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人并不是忏悔战争罪恶的“专业户”。他们已经战败了，分摊着国家的耻辱，现在，战争过去了五六年，伦茨又“落井下石”，讲述他们之中曾有过的投敌者，这等于把德国人赖以为豪的血战到死的民族精神都给否认了。《投敌者》被拒绝出版一事，显现了战败者真实的脆弱。
“成为叛徒的道路与通向理想的道路一样，五光十色奇诡不羁，可以想象出无穷无尽罂竹难书的样式。但这些故事，结尾都是一样，千篇一律。”
在《务虚笔记》里，史铁生想象了一个“葵花林中的女人”，她与心上人立下革命之约，结果自己不幸落入敌手。史铁生想象了她，一个女人，在备受凌辱后当了叛徒的经过：她是怎样背叛的？是出于怎样非人的屈辱，或基于怎样的考虑，而选择了背叛？而当她活下来，“除了被干夫所指万人唾骂之外没有第二种后果”，所以这是一种极端黑暗、极端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诗情在那儿注定无所作为，那是一片沙漠，或一眼枯井，如此而已，不给想象力留出任何空间”。
史铁生《务虚笔记》
史铁生的勇气值得作家同行们——比如联邦德国的西格弗里德·伦茨——钦佩。在1951年写成的小说《投敌者》中，伦茨也探讨了一个叛徒的心路，不过那是个男人，纳粹德国的上等兵普罗斯卡，他是在被波兰游击队缴枪的情况下投敌的。小说写出来后，原定要连载刊发的杂志，以及预约书稿的出版商，都变卦了，他们委婉地告诉伦茨，这本书还是不要发表了，因为大众会受不了。
联邦德国的人民，按说承受力应该是很强的。像世人所知的，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乃至忏悔——相当彻底。伦茨在战后成名，第一部小说《空中有苍鹰》问世后颇获关注，便趁热打铁写《投敌者》。伦茨擅长描写战后的西德人如何尽力消化战败的苦果，而《投敌者》的故事则有一大半还在战时：普罗斯卡本是休假归来，坐火车去营地报到，不料火车行至波兰境内半途被炸，他死里逃生后，遇到了一支由一名下士领导的德军驻防小队。他很快发现，这支小队所驻守的堡垒早被切断了外援，周围都是神出鬼没的波兰人，间或还能遇到苏联士兵，普罗斯卡在“找到组织”的第一时间，就帮着抬了一具刚刚丧生的战友的尸体。
《投敌者》
前三分之二的篇幅，都跟其他知名的战争题材小说，例如中国人很熟悉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例如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似曾相识。对于生与死，危险与安全，士兵都已训练出了职业性的淡漠，但偶尔露出真性情，放松了警惕，残酷的厄运就找上了门来：一个个战友落在了敌人的瞄准镜里。每一次巡哨，都会造就一具尸体，让独活的人更少一分生存的期待。普罗斯卡的运气也不怎么样，他先是与路遇的一个波兰姑娘有了私情，后来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了她的弟弟，再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他又把自己住在附近的姐夫给误杀了。伦茨所写的波兰人是一些笃信天主教的农民，粗蛮冷酷，而且相当嗜血。相比之下，戴着“主角光环”的普罗斯卡，还有与普罗斯卡交心甚多的战友沃尔夫冈，则更接近正义的一边了。
他们更像是被不幸卷入了一场错误的事业中。即便普罗斯卡也开枪杀人，但内心戏会让读者相信他是个被战争扭曲的好人，而站在他对面的波兰人则更像一些毫无灵魂的拦路小boss。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作家伦茨，笔法尚嫌稚嫩，叙述推进很快，议论和抒情都显单薄，很难探触更深层次的东西，不过他确实写了一个好故事，一个挑战读者心理的故事。正当我以为，普罗斯卡会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样，逐渐变成一支团队里仅剩的最后一人时，情节急转直下：他所在的据点被波兰人一锅端，他和沃尔夫冈成了俘虏，然后又演变成叛徒。
