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之路——湖北工建七十年发展历程研究(1950—2020)》，徐旭、郭迪明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166页，68.00元
《城市印记——湖北工建七十年建设实践及其对地区的影响》，徐利权、高亦卓、谭刚毅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203页，98.00元
《良匠开物——湖北工建“102”时期三线建设工程实录》，谭刚毅、曹筱袤、徐利权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198页，98.00元
三线建设是为应对紧张的国际冷战格局，在中国的内陆腹地大规模建设国防科技、基础工业和交通设施的重大战略。自1964年起，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国家投资两千多亿元，通过包建、新建、迁建等方式在内地建起两千个左右大中型项目，极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局面，加强了国家安全（国务院三线办《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内部资料，1991年，第1页）。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并在世纪之交开启西部大开发战略，三线建设研究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在近十年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的热点话题（参见徐有威、张杨：《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现状、特征与推进路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五期）。
不过，纵观学界的既存研究，存在着问题意识缺乏和低水平重复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学者们对三线建设的理解存在着同质化的路径依赖，未能自觉扩充研究论域，丰富三线建设历史面相。如既有关于三线单位的理解是一千九百四十五个大中型项目（不包括两百五十六家小三线企业），这些项目不仅指工厂、科研院所、文教机构，还有铁路、国防公路、航道等交通设施和电站、输电线路等动力系统，这些固定的、有形的项目是以1983年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规划改造办公室的调查和198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结果为横断面所做出的判断。
事实上，在三线建设过程中，有大量流动的机构和人员参与其中，但多数并未被纳入三线建设的研究范畴。学界当前并无“流动的三线建设者”这一概念，不过任何一个项目的建设都需要前期的论证、立项、选址、设计、施工，而后才能交付给使用方投产运营。所以，流动的三线建设者是在项目正式交付之前从事企业筹建的单位和人员，包括中央部委、支援地部门、受援地部门、地质勘测部门、各系统的设计部门、基建单位、邮政电信部门、银行系统等机构及其派出人员（徐有威、张杨：《何以开拓三线建设研究的新边疆》，《河北学刊》2024年第四期）。他们最大的特点是参与并保证了三线建设项目的完工与运营，但又是流动的，一个项目完成以后随即赶赴下一个项目。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方，其数量之大、人员之众、作用之巨，理应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其中，湖北工建及其前身——负责二汽和十堰建设的“102工程指挥部”便是典型。
2022-2023年，由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谭刚毅教授与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郭迪明主编的“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史丛书”出版了《攻坚之路——湖北工建七十年发展历程研究(1950—2020)》《城市印记——湖北工建七十年建设实践及其对地区的影响》《良匠开物——湖北工建“102”时期三线建设工程实录》三书，以丰富的档案文献、口述史料、实地调研，记录了湖北工建及其前身在包头建设156项工程、十堰建设二汽、改革开放后艰难转型的历史过程。
上述三本著作描绘了一个典型的流动三线建设单位的完整历史图景，同时三本著作各有侧重，《攻坚之路》是一部反映湖北工建七十五年发展历程的企业生命史著作，《城市印记》反映了基建单位对新中国工业城市的塑造，《良匠开物》侧重建筑行业的技术史演变，为学界理解三线建设乃至新中国工业化的多重意涵提供了一个观察案例。
作为国有企业生命史的湖北工建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对快速工业化的追求，制定了规模庞大的工业发展计划，工业建设需要基建先行。1950年初，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后勤部队在天津吸收“利群”“四义”等私人营造厂，组建公营“时代建筑公司”，并于1952年由隶属部队下放给中央华北行政委员会基本建设局，改称“华北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天津分公司”，翌年改隶建工部，名称变更为“建工部华北直属第二建筑工程公司”。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兵团第37军第109师从朝鲜战场回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二师”。
