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之后，火车、铁路、车站可以说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新生事物之一。有许许多多伟人、凡人、甚至文学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与这几个互为一体的新生事物联结在了一起。
一
2007年9月初的一个夜晚，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我准备乘车前往彼得堡。进入车站大楼后，我很快就联想到，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到的那个彼得堡火车站就是这里。先是在候车大厅，然后是在车站里面的月台上，我一边漫步，一边试图从那陌生而神秘的空气中嗅到安娜·卡列尼娜和伏伦斯基曾经呼吸过的气息，试图从月台和月台下面的铁路上的某个陈旧的缝隙里感受到他们在此相遇时的踪迹。然而，不仅季节与这对情侣相遇时的季节对不上号，就是时代也已经远不是小说所描写的19世纪70年代。车站大厅里散发着浓烈的汗味，月台上吹拂着九月份舒适的暖风，丝毫没有安娜·卡列尼娜初到莫斯科时那种寒冷的雾气，也没有安娜离开莫斯科时那种漫天飞舞的大风雪。但是，尽管岁月走过了一个多世纪，这座现实中的火车站可能经历过多次修建，小说中写的决定安娜·卡列尼娜命运的那条铁路线肯定没有改变，她初到莫斯科时呼吸寒冷空气、与伏伦斯基发生那冥冥中决定他们后来命运的互相一瞥的地方也肯定就是这里。
当晚十点多钟，开往彼得堡的列车开动了。我躺在硬卧车厢的铺位上，听着车轮有节奏的连绵向前的哐当声，心里禁不住依然思绪起伏，浮想联翩，满脑子都是安娜·卡列尼娜与车站、火车、铁路密不可分的故事。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安娜的真正显身是乘坐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火车，安娜与冥冥中的冤家伏伦斯基相遇、安娜最后的卧轨自杀也是在莫斯科的火车站——现在是列宁格勒火车站，小说里是彼得堡火车站。心潮澎湃的思绪很快把我带到小说中描写安娜在莫斯科与伏伦斯基相遇后、乘火车返回彼得堡的那个部分，那个预示着安娜必将陷入后来把她连生命都焚毁了的爱情的部分。当时，安娜已经在莫斯科那个场面宏大的舞会上点燃了伏伦斯基的激情，伴着车窗外面呼啸的大风雪，她在昏暗的车厢里一边读一本英国小说，一边反复重温在莫斯科的经历。想到那场舞会，想到伏伦斯基的身影和面孔，她情绪越来越有点神经质，精神恍惚，甚至感到某种恐惧。小说里写到：“她觉得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手指和脚趾都在痉挛，喉咙里有样东西哽住，喘不过气来……”甚至有一阵，她感觉到自己在往下沉，自己却不仅不觉得可怕，而是很有趣。随后，在中途一个车站，她冒着暴风雪到站台上呼吸清冽的空气，试图驱散一下一路上攫住她的心魂的那种躁动；这时，她又遇到了特意追随而来的伏伦斯基，又看到或自以为看到了伏伦斯基脸上和眼里那种让她怦然心动的又恭敬又狂喜的表情。在呼呼叫的风雪中，伏伦斯基直截了当地表白了对她的控制不住的爱慕，说出了她内心渴望、理智上又害怕的话。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了。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火车路程约七个半小时。一路上，我辗转反侧，回想着从小说里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爱情，思索着列夫·托尔斯泰登峰造极的小说艺术，和他从《安娜·卡列尼娜》开始、作为一个伟大的宗教与社会思想家所做的苦苦探求。的确，在世界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托尔斯泰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学巨匠和文化高峰。他的思考和感受，曾被认为是代表着19世纪世界的良心；在某种意义上，他在今天依然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如果要列举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位最伟大的作家，我想争议最少的就是托尔斯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对比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认为巴尔扎克的文学成就根本没法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见《驳圣伯夫》），他说：“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几年做的统计，托尔斯泰的小说是除了《圣经》之外，最受读者欢迎的世界经典名著。要是向文学爱好者做一个“你心目中的世界十大文学名著”问卷调查，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读者会想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即便你尚未阅读过这些作品，你也一定耳闻过它们如雷贯耳的名声，或是从影视中看过安娜的爱情故事、聂赫留朵夫的灵魂忏悔；因为只要谈到世界文学，你就无法越过它们。
二
