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虚构中的历史

依年份看去，《收获》五十五年总目录几近于一部共和国的历史，而颇具意味的是，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之后，直至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总共十二年六个月空白，最直接的解释是停刊，然后复刊，但其中却暗含一个潜在的事实，就是文学与历史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或许贯穿在所有的文学史中，既包含了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的差异，也包含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的差异，但我相信没有一种情形是如《收获》表现得如此彻底。十二年六个月里，全都缺席表达，陷入无语。这样说来，我们又不能单纯将《收获》当成历史来认识，由于文学总是企图重建生活状态，它就带有很大程度的虚拟性质，沉默可能是虚拟的最极端表现了。连贯的时间在此凹陷，形成黑洞，无论多少坠落都没有回声。

从《收获》编年选的目录追循，停刊前入选的最后一部作品为一九六五年第四期上金敬迈所著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欧阳海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英雄士兵，为保护铁路安全，从车轮下推出受惊的战马献出年轻的生命。共和国在它的草创时期，涌现无数英烈，他们大多有着贫穷与卑屈的童年，社会变革给他们展现了崭新的前途，为奴为仆的命运一跃而成天下主人，于是摒弃一己之心，走向广阔的人类理想。为英雄立传也是那个时代里普遍的文学愿望，而《欧阳海之歌》不同以往，无论描写乡村还是军旅，都洋溢生活气息，使人物脱出概念的窠臼而获得性格。这常情常性并没有减损高尚的观念，而是升华了人性。这是一个升华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特别合乎文学的性格，文学关心的总是生活应该是什么样，而非本来是什么样。上世纪初的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就是她对海明威作出“迷惘的一代”的评语，从此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命名，专指二战后失落人生价值的虚无主义。她的名言是：“个人主义是人性，而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精神。”文学不就是探寻精神的深度和广度的吗？

再向前追溯，直至编年选起首，一九五七年创刊号第一期上，老舍先生剧本《茶馆》。这一个开篇又有一番意味，那茶馆经历晚清民初，再到日本入侵北京，国运式微，人事变迁，最后一幕里，三个老人自己为自己的身后出殡，纸钱漫天撒开，实是在替一个旧文明送葬。这文明实在太悠久，太深邃，太精致，不免伤于纤巧，熟到烂熟，于是盛极而衰。我想，老舍先生，还有《收获》的创始人巴金先生，都是由衷地欢迎新时代的到来。他们身处社会的更替，比谁都了解破天荒里的原始性，简单、粗陋、生硬，可是生机勃勃。他们宁肯屈抑着自己，约束性格，克服温情，学习新的文学，将期望寄予未来理想国的诞生。事实上，希望真的在闪烁光芒，无论成熟的作家，如郭沫若，李劼人，周而复，柳青，周立波，还是年轻的写作者浩然、金敬迈，都在努力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单从这时期篇目的名字，就可看见一个朗朗乾坤：“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业史”，“迎春花”，“山乡巨变”，“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等，等等。可是，世事难料，热情的讴歌在寒噤中黯然收尾。

《收获》创刊号目录

越过岑寂的十二年零六个月，编年选所收录第一篇为一九七九年复刊后的第二期上，从维熙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就此，在激烈的历史批判中，《收获》拉开新时期的帷幕。这一个文学世代，以怎样的繁荣作描绘都不为过，压抑了那么久的思想、感情、经验，还有创造的才华，在这一时刻喷薄而出，奔腾之势不可阻挡。文学的批判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以破除而实现建设，以取消而收获果实，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到人生价值，再到文明检讨，以至文学观念，叙述形式，步步犁铧，步步生花，又是一个新世界。然而，此新不是彼新，前一个“新”里，将个体作牺牲为文学献祭，借用斯泰因的说法，企图将人性提升到人类精神，结果事与愿违，陷入巨大的虚无。于是，就在这一个“新”里，失语的个体一并发声，刹那间众声喧哗。