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五计划大规模开展后，包头被规划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八大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何一民主编：《革新与再造：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223页）。1955年1月，“建二师”集体转业，与“华直二公司”合并，组建“建工部华北包头工程总公司”，开始建设包头的军工、市政、民宅等项目。1958年随着建工部直属企业体制改变，“包头总公司”变更为“建工部第二工程局”，并在中苏关系恶化、包头战略地位下降的情况下转战他地，总部机关亦搬迁至北京，并改称“建工部华北工程管理局”。
1964年大规模三线建设开启，建工部华北工程管理局变更为“建工部第八工程局”，在第二汽车厂选址十堰后，国家以建工部八局为基础，并调建工部六局、北京三建、建筑学校和基建工程兵等单位，在十堰成立四万余人的“102工程指挥部”，负责二汽的基本建设任务（《城市印记》，第7页）。1972年随着二汽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北京三建一万余人调回北京，“102”所辖单位改建为“湖北省建委第一工程局”，继续承担二汽后续工程和十堰城市建设，1975年再度更名为“湖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局”。唐山大地震后，湖北省第一建工局抽调一万余人支援天津、塘沽等地，参与灾后重建，并于1981年前后独立组建国家“建筑工程总局第六工程局”（李竟能等主编：《中国人口·天津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170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位于山区的十堰已无法满足二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湖北省第一建工局总部从十堰迁移至襄樊，承担二汽襄樊基地建设。1984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湖北省第一建筑工程局改制为“湖北省工业建筑总公司”，开始走向市场，并于1996年国企改革中更名为“湖北省工业建筑总承包集团公司”。2002年湖北工建将总部由襄樊搬迁至武汉，随着国企改制的完成，湖北省工业建筑总承包集团公司更名为“湖北省工业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成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市场主体。
上述企业沿革反映出湖北工建及其前身经历了新中国工业化的所有重大阶段，从一五计划时期建设包头，到三线建设时期包建二汽，从改革开放初期走出大山，到国企改制年代艰难转型，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企业是经济的微观主体，当前学界提倡“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史”，概言之：“从内部而言，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企业是如何做生意、如何赚钱的，如何被组织、如何延续组织生命”，“从外部而言，要搞清楚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在面临外部环境、制度、技术、文化的变化时，企业是如何应对的”（高超群：《企业的企业史：一个描述性说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三期，159页）。即以企业为中心的企业史有所谓的内史与外史之别，内史是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探寻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外史则是探寻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及企业的应对之策（内史与外史本是科学史领域探讨影响科学发展的是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内史论]，还是社会因素作用[外史论]的结果，参见刘兵等著：《科学编史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10-12页）。
就内史而言，湖北工建的前身“华建”和“102工程指挥部”基本对应计划经济时期，在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下，除短暂隶属地方外，基本属于建工部直属企业，至1972年大规模企业下放改隶湖北省，直至今日。在企业发展的七十余年间，其经营方式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执行者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体转变；组织架构经历了学习苏联模式的“一长制”（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组建革委会—经理负责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由“企业办社会”的单位供给制向剥离社会职能的政府供给和市场采购转型；激励机制从革命化的思想教育和荣誉体系向市场化的物质激励过渡。
