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美国最后的温和派总统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于2024年12月29日结束了一生。作为美国总统，卡特的执政生涯步履蹒跚、惨淡收场；作为社会活动家，卡特在卸任后转而成为美国政坛的圣徒，成为连接自由与保守两端的温和派桥梁。纵观其从事社会公职的一生，卡特可谓因信称义、因失败而涅槃、因谦卑仁爱而获取政治声望，这在美国总统史上并不算多见。

2004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

自里根保守主义革命以来，美国政党极化日益严重。从里根、金·里奇、茶党到特朗普的崛起，过往四十余年，共和党的政治光谱出现了显著右移。民主党在后卡特时代亦步亦趋，努力把持中间偏左的政党路向，但在与共和党漫长的政治缠斗中也开始变得激进而聒噪。可以讲，卡特是从属于旧时代的最后的温和派总统，是真诚地信仰神性与人权、自由与平等的国务家，其任内提出的很多突破性的政党纲领被永远封印在20世纪70年代，此后半个世纪的美国政治叙事再也未曾提及。卡特离场以后，民主党温和派开始奉行一种工具主义的中庸之道，克林顿和拜登在政治立场上亦不失温和，但自始至终缺乏源自精神深处的政治信仰与知性真诚，这与卡特身上所体现出的独有的温和气质是无法比称的。

某种程度上，理解卡特总统的温和与理解美国政治的温和大抵是同一个命题，他们在同一时间渐入高潮，又在同一时间彻底覆亡。时间回到1979年，这一年，卡特面临其执政生涯最为艰难的政治抉择，美国也在先后历经了戈德华特保守主义与麦戈文自由主义的湮灭后，陷入了左右两难的方向抉择。这一年，美国社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11.3%，油价由15美元/桶逐步向40美元/桶迈进，全美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航班频繁停飞，战后美国本土首次出现物资配给问题，一些地区的州县政府出现严重管理失调，加之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人质危机带来的外部恐惧，卡特政府开始感觉到愈来愈大的执政压力，美国上下弥漫着沉重的沮丧与不安全感。

卡特的温和在于，面对内外部压力，他没有本能地选择推卸和转嫁矛盾，而是着手从美国社会本体寻找根源，从美国国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上寻找根源。在卡特看来，这场危机与任何政策立法或者行政措施无关，是战后美国政治经济矛盾集聚衍生的必然结果，问题表面是美国社会的物资匮乏，深层实质则是美国国民的精神衰退。卡特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来，美国惯于先验性地将自身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将高质量的社会生活视为与生俱来的正当权利，整个国家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美国梦”的破碎令人不适，但却是早晚都会出现的历史必然，美国国民正在面对的不是一次两次的能源危机、地缘危机，而是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危机，只有通过降低物质期望、自我精神救赎，才能重新回到一种更为古典、更为传统的美国自由社会。

1979年7月15日，总统大选前一年，卡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其执政生涯最为重要的一次演讲，他呼吁民众坦诚、直率面对国家当下出现的问题，摒弃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降低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和期望，以实现国家和个体的真正自由。以下这段论述在美国总统演讲中或许永远不会再次出现——“我们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节点，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今晚我已经警告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始终存在一种错误的自由观念，以为自己比他人掌握更多的权利，这会引致自私和分裂，这是通往失败的必由之路。此刻，我们过往的所有传统、我们遗产的所有教训、我们未来的所有承诺都在指向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能够恢复我们的价值观，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身带来真正的自由”。

卡特所推崇的自由，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体的自由、保守的自由，或曰，共和党人的自由。与主流民主党人不同，卡特是坚定的政府怀疑论者，在其执政后的首份国情咨文中，卡特曾经明确指出，“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能设定我们的目标、不能定义我们的愿景。政府无法消除贫困、无法刺激经济、无法降低通胀、无法拯救我们的城市、无法治愈文盲或者提供能源。政府不能强制要求国民善良”。卡特办公桌的一角始终放着从杜鲁门图书馆借来的标语——“责任到此止步”。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困局，卡特背弃了民主党的核心党铭，背弃了左派赖以维系的大政府主义，将自身的温和派立场完整地展现在美国国民面前。他所呼吁的自给自足、欲望节制与牺牲主义，一方面令人回想起民主党的古典信条，比如重建时代的民主党农业选民就坚定地认为只有依靠自然之赐，才能够保持自身的道德完善——“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的人最接近上帝”。另一方面，过于关注个体生活质量与社会道德状况已经十分危险地亲近于戈德华特保守主义，这位共和党精神教父在十余年前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经讲过与卡特大抵相同的话——“那些通过获取物质成功以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们，实际上正在走向绝望”。卡特的温和立场使其无意中沦为戈德华特的拥趸，这令他在民主党阵营饱受批评，戈德华特在1964年为共和党带来了选举政治史上的最惨一役，卡特在1980年同样没能避免败北。

