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上某些事件曾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那我们现在已经重新开始想象星辰大海的征途。科幻作家们需要围着篝火喝酒跳舞，探索那些看上去虚无缥缈的“无用”的东西，头顶是人类从远古开始就为之着迷，但从未真正理解的宇宙。这可能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最需要的东西。
《科幻世界》：一本杂志与一个民族的想象力
天上有一颗星，地上有一座城。天上星星叫太阳，地上城市叫成都。
成都能与太阳相提并论，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火锅，而是它还有一本杂志，像太阳一样点燃着千千万万人的想象力。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我上中学时，便开始看它，那时还叫《科学文艺》。
▲ 《科学文艺》创刊号
我的另一幸福在于，我是一个四川人，那时重庆还属于四川，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父亲单位的图书室就订了这个杂志。
每次看到它，它都让我感到一个神奇世界的存在。当时我人生有几大愿景，其中之一是在《科学文艺》上发表一个自己创作的小说，把我构造的神奇世界展现给大家看。我1984年开始给它投稿，第一篇就投中了，刊登在1985年的某期上面，叫《第一句话》。我很感激那位编辑，但已经不知他是谁了。后来我继续投稿，居然连续刊登。随后获得了第二届银河奖。
我第一次来到《科幻世界》编辑部，是在1989年10月，我正读研究生二年级。我应编辑部邀请来成都开笔会。他们把我当作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我受宠若惊。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那时已经在困难中。
杂志仍然叫《科学文艺》，但正准备改名为《奇谈》。这表明它在苦苦求生存。1983年后，中国科幻受到连累全面打击，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的。
由于杂志快办不下去了，主办单位也就是四川省科协决定甩包袱。也就是我开始投稿的1984年，《科学文艺》与省科协脱钩，变成完全自负盈亏。没有了公费医疗，工资要自己挣自己发。完全自己养活自己。
为摆脱困境，这年，经过民主选举，杨潇女士担任了总编，后又任社长。她和副总编谭楷等人，为了让《科幻世界》生存发展下去，历经艰辛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其详情请见《口述四川科幻史》一书（扩展阅读：40小时视频+6千张照片，她记录了中国科幻的真实历史）。其中就包括培养像我这样的大学生科幻作者。因此我是十分幸运的。
1989年我来到成都。谭楷带作者们来到美丽的青城山下，住进一个招待所。所谓的笔会，也就是关起门埋头写作，为杂志提供好稿子。
我发现有些人并不是写科幻的。比如我跟一个叫金平的人住一个房间，他是写报告文学的。另外还有刘继安，也是写报告文学的。他们写一些热点的社会新闻，世间的爱恨情仇。这些都说明科幻当时很低落。杂志要靠其他方法来赚读者眼球。
我当时写了一个外星人与人类关系的故事。虽然没获刊登，但这一次成都之行很值。杨潇和谭楷以及编辑们的热情鼓励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坚定了我写科幻的信念。回到学校后，我又不停写作。
由于在《科幻世界》上发表小说的使命已告完成，这时我的写作，已经不再单是追求发表了，而是探索世界、表达内心、寻找自由。我很庆幸，当时我就找到了科幻的本质。1988年，我23岁时，写出了《宇宙墓碑》等一批作品。但现在剩下来的仅有《宇宙墓碑》，其他手稿都弄掉了。
随后，1991年，我的一个短篇《流星》再次获银河奖。那年，杂志从《奇谈》改名《科幻世界》，并承办世界科幻协会年会。我又被邀请去了成都。
这是《科幻世界》第一次举办国际科幻大会。许多大腕来了。在参观都江堰时，我问一个洋人老头儿，世界科幻中，关于政治的主题是怎么写的。后来知道，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幻新浪潮代表人物奥尔迪斯。
▲1991年，WSF成都年会卧龙考察合影。前排坐轮椅者为郑文光，后排左起依次为：章邦鼎、布莱恩·奥尔迪斯、杨潇、莫树清、郭建中、刘国宣。（图片来源：杨潇）
这次会议本身很科幻。杨潇社长坐了八天八夜火车去欧洲，才把主办权争取过来。她在车上都晕吐了。这也是当时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当时还有人阻挠它的召开。也是经过斗争，才最终争取下来。
26年过去了，回头看，这个历史性的会议为什么重要呢？科幻虽然探讨的是宇宙那样遥远的事情，但最需要人跟人见面，形成一个气场。它开创了一个传统：全世界科幻迷、科幻作家必须经常相聚。1991年，在卧龙野地里，各国人士围着篝火喝酒进食跳舞，也许这个便是后来撸串的起源。我见到了中国科幻的名家，郑文光、叶永烈、刘兴诗等。我与吴岩、星河住在一个房间。吴岩说，最重要的是埋头写。这极大地影响了我。我见到了吕应钟，他把我的《宇宙墓碑》手稿带到台湾，参加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得了金奖。我跟一个日本作家聊天。后来才知他是柴野拓美。他向我介绍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用汉字把书名写在纸上。后来我看到了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对我影响很大。
我能来与会，非常荣幸或幸运。那时，我作为一个穷学生，连去成都的路费也难凑齐。谭楷副总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不认识的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我后来看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客气地写着“校长台鉴”。我查了一下，台鉴，是请对方审察、裁夺的敬词，也可写作惠鉴、钧鉴。信中称我科幻写得好，请校长支持我来成都开会，这个年轻人今后会有大发展。
齐民友校长是一位数学家。他作了特批，学校资助了400元钱。当时这笔钱是个不小数目。同学中在外企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一个月拿600元。
