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虫病由奴隶从西非带到西印度群岛并引起疫情，病患逐年增多，但华人移民患病率一直很低，一般以为这是种族因素造成的。这一说法因语言不通等原因无法得到证实。1921年4月，一个由寄生虫病学奠基人罗伯特·利珀（Robert T. Leiper，1881-1969）领导的五人考察团，在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下，由伦敦热带医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派往英属圭亚那调查研究。
考察团有位二十七岁、名叫李宗恩的中国年青人，他访问了圭亚那首都乔治敦近半华人（访谈一千三百人），通过血液化验和对生活习性的调查，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7月8日，他代表考察团在乔治敦举行的西印度医学讨论会上报告，指出华人并没有对丝虫病的种族免疫性，他们患病率低是因为他们日落而息、使用蚊帐的卫生习惯和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丝虫病这一热带疾病对所有的人种都有同样的危害性，并没有种族免疫性，无疑是热带病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发现，也是李宗恩学术生涯中第一个成果。雏凤初啼就一鸣惊人，这坚定了李宗恩从事研究热带病学的志向与选择。
1894年9月，李宗恩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父亲李祖年1894年中恩科进士，入翰林院，后外放山东，先后任文登、历城、泰安等县令。李宗恩童年时期随父迁转，读私塾，也曾入父亲所办新式小学。1908年到上海就读震旦学院预科，习法语。1911年，受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留学的叔父李祖鸿感召，留学苏格兰。先在格拉斯哥大学预科习英文和各门自然科学课程，1915年考入医学院。
留学时期的李宗恩（李宗恩家人提供）
十八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医学特别是爱丁堡大学是世界医学中心，后随着巴黎医学的崛起和以实验生理学为基础的德国医学的突飞猛进，爱丁堡才逐渐失去其执牛耳地位。随着伦敦医学的发展，爱丁堡也失去了英国医学的首都地位。即使如此，李宗恩留学苏格兰时，爱丁堡依然是英国医学科学重镇。格拉斯哥作为工业革命的中心之一，格拉斯哥大学医学虽不能与爱丁堡大学相提并论，但也不可小觑。将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这一医学科学模式就产生于格拉斯哥大学，并被称为“格拉斯哥学派”。外科手术消毒创立者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就是在担任该校外科医学教授期间，于1865年提出消毒法，由此拯救了亿万人生命。
对学医的选择，李宗恩曾回忆说：“因为官费是指定给学医的人，我就学了医。及至学了医也就安心读书，安心做事。”正如他所言，无论是书本知识的汲取还是临床医学的实习，他都非常优秀，有教授说他的成绩“令人十分满意，在临床医学方面尤为突出”。实习中，曾获内科二等荣誉奖和外科第二名。1920年4月毕业，获得内科和外科医学学士学位。也许是因为在格拉斯哥皇家妇女热带病救护院实习期间担任过代理住院外科医师，李宗恩对热带医学产生了兴趣。毕业后，他没有回国，而是前往英国医学中心伦敦，进入伦敦热带医学院继续深造。
初建时的伦敦热带医学院，现已不存在。（李宗恩家人提供）
伦敦热带医学院由“热带医学之父”万巴德创立于1899年。万巴德（Patrick Manson，1844-1922），苏格兰阿伯丁人，1861年进入阿伯丁大学医学院就读。其时，苏格兰医学正开始从哲学自然史学说转向达尔文学说。哲学自然史学说认为不同种类生物的身体结构有一个共同的超验原图，哲学自然学者的工作就是揭示这个原图。同时，他们也重视生物的地理分布研究，强调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万巴德在阿伯丁完整地接受了生物解剖构造与物种分布的概念与学说，并受到严格的显微镜观察训练，这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他日后的热带医学研究。1865年，万巴德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随即到英格兰东北部一家精神病院担任助理医官，从事医学研究，撰写博士论文，并于翌年7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当时英国公立医院医师收入较低，万巴德不愿继续在精神病院工作。