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诗人的声音

9月初，书评君推出第一期“诗人读诗”栏目，发布了诗人于坚朗诵的《漫游》，到现在已经推出12期，积累了不少听众。有些听众在微信留言，表示从诗歌中获得了美的感受、看出了诗歌对社会的呼应，如是这样，这档栏目就达到了设立的初衷和它应有的意义。

按理说，我们似乎并不需要诗歌。有太多事情要优先考虑，工作、房子、医疗、养老……这些问题关涉每个人的生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且漫长的道路上，诗歌帮不上什么忙。诗人伊沙在接受“诗人读诗”栏目邀请时选择了《饿死诗人》，因为“‘饿死诗人’似乎已是对这个时代的命名”，他的这首成名作在《人民的名义》中被这样提及：这是一个饿死诗人的年代。

“饿死诗人的年代”也可以说成是“过度注重物质的时代”，一个由我们共同勉力支撑的物质时代。尽管任劳任怨，省吃俭用，我们也无法在北上广买下一栋小房子，所谓“安居乐业”，这一命题的“前提”对大部分在外工作的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所能做的，只有更努力。于是，生活的循环形成：疲于奔命——几乎没有实现目标的可能——更加疲于奔命。然而，30年多年前不是这样的。

诗人海子

上世纪80年代，诗歌还在黄金期。那是一个人人都想写诗的年代，“诗人”这一称谓还有着“梦想”“高尚”“追求”的意味。据说，那时的大学，每个院系、甚至每个班都有自己的诗刊；在食堂高喊一声“我是诗人”就会有人抢着请你吃饭。当夜晚来临，学生们常常三五成群，窝在宿舍谈论、朗读诗歌，可以想象，他们眼中还没有后来常被说及的迷茫，脸上蒙着的是理想的色彩。

1984年的一个春夜，张枣就曾这样和柏桦相遇，两人抽着烟，绵密的话语从黑夜走到黎明。他们谈到诗歌，谈到庞德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就在这前后十几年中，出现了众多优秀诗人。于坚、杨炼、王小妮、翟永明、韩冬、西川、柏桦、伊沙、张枣等等，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它的长度正诠释了那个年代诗歌的广度和深度。

诗人张枣

到了90年代，境况变了。社会的转向让那股文化热潮悄然退去，大部分人顺势而行，走上了另一条追求之路，物质时代就这样来临。那些曾经有着明星般声名和待遇的诗人渐渐被推至边缘地带。有些诗人随着时代转了方向，另一些仍在坚持。于坚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写诗不是为了满足任何物质追求，也不要急着写，长期坚持下来，作品就蔚为大观。他也正是坚持写作的例子。自1984年写出成名作《尚义街六号》至今已三十多年，于坚的写作从未中断，诗歌也越发广阔和深刻。

诗人于坚读诗

虽然有人在坚持，诗歌在当下的境况却有些尴尬。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诗歌能有什么用呢？换句话说，“诗歌的意义”在哪里？作为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文学形式，诗歌自然有它的意义，意义的成立基于“人是有灵魂的”，诗歌就是关乎灵魂的事。如果我们只需填饱肚子就心满意足，诗歌就不会产生任何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需要那些关乎灵魂的东西带来与填饱肚子不一样的滋养，这可以是一首音乐、一幅画，也可以是一首诗。

诗中那些高兴的、忧伤的情绪，那些美好与苦难，哪怕仅仅是语言韵律的美感，都会通过文字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也因此我们成为更丰富、完整的人。保罗·策兰用诗歌描述了二战时期集中营无情的杀戮，那是人类共同的创伤，策兰的诗句成为我们体会时代痛苦的桥梁，如果我们确实通过策兰的诗歌做到了这一点，这个意义也足够重要了。

德国诗人保罗·策兰

Paul Celan，1920—1970

在“诗人读诗”栏目中，诗人杨炼朗读了他的一首近作《和我一起长大的山》，记录了归国回乡后访问周口店的情景。这种带有私密属性的感触之所以可以让人产生共情，是因为我们都有类似的“乡愁”，就像我们都会背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然而，诗歌并不好理解。它并非直白的言说，而是语言凝练后的特殊表达。这也是诗歌小众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选择了让诗人本人朗读自己诗歌的形式。这本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是诗歌最初的形式。通过对诗人们朗读时情绪的理解，节奏的感受，读者更容易走近一首诗，抵达文字背后的东西。

如今的大环境下，也许我们的确没有太多精力去欣赏诗歌，但在现实导致焦虑的时候，用诗歌之美让心灵暂时松弛下来，未尝不是诗歌在当下的一个实用意义。诗人的声音也许正是这个焦躁时代中的镇定剂，一片现实沙漠之外的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