回头再看，卡特在其总统生涯最后时刻的表态过于天真，他试图将美国彼时所面临的危机推向某种道德层面的宣教，试图唤醒美国国民的救赎意识与牺牲精神。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冷战急剧升温、社会疾速分裂之际，试图限制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作用似乎是荒谬的，试图将一切过错归咎于美国国民本身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卡特呼吁民众减少非必要出行、降低空调温度、在家多穿毛衣，呼吁开发美国本土油气资源、减少对中东能源国的依赖；而他的挑战者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选战期间则针锋相对地指出，“美国是自由社会的领袖”“美国国民不需要牺牲任何东西”“一个能够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决不应该降低空调温度”，里根疾呼要与苏联进行星球大战、要战胜极权主义的蚂蚁堆，里根为恐惧中的美国国民带来了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例外主义，为共和党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中兴，直至今天的特朗普共和党人仍然深深受益。卡特曾经坦言，让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是其任内最大的失败。卡特的离场宣告了美国温和派的彻底覆亡，民主党自此走上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美国政治则走上了另外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当地时间1977年1月20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吉米·卡特宣誓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

总统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曾经对卡特作出评价，认为“卡特从来就不适合华盛顿，他的领导风格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他更像是一名传教士而绝非政治家”。卡特是自1848年扎卡里·泰勒以来第一位来自老南方腹地的总统，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很大程度上源自民主党初选制度改革，他在决定参选时仅有2%的国内知名度，这决定了其不偏不倚、左右逢源的温和派立场。从一开始，卡特就不喜欢华盛顿，他对国会持鄙夷态度，经常称那些抵触他的国会议员为“少年犯”，指责他们需要道德救赎。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卡特经常在其演讲稿中宣讲爱与德性、祈求“温柔”与“治愈”，他喜欢将美国人民称为兄弟姊妹，并在演讲结尾时以特有的福音派教徒口吻呼吁建设一个充满爱与同情心的政府。卡特最喜爱的神学家是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他经常援引尼布尔对政治作出的定义——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中建立正义的可悲艺术。卡特的政治信条很大程度上受此影响，高度认同个体历经劫难后习得信仰的艰辛过程，他坚信做一个好人是每一名公民的道德责任，而后他们将获得平安与喜乐，他们所在的国家必将迎来繁荣。

然而，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卡特总统的精神信仰。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妥协，卡特任内的税收改革、医疗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全部失败。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唱衰传统能源、提倡新能源的总统，任内签署了第一笔绿色能源激励，制定了第一项燃油经济性标准，向世界发出了第一份全球气候变暖警示，他推动全美国家公园规模扩大了一倍，将太阳能电池板置于白宫屋顶，里根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拆除。卡特任内最伟大的成就是人权外交，他亲自斡旋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和平协定，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人，并成功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卡特自豪于自己任内从未投下任何一颗炸弹、从未损失任何一名美国士兵，这很可能是美国总统最后一次敢于做出这样的声明。在卡特的卸任典礼上，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在敬酒时满怀感慨地讲到，“我们说的是实话，我们遵守了法律，我们维护了和平”。

然而上述绝大部分成就，并无法得到左右两派的认同，自由派始终将卡特视为保守分子，而共和党人觉得卡特归根结底还是个民主党人。在历经了四年动荡之后，卡特沮丧地发现自己和历史上绝大部分总统一样，被迫以一种不大体面的方式黯然离场。根据盖洛普数据，卡特卸任时仅获得34%的总统支持率，这一数字与伊拉克战争破产后的小布什相同，唯一比其更令人唾弃的总统是尼克松和杜鲁门。此后很长时间，卡特于1979年7月15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所作的这场演讲被视为民主党软弱和失败的象征，卡特败选以后，不仅本人行事低调，就连党内的总统和国会候选人也刻意同其保持距离，甚至明确拒绝他的支持。里根执政以后，美国开始大踏步地向历史终结迈进，无论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没有任何人敢于再次言及节制、牺牲与自我救赎。老布什在冷战胜利之际坚定地对气候变化论者表示，美国不会在能源问题上再次作出妥协，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小布什在9·11发生几天后同美国国民讲话，规劝他们大大方方去商场为家人们购物，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奥巴马在首任总统就职典礼上自信地讲到“现在我们的精神更加强大，我们不会被击垮；你们无法比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我们会打败你们”“我们不会为自己的生活方式道歉，也不会动摇捍卫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最终，美国在特朗普任内简单粗暴地喊出了“MAGA”“美国第一”。卡特由是成为战后美国总统史上唯一一位不知所谓、不可理喻的小丑，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小丑注定会被抛弃在历史的故纸堆里。