英国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一书中曾经把《战争与和平》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但是，在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作品中，最受世界读者和专业人士推崇的可能要数《安娜·卡列尼娜》。这倒不是因为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婚外情故事，满足了很多普通读者的好奇心理；而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叙事上所达到的雍容大度、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在刻画安娜作为一个女性追求自由爱情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时所达到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真实高度，在展示列文作为作家本人的影子进行精神探索时所传达的剔除虚伪的复杂深度。
有很多作家曾经津津乐道地谈论过《安娜·卡列尼娜》的叙事结构。比如米兰·昆德拉，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安娜出场和最后卧轨自尽两个部分的细节呼应处理，曾使他多次作为个案加以探讨。安娜初到莫斯科时，一个看路工被火车轧死了。当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让她感到绝望，最后精神恍惚地来到火车站时，她的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准备去找伏伦斯基；但是在站台上，当火车驶来时，她一瞬间又突然想起了跟伏伦斯基第一次相遇时那个被轧死的人，并一下子得到启示，做出了决定命运的抉择。昆德拉认为，安娜因为那一瞬间的偶然联想而选择自杀，其中的原因完全超出了理性可把握的因果关系，但正是通过这种难以言说的心理轨迹和叙述结构上的圆形呼应，托尔斯泰让我们看到了安娜从灵魂深处走向毁灭的过程。
这部小说的整体架构也已经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小说虽然是沿着看似关联不够紧密的两条线索——安娜、伏伦斯基和卡列宁一条线，列文和吉娣一条线——展开叙述的，但两条线索犹如一幢宏伟建筑的双翼，圆拱结合处被砌合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整体建筑显得辉煌而又自然。有人根据小说两个重要角色——安娜和列文从头至尾仅仅见过一次面，曾经对小说的这一叙述结构是否合理提出质疑。托尔斯泰本人反驳说：“……我为这样一个结构方式感到骄傲——它的拱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嵌接在一起的，人们简直看不出痕迹。我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我把结构上的关系处理成这样：不是按照情节，也不是按照人物关系（熟悉程度），而是按照内在的联系。……这种结构，不是我们素常理解的那种——而是我想把它搞得非常宏大的那种……”实际上，这部小说的结构处理也不完全如托尔斯泰本人所说，只是依照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不依照人物关系。从外部关系分析，这部探讨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家庭婚姻问题的小说，其叙述架构是从由于丈夫发生婚外情而家里搞得一片混乱的奥勃朗斯基家入手的，并由奥勃朗斯基的家事一面引出小说的一条主线：列文和吉娣的故事，因为吉娣是奥勃朗斯基的小姨子；一面又引出另一条主线：安娜、伏伦斯基和卡列宁的故事，因为安娜是奥勃朗斯基的妹妹。可以说，奥勃朗斯基的家事就像一条通向带有阔大庭院的主建筑的甬道；沿着这条甬道，越往里走，小说中的一个个主要人物——列文、吉娣、伏伦斯基、安娜、卡列宁等——就像舞台上一盏盏色彩各异的聚光灯，依次打开，彼此辉映，并逐步照亮一个个由人物关系构成的各式各样的明室或暗室、游廊或阁楼。在小说中，平庸的奥勃朗斯基不过是一盏比较昏暗的纸灯笼，他一方面有点玩世不恭，追求享乐，一方面又精于世故，在感性生活中如鱼得水；但他的行动起到了穿针引线般的作用，把小说中的两条主线不知不觉地衔合在了一起。从内部关系分析，让两条线索联系在一起则是安娜、列文等人物面对社会环境、婚姻、家庭、情感、人生等问题时，各自不同又互为对照的思想、态度和人生选择。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兴趣，但他们又与各自周围的那些人显得那么不同——两个人都是努力穷究生活的真谛、寻找人生意义的热情的探索者：安娜是通过让被压抑的青春激情自由飞扬的方式，列文是通过哲学思考和宗教探索的方式。在谈到托尔斯泰的叙事艺术时，中国作家格非说得非常到位：“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是令人惊叹和感动的，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阅读这部小说，你也不得不佩服这位文学巨人在钻探人的灵魂、揭示人性的奥秘、呈现人物的心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功力。在某种程度上，他在小说中所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的人物心理活动，让人感到比现实生活还要逼真。