适逢由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招募医官，万巴德应聘到台湾打狗（今高雄）担任海关医官，负责照顾居留打狗的外国人与停泊船只船员的健康，并观察、记录港埠卫生状况。在打狗，万巴德过得似乎很是悠闲，闲暇时经常打猎。1871年，他被调往厦门，一生的关键性转折点到来，热带医学也由此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厦门在鸦片战争前凭借其海上贸易已发展成为东南沿海航运贸易中心，是中国第二个开放的口岸，无论是外国人数量还是港口吞吐量，都远非打狗可比。更为重要的是，万巴德在这里除担任海关医官外，也在教会医院担任医生，接触到了大量中国病人，碰到天花、疟疾、登革热、霍乱等疫病，也遭遇到引起热带医学革命性进展的象皮病。象皮病因患者下肢肿大如象腿，且患部皮肤也像大象一样粗糙而得名。西方医学界一般认为这是由瘴气引起的疾病，黄热病或疟疾也是这种气候病。万巴德也认同主流认知，利用外科切除手术进行治疗。他花费不少心思在手术方法的改进上，确实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已有一些欧洲医生怀疑象皮病可能与寄生虫感染有关，后来在象皮病患者的体液或血液中发现了丝虫。1875年，万巴德回英国休假，并相亲结婚。同时，他一头扎进知识的宝库大英图书馆，阅读象皮病的文献，了解研究前沿，立刻认同象皮病是寄生虫病这一认知。返回厦门后，万巴德立即展开研究，寻找丝虫的中间宿主。他从解剖尸体入手，自然困难重重，不仅未能如愿，而且引起厦门民众的责难，因中国人传统观念无法接受尸体解剖。
万巴德被迫转向研究动物寄生虫，特别是厦门有众多的死狗。他发现狗也有丝虫病，以为其传染一定有一个宿主将丝虫带到狗体外。进而推断人的丝虫传染也与狗一样。问题是，人体内的丝虫是如何跑到体外？他排除各种因素，天才地预见到应是某种吸血昆虫。吸血昆虫有虱子、跳蚤和蚊子等，仅蚊子就有很多种类。他又从地理分布思考，虱子和跳蚤寒带国家也有，排除它们。他还发现，厦门两种蚊子的地理分布状况与象皮病的分布一致，由此确认，其中一种蚊子就是人类丝虫的中间宿主。
这是历史上首次发现昆虫是人类寄生虫疾病传播的一环，为昆虫病媒概念的提出跨出重大一步。由此，从事热带疾病研究者把注意力和思考方向转向昆虫，对寄生虫病学和热带医学都有重大影响。
1883年，万巴德离开海关，转往香港，开业当医生，业务繁忙，除欧洲病患外，华人名流何启爵士等也找他看病。声名远播之后，李鸿章请他到天津为他治病，手到病除，声誉更隆。据估计，他在香港的开业收入与伦敦最顶尖的开业医师不相上下。随之成为香港医界领袖，入选香港卫生委员会，当选香港医学会首任会长。他延揽阿伯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弟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与他一起工作。康德黎创议在香港创办华人西医学校，得到他赞同。1887年10月，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成立，万巴德担任首任校长，李鸿章是书院的赞助人，孙中山是学校的首届学生，后发展成为香港大学。
康德黎1912年著有《孙中山与觉醒的中国》
晚年康德黎
1875年，万巴德回国休假时，结识了寄生虫学权威汤玛斯·寇博（Thomas Spencer Cobbold，1828-1886）。寇博虽从未到海外从事研究，但他凭借其建立的广泛海外通讯网络，足不出英国，完成了数本涵盖世界各地区的综合性寄生虫学著作。万巴德也寄送给他不少中国标本，并通过他进入英国科学界，将研究成果在顶尖学术刊物发表。1889年，万巴德回国，已俨然是热带医学权威。翌年，在伦敦开业，并担任海员医院协会主治医师，接触到大量热带病患者。与当初寇博一样，万巴德也建立起其海外网络，在温带的伦敦继续从事热带疾病的诊疗和研究。他很快就介入当时正有突破性进展、在医学界风起云涌的疟疾研究。1880年，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医拉韦朗（Charles L. A. Laveran，1845-1922）发现疟原虫是疟疾致病因子（因此获得1907年诺贝尔奖）。万巴德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后，提出蚊子或类似吸血昆虫是疟疾的宿主，它们吸取人血液时将疟原虫吸出，再通过叮咬进行传播。
万巴德提出这一假说时，一位在印度服役的英国军医官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1857-1932）拜访他，放弃了自己原来关于疟疾的认知，完全拜倒在万巴德的假说之下。罗斯在万巴德指导下，回印度开始从事研究证明“蚊子—疟疾理论”。
克服一系列困难后，罗斯的研究终于有了重大发现：1897年8月20日，在按蚊胃里发现了疟原虫。他激动万分，不仅将这一天命名为“蚊子日”（Mosquito Day），而且还吟诗道：“今天，是上帝将他的怜悯，放在了我的手中……我看见那隐藏的作为，那杀死百万人的祸首啊！我终于找到了你狡猾的足迹……你得胜的凯歌终将沉寂，无数人终将获得拯救。”