我猜齐民友也是一位科幻迷。他说过一段话：“人们曾经不只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去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数学问题，而是追求深层次的真理，又怎样由此而造出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创造。”这也便是科幻的核心命题。从这里，也看到《科幻世界》从来不是孤军奋斗。
在这次国际科幻大会上，杨潇对前来采访的《中国日报》记者杨毅谈起办《科幻世界》的感受：“我刊已创办12年。遇到了财源和稿源枯竭两大难题。我们千方百计寻找出路，成立了图书发行组，人人当搬运工，打包工，硬是靠汗水补贴了每年数万元的亏损，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组织了五次笔会，三次银河奖征文，丰富了稿源，扩大了队伍。八十年代是我们求生存的10年，九十年代将是我们求发展的10年。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科幻小说必将繁荣，鲁迅先生的遗愿必将实现。”今天，杨老师说的变成了现实。
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相聚，中国科幻能有今天，最不能忘记的是杨潇、谭楷以及《科幻世界》的编辑们，他们挖井，我们吃水。
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能在成都举行，现在看来，除了《科幻世界》编辑部在杨潇、谭楷带领下付出的巨大努力，还跟整个八十年代前半期积累的资源有关。虽然杂志困难，但整个社会是非常开放的，是非常面向未来的，整个国家的思想是十分解放的。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撑了脱离官办体制的《科幻世界》的生存发展。
1997年，我再次来到成都，情况已大不一样。
▲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图片来源：科幻世界）
这一年，《科幻世界》第二次举办国际科幻大会，先是在北京开，又搬到成都开，除了科幻作家，还请来了多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
我还记得，在成都月亮湾度假村，俄罗斯宇航员列昂诺夫和别列佐沃依与中国演员同台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国宇航员香浓·露西德不停地回答科幻迷的提问。上万名青少年来了，包括许多小学生甚至幻儿园孩子，由父母带着。宇航员连续几小时为小科幻迷们签字，长龙一样的队伍让人震惊。我在旁边看着，真的是目瞪口呆。
以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为契机，《科幻世界》继续带领中国科幻向前发展。1998年，银河奖从专家投票改为读者投票。编辑部说：“中国科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几个编辑一群科幻作家默默无声的笔耕生活，而是由许多公众共同参与构建的一个精神会所，一个日益扩展的文化市场。”
在杨潇、谭楷他们看来，之所以把掌握在编辑与专家手中的投票权交到读者手中，是因为读者最终的购买行为，决定了科幻作品的传播幅面，决定了一个科幻作家知名度的高低，最终也决定了科幻文化市场的大小。这个理念影响至今。
在那个时候，科幻新生代已经登场。1995年王晋康在获得吕应钟设立的科幻文艺奖后说：“十几年风雨，中国科幻已经不是那株几乎夭折的小苗了。我相信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沃土上，它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与西方科幻大国并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1999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高考前一周出版的《科幻世界》第七期竟与其“不谋而合”——该期卷首刊登的是《科幻世界》主编阿来的文章，讲述记忆移植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的“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一篇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不少读《科幻世界》的高中毕业生都在作文中拿了高分。这引起全国轰动，新华社还发了稿，再次引发科幻热潮。
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科幻从梁启超、鲁迅介绍入中国，“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历经曲折走过近百年，终于迎来了光明。
▲ 鲁迅翻译凡尔纳的两本科幻小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科幻的发展，也受益于其时的环境，也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都在10%以上。人们对创造一个用技术和商业搭建的神奇未来充满渴望。这也为文化、知识和信息走向市场提供了机遇，因此《科幻世界》有了长足发展。
2007年由《科幻世界》第三次主办世界科幻大会，声势更大。我在会上见到了岩上治，见到了尼尔·盖曼。最惊人的是，科幻迷简直是铺天盖地，从全国各地拥来，在省科技馆前的广场上，也就是在毛主席巨型的汉白玉像下，团体操一般排成大队，表演《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是的，这时刘慈欣已经成了偶像，《三体》于2006年开始连载。这是《科幻世界》第一次连载长篇小说，2008年出书。刘慈欣的横空出世，是《科幻世界》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又一大贡献。我当时写过一篇评论，说《人类应向刘慈欣致敬》。我还预言未来十件科幻大事，其中一件是刘慈欣将获得雨果奖。
▲ 2007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左起：刘慈欣、王晋康、尼尔·盖曼、南希·克雷斯。（图片来源：宇镭）
