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

“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它的意义具有象征性，且会溢出文学自身。不是每一个作家都适合，都会写出“史诗”，但一个时代需要也必须遴选可数的“史诗”。

史诗不仅仅是国家机器和时代的需求，还是一个时代作家的智力需求，文学创作有时候也是一个对抗性竞争的过程，有一条漫长的作品系列，走进这个序列就应该打上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印记。

并非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必然会产生伟大的作品，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与伟大的时代同步，伟大的作品需要写作者付出与此伟大相称的努力，才有可能出现。

“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

何平 | 文

我们谈论的“史诗”显然不是一种诗歌文体意义上的“史诗”，这种史诗已经相当式微，但诗学意义上，或者作为审美范畴的“史诗”品格却在叙述文学、特别是长篇叙事文学中被确立下来。

我们可以观察外国文学史，无论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还是福克纳、马尔克斯，举凡写出过史诗品格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有深刻的思想、相对完整的世界观，甚至庞大的哲学体系，对于人类和民族国家有强烈的责任心，他们超越一己的喜怒哀乐，自觉地肩负人类和国家民族的苦难，而且他们的作品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

因此，虽然我确实没有仔细研究过文学史或者文学理论所指认的“史诗”究竟包括哪些指标，但我想象中的史诗，其体量应该是一种“宏大精神”，然后在这一指标下会把某些文本归于“史诗”的名下。换句话说，文学史上确实有一种“文学”，它的精神气象、它的结构秩序，包括作家的写作抱负等等，都具有一种“史诗性”，而且“史诗”或者“史诗性”往往被用来谈论文学和所处时代的关系。如果这样看，我们时代确实需要重提“史诗”的，这应该和是否畅销、是否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甚至是否达到某一个局部的文学成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标准。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它的意义具有象征性，且会溢出文学自身。不是每一个作家都适合、都会写出“史诗”，因此如果我们时代为每个作家都设定一个“史诗”的标尺，其实是会伤害到文学的多样性，但一个时代需要也必须遴选可数的“史诗”。

但强调史诗的巨大性又不能一概而论。这里面的问题是：存在不存在假想的、一成不变的“史诗”？比如年轻作家黎幺的长篇小说《〈山魈考〉残篇》，这部现在只在《花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部分章节的小说，写一个假想民族的湮没。这部小说和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说互文关系，是寓言性，而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把握现实的方式，但我觉得这部小说是一部“史诗”意义的小说。我们不能把“史诗”局限地理解成“写实”，也不能以为史诗就是风俗史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文学意义的“史诗”不是简单地为某个时代“存史”。因此，按照我的理解，鲁迅、卡夫卡的小说是“史诗”性质的。再有，即使不从一部作品精神体量上考量，如果我们时代是“快节奏、碎片式、欲望化的小时代”这个立论成立，那么我们时代的“史诗”是不是也可以蜕变成“小史诗”。

基于此，我觉得“篇幅”不能成为是否具备“史诗性”的指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从篇幅上看，就够不上“巨大”，但不妨碍它们是“史诗”。相反，张炜的《你在高原》、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乃至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虽然都堪称“篇幅”上的鸿篇巨制，但我不认为它们有“史诗性”，至多是“佯史诗”的“长”小说。应该意识到，长篇小说不是“长”的小说。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把握世界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结构能力是有要求的。我们现在的长篇小说许多至多是“故事会”，不是文体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几年前我在鲁迅文学院的一次座谈上就提出过，我们的作家是不是都适合、都能够写作长篇小说。在长篇小说写作问题上，现在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明明没有长篇小说的写作能力却硬写。因为我们的文学评价标准有一种幻觉式的“长篇小说控”，认为一个作家文学成就需要靠长篇小说来论定。这导致了大量只适合写作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一窝蜂地去写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可以写好长篇小说的作家，往往各方面准备不足，仓促上阵，于是就有很多半生半熟，“烂尾”的长篇小说生产出来。现在是长篇小说的产量越来越高，好长篇小说越来越少。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长篇小说观可能落后和僵化，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种非巨大型的南方式的长篇小说？不只是地域差异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跟进不够，对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类型研究不充分。再有，这些年，我们长篇小说能立得住的人物就很少，而且我说这些没有立得住人物的长篇小说也不是以“寓言性”见长的，按照道理应该写出立得住的人物。

关于史诗的资源问题，其实是和中外文学交流相关联的。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我们现在很难辨识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是本土的还是域外的。我们不能一方面谈论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和建构；另一方面，当作家不能写出我们想象的西方“史诗性”作品的时候，又说因为我们没有史诗传统。如果确实，中国作家对西方史诗性有不适应，或者选择性的略过西方史诗，这个问题倒值得仔细研究。

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资源完全开放的时代，简单地谈我们的文学传统和他们的文学传统其实意义不大。作家所接受的文学影响是综合的和浑然的，除非他们只是为模仿而写作。

史诗品质与一种综合性

项静| 文

如果严格按照荷马、维吉尔、黑格尔、卢卡奇的史诗标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可称作“史诗”的体裁，但依然可以在某些叙事类文学作品中体味到史诗的感觉、史诗的品质，它已经从一个名词转变成一个形容词和定语，所以在日常行文中经常看到“当代工人的史诗”、“一个女人的史诗”此类表述。

