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澎湃新闻特设系列专题，追踪最新的文物线索，采访一线专家学者，探讨战争背后的历史脉络。从晚清政治的轨迹探寻，北洋海军的海外奇缘，到参战士兵的个人历史，再到战后的赔款与借款，战争的纪念与记忆，内容涵盖战史研究、政治变迁与历史记忆等多维视角。
政治上的动荡，有时往往会成为一个民族奋发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每当在对外战争中惨遭败北，或是国内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风暴平息之后，在统治阶级内部总是要展开一场争论，争论的内容又总是包括如何总结刚刚结束的战争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朝廷下一步该如何更张，奋发自强，以图振兴。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都曾出现过这种场面。尽管这种争论有时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但是争论来，争论去，并没有跳出祖宗成法的框框。然而，甲午战争之后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了，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即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还是沿着封建主义老路继续走下去。
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大论战与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递上清廷有很大关系。以前戊戌变法史研究中，人们比较重视《上清帝第二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这种看法固然不无道理，然而，从对当时社会政治产生影响的角度来看，《上清帝第三书》所起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康有为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1895年6月3日），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刚由都察院代呈，一下子就引起光绪皇帝的高度重视。这与甲午战争中光绪皇帝的处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战争初期他奋起主战，但受到慈禧及李鸿章等人的多方掣肘。战败后，他又反对割地，认为“割台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当《马关条约》传来时，孙毓汶等后党官僚向光绪皇帝施加压力，逼他批准这一卖国条约。面对维新派及全国各阶层民众掀起的反投降、反签约的汹涌浪潮，光绪皇帝“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如在沸釜中”。最后，在投降派的胁迫下，光绪皇帝不得不违心地签署了《马关条约》。条约批准后，他又与师傅翁同龢“相顾挥涕”。战争对这位年轻皇帝的刺激实在太深了。《马关条约》签署后不几天，光绪皇帝亲自书写朱谕，颁示臣工，以明心迹。其朱谕略谓：
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己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此朱谕实质上是光绪皇帝对整个战争的一次痛苦的反省，同时也表露了他不甘失败、锐意进取的雄心壮志。正因为如此，他一见到康有为的条陈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时隔不久，光绪皇帝即颁布了举人才诏书，要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宏通，才识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对那些有一技之长，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等才能者，亦应详加考核，予以荐举。此诏书的颁布与光绪皇帝看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不无关系，但又不能完全归功于康有为的条陈。因为当时有头脑的臣工，如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上书提出：“事变多故，忧患方长，非合天下之贤能，因材而器使之，莫能收旋乾斡坤之效”，并建议各地督抚荐举那些“道术通明，操履笃实，才堪经国，识洞韬钤”的人才，与那些“精熟时务，能制机器，通习天标、地舆，及各国语言文字的专门之才”。并称应严加考核，不得含混了事，对“举不以实”，或“举非其人”者，要立加严谴。可见光绪皇帝的举人才诏与张百熙此奏，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但是，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也是极为重视的。康有为于《自编年谱》中说，光绪皇帝“于群臣上书中，凡存九折，以胡燏棻为第一，吾折在第二”。康氏所云与档案记载相吻合。
查军机处档案，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颁布自强谕旨，略谓：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折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
根据光绪皇帝的谕旨，军机处除寄发上谕外，还同时“缮寄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于闰五月二十七日“分寄福建等省十处”，六月初一日（7月22日）“分寄四川等省八处”，六月初二日（7月23日）“分寄吉林等省四处”。
光绪皇帝所存九个折片，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并没有记载，档案中对此亦没有罗列，而考订清楚这九折中的内容，对于了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最高统治者所奉行政策的改革，有着颇为重要的关系。
首先需要考辨清楚的是这九个折片的作者。刘坤一的《遵旨议覆折》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该折称：“合观徐桐、胡燏棻、张百熙、陈炽、准良、信恪、康有为等所奏，无非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在为数众多的督抚覆议折中，唯有刘坤一列出了九折片的作者名单，其余各督抚则或举其一二，或举其三四，人数不等，但都未能超出刘氏所列举的范围。
