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掌故家的心事》：网搜时代的掌故学

《掌故家的心事》，宋希於著，中华书局2024年10月出版，332页，78.00元

在我的朋辈里，应该要数宋希於最专注于掌故，而我也算写过一些掌故文字，故日常互动甚多。不过，照我的印象，我们对掌故的看法不无距离，甚至是有分歧的。

我以为，掌故有两种：一种是掌故，另一种是对掌故的讨论，不如说是掌故学。第一种掌故，大体得之亲历亲见亲闻，不避主观，体裁皆属随笔乃至札记，而文字多明快可读；第二种掌故，则是对亲历亲见亲闻之轶事的排比和考订，取旁观即客观的视角，虽不采学院式论文的格式，但本质上属于考据文章。以近代以降的名宿为例，前者的代表是郑逸梅，后者的代表是徐一士、高伯雨，各有各的取径，各有各的价值。

但希於对郑逸梅却是不太看得起的。他说郑的文本太多抄撮，太多剿袭，曾有意写《〈艺林散叶〉史源考》或《郑逸梅的洗稿法》。我当然很鼓动他做《〈艺林散叶〉史源考》这样的工作。不过我觉得，在相当程度上，抄撮和剿袭本是掌故学的“传统”，而我读《艺林散叶》甚早，对其书实有偏爱，不免多了些“了解之同情”。希於说郑是以“蹈袭”为“创作”，而我以为“创作”固不妨“蹈袭”，极而言之，抄得不好是“抄袭”，抄得好就是“创作”了。

我以为《艺林散叶》这本书，实为一代名士言行风貌之所寄，跟《世说新语》最是相似：论其内容的简短生动、丰富多彩，是相似的，论其内容的道听途说、东拼西凑，也是相似的。写出了《世说》的刘义庆，就是他那个时代的郑逸梅，所以他需要一个刘孝标来替他作“注”，做补证和纠谬的工夫。而希於也正可以为《散叶》做刘孝标的工作，考其出处，辩其真伪，加其邃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我并非不理解希於的看法。

晚清民国之际，已成弱国，而人材辈出，虽当乱世，而文采风流，可是我们早就远离了那个多姿多彩的年代，还能上哪里去亲历亲见亲闻呢？虽欲做郑逸梅，已不可得，我们就只能做徐一士了。事实上，在实践上，在具体写作上，我跟希於的旨趣是相近的；我们终究受了现代学术的洗礼，都愿意做“实证主义”的刘孝标、徐一士，而耻于做“拿来主义”的刘义庆、郑逸梅。易言之，我们都不是谈掌故，而是做掌故的考证。

尽管如此，一千个作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是做掌故考证，希於跟我又是多有不同的。首先，是他更为小心审慎，更注意搜集冷僻的文献，也更重视挖掘“小人物”的事迹。可举一个跟我自己有关的例子。

我以前讨论过苏青小说《续结婚十年》里所影射的人物，其中认为里面的“范其时”应是胡兰成；而黄恽君反驳我，指“范其时”是中共间谍袁殊的下属鲁风。过了十年有余，希於终于找到有说服力的材料，断定“范其时”是早年与鲁迅有交往的梁式，我和黄君都错了——按希於少年老成的话，就是“双方说法仍有瑕疵”。这一考证，就见于希於此书里的《“范其时”不是胡兰成》一文。现在想来，梁式这样的“小人物”，我根本闻所未闻，以我的知识背景来说，也就只能“大胆假设”，根本无从“小心求证”的。由此一例，就足见希於对沦陷区文坛的谙熟了。

而希於与我更大的不同，在于对电子搜索技术的全面掌握。

民国报刊不必说是掌故的渊薮，只是体量太大，按阅读缩微胶卷的传统方式很难充分利用，如今随着民国报刊不断电子化，擅长电子搜索的学术新世代正可一展长技。希於正是这些学术新晋里的佼佼者，因而平日在材料上惠我亦多。我有关掌故的文章，每每写成初稿或发表之后，他即能搜出未见的文献以供印证，小叩大鸣，匡我未逮。

比如我读近人余绍宋日记，见其引岁寒老人“士大夫风棱不可有，风节不可无”之语，查到清代称“岁寒老人”者有孙奇逢、王严士两人，怀疑是孙奇逢，但查检《夏峰先生集》《孙奇逢集》皆未得，无法坐实。后承希於找来电子版《孙奇逢集》，一索即得，始知原文见于孙氏《日谱》。又如我对谭家菜主人谭祖任向有兴趣，历年陆续搜集材料，而周运在阅读旧报的缩微胶卷时、希於在查检旧报的资料库时，一见有关记录，皆转图给我，其例指不胜屈——只是积累至今，材料杂而多，倒让我畏难而不敢动笔了。

总之，在材料上，我仍是通过纸上阅读而随机积累的，可谓土鳖作派，“小农经济”；而希於既用力于搜购稀见的纸本文献，又勤于利用电子数据库作定点搜访，两种方式相得益彰，在境界上自然是更上层楼了。因此，我做的掌故学，跟徐一士、高伯雨时代大同小异，而希於做的却是网搜时代的掌故学了。萧伯纳曾说：贝多芬是个共和主义者，而海顿、莫扎特都是宫廷侍从，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套用他的话，我得说：在我和宋希於之间，隔着一场互联网革命，划分开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

在我相熟的一班北京朋友里，艾俊川、宋希於两位都以所谓“e考据”见长。艾君将“e考据”运用于文史方面，其成绩已见于《中国印刷史新论》与《且居且读》《E考据故事集》诸作；而希於则将“e考据”运用于掌故方面，可谓之“e掌故”，其成果的部分就体现在这本《掌故家的心事》里。

显然的，希於的“e掌故”，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以后的掌故学，必然要基于民国报刊的深入考掘，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预流”的学问，而且无疑是希於君及其同辈学人的主场，我辈无此能力，就不能不退避三舍了。“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为希於作序，我油然想到了《庄子》里的话。

（本文为《掌故家的心事》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