大刘在阿来和秦莉两位社长主持《科幻世界》期间成为耀眼之星。阿来就是那位凭借《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现在是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时期，科幻创作的文学性得到了增强。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科幻小说和其他小说一样，也要用同样的文学标准来衡量。
在发掘刘慈欣的过程中，《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起到了关键作用。199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上，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姚海军。他本是黑龙江伊春市伊敏林场的一名普通职工，从小热爱科幻，1986年自办科幻刊物《星云》，在科幻圈影响很大。他也很不容易，来京开科幻会后，连回黑龙江的火车票钱都不够。他最终成为科幻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的坎贝尔”。坎贝尔是世界级的科幻编辑，培养了一批科幻大师。我觉得姚海军的人生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为了梦想而永不放弃，这代表着科幻的精神。热爱，是科幻的最大动力。
▲《星云》杂志（图片来源：姚海军）
在姚海军的直接主持下，《科幻世界》推出了两项重大的工程：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和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中国本土原创科幻长篇小说有了发表平台，而世界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科幻名著都被译进中国。没有这两项工程，现在的中国科幻可能是另一个局面。
二十一世纪前10年或15年，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很灿烂的时期。生机勃勃的科幻更新代作家也登场了。这跟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有关。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同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成世界第一。这年举办上海世博会，实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纪》梦想。八零后作为划时代的一个群体登上历史舞台。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超农村人口。2012年召开十八大，中国开始历史性变革，进入新时代。《三体》的诞生和影响，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现代化经过漫长发展积累到今天的结晶。
所以，我觉得，《科幻世界》不仅仅是推出了一些作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小说，举办了四次国际科幻会议，它就是这个民族历经磨难而崛起的一面镜子。它也为民族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是它保存我们想象力的火种。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中国人本来是极有想象力的民族，但它的历史也是想象力逐渐丢失的过程，到近代，越来越缺乏对世界、对未来的想象，变得保守封闭，这是清朝败亡的重大原因。试想，如果1983年，《科幻世界》也倒下了，全国没有一本科幻杂志，今天会是什么样？鲁迅开始的事业可能就真的断掉了。如今，《科幻世界》培养起来的广大科幻迷分布在各行各业。一旦杂志有难，他们会忽然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进行大力声援。是这本杂志唤起了人们内心的一种持久的特殊感情。这是人类生存发展最宝贵的东西。
其次，它让想象力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我认为，科幻代表的想象力本质是一种博爱，是一种包容，与很多素质和能力有关，比如：科学视野和理性思维；好奇心；摆脱了课堂填鸭式教育的主动学习兴趣；带有冒险性的实践、探索和试错行动；批判性思维和质疑精神；人文素质；跨学科基础；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等等。目前看来，这些越来越重要了，不但决定着一个学生毕业后能否找到好的工作，更决定了中华民族能不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
再三，它还让想象力成为一种跨文化的话语。四次国际科幻会议搭起了桥梁，找到了一种中国与世界沟通的重要语言。在多元文化的融合上，科幻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之一。一批中国科幻作品被热情的外国人自发翻译到世界上。在中外文化交融的平台上，展现了文化自信。
当然，不仅是想象力，按《科幻世界》编辑刘维佳的说法，科幻勃兴，根本上是大国崛起雄心或野心的展示。写科幻最重要的是要有雄心和野心。所以说，从老一辈科幻人的身上，我看到的是这个民族不畏艰辛不折不挠一定要“雄起”的精神。
《科幻世界》举办的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将成为中国科幻迈向更高阶段的契机，使我们有信心应对新的挑战——如何适应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的情况变化；如何在经济利益分化格局下保持科幻界的纯结和团结；如何打造出第二个、第三个刘慈欣；如何在科幻的文学性与科学性相结合上取得新突破；如何拍出中国本土的真正一流科幻大片；等等。
▲ 摄影：Raeka
有人说，科幻改变了很多。的确。仅仅刘慈欣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但说到底，科幻又并不能真的改变什么。在我看来，它最有意思的是，把我们从地球的现实世界带到了银河太空，去探索一些“无用”的东西。它们是虚幻的、缥缈的，甚至永不能实现的。这方面的重要价值，它对一个民族长远生存发展的深刻意义，中国人今天才逐渐意识到了。这里面有着《科幻世界》彪炳史册的功绩。谢谢《科幻世界》！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