在弄清折片作者基础上，参酌现存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朱批折以及军机处有关档册，即可大致厘清折片内容。这九个折片似应包括：
一、都察院于五月十一日（6月3日）代递的广东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呈》，简称《上清帝第三书》。
二、五月十七日（6月9日）顺天府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
三、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南书房翰林张百熙《急图自强，敬陈管见折》及《请饬督抚荐举人才片》。
四、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委散秩大臣信恪《请开办矿务折》。
五、闰五月十六日（7月8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富强之策，铁路为先，请饬廷臣会议举办折》。
六、户部候补员外郎陈炽条陈一件。陈炽此条陈在档案中未见。不过陈氏奏片的内容，应与变法图强事有关。据《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1895年5月13日）记载：“陈次亮以封事送看，八条皆善后当办者，文亦雄。”陈氏送上清廷的条陈，当系请翁同龢过目的这件“封事”。唯关于陈炽当时情形还需略言之。陈炽，字次亮，原名家瑶，江西瑞金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由户部主事充补军机处章京。陈炽与康有为等关系密切，过从频繁，系北京强学会的提调，又有正董、总董之名。陈氏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1895年5月23日）销假，军机大臣于是日递有《章京陈炽服阙请准仍在额外行走折》，当日即奉旨“知道了”。五月初一日（5月24日），陈氏即被编为汉军机章京头班入直。翁同龢在乙未五月三十日（6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陈次亮炽来见，吾以国士遇之，故倾吐无遗，其实纵横家也。”不难看出，陈炽所处地位之重要。他实际充当了维新派与帝党之间联系的桥梁。
其余折片，则可能均为协办大学士徐桐所递。徐氏这一时期所递折片甚多，发交督抚讨论的则可能有闰五月十九日（7月11日）所递《遵议兴利裁费敬陈管见折》，该折贴有红色标签，其所拟兴利裁费办法为：补抽洋货以开利源，清查海关以增公项，整顿招商局以收利权，稽核电报局以清官款，酌收纱布捐以益公帑，裁汰冗员以省浮费，钩稽军饷以归实用，停止贡献以核浮报。徐桐的另外两个折片，分别为《和议虽成，武备难缓，仍应选将练兵以固根本折》及《枪炮宜制造一律片》，亦均为闰五月十九日递上。
据上述可知，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后，愤于国势危迫，民生日艰，急于博采众论，变法更张。这一念头是看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开始的。但康氏条陈甚长，在发交各省督抚议核的抄件中，似不可能全文照抄，而只择其要者，而且，将康氏折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由广东巡抚马丕瑶所递《议核康有为等时务条陈折》即可看出，当时各地督抚对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是十分重视的。
光绪皇帝把胡燏棻与康有为等九篇奏章、条陈发到全国各地督抚、将军手里，要他们联系本地实际，认真思考，然后做出答复，这实际是对他们的一次政治测验。由于这九个折片的作者立场各异，政见亦各不相同，但是，对筹饷、练兵两条却无一人反对。这中间既有维新派的建议，也有洋务派及顽固派的主张。把这些互相矛盾的条陈交给各地方官覆奏，表明了光绪皇帝不分畛域、博采众长的立场。这场讨论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天开始，一直延续到年底，为时大约有半年，争论的中心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要不要更张旧法，推广西学。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由如何看待中国战败的原因引起的。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认为，中国被日本“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固守传统旧法，敌不过“步武泰西，蒸蒸日上”的日本，因此，他再度强调要“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他说：“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因此，康有为的结论很明确，即中国要振兴，“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胡燏棻的奏折说得更痛快，认为“即孔孟复生，舍富强无立国之道；舍仿行西法，更无富强之术”。
但是，这种意见遭到了守旧势力的猛烈抨击。守旧派认为大清王朝之所以“国势凌夷，兵力削弱”，恰恰在于没有奉行祖宗之法。他们把维新派视作“离经叛道之奸民”，认为“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凡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认为传统的经典是最完美无缺的。“中国之所以维持不敝者，以有圣人之教耳”。自尧、舜、汤、文以至孔、孟，正是用祖宗之法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正人心而厚风俗”，并荒谬地认为，“今人所诧泰西之法为神奇者，多衍中国之书之余绪，以成为绝诣”。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甚至煞有介事地宣称：“昔有德国人游历中国，返其国而谓其众曰：中国之纲常伦纪，非泰西诸国所能企及，将来人心齐一，器械精良，我泰西诸国莫敢犯之。”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率由旧章，比更张纷扰要好得多，应该赶快回到老祖宗那里去，万万不可使维新派“簧惑以乱政，则宗社幸甚”。
在为数众多的议覆折中，也有不少人持折中态度，他们认为，创痛巨深，西法不可不讲，但中西情形不同，只可“渐而摩之，自无惊世骇俗之病；择而行之，必有日新月异之功”。他们的结论是既不拘守成法，不思变通，但又不可侈言更张，“事事步武西洋”。
这场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引进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