《收获》1979年第1期

人性，可能是八十年代使用频率最稠密、讨论最热情的概念。经历过那一个无我的时代，“人性”就具有了革命的意义。中国固然有着自己的叙事传统，但我们的近代小说也许更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思想接近血缘。在此时刻，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主义，先后几百年的思潮，一并来充实与丰富我们的人性观念，我相信，这一时期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性论，远远超越字面本义。好比生产关系冲击生产力，词汇已经不够用了，新的又来不及产生，于是字词的仓储无限膨胀，增扩容积量。生长激素继续加剧活跃度，单是西方的思想养料也不够用了，需要开发新的资源，于是取道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返回本土，溯时间而上，追文明源头，我以为这可算作寻根文学的成因之一种。我们的五千年历史，熟到不能再熟，在老北京的茶馆里，被前朝遗民撒着冥币送走的文明，忽然被发现殿堂之外，尚有更广阔的民间，在长久的闲置中，熟土又成生土，将养将息，地力足得很哪！编年选中，一九八五年六期上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黄泥小屋》，普遍认为当属于这一文学浪潮的代表，这一代写作者在完成知青文学的使命之后，继而担任了寻根运动的排头兵。然而，当我审视编年选的目录，却有了新发现。在《黄泥小屋》之前，一九八四年一期上邓友梅的《烟壶》，再前面，一九八三年陆文夫的《美食家》，可不是早开始重新虚构旧文明了！开拓者更可能是他们。在轰轰烈烈的旗鼓大张之下，已经有先行者悄然蹚下路径。

我们时常怀念八十年代，张承志，就是写《黄泥小屋》的那个人这样描绘：开明的文化官员，编辑是我们的老师，出版与发表的严格选择，既坚持标准，又鼓励实验，同行间的正当竞争，还有前辈——是的，前辈，供我们承继，也供我们背叛。九十年代初，在一个颁奖会上，张贤亮，编年选中所收录的作品为一九八四年五期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走到我们这堆人里，对我说：据说你的《叔叔的故事》里的“叔叔”是我，那么我就告诉你，我可不像“叔叔”那么软弱，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他的话里携带了一股子威吓的狠劲，令人骇怕和生气，可如今想起来，那景象确实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前辈！前辈就是叫你们骇怕和生气，然后企图反抗，这反抗挺艰巨，难有胜算，不定能打个平手。有强悍的前辈是我们的好运气！

许多事情在同时发生。被遮蔽的历史继续揭露出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仔细回顾，小说描写的事件，正嵌在《创业史》和《艳阳天》两个时间段之间，那如火如荼的农村建设景象之下的阴郁突起在眼前，可谓惊心动魄。历史批判越来越深入，不止是简单的愤怒，与《大墙下的红玉兰》一年里发表的，还有冯骥才的《啊！》。这一声“啊”，可说别开生面，还有那个惊叹号，流露出惊愕的表情，于是，悲剧便预示了荒诞的喜剧感。之后，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上，王蒙的《杂色》，以抒情的格调重新认识被否定的历史中，具体人生的价值。我以为意义重大无可估量，它使个体超出了全体性的政治遭际领悟生存本质的美学，从而改变命运。再回去一九八〇年第一期，谌容的著名小说《人到中年》，在我看来，这一个文本有着双重含义。小说中那一对医生夫妇，度着柴米油盐的琐碎生计，可是我们很难忽略“医生”这一职业里救赎的隐喻。我不以为这是作者出于无心为人物作的选择，无心也没关系，事实上，他们就是医生，治病救人是他们的工作。一个百废待兴的人间社会，生活、事业、养儿育女，身体精神可说千疮百孔，捉襟见肘，要以一己之力补天，最后落得心力交瘁。即使放弃隐喻，回到小说描绘的故事表面，革命也正潜在地发生，政治意识形态在日常状态中解构，也许更接近着事情的核心部分。现实主义渐渐脱出社会批判的窠臼，走向更广阔的空间。接着，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张洁的《方舟》，阶级社会裸露出男性中心的真面目。这一代作家，人称“右派作家”，并不完全有“右派”的遭遇，但都是人格独立，敢于怀疑，从这点上说，称“右派”也没错，果真是锐利。总是他们，一层一层破开硬土，垦出新田，种植新天地。路遥的《人生》接踵而来，那高加林其实就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里的萧长春，以及犯人李铜钟，都是传统农村的挑战者，但所接受教育的来源不同，不是在土改革命和军旅生涯开拓眼界，而是现代学校。于是，这一个农村英雄便染上小资产阶级的忧郁病，和前辈们不同，他的奋斗充满个人主义的利己性。这一个崭新的农民人格，应当说是“五四”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思想果实，自我意识觉醒，终于在半个世纪以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批判中诞生形象。