万巴德获得消息后，也是兴奋万分，将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罗斯继续前进，成功地利用按蚊胃里的疟原虫引发鸟类的疟疾，并证实只有雌性按蚊才会传播疟疾。万巴德不仅帮助罗斯发表论文，还尽心费力地保障罗斯的原创性得到学术界承认。在罗斯鸟类疟疾研究成果发表前，他请美国、法国顶尖相关科学家如拉韦朗、梅契尼科夫（因在免疫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获1908年诺贝尔奖）预先阅读论文，并给予肯定性评语，附在论文后一并发表。罗斯因这一卓越研究成果，获得1902年诺贝尔奖。
1897年，万巴德获任英国殖民部医学顾问，这对他扩展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热带医学这门学科有极大的帮助。次年，他出版了热带医学的第一本教科书《热带疾病：温暖气候的疾病手册》。作为经典，该书在他生前就出版7版，后来不断修订、增补、再版，至今已超过二十版。1899年，他克服重重阻力，创建了伦敦热带医学院。1900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员。1903年受封为爵士。1922年，皇家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设立万巴德奖章，两年一次颁授给热带医学的杰出研究者。这年4月9日，万巴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七十八岁。
万巴德
万巴德去世当年，伦敦热带医学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更名为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也就是在这一年，在该院担任蠕虫研究助理员的李宗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到格拉斯哥西部卫生处任住院助理医师，为回国做准备。1923年6月，阔别祖国已久的李宗恩终于踏上了回归之路，应聘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创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助教，从此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不仅开创了中国的热带医学研究，成为医学科学家，并在抗战期间创建贵阳医学院为抗战建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心尽力，战后出任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医学科学和教育中心协和医学院院长，成为医学教育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昆明后，担任内科门诊医生，成为专职临床医师（后因年老体弱，转任图书馆资料员）。
回国后的李宗恩，没有像他的祖师爷万巴德那样开业赚钱，而是全身心投入医学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全面抗战爆发前，李宗恩一直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从助教逐步晋升到副教授，这是他从事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一生所撰二十九篇论文，有二十二篇是这期间发表的。在学校，他“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饲养着各类蚊子的玻璃器皿，各种供实验用的小老鼠、显微镜……”；他“穿着白大褂，很像个将军”。他几乎每年暑假都回到江南调研热带病疫情，“整天都在这些又湿又热的地方钻芦苇塘”，“白天穿着厚帆布的衬衣和马裤，带着有纱罩的铜盆帽，在密不透风的苇丛中采集蚊子标本”。即使如此，面临多灾多难的民族与国土，他还不时自责自己“离乡土太远了，吃不了苦，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留学期间，李宗恩还曾在《蠕虫学杂志》发表《英属几内亚的丝虫病调查》。回国后，他继续从事丝虫病研究，并逐步扩展到血吸虫病、疟疾、糙皮病等方面。我国曾是全球丝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东南各省区更是特别厉害。李宗恩通过调查研究，1926年发表《江苏的丝虫病调查》，开启了中国丝虫病研究大幕（2007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消灭丝虫病的国家）。