且不说安娜卧轨自杀前的那段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描写的心理过程；这段心理描写虽然已经被无数的专业人士反复提及和探讨，其艺术魅力却丝毫未曾稍减。在小说中，对人物栩栩如生的心理世界的逼真刻画是贯穿始终的。比如，在第一部写到的那场舞会上，吉娣原本心情激动地等着风流倜傥的伏伦斯基请她跳玛祖卡舞，甚至拒绝了几个约舞的男人，后来伏伦斯基竟然邀请安娜跳了玛祖卡，她彻底陷入了绝望；整个过程中，吉娣作为一个入世颇浅、不乏虚荣的贵族小姐的心理变化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又比如，安娜离开莫斯科时，在火车上的兴奋恍惚心理，在站台上再次与伏伦斯基相遇后的复杂心理波动，也都被刻画得深入细致到了内心世界的每一个细胞和神经。特别是当安娜与丈夫卡列宁决裂，跟伏伦斯基在意大利游览了一段时间后，爱情成了她生活和生命中的一切；作为一个女性，她现在唯一需要抓住的、唯一能够让她寄托生命意义的就是伏伦斯基对她的“爱”，她的情感越来越陷入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狂热，她所追求的让生命活力自由燃烧的爱情之火，逐渐难以控制地发展成为一种让伏伦斯基难以承受、让她自己感到失去回应的毁灭之火。托尔斯泰对这一心理演变过程的展现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也绝对是爱情心理学可以不断加以剖析研究生动案例。
也许有人会提出，在托尔斯泰之前的欧洲文学中并不缺乏成功的心理描写；特别是在俄国文学作品中，心理描写始终是一大特色，托尔斯泰之前的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俄国作家也有不少作品中存在着细致的心理刻画。但是正如翻译了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的大翻译家草婴所说：“他们的心理描写往往只是静止的，固定在某一特定的时刻，而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不仅细致入微，而且是绵绵不断，写出一个人在特定环境特定时刻心理活动的全过程。这好像一集电影，出现的画面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一幅幅连绵不断，使人在观赏时觉得更加生动逼真，扣人心弦。（见《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换言之，托尔斯泰从来不会对人物的心理作孤立静止的抽象描写。而且，与后来很多现代派作家的心理描写也不同，托尔斯泰不是为了描写心理而写心理，也不是一味任由人物的心理活动——意识或无意识心理——随意奔流，甚至泛滥无据；他的心理描写，总是结合着人物的具体行动和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依据他对人性奥秘的深入洞察而进行的。高尔基曾经盛赞托尔斯泰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真实和生动，说自己简直想用手指去“触碰”他们。我想，托尔斯泰的小说人物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之所以令人难忘，与其高度真实而具体的心理刻画艺术是分不开的。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不愿克制和压抑自己身上过剩的青春激情，对自由生命和感性生活充满渴望，把与伏伦斯基的爱情当作自己的最高追求和生命价值的唯一依托。爱情作为一种情感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投入和专注；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在给出的同时，演变成为一种占有式的、对回应的索取；对于那种发生婚外情的情侣来说，尤其如此。在小说中，安娜和伏伦斯基摆脱彼得堡周围环境的困扰、出国旅行后，享受过一段爱情的自由；但是，安娜对爱情回应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苛刻，以至她对伏伦斯基的爱恋以不可逆转的情势演化成了不顾死活的狂热和偏执，最后只能以死来结束一切。与安娜的悲剧人生形成对照的则是列文对人生意义的求索和面对疑惑时的选择。列文这个来自俄罗斯乡村的贵族地主，虽然不像安娜那样长期生活在彼得堡或莫斯科的上流生活圈，但与周围的人们相比同样属于异类。他和安娜都属于精力旺盛、敏感奔放、富有魅力的人物，都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抑和自身内在的不安、期待、怀疑、探求。只是，他不像安娜那样把生命价值的支撑点寄寓在对情感的追求和释放，而是转向理性的克制和哲学、宗教的思考。与吉娣结婚后，列文一方面感到幸福，一方面有感到“完全不像预期的那样”，“时刻感到以前的梦想破灭了”。但在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不是像安娜那样选择自杀，而是“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并且努力寻求一种建立在行善基础上的生活道路。在小说里，托尔斯泰给列文安排了比较广阔的生活环境，让他既与各式各样的贵族、知识分子交往，也与下层朴实的农民交往。当他精神上感到不安的时候，他就一方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生活，试图在民众共同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一方面思索宗教信仰的问题。