路遥的《人生》出现在《收获》1982年第3期上

还是在此同时，小说的叙事模式破旧立新，气势十分张扬。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马原的小说《虚构》，亮出小说的底牌，揭去了小说在现实前提之下进行的假定性，行为与口号多少是鲁直的，却可显见得颠覆的决心，仿佛是说了再做，义无反顾。接下去的情形只看篇名就可略知一二：《信使之函》《迷舟》《一个谜语的几种猜法》……这就是新时期文学史上所说的“先锋文学”。在信息量流通的今天，与其学习的西方现代主义对照，无论发生的背景还是实践的方式，也许有许多可疑之处，甚或至于，它对我们方才回归不久的经典现实主义表示的不敬，一定程度破坏了循序渐进的自然过程，引起基因突变，结下催熟的果实。可是，我们不是封闭得太久了吗？一旦开放，怎么挡得住八面来风，又怎么挡得住天地造化的时机！我原先以为，先锋文学带了一股子蛮劲，将到此为止分野明晰、目的清楚的文学潮流冲出堤坝，溃散了力量；多年以后，我似乎隐约意识到，就是这溃散，将各个运动的思想集合起来，或者说混淆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那句话，文学以破除而实现创造，即使取消，一旦进入虚构便又成为存在，甚至比真实的历史更要肯定，因为它脱离了时间的流逝，承载于另一种质地坚硬的载体，想象的记忆。

回首望去，那一段日子简直炫目。我尝试将事情一一排序，以因果为列，编年选显然也是为此努力。但依然不免交替错落，似乎能量在一瞬间爆发，已经不能确切纳入某一个概念。一九八八年二期叶兆言《枣树的故事》，下一年里苏童的《妻妾成群》，题材与写法都越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倒是接近着更前代也更边缘的民国小说。从“五四”继承而来的新文学理论都难以为其命名，似乎无法解释它的来源，因而无法推测预示着什么样的趋势。然而，它们的陌生和新鲜却触目地流连在视野，无法忽视。在这令人激动的困顿中，八十年代落下帷幕。

我想，下一个世代是接续和发展了上世代末的无名状态。王朔出场了，有人将其标以“痞子文学”；可李晓《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又将痛楚从玩笑中打捞出来，恢复了严肃性；《老旦是一棵树》里，几千年不变的乡土变形了，再度瓦解严肃性；余华来了，再将荒诞拉回正剧，却推向地老天荒的远景，诡异的是，《活着》的那名流浪歌手似乎来自《动物凶猛》；然后是《接近于无限透明》，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世界进入抽象，之前所有的具体性在此演化成自然法则……你不能说事情完全断了连贯性，在纷繁的表面之下，一定有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包含着更严密的逻辑。李锐，莫言，尤凤伟，这些寻根运动的领军人物此刻方在编年选中露面，却已是新表现。池莉，韩东，被短暂地命名为“新写实主义”，我猜测，多少有些勉力而行，大约企图为他们笔下的市井图画作一个归纳。市民生活可说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尴尬，或者成为新感觉派的颓废景象，或者是做左翼作家批判对象，在这时候却呈现出人生价值。“新感觉”这三个字其实不足为其定论，何况，写作早已经超出任何范畴，写作者也不愿驯服于概念的划分，兀自活跃变化，比如说阎连科，迟子建，还有毕飞宇，你说他们归谁？概念在积极修正和扩容，不时加进了东西，北村，李洱……依然无法概括漫生漫长的文学现象，于是，“新写实”也半途而退。这景象，令我想起作家阿城的一篇小说题目：遍地风流！

从编年选目录看，无论作品还是作家，都出现密集的状态，不再有独领风骚的人和事，取而代之的是四处揭竿。众声喧哗之下，也是能量分散。汹涌澎湃之势逐渐平息，激情和才华平均分配，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大约就是文学的常态。不再有过度抑制之后的井喷；不再有一代人和几代人的压缩换来另一代人的膨胀；不再有封闭之后的泥沙俱下，而是依着万物生长的规律，有四季更替，春种秋收，丰歉并蓄。大自然的运转有着自己的周期，盛衰相易，好比寻根运动提出文化的概念，如今已成泛滥，后缀于各种名词，又进一步演化成“国学”，促进外交战略。八十年代人性观，派生出利己，私欲，感官意识形态，陷入道德虚无，等待又一代愤怒青年起来反抗。分散的能量正在暗处聚集，认识也在酝酿之中，思想即便在那个禁锢的年代里都没有停止工作，现在就更不会休息，只是需要时间。从人类史的长度来看，十年，二十年，以至六十年，距离我们都不算太远，难免会有盲点，再等上一个十年，二十年，六十年，也许才能露出端倪。历史中的虚构轮回地递进，这也是虚构中的历史，它不是忠实，而是诚恳地我在，我看，我思，然后我写。《收获》编年选就其亲历亲为而记录下了这些。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 上海 

本文原为《收获》五十五周年编年选所作序言，收录于新近出版的《史诗的罅漏里》一书中。

《史诗的罅漏里》，王安忆/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2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