血吸虫病在我国历史悠长，流行传染广泛，以长江流域最为严重，是危害健康的五大寄生虫病之一（五大寄生虫病分别为疟疾、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和黑热病）。李宗恩非常重视此病的临床观察和治疗，1925年就发表两篇论文，报告了病例和治疗经验，并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当时与他一起从事血吸虫病研究的美国医生梅勒尼（Henry. E. Meleney）曾对他赞赏有加：“李医生对在中国发展临床医学，持有广博而独到的见解。”李宗恩及其同道对血吸虫病的开创性研究，对后来大力防治该病奠定了基础。
疟疾在我国的流行也是历史悠长，范围更广，遍及青藏高原外的全国各地。李宗恩对疟疾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北京地区的按蚊调查》、《北京附近一个村庄的疟疾》、《厦门地区蚊及其繁殖习性的调查》等。在此基础上，他对疟疾的传染媒介按蚊的识别、习性和控制进行研究，对疟疾的流行和临床治疗也提出方案，曾及时提出输血传播病原的危险性。糙皮病又称烟酸缺乏症，属于营养不良性疾病，李宗恩曾对其病因问题结合临床进行了探讨（当时对烟酸和其他营养素的作用与该病的关系尚未有充分了解）。
相对上述几种疾病而言，李宗恩用力最多、成果最为丰硕，影响也最大的是他与协和医学院同仁共同从事的黑热病研究，被认为是“中外医学科学家携手、应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流行病的一个成功范例”。
黑热病因病人面呈黑色、发不规律高热而得名，广泛流行于长江以北各省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患者达数十万，北京郊区也多见。协和医学院因经常收治该病患者，基础和临床各部门包括寄生虫学、病理学、公共卫生学、内科和儿科等，进行过大量的科学研究。李宗恩通过调查研究和中外比对，提出中华白蛉可能是黑热病的传染媒介的假说。他利用人工喂蚊的装置，证实了中华白蛉可以通过叮咬或人的拍打感染致病；也证实中华白蛉的繁殖季节与黑热病的流行时间相一致，而且黑热病小体可在中华白蛉体内成熟并繁殖。
李宗恩还从事黑热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药物研究，传记作者说，他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黑热病早期临床表现的描述，“具有很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他还确认了第一例患黑热病狗及被狗传染的病患，这不仅对该病流行病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把中华白蛉、犬和人的黑热病联系在一起，确定了犬在黑热病流行中的重要地位。他的学生钟惠澜（1901-1987）等证实了狗可以将黑热病传染给人，并发现中华白蛉叮咬狗后对人的感染率远高于咬人，因此狗是黑热病最为重要的宿主。
根据他们的研究，1950年以后，政府制定了扑灭中华白蛉、捕杀病犬以根治人的黑热病的综合措施，1958年，黑热病基本上在我国大部分流行地区绝迹，“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光辉成就”。
1935年的李宗恩（李宗恩家人提供）
除英国而外，德国、法国乃至意大利在热带医学科学的发展上也有其独特贡献。中国热带医学的发展源头除英国而外，也有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李宗恩在伦敦热带医学院深造时，与他同岁的浙江乐清人洪式闾（1894-1955）正在德国汉堡热带病研究所攻读寄生虫病学。
洪式闾毕业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留校任教，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和日本细菌学之父北里柴三郎是他的偶像，因为他们不仅在细菌学上贡献卓著，而且还以个人力量创办研究所，“名震全球”。1928年，洪式闾在杭州创建私立热带病研究所，研究浙江的热带病，出版论文专刊和丛书。惜乎中国没有私人捐助科研机构的习惯，研究所成效甚微，他自己也不得不出任江苏医学院教授兼寄生虫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热带病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他一生从事寄生虫学的教学、研究工作，进行过疟疾、钩虫病、毛圆线虫病、血吸虫病等的实验和防治工作，曾以“寄生原虫、钩虫及其与人体之关系等研究”正式候选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时，一百五十位正式候选人中医学有九位，除李宗恩、洪式闾外，还有胡正详、冯兰洲两人从事热带医学研究，可见李宗恩等人开创的热带医学研究在民国医学界的地位。