性或仅仅是日常的用语中就能够找到证据。西汉时期,即从公元前2世纪起,新爵授封的誓言为:“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准此,为了冀求爵府命脉绵长,他们祈愿其可与名山大川相媲美。另外,词语“泰山北斗”,或简称为“山斗”,意指一个杰出人物,为了表明其出众,最为恰当的比喻即是将其比作最著名的山岳和星宿。人们今天仍旧在墓铭上方镌刻的“山斗”二字,并无他意,正是对逝者的至高赞美。最后,我们在现今的新闻界中经常碰到“泰山之安”这一用语,用以表明一种绝对稳定的状态。
这种说话方式向我们表明,泰山、黄河或者北斗等景象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所引发的联想是雄伟壮丽和永恒持久。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种观念还因此拥有一种纯粹宗教的灵魂。实际上,自然力量的展示能够在人心中引发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又可以解释某些宗教概念的形成。通过与自身左右的某种巨大力量的对比,并认识到自身是多么脆弱不堪和短暂易逝之后,人们会体验到一种被压垮的感觉。他便跪倒在地,倾心崇敬。他所崇拜的对象会因人因时而有所变化。但是,不管是由星空描绘其荣耀的独一的超越神,或是我们在“充满耶和华的海洋正在发怒和哭泣的海边高墙”听到其洪亮声音的至上神(Panthée),还是本身即为神明的更为单纯的山岳、大海或星宿,使人联想起这些不同宗教观念的情感却是相同的。在所有这些情形当中,人们所崇敬的正是主宰者。
对我来说,在宗教史的研究当中,追溯至这种原始朴素且一贯持久的情感是必要的。实际上,在因果原理的基础上推论演绎出宗教观念,这是一种非常不准确的方法。人们并非假设出神明以解释自然现象,而是通过神明来解释自然现象,因为人们预先假定了神明的存在,并且,人们预先假定如此,并非基于推理,而是由于感情。当需要对神圣者进行详细说明以便形成一个特殊存在即神明时,因果原理才会介入其中。事实上,关于泰山信仰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一个确定的神明概念是如何逐渐建立起来的。
泰山首先是一个地方神明,仅在有限的领域内发挥其影响,或则因其广博无垠而防御地震,或则在其顶峰产生散播雨水的云彩。就此而言,他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一如政治秩序中的封建领主。同时,也正是这个区域的领主本人,才能向这个地方的神明供奉祭祀牺牲:公元前500年左右,齐景公认为自己触犯了泰山,因为他经过泰山脚下却未向泰山表示应有的敬重;同一时期,孔子因为鲁国的一位高官向泰山进呈牺牲而对他进行谴责,因为这项特权只适用于领主本人。
与封建领主听命于身为天子的君主一样,泰山也是至上神明上天的属臣之一。当皇帝向上天祈祝时,他可以企求因自身高度而被指派为人与至上神明的中间人的泰山转致其祝祷文。实际上,这就是人们在泰山顶峰举行封仪时所发生的事。不过,我们要指出,当此仪式之时,人们所崇拜的神明是上天;泰山只不过是一个下级的转送者。这就清晰地表明了神明世界的管理和等级制度与下界十分相似。
在这一宗教演化阶段中,泰山的品格仍旧非常模糊。没有什么特征能将之与其他山岳神明区别开来,并且,人们描述泰山的方式也缺乏细节。
新纪元开始之际,泰山获得了新的职权:既然主宰着东方,人们就将他看作众生之主。赋生注死者无他,正是泰山。但是,为了履行这些功能,他需要详细、准确地记录世间众生在生死簿上的注与销。这样,泰山发生了演变,成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行政机构的主司。原先笼罩在被看作由其产生的云彩中的自然神明,现在向我们展现为一个具有明确特征的高级官员的面貌,像书记员和差官一样管理着众生。
随后,受佛教观念的影响,一种改变泰山神特征的因素介入进来。此前,这位赋生注死者只负责在一切道德考虑之外终结生命。现在,他变成了一位令人生畏的长官,负责惩罚地狱中的罪犯。正是他在无上正义的算盘上记录善恶之行,而地狱之长也是他。
最后,更为晚近之时,女性对此信仰的参与导致泰山神旁边发展出一个新的人物,即他所谓的女儿碧霞元君,所有的母亲都向其致祷以求儿女健康。泰山神因这一女神的加入而进一步充实自身,并完成了从一位身份不明确的自然神明最终演变为依其性别而各具道德品性的一位男神和一位女神的过程。
如果说人们依其形象而创造神明,那么还应该补充:这种形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在中国尤为明显,一种观念的新表现形式在一直延续的旧有形式之上层层累积。如同最初阶段一样,泰山在今天仍旧是模糊阴暗且令人生畏的力量,在有限的区域内主宰着纯粹的自然现象。但同时,在可以明确确定的时期,他又变成了记录生死的官吏,然后是地狱判官。最后,他又一分为二,因为妇女也将她们的印记赋于其所崇拜的神明之上。因而,在此一信仰里,我们如同看到了一幅人类精神演化的概貌,人们通过长期的发展而不断地修饰着他们的神明,以使之越来越与他们自身相像。
(本文选摘自《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法]沙畹著,秦国帅、雷阳译,商务印书馆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