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漫长余生里，卡特顽强地改写了个人的政治叙事史。离开白宫以后，卡特开始转型成为一名来自民间的自由国务卿，积极参与敏感地带的外交斡旋，他在老布什政府完成了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和平使命，在克林顿首个任期取得了三次重大胜利，成功说服朝鲜冻结核计划，说服波斯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停火，说服海地政变领袖拉乌尔·塞德拉斯主动下台，为狼狈不堪的克林顿政府避免了一次潜在的猪湾危机；2002年5月，他成为自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以来访问古巴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他在当年猛烈抨击小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并收获了其人生最为重要的一个注脚——诺贝尔和平奖。卸任后的第二年，卡特组织筹办了卡特中心，半个世纪以来，累计开发了数十个项目用以解决地区冲突、监督各国选举、促进人权民主，显著改善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几乎以一己之力根治了彼时困扰全球的麦地那龙线虫病。卡特一生著作颇丰，累计写下了31本个人专著，主要是一些宗教沉思、时政评论和个人随笔，甚至还包括一本散文诗集；2018年，卡特在93岁高龄完成了人生最后一部著述——《信仰：所有人的旅程》。

纵贯卡特98年的漫长人生，其间仅有12年在担任政府公职，4年任佐治亚州议员、4年任佐治亚州州长、4年任美国总统。如果不熟悉卡特的性格特质，单单从履历上看，或许会觉得卡特是一名精明到近乎鸡贼的政客。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南方人、一个福音派教徒、一个华盛顿局外人，一个自华盛顿以来首位声明自己决不说谎的政治家，一个美国最后的温和派总统，卡特为其短平快的政治生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幸运的是，他有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对自己的执政绩效作出修正，按照一种对晚年卡特流行的赞誉，直到离开白宫，他的政治生活才刚刚开启。

在最后的时刻里，美国左右两派撰写了大量的专栏评论，礼貌性地致以缅怀的同时，最后一次尝试对卡特的历史地位作出修正。卡特宣布接受临终关怀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重磅报道，称伊朗人质危机期间，前共和党大佬、德州州长康纳利曾经秘密遣派门徒私会伊朗，要求把人质扣留到总统大选之后，暗指共和党通过肮脏交易毁掉了卡特1980年的连任竞选。很多年以来，类似的抨击和指责不时出现，民主党修正主义者喜欢强调卡特同样是具有鹰派属性的，比如里根时代美军之所以能够大幅扩张，根本上是因为卡特政府时期启动了军队重建；比如卡特提出的人权外交，为保守主义时代美国的全球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托。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同样存在，共和党保守派始终认为卡特政府犯下了大量非受迫性失误，对于1970年代末美国权势的收缩及其连带产生的一系列地缘政治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是里根力挽狂澜，美国何以赢得冷战、又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

对卡特而言，在完成了对美国政府漫长一生的公职服务以后，这些争论似乎已经变得不甚重要。卡特所需要的，不过只是持续工作这件事本身而已，至于是在白宫以内还是白宫以外，是温和的还是软弱的，是偏左的还是偏右的，似乎已经变得不甚重要。在历经了特朗普、新冠疫情、俄乌冲突、通货膨胀、金融动荡以后，很多人开始逐渐意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吉米·卡特，很多人相信他是一位离任之后比在任之时做得更好的前总统，这就足够了。蒙代尔副总统曾经作出极为熨帖的评价，“美国人民终于看到了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人们会说，嘿，这真是个好人”。《每日秀》前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近年也讲到，“吉米·卡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是我们当中最好的”。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上空的美国国旗降到半旗，以悼念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逝世。

现在，这名我们当中最好的公民已经离去。尽管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宛如一个时代正在离去一样，多少还是会令人感到难过。当卡特还是名孩子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加入海军，体检报告显示他的体重不够，并且还有平足的问题，这一度使他很发愁；为了增加体重，卡特开始拼命吃香蕉，为了使平足成为弓形，他每个星期要把双脚踩在可口可乐瓶子上滚动好几个小时。在成为州参议员之后，卡特曾经发誓要在历次投票之前阅读每一份提案，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每届立法会议要提出大约2500个提案；为了信守诺言，卡特甚至专门进修了快速阅读课，并因此成为一些领域的学科专家。卡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极其笃定地通过周密的计划和艰苦的工作去完成，某种程度上，这解释了其精彩、完满、永不懈怠的政治人生。在佐治亚州，卡特的同事们经常称之为南佐治亚的海龟，这种海龟在移动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障碍物绝不会绕开，而是不断向前顶，直至把障碍物顶开为止。现在，这只海龟终于顶开了最后一块石头，向着大海深处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