江苏无锡人胡正详（1896-1968），1921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教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病理系主任等，长期从事病理学研究，以“黑热病、锥虫病、斑疹伤寒等研究”候选院士；山东临朐人冯兰洲（1903-1972），求学齐鲁大学医学院期间，曾参加英国皇家学会组织的黑热病考察团，1929年毕业后任教协和医学院。1933年往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医学院（罗纳德·罗斯1899年开始在该院工作）进修，获得热带医学和卫生学医师证书。他长期从事寄生虫病学研究，以“锥虫病、黑热病、疟疾、丝虫病、螺旋体病及内脏虫病之寄生虫研究”候选院士。四位候选人最终仅李宗恩以“裂体虫病、线虫病、疟病、回归热等研究，曾主持贵阳医学院”当选，这自然是对他热带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的最高学术奖励与学术认同。
当主流认知认为热带病的病原是细菌时，万巴德宣称寄生虫才是热带病的病原体，这完全改变了寄生虫学的发展方向，由此热带医学独立于细菌学成为一门学科。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寄生虫学领先于世界，德国生理学家穆勒（Johannes P. Müller,1801-1858）将之归因于德国缺乏海外殖民地：“我们地理位置的限制，赋予我们探索隐藏事物之精神，这使我们对隐藏在本土生物内部的住民（即寄生虫）的研究特别卓著。”
时势逆转，十九世纪后期，正是像万巴德、罗纳德·罗斯这些专注于海外生物学的英国人，使英国寄生虫学研究取得了独霸地位。万巴德与寇博，罗纳德·罗斯与万巴德这种主要通过建立通讯网络的合作研究，常见于当时英国的科学活动，在地质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谓自然史学科中特别显著，也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发展过程中地质学、动植物学乃至医学研究中的常见方式（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在中国采集的有些不能确定的标本，都需要寄送到英法德美等科学发达国家进行鉴定，并由此进入世界科学共同体）。
1985年，美国科学史家刘易斯·佩恩森（Lewis Pyenson）在其著作《文化帝国主义与精密科学》中提出“殖民地科学”这一概念。按照他的说法，所谓殖民地科学主要以应用性科学为主，其主要目标是为殖民地的统治者即宗主国服务，至于殖民地本身的科学发展似乎不在殖民地者的考虑范围内。英国之所以如此重视热带疾病的研究，其出发点当然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国民在殖民地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万巴德、罗纳德·罗斯们在中国、印度探究热带疾病的病因并寻找到治疗方法时，促进了人类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也自然为殖民地人民这些疾病的治疗找到了“良方”，通过李宗恩、洪式闾、冯兰洲们将这些知识带回了中国，回馈中国人民，并通过钟惠澜们传承、发扬光大。这与日本帝国主义无论是在台湾、东北还是上海设立的大量科研机构，主要为掠夺中国财富、为其军国主义张本存在着本质差别，因此，万巴德、罗纳德·罗斯们的研究是否属于“殖民地科学”，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审视。科学史研究者最近指出，绝大多数热带疾病的最大危害，不是蚊子这样的病媒，而是贫穷、营养不良与缺乏卫生，因之质疑万巴德们的科学研究及其效应。这似乎有些吹毛求疵，万巴德们毕竟仅仅是“帝国的医师”而已。（文/张剑）
主要参考文献：
一、李尚仁：《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12年。
二、李维华：《民国医学教育家李宗恩》（稿本）。
三、《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部：《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1、2、3、6集，科学出版社，199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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