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列文这个人物具有很强的托尔斯泰自传色彩，托尔斯泰把自己对生命、社会、信仰等问题的困惑和探索全都赋予了列文。不只是列文的结婚过程、家庭幸福具有作家本人经历的影子，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探求的很多细节上，他们也是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托尔斯泰也一样曾在对生活感到厌恶的时候，把猎枪锁在柜子里，以防在绝望时开枪自杀；他也跟列文一样，曾经穿着粗糙的农夫大褂，躬耕于田野。托尔斯泰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他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1、）为什么要生？2、）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3、）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有何目的？4、）我内心里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离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离？5、）我该怎样生活？6、）死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和苦苦求索。列文经常思考自己是什么人，活着为了什么。别人告诉他：“活着不是为了欲望，而是为了上帝。”他就思考：“为了什么样的上帝？”特别是面对死亡，他发现：“在人人面前，在他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忘却以外别无他物。”“他决定再不能这样活下去，要么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至成为魔鬼的恶毒嘲笑，要么开枪自杀。”
在某种程度上，《安娜·卡列尼娜》堪称是托尔斯泰一生中的一座宏伟的中转站。在筑造了这座大型车站之后，他的精神困惑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回答那六个“不明白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之后三十年生活的意义和任务。据说，在他的写字桌上一度除了《圣经》和神学论文之外，竟别无他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为了从内心的虚无主义手中“挽救”自己，为无意义的生存找到一种有价值的意义。像小说中的列文一样，托尔斯泰最终走向了“福音书”；他感到必须按其本义来诠释 “福音书”，向所有人传播这个依据“福音书”的基督教。于是，原来属于个人的忧虑不安的问题：“我为什么生活，我该怎么生活？”在他那里逐渐变成了向全人类提出的一项要求：“你们该这样生活！”（参见茨威格《托尔斯泰——宗教和社会思想家》）在现实生活中，托尔斯泰也是处处致力于使自己的私人生活符合他的理论：为了不杀害动物，他放弃了钟爱的狩猎活动，据食一切肉类食物，因为其前提是虐杀生物；他把他写作的稿费收入汇划给他的家属或捐作慈善用途；他亲手给自己钉鞋底，穿粗糙的农夫大褂，在田野劳动。尤其是，他甚至想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转交给农民。这一切在他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均有充分的体现，如《忏悔录》、《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们时代的奴隶制》、《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家子弟向我们，还是我们向农家子弟》、《伊凡·伊利奇的死》、《复活》、《谢尔基神父》、《我们心中的天国》等。然而，托尔斯泰的最终结果却完全没有小说中的列文那么幸运。列文为生命、信仰等问题苦闷的时候，还有一个尊重——尽管并不完全理解——他的妻子吉娣，而且他最后在对他人、对生命的关爱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但是托尔斯泰的周围却没有人相信他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后，存在于他自己的信念和他对周围的反感之间的强烈对比再也让他无法忍受，在1910年一个暗沉沉的秋夜，八十二岁高龄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家，不久即病倒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瓦的小火车站，并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与病魔争斗了七天后，辞世而去。
托尔斯泰的这种辞世方式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赴死的经过。19世纪出现的新生事物——铁路和火车站，不仅与他创造的小说人物结下生命攸关的联系，而且与他本人的最后结局也神秘地结合在了一起。（文/曹元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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