就外史而言，国家的经济体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作为国有建筑企业，湖北工建深度参与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作为部属企业在全国建设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类政府机构的单位制特色浓厚（关于三线企业性质，参见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十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之后，企业因应市场发展，总部由十堰迁至襄樊最终落户武汉，治理结构朝着现代企业转型，业务由建筑行业向多元化经营转变，历经多次重组和改制，维持企业运营。国有企业受国家产业政策影响较深，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国家在湖北布局的三峡水利枢纽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和基建投资，都给湖北工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负担和社会责任，也给转型中的企业增加了沉重的经营成本，不过受“父爱主义”的影响，国有企业通过一系列改制与资产重组，在其走向市场过程中不断剥离社会职能，以适应市场竞争。
形塑新中国城市形态的湖北工建
新中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同步进行的，湖北工建作为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建工部早期成立的企业之一，在不同时代参与了“匠造一城”的实践。历数新中国的工业城市，草原钢城“包头”、汽车之城“十堰”、鄂北重镇襄樊的城市形态皆与湖北工建有关。而所谓城市形态，“可以理解为由城市物质实体的形状（几何形状）、空间结构（形状间的位置、层级等关系）和审美上的整体氛围（人们体验和感知到的城市）所组成的一个空间系统”（谭文勇：《城市形态要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页）。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一五计划凸显了新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愿望，其中“以包钢为中心的工业基地”成为一五计划建设的重点，国家在此布局了苏联援建的五项重工业项目：包头钢铁公司、包头第一热电厂、包头第二热电厂、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和内蒙古第二机械制造厂。伴随着大型工业项目的上马，大批产业工人迁移至此，1954年，华北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和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二师共计三万余人由天津奔赴包头，并于次年合并成建工部华北包头工程总公司，开启了在包头长达十六年的建设时期。
华建不仅参与了包头所有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还承担了医院、文化宫、学校等市政工程和工人住宅区的建设。包头市的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从图纸到材料、配件、施工、验收几乎全部参照苏联规范，接受苏联专家的指导，华建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成套设计和大厂施工。此时期的包头城市规划以苏联工业城市为模仿对象，“为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贯穿其中，形成“新建的工业区与旧城分离，新市区分为西部以包头钢铁厂为主的昆都仑区和东北部青山区两大板块，形成工业用地相对分离、生活区相向发展的城市形态”（《城市印记》，22页），城市更类似于一个大型工业企业。
截止1970年，华建在包头已经完成施工建设的单位有二百五十多个，完成建设、安装工作量金额五亿八千万元，交工面积三百零五万平方米。包头是典型的苏联社会主义城市建设模式在我国的实践，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一市两城、带状组团、干道连接、绿色相隔”的 “包头模式”。
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启，国家的基建重点转向三线地区的工业基地。1968年国家确定将第二汽车厂定点在汉水流域的十堰，随即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组建“102工程指挥部”负责二汽基建和十堰城市建设。“102工程指挥部”除了兴建数十个二汽的专业生产厂和家属区外，还承担了为二汽进行协作的如输电线路、水库等配套工程建设，以及商场、旅社、医院、学校、火车站等市政工程的建设。
不同于156项工程多依托城市，即便是新建的工业基地也多在平原，三线企业布局的主要特点是“靠山、分散、隐蔽”，以减少对空目标，保证战时安全（关于三线企业选址，参见张杨：《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研究(1964-1969)》，《浙江学刊》2021年第五期）。如位于汉水河谷的十堰却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工业基地，这种布局要求给承担基建任务的“102工程指挥部”带来了极大挑战。基建单位以“设计革命”为指导，改全能厂（一汽模式）为专业厂，按照“大分散、小集中、一厂多点、按工艺分组”的原则，根据汽车三大总成（发动机、车身、底盘），将十堰划分成四大片区（总装、发动机、车桥、后方），片区内专业厂相对集中，片区之间则相对分散，力图在安全与效益之间寻找平衡（《城市印记》，22页）。同时，二汽各专业厂依山就势、因地制宜，与攀枝花钢铁基地一道，成为三线建设时期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现代大工业的尝试。
作为依托二汽建立起的新型工业城市，十堰的建市方针是“城市为二汽服务，城建围绕二汽建设进行”，十堰的城市形态就是由二汽各个片区的工厂和生活区构成的。三线建设时期，由于执行“先生产，后生活”“先工业，后民用”的方针，二汽的职工住宅和公共服务类建筑围绕生产性建筑形成，由少到多，逐渐连接成一个汽车工业城。同时，三线建设时期“企业办社会”的特征也在十堰表现突出，医院、学校、职工俱乐部等建构起一整套“小而全”的福利体系，形成典型的“工地社会”和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作为三线建设时期从无到有的四个新兴城市之一，十堰与六盘水、攀枝花、金昌等一道，成为新中国城市发展中“以厂代城”的典型代表。
