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衰弱的时候，我会不会居功自傲气力？觉得孩子在欠自己？《命》这本书里有一篇叫《父》的，就出现这种情形，父亲年轻时候，壮年时候，天不怕地不怕，也希求儿子对他好，他只顾自己过得爽。但是他老了，他开始依赖儿子，怨恨儿子不孝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希我疼痛小说系”，这套书由《命》《我疼》《冒犯书》三部作品组成。以下内容为陈希我答读者问。
陈希我，现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小说《命》《我疼》《冒犯书》《抓痒》《大势》《移民》，随笔集《真日本》《我的后悔录》，研究专著《文学中想虐现象》等。
问：你在《冒犯书》当中用了很多第一和第二人称，为什么用这样的写法？
陈希我：选择什么样的人称，在我的小说创作中常常很费周折。我有个长篇小说叫《大势》，构思了很多年，其中在名称的斟酌上就折腾了很久，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我觉得人称是作者切入题材的视角，第一人称更便于让读者相信这是他所经历的，但是第一人称视角比较窄。第三人称是上帝的视角，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它不容易产生确证感与亲切感，跟读者交流比较隔。我喜欢用第二人称，是因为它有一种审问感，还有追问感。“你”可以是被审问的人，但我写的时候，作家审问的“你”实际上又是作者自己。
问：我们和我们的亲人组成一个家，我们很爱他们，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到逃离，面对这种内心的纠结，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能力有限，我们无法去改变他们，但是我们又明白深刻爱着他们，该如何处理这种内心的纠结和感情？
陈希我：实际上，每个人都有逃离的念头，特别是对至亲。因为亲，所以更想逃离。我16岁开始就逃离父母亲，一直逃到现在。我跟我父母亲在一块儿不是很自在的。我年小的时候就有独立意识，就不希望被干涉。但是话讲回来，我最终也没有逃离掉。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逃离他们。
作为小说家，我可以说在写作过程中寻找答案，但所谓探索，其实只是彷徨，答案是没有的。所以我现在只能用理性告诫自己，不要做让别人逃离的事情。我现在也是一个父亲，处在父亲角色，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做控制我的儿子的父亲。我自己可以做得到。但也很难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也许也做不到。
比如，当我衰弱的时候，我会不会居功自傲气力？觉得孩子在欠自己？《命》这本书里有一篇叫《父》的，就出现这种情形，父亲年轻时候，壮年时候，天不怕地不怕，也希求儿子对他好，他只顾自己过得爽。但是他老了，他开始依赖儿子，怨恨儿子不孝顺。
问：你讲到，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什么？
陈希我：从理想角度来说，两个人黏黏糊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当然是最好的。亲情、爱情、友情，分得那么清楚，还怎么亲？还有什么情？问题在于是人是有局限的，认识到人的局限、人的缺陷，这时候你就不得不后退一步，不能够只想着理想状态。
我觉得这一点上日本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人对人性的洞察力，对人性的清醒认识是胜过我们这个民族的，所以他经常会有一些不理想的道理，比如：这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光靠道理就能行得通的。同样，我们也要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光靠情义就能维持得好的。对理想状态，必须有一种警觉。
我在日本期间，日本人朋友们一起吃饭，很多是采用AA制的。我们中国人起初看不惯，笑死人，你们还什么朋友呀！中国喜欢抢着掏钱，日本人不愿意了，觉得自己被侵犯了。
送礼也是这种情况，中国人送礼，虽然古训有“礼轻情义重”，但古训所以能传下来，就说明一直没做到。中国人喜欢送重礼，才能显示情义，一个电视送过去。日本人呢，送个手绢，送个扇子，这些东西微不足道。也不喜欢你送他重礼，那样就有“赚礼”的嫌疑，这是不名誉的。
我自己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我曾经有三四个非常持久的朋友，当然他们现在都去世了，我常会觉得自己也该走了。二十几年前，我们吃饭看电影出去玩，就是AA制。晚上出来看电影，电影总有我爱看不爱看的，今天你掏钱，下一次轮到我掏了，但那电影我不爱看，也得勉强去看。这是非常累的事情。AA制，就没这问题了。人家说你们算什么好朋友好哥们？但就我们从来不吵架，没利害纠葛，可吵的就少。
问：作为一个父亲，会非常关心孩子的成绩，很害怕孩子在各种各样的时代潮流中落后，所以就会让他上很多的补习班。作为小孩子，他知道这是你对他的爱，但是内心并不情愿。中间这个度怎么把控？
陈希我：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所谈的基本上是成年人中间的感情、爱，但是当小孩还小，这时候可能会有适当的干预。因为小孩还没长成、还没成熟。但是这种干预也不能粗暴的干预，有时候可以倾听小孩子的声音，听听小孩子的愿望，这一点我觉得西方人是做的比较好。
当然，西方人生活压力小，像中国，就业竞争这么激烈，小孩子内心声音说不读书，也是不能倾听的。至多只能给适当的自由度，比如愿意读书，但是花十分钟玩一下，这没问题吧？或者是周末，礼拜六和礼拜天，一般家长会说先把作业做完才玩，那你觉得这个小孩是能够兑现不欠作业的承诺，为什么不能先玩再做作业？如果他说去偷去抢，当然是不能通融的。其中也因为他是小孩，还有教育的可能。
如果他长大了，教育对成年人的作用是不大的，谁教育谁呀？那就随他去好了，随他逃离好了。控制不行，教育也不是很有作用的。对成年人，常常适得其反，让人厌烦。比如我有痛苦，找你倾诉，你就来劝解，教育，这是最讨厌的。道理谁不懂呀？还用你唠叨？我不是不懂得道理，世界上道理我都懂，问题是在于问题不可能解决，你倾听就行了。
问：国内鲜有去写老人题材的作家，您关心的临终关怀这个话题，你对自己的花甲之年有什么样的想法？对于您自己将来的死亡是如何看待的？你主张的“向死而生”，和您的写作中“黑暗中带着光”是否矛盾？
陈希我：第一个问题，老实说我非常的彷徨。如果我生活在一个福利社会，那么至少在物质上可以解决，我可以进养老院。我只能说到将来走到那一步时再看了，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希望自己不要活到老，老了吧叽的活着干什么？丢人现眼。当然这是不太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人生观是：我希望到那时候“安乐死”在中国得许可。
第二，是“黑暗中寻找光”，这跟“向死而生”我觉得是不矛盾的。你原来要设定人生是黑暗的，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出路的。但是在这个探寻过程中，我们是权且抱着希望的。整个探索过程证明确实只有黑暗，但我们探索着的内心就是光。所以我把写作当做一个“黑暗中寻找光”的行为。
我相信每一个认真写作的人内心都是有光的，如果他内心没有光，他没必要去写作。特别是现在，文学写作几乎换不到现实利益，去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光。如果在写作中，像我这样，当个小众作家，可能内心具有更大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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