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在蒙尘的房间中写作

从何时起，作为读者的我，与诗人阿赫玛托娃有了一份隐秘的联系？你能想象在一座有走廊的庭院，雨快要降下来，也许我就是在这种场合与时刻，初次意识到了这份联系。但是这距离自己初次阅读她的诗，想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虽然我知道，自己读到的第一句阿赫玛托娃，一定是那句“世界边缘上的灵魂两颗”。

我描述的那场合或时刻是想说明，需要在某种回想的曲折状态中，你才能够意识到她的好。她的作品外部似乎有某种无形的封印，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解除、将自身释放。而在那之后，你的感受方式甚至在无意间被她改变。此外，你也需要有所准备——在世事中有了必然性的经历和体会。

作为一个渐渐凝固的写作者，我身上的血液正越来越冷……很多诗人惯于从一开始就去谈论本质和抽象，而从年轻到年老，阿赫玛托娃几乎只关注自己的情感。但爱情开始或结束时，有神秘的启示，与人的命运有关。确实存在某个空间，它是那么的寒冷。人身体上的一部分可能会永远滞留在那里；它直接地与你有关。

有时候我觉得，她的作品中吸引我的东西，是蕴藉于诗行中的人性和事理。早期的阿赫玛托娃可被称为是“温柔敦厚”的，尽管我在含混地使用这个中文词语。我察觉到她作为写作者的地方性，那些有韵的诗句可以被视为功能性的唱词，它们适合于哭丧或者求偶。这样的阿赫玛托娃，足以使得同时代人自发地视她为姐妹。但是，也许仅仅这些还不够。

接下来，诗人自己的写作秩序被外部世界的变化打断，这是意料之中的吗？就像是被人从一场梦中叫醒，但要完全地醒来是要花费那么多的气力。阿赫玛托娃在1910年代写了那么多同一种成熟风格的抒情诗，她似乎可以一直这么写下去，就像年轻的勃洛克那样。但可能是这样：在写作者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写出多少作品，而是你终究要弄明白，自己为何仍然在逐渐地醒来，然后审视所身处的这个蒙尘的房间。那位清醒而自尊的老年诗人，才是我熟悉的那个阿赫玛托娃。

“把什么留给你作为纪念？∕我的影子？影子对你有何用？”这一句来自《诗五首》中的第四首，它是偶然地向以赛亚·伯林说出的。作为阿赫玛托娃的读者，我想自己已经表明，我最喜欢她的晚年诗歌。具体地说，是《野蔷薇开花了》、《子夜诗抄》、《诗五首》和《离异》这些组诗，某种意义上它们全都来自“焚尽的笔记本”。还有，“周围在歌唱，在颤栗，∕我认不出，你是友，还是敌，∕现在是隆冬，还是夏季。”这是1959年的《片断》。再有《安魂曲》的最后一首，“让狱中的鸽子在远方啼鸣，∕让轮船在涅瓦河上悠悠航行。”当然，在尚为年轻的1917年，《我们俩不会道别》一诗中就已经有这样的句子，这似乎是晚年之声的初次显现：“我们俩来到坟地，∕坐在雪地上轻轻叹息，∕你用木棍画着宫殿，∕将来我们俩永远住在那里。”

适当的中文韵脚，使这些诗像裁剪得当的服装，让我们更好地看到原作者隽永的意蕴。我在此引用的都是乌兰汗先生的译文，它们来自外国文学出版社小白桦诗库中的《爱》，出版于1991年。我始终没有缘分拥有那本橙黄色的小册子，只是在网上读完了它。不过在2008年，我游荡于青岛文化市场的各家书店的时候，曾经找到一本《俄罗斯文学肖像》的诗歌卷，欣喜地发现那本书中有自己一直寻找的阿赫玛托娃。

去年，阿赫玛托娃逝世五十周年的2016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安魂曲》。这个版本编入的全部是她的晚期诗歌，增加了组诗《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译者也将署名从乌兰汗改为高莽。而在今年上半年，陈耀球、汪剑钊、杨开显和晴朗李寒四位先生的阿赫玛托娃译本一同出版，这已经给人带来置身美好时代的片刻幻觉。它们各有特点，无论如何，每一个译本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惊讶或显现。

我几乎想请人们别去关注她的漫长生涯；仅仅去读她的诗。请去注意她的比喻，请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她的修辞……一个诗人开口说话了，一个隐约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仿佛往昔有着最正确、也最令人心痛的生活，那是我们自童年时就等待着去体验的。

我不愿意再为珍视的诗人去说一些崇高或者沉重的词汇。我曾随着她的诗句，长久而默然地生活着。或许我应该在此表达敬意，但又意识到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去背诵那些自己能记住的文字。“风雪没有饮酒却醉了，∕在松林里不再发狂，∕寂静像是奥菲丽亚∕通宵为我们歌唱。∕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影，∕他和寂静化为一体，∕他先是告辞，后又慨然留下，∕和我同在，至死不移。”在她的全部诗歌中，或许我最喜欢的仍是那首《迎春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