随着十堰基建任务进入收尾阶段，以及中美关系缓和，备战的紧迫性逐步下降。1972年湖北工建由十堰陆续迁往襄樊，开始建设二汽襄樊基地，并承接襄樊的工业和市政建设项目，先后建设了二汽铸造三厂、湖北省工业建筑学校、襄阳卧龙饭店、襄阳鼓楼商场等数十个重点工程。这些工程的兴建，也使襄樊由一个农业市转型为鄂北重要的工业中心，其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969年的十一点七平方千米增长至1990年的三十三点六平方千米。
三线建设及此后的调整改造时期，大量三线企业迁入襄樊，其城区空间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城区先后经历了“双城＋外围工业组团”形态（1964-1978）—“双核心＋组团形态”（1978-1990）—“一心两翼”形态（1991至今）（《城市印记》，134-140页）。三线建设使襄阳由原来的轻纺工业为主扩展到汽车、能源、纺织、化工、通用设备制造、军工为特色，多元化发展的湖北副中心城市。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诸多老建筑、老厂区等“集体空间单元”仍在诉说着三线建设的历史往事。
作为建造技术载体的湖北工建
良匠，善造者。湖北工建作为建筑企业，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承担了数百个重点工程项目。企业是技术施展的平台，湖北工建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也是新中国建造技术发展的历史，从156项工程时期苏联建造技术的移植，三线建设时期因地制宜的“设计革命”和“土洋结合”，到改革开放后的工程机械升级以及当下的绿色技术转型，对外来技术借鉴、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创新的思路一以贯之。其中，三线建设时期是湖北工建摆脱苏联模式，独立自主探索适合国情的建造技术的重要时期。
位于秦巴山区汉水谷地的十堰交通不便，地形割裂严重。二汽建设初期，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多依靠外省市采购，成本骤增且时常出现停工待料等现象，拖累二汽的建设进度。在“设计革命”思想指导下，“102工程指挥部”改革施工思路，“四重改四轻”，即建筑由“重基础、重柱子、重屋架、重屋面”改为“轻基础、轻柱子、轻屋架、轻屋面”（不过，四重改四轻对二汽建筑质量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参见《十堰文史·三线建设“102”卷》上，长江出版社，2016年，243-244页）。同时，三线建设初期各工程大力推广大庆石油会战创造出的“干打垒”建筑，即用传统民居土筑墙的建造技术，就地取材，降低运输量和造价。施工思路改变和干打垒建筑虽然加快了二汽整体施工速度，但其设计标准低、使用年限短、结构强度差，也使二汽不得已在投产之后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大返修。不过，这种特殊时代的产物在短暂影响二汽建设之后即被放弃，重新回到工业建设基本规律的轨道之上。
就工业设施而言，十堰市的工业建筑设计大体经历了“土木结构、砖木结构、砖混结构、混合结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及多层框架结构、框剪结构等变化”，建设者采取“四边交叉”作业（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通过制定工业厂房模数，以量产与组装工业组件的方式实现快速施工（《良匠开物》，17页）。无论是土模工艺、砖模工艺，还是就地取材用三合土建设干打垒、土法吊装方式，都体现出建设者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就公共设施而言，“102工程指挥部”建设了露天电影院、东风剧场、工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等一系列文体建筑。建设者因应工人文化生活需要和城市发展的空间规划，创造性地设计出“弹性使用的单一空间”（如兼食堂、电影院、俱乐部为一体的三用食堂）、“露天开放式空间”（如露天电影院与灯光球场）、多功能组合空间（如工人俱乐部）。三线建设时期“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使文体建筑经历了由简到繁、由少到多、由功能合一到逐渐分离的过程，保证了三线职工无论在基建时期的“工地社会”，还是投产经营后的“单位社会”，皆能参与或多或少的文体活动。
就生活设施而言，“102工程指挥部”兴建了职工住宅、宿舍、商店、学校等生活区的诸多建筑，从最初的芦席棚、干打垒、活动板房，到后续的单元楼、红砖房、固定校舍，二汽职工的生活形态和十堰的城市空间形态不断更替。同时，为了满足不同职工群体的居住需求，建设者设计建造的住宅有多种多样的平面组织方式，如单元式的空心砖楼房就有一梯两户、一梯三户和一梯四户，甚至还曾出现过“团结户”等多种样式；逐渐取消公共卫生间和公共厨房，完善居住空间功能的完整性，卧室与客厅动静分区，增加居住的私密属性。这一系列变化，体现出革命退潮后“个人主体性”增强的历史趋势。
二汽的厂区设计与十堰的城市规划体现出典型的“集体主义”特征。如主厂房内没有隔墙，工人成为企业生产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工人的劳作融入集体的生产；文体建筑作为群体活动的空间载体，形成围绕生产空间组织生活空间的布局模式，塑造工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单元楼为主体的生活建筑，使工人除了在生产空间聚集外，日常生活亦有多重交集，配合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建构出“命运与共”的集体意志（《良匠开物》，86-87页）。因此，二汽和十堰在平面布局上体现出“生产-生活”一体化特征，而在竖向空间维度上则成为青山环抱之中的工业城市。