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背后都有潜在的揭示历史本质，把握时代精神的诉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以艺术的方式确立一个开端，重新讲述一个其来有自的故事，是一个建立文化自觉的问题。黑格尔说，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者“圣经”。每一个强大的民族都有这种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民族的原始精神。

如果要给自己的时代命名，给予现时现世的诸种感受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性的表达，需要解决在什么样的价值基座上讲述故事，它决定了对历史起点和时间阶段的规划。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被一些观念和意识所挟持，并没有形成对这个时代相对客观公允的认识，以及对这些认识的形象化。

史诗品质一般所匹配的是宏阔的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件对虚构的直接参与。卢卡奇说，伟大的史诗是一种系于历史时刻的形式，在这一点上中国现当代作品中大量此类的作品存在，近百年历史的社会激荡成为作品中人物驰骋的疆域。亨利·詹姆斯推崇长篇小说是一种“精心构思的艺术”，作为对立面，他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萨克雷的《纽卡姆一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放在一起，称它们是“臃肿、松垮的大怪物”，充满偶然和任意的诡异怪诞的元素。在谈到托尔斯泰时，他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羁轭于其伟大的题材——全部的人类生活——如同一头大象被用于驮运，被轭于一间马车房，而不只是马车。”当代具有史诗品质的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称作精心构思的艺术，它们少了一些负重和不成比例的、溢出自己承担范畴的事物。

第三个问题是史诗性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如此称呼今天作品中的人物可能略微尴尬，粗略来说，就是那种强有力的人物，提升作品的色彩和高度的人。布鲁姆把《源氏物语》当做一部史诗作品来看，因为他从小说人物的身上看出了一种渴望的“光华”，那是一种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向往，永远不得平息的欲念。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创作小说人物是个人的行动，也是与公众接触的行动，现在一些长篇巨制缺少的是具有公众性和讨论空间的人物。

史诗品质有时候被等同于宏大叙事，自现代主义文学洗礼一遍之后，内在有深度的个人成为更俘获人心的文学标准，于是宏大叙事成为一个特别容易讨嫌的写作方式。在尊重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的前提下，说到底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对比荷马史诗时代的竞争首席和城邦生活的主题，现在的时代精神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宏阔和丰瞻的内心。是怎么赋予史诗以新的活力，我们如何在哪里想象个人与共同体的联系，如何把关于震古烁今的时代判断修辞化的问题。在作出与整体性视野断裂判断之时，也可以把这个过程历时化，书写与整体性视野断裂或者重新相遇的新史诗。

无论奥尔巴赫还是布鲁姆都曾把荷马史诗和圣经作为当代叙事学的源头，把二者在文体上的双峰对峙作为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起源，前者在一个整体性视野里记录英雄和神迹，后一个严肃描写凡人日常生活中内心钟摆的巨大摆动。新的史诗依然需要在这样的源头上做一些综合性的工作。史诗不仅仅是国家机器和时代的需求，还是一个时代作家的智力需求，文学创作有时候也是一个对抗性竞争的过程，有一条漫长的作品系列，走进这个序列就应该打上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印记。

关于创造时代新史诗的几个认识问题

黄德海 | 文

在谈论史诗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问题，这里使用的“史诗”概念，并非原始意义上的，即荷马那样的史诗。在原始意义上，几乎是除荷马史诗之外的作品，都不能称为史诗。而我们现在使用的史诗概念，是比喻性的，即那些厚重、严肃、博大的作品。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史诗般的时代。与此同时，少有足以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作品，而要写出史诗般的作品，需要澄清几个认识问题：

一、并非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就必然会产生伟大的作品，那些伟大的作品并不与伟大的时代同步，伟大的作品需要写作者付出与此伟大相称的努力，才有可能出现。

“写出”始终是问题的核心，没有一个时代会不经努力就显示在作品中，无论怎样伟大的时代，都需要写作者精神性的深入、宽广的认识，否则，就很难产生时代的新史诗。

二、文学作品中的时代，并不是那个几乎已经被客观化了的时代。因为对时代的客观性认识，在当代文学写作中，时代几乎变成了固定公式的背书，似乎确实存在一个个客观的时代。

卓越的文学写作，必须试着打破时代客观性的铁幕，让生活之流淌进蔓延的日常，从而得以体贴人物在时间之中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这些生活带来了何种复杂的滋味。惟其如此，一个伟大的时代，才能活生生地出现在作品中，史诗性作品才可能出现。

三、除了时代的客观性，文学中的时代，还几乎是必然。这个必然性有两方面的意思，起始的一点，是时代发生的必然，即过往的任何一个时间段落，其间发生的种种，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无可避免。

其实，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必然的时代。不是人们经历了一个独特的时代，就必然应该产生独特的作品，而是有了一部好作品之后，那个此前晦暗的时代才被点亮。

伟大的作家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改变了人们对一个时代的陈旧认知，并将作用于将来。只有这样认识写作问题，恐怕才有创造出时代新史诗的可能性。

“是人弘道，非道弘人”，所有的时代问题，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所谓的时代，最终必然是人身上的时代，除此之外，绝没有另外一个被称作时代的东西。

所有精神领域指称的时代，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所有时代的新史诗，也是人写出来的，没有人在精神领域的努力和创造，就谈不上精神领域的卓越成果。

以上内容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10月27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