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叛徒是不配有内心世界的——在政治语言里，“叛徒”是一个结果，而非过程，而一般人只会用政治语言来言说它。但是，《投敌者》在普罗斯卡叛变后突然精彩起来：他与波兰姑娘重逢又分别；他掉转枪口面对自己人，心中充满了奇怪的亢奋；他心中的意念从“消灭敌人”变成了“尽早结束战争，不管我代表哪边作战”。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险境，战争结束后，他作为一个弃暗投明并经受了考验的“投诚者”，为民主德国所接纳并安排了工作。
“这样一部小说可以在1946年出版，可是今天没有人愿意当它的出版人了……”《投敌者》书内所附出版商的拒稿信里如是说，并说，小说“开头很好”——当然很好，小说的前半部既勾勒了德国失败的大势，又对阵亡的士兵寄予同情，会让很多读者心生戚戚。至于后半部，在1946年大概也是能得到读者接受的，因为那时冷战尚未开始，普罗斯卡向波兰人投降，加入到苏联红军的阵营里倒戈向德军的情节，不至于触怒那些视苏联为死敌的人。
一个男叛徒，到底要比一个女叛徒好写。女人只能死，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那样一个个死去，降而倒戈的情节，安在女兵头上实在太假了，或者说太虐心了。男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除了“一个德国人投奔苏联红军”的事实过于扎眼外，伦茨的故事其实还会引起一种恼怒：因为我们失败了，所以我们的尊严就可以随意践踏吗？
西德人并不是忏悔战争罪恶的“专业户”。他们已经战败了，分摊着国家的耻辱，现在，战争过去了五六年，伦茨又“落井下石”，讲述他们之中曾有过的投敌者，这等于把德国人赖以为豪的血战到死的民族精神都给否认了。《投敌者》被拒绝出版一事，显现了战败者真实的脆弱；但战胜者也一样，如果一位苏联作家出了一本写苏联士兵投敌的书，哪怕此人被安排了一个很惨的下场，作家自己肯定也没有好果子吃。
冷战在事实上改变了二战的意义，两边阵营都绷着意识形态斗争的弦，投敌这种行为，不管在哪一边，都会被看作可耻的背叛。《务虚笔记》的价值之一，便在于将视角从政治正确与否转移到个体的命运，在个体的层面上，叛徒可能拥有其他人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因而只能故意忽略的经历：对身败名裂的一方而言，叛徒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而对正义且胜利的一方而言，叛徒则是浓汤里的一颗老鼠屎。
伦茨三年前以九秩高龄去世，然后《投敌者》手稿被整理出版，在书市上很受瞩目。当年出版商认为写得很好的前半段，现在看来只是及格而已，类似的写作太多，伦茨也丝毫不见出色，而后半段，即普罗斯卡当上“投敌者”后的故事，才是小说之深刻之处的真正所在。我觉得伦茨不是故意冒犯他的读者，他只是凭着作家的敏锐，意识到这样写能出产一个好故事。伦茨的写作以“富于良知”著称，常常直指德国人的道德状况，读者针对《投敌者》的反应一定也会成为他反思民族性和战争是非的参考。只可惜，这本书被束之高阁，等于白写了。
伦茨
我还想起《三国演义》里写官渡之战：袁绍一方还没开打就处处露出败象，最忠诚的谋士田丰谏议固守，不要打仗，被袁绍下狱，后来袁军惨败，狱卒来见田丰，给他道喜说，袁公必然懊悔当初没有听您的意见，会重新起用您。田丰却苦笑说：“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
“战败而羞”，大概这也是那位爽约的出版商对读者心理的预估吧。小说结束于普罗斯卡从民主德国偷偷潜回联邦德国，因为他无法忍受那边的体制——伦茨毕竟还是照顾到读者的脆弱的，只是在出版商眼里，这种照顾来得太晚了。（文/云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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