区别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一般布局模式，二汽的建设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批判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土洋结合”的办法，其施工技术、规划思路和建筑材料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尝试。干打垒本是传统民居的建筑方式，经过大庆石油会战的推广成为大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时期各工地、企业皆要走大庆道路。不过，干打垒与地理环境高度相关，大庆的干打垒技术并不一定适合西北、西南的三线地区，但干打垒精神被提出并推广后，各地需要结合本地特色建设干打垒建筑，以符合“勤俭建国”的思路（关于“干打垒”的研究，参见李德英、朱领：《建筑形态与精神符号：三线建设初期“干打垒”研究（1964—1966）》，《史林》2023年第二期）。结合十堰本地情况，经过“102”工人们的经验总结和技术改进，形成了以“湿砌”和“干砌”为主要类型，建筑材料本地化、建造方式标准化、建造工具模数化的施工体系。
在建造过程中，基于建筑工业化而批量生产“大板”建筑，并在施工现场通过大型起吊设备完成拼装，实现了生产工厂化、吊装机械化、建筑装配化的发展，流水线分工明确，节约了建设成本并提高了建造效率。装配式建筑方法的大量运用带来了吊装工作任务的加重，面对大型吊机缺乏的现状，“102”工人们采用土模技术生产大型构件、建立联合加工厂保证预制件的工业化生产。在具体施工中，创造出了滑模工程技术、沉井技术、土桩爆破技术、便道横移施工法、钢筋混凝土预应力张拉控制法等一系列“土洋结合”的施工方法，并总结成经验模式，在全国推广应用。
人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保障。在“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特征的鞍钢宪法的推广下，“自下而上、干部与群众结合是102建设者进行二汽建设的重要思想”，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工人群体积极参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之中，二汽各工程处也充分发动工人讨论、解决施工技术难题，一线职工与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家属连相互配合，围绕工地生产形成了别开生面的“工地社会”。同时，“运动式治理”一直是新中国各领域建设和管理的基本思路，并形成了一整套的动员体制（参见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九期）。“102工程指挥部”通过开展大会战、劳动竞赛、思想教育，建立起组织军事化、劳动集体化、生产专业化和作业立体化的制度和氛围，在艰苦的环境中塑造出具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第二汽车厂。
上述三本著作皆以大篇幅描写三线建设时期“102工程指挥部”建设二汽的具体过程，不仅因为“102工程指挥部”是湖北工建的直接起点，更重要的是三线建设时期是中国建筑行业乃至整个工业建设模式从苏联经验转向本土发展的转折点。如果将以湖北工建为代表的流动的三线建设者纳入研究范围，可以显著增加学界对三线建设和新中国工业化路径的深入理解，因为正是他们形塑了三线建设和中国工业的基本样态。
在三线建设初期，三线单位和职工都希望落户在城市周边等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并且按照苏联标准建设占地面积大、功能划分齐整、福利设施完备的工厂，但决策者对三线工业的整体布局、选址小组对具体工厂的定点、设计部门在“设计革命”指导下“下楼出院”的设计、建设部门对低标准及先生产后生活“大庆经验”的效仿等，使我们今天看到了企业深入大山后，“靠山近水扎大营”所形成的“羊拉屎”的布局模式、干打垒的建筑风格、集体主义的空间形态、“企业办社会”的福利体系（参见李德英、乔亦婷：《“下楼出院”到现场“三结合”：三线建设中的“设计革命”》，《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五期）。同时，将基建单位纳入研究范畴，亦可反思三线建设违反工业建设的基本规律，将工厂建在山中，以及革命化的建设模式（设计革命、干打垒等）所带来的投资回报低、经济效益差、职工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总之，上述三本著作用大量的企业档案、官方文献、口述资料、实地调研和厂史厂志，立体多元地描述湖北工建（及其前身）在新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实践。该系列著作不仅能够使学界理解新中国七十五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脉络和艰难转型，也能够提供解剖建筑行业史、城市规划史、营造技术史的绝佳案例。尤其值得一提，本系列丛书非常关注工业化进程和企业生命史中“人”的作用，以大量的口述资料勾勒出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以大量的篇幅描绘基层职工的“技术发明”，并关注宏大历史叙事下普通职工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世界。这种“以人为本”的关怀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和企业生产经营中尤为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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