清政府由于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财力衰竭，战后又要赔偿巨款，因此如何振兴经济，广开饷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与胡燏棻的条陈以及袁世凯、戴鸿慈等人的条陈，都一致强调生产方式的落后是中国经济衰弱的重要原因，因此，都一致强调要尽快修铁路、开矿产、铸币钞、造机器，以及折南漕、创邮政等。因为这些近代化的生产技术，西方各国久已行之，且已大见成效。而中国却置身事外，“风气隔阂，制胜无术”，因此他们要求凡外洋有成效者，中国应尽快举办，“日察之，月省之，岁计之”，奋起直追，力图富强。
然而，守旧派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凡是洋人用过的东西，中国应一概排斥，只要有“金城汤池之民心”就够了，用不着西方“魑魅魍魉之玩物”。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引进外洋的东西，公开提出“铁路万不可开，漕折断不可准”，而只要“节糜费”“杜中饱”就可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祖宗的老办法“其毫末不可轻动”。守旧派思考问题的方法与维新派迥然不同。众所周知，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淮军几乎是每战必败，北洋海军亦全军覆没。维新派批评李鸿章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而顽固派却归咎于李鸿章办洋务。他们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指责道：“近年都中熟悉洋务者，莫如大学士李鸿章。李鸿章之崇效西方亦专且久矣，所谓富强者安在哉？”甚至说：“夫中国自发捻平定以来，讲求洋务几三十年，而一旦付之旅顺、威海一炬，岂昔之所求者无效而今之所求者果有效乎？”
同样是寻找失败的原因，康有为等人从积极的方面，眼睛向前看，与外洋相比，认为中国落伍于时代，深感洋务派学习西方不甚得法，于是要改弦更张，发愤图强，急起直追；而守旧派却从消极的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不是向西方先进国家看齐，而是留恋旧的时代，幻想回到康乾盛世去。有一个江南道监察御史公然提出：“乾隆以前，岁入不过三千余万，康熙年间三藩之变，糜烂至七八省，用兵至八九年，未闻用不足也。”因此他建议饬户部将现在与乾隆朝做一番比较，凡是过去没有的东西，全部裁撤，“一概规复旧制，不使稍有增加”，一切都按老祖宗的方式办理，必能“恩周宇中，威加海外”。
这种如同痴人说梦的说教，在当时的讨论中占了相当多的比例。这一事实说明，经历一次空前严重的民族灾难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中，许多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古老的中世纪状态。遭遇了一场空前严重的民族劫难，却对导致失败的原因毫无所知，这种现象未免太可悲了。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河南布政使甚至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海战，说：“洋人生于海岛如鱼龙，中国之人生于陆地如虎豹，何不致鱼龙于陆地，而驱虎豹于大海也。”这些人闭目塞听，麻木不仁，仿佛这样就可以排忧解难，天下太平了。它反映了旧的传统理论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何等根深蒂固，新思想、新事物的传播所遇到的阻力，比原先人们的估计要大得多。
这场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推广西方文化，改革考试方法。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今地球既辟，闭关未能，那么万国所学，皆宜讲求。诸如各县设藏书楼，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皆分立学堂，延师教习。康有为还认为八股取士，弊端百出，故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法弊至此，亦不得不更张变通。
康有为的建议得到了广东巡抚马丕瑶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马丕瑶亦认为，中国宜兼习西学，才能培养出有用之才。他认为，老的一套专以八股、试帖、词赋教人，使天下士子趋于浮薄，“人才安得不坏”，但是他反对康有为将各处书院“尽改设西学，并置经义于不讲”的偏颇做法。讨论中更多的人是对康有为的建议持全面否定态度。给事中余联沅称：
臣恭读诏旨，始而喜，继而思，终不能不为之徘徊而太息者也。论者谓，此次创痛巨深，必须改弦易辙，而后可自强，至欲尽废科目，而专师西法，此亦务末之议，而非揣本之言也。夫科目诚有弊，废科目岂遂无弊乎？
余联沅认为，八股取士虽有弊端，但仍不失为挑选人才的途径，并批评康有为的议论只是“沽名钓誉之言”，并无实用价值。
总之，围绕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及胡燏棻的变法奏议所展开的这场争论，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既包括政治上要不要推广西法，也包括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中国社会到底往哪里去的争论。康有为认为，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必须在所有领域内更张旧法，向西方学习，只有通过维新，才能图自强，雪国耻，保疆宇。爱国与救亡是康有为变法的根本意图。尽管他和胡燏棻的意见，在当时条件下，还不能为大多数官僚所接受，但是，他们的呼喊对于加强人们的危机感与爱国的激情，冲破旧习惯保守势力的束缚，促进变法高潮的到来，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守旧派如何声嘶力竭地反对新法，要求复旧，但是，他们终究是虚弱的。稍有头脑的人是不会去相信他们的白日做梦般的说教。这场争论过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开明的帝党官僚，采取了许多步骤，调整统治阶级的政策，尤其是鼓励开矿产、修铁路，允许私人开办工厂等经济方面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康有为和胡燏棻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及提出的挽救危亡之道，比守旧派者高明得多。他们与守旧势力的争论，从实质上说来，是前进与倒退之争、开新与守旧之争，说到底，是由于新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而引起的争论。
（本文摘自孔祥吉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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