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人类历史上有一种强势的教育理念，叫做“快快变大人”。从中国的荀子，韩非子，到古希腊的柏拉图，近代英国的洛克和当代的道金斯，学者们认为人性中有一种天然的“恶”的倾向，因而需要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强力外在规范，让个人能够适应文明社会合作的需要。这种规范，构成了教育。
所以，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必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共同努力；就像把天生弯曲的树枝掰直了，让它成才。
然而，在这个传统之外，还有另一种有力的教育思潮，叫做“好好做小孩”。这种理念，建立在对人性和文明，完全不同的认识之上。
上文我们说过，我国先秦时代的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这里的“恶”，是说人天生有满足自己欲望的倾向，会和社会的规范产生冲突，所以必须由“礼“来加以节制。
（小标题：孟子：教育，是向内心深处寻找原来自我的探险。）
可是，先秦还有另一位儒家学者，叫做孟子。他虽然也自称是孔子的传人，但是他的教育理念却与荀子针锋相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可见，即使在所谓“儒家“传统的内部，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相互冲突的内容。千万不要以为人们自称某”家“了，他们说的就是一回事。
为什么荀子和孟子对于“人性”有如此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对于“人性”的定义不同。
荀子所说的“人性“，是指人天生不必经过学习就有的特性，比如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种”人性“，当然会有恶的成分。
而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指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好比现代所说的人与其他物种的“种差“。一个人之所以是个人，不是一条狗，是因为他有人类专属的道德情感。你之所以能自称是一个人，就是因为你有礼义廉耻。
受孟子的影响。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没有礼义廉耻的人，骂作“畜生”，骂作“没人性”、“不是人“，就是个道理。这算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外国没有的。在美国，大家常把狗来比喻人类，总统都被称作是“Top Dog”，不觉得当畜生有什么不好——尤其是动物保护主义者。
谁骂我是畜生？？？
所以，在荀子看来，“人性”是先天与后天的区别，所以有恶。在孟子眼中，“人性”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以人性必须是“善”的。
可是，人们会问，为什么人类会做出坏事呢？孟子的回答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的不努力。人天性中的“善”，可能会泯灭掉。人会丧失人性，堕落成禽兽。所以，尽管人性是善的，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成“人”。
这一点，对于教育至关重要。
因为，在这种“性善”的前提之下，教育就成了一种滋养和扩充人天性中“善”的方式，是一种向内探索的过程。而不是荀子所说的，是用外在强力改变内在本能的过程。换言之，教育的目标，就是激发人类本性中的“善”。
孟子的人性论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之初，性本善”，被中国人传颂了上千年，就是这个原因。
孟子与荀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虽然最终都强调“学习“和”教化“的重要。但是由于对于人性的不同定义，他们支持了两种不同的教育（自我教育）方法。
孟子的教育观，是由内而外的。是发现和聆听内心的“善”，滋养它，扩充它，直到它充满了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主导了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这种发展（叫做“学“），仿佛树苗最终长成大树，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有点神秘主义倾向（比如说人体内的”浩然之气“什么的），可以在生命的某一瞬间突然领悟，有点像佛教所说的“顿悟“。
而荀子的教育观，是由外而内的。是用圣人发明的外在的“礼“，来规范内在的原始人性。这种转变过程（也叫做”学“）必然是艰苦费力的，是充满自我斗争和内外冲突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点像佛教所说的”渐悟“。
后来儒家的教育理论，一直都在内在的“性善”，与外在的“教化”之间摇摆和折中。各家有不同的侧重，但大都综合孟子和荀子。比如后来的朱熹，虽然嘴上说“性本善”，但是在具体操做时，对外在规范的强调一点都不比荀子少。
孟子的“性善论”，必然要求人们保存孩童时代自然表现出的本真善良——他把这叫做“赤子之心”。没有教养的成长，在孟子看来，就是赤子之心在世俗生活中渐渐丧失的过程。我们虽然身体长大了，但是却变得庸俗、市侩、自私、阴险，失去了本真。成年人可能比孩童更不像是一个“人”。
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好好做小孩”，保持我们孩童时代就有的“赤子之心“，不受到世俗和环境的污染。
这个“赤子之心“，在明代被王阳明叫做”良心“或者“良知”。失去了孩童般本真的善良，被叫做”没良心的“，或者说的文雅些，叫做”丧尽天良“。能保持这种天然的善良，就叫做”良知未泯“。
如此说来，教育其实就是找回我们曾经拥有，后来在成长中失去的东西。这就不仅仅是外在强迫所能达到的目标了。因为：
教育，是一种向内心深处寻找原来自我的探险。
但是，孟子对人性的假设其实很容易反驳。我们虽然有一些心理学证据表明幼儿在很小的年龄，就表现出本能的社会合作、同情、和互相帮助的倾向（比如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Paul Bloom的研究）。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证明儿童也有侵略和攻击的倾向。不过，在孟子的哲学里，这些倾向被哲学思辨巧妙的定义为“非人性”的部分。孟子认为，虽然人与禽兽在生物性上很接近，但正是那一点“善”，将人与禽兽区别开。
这种教育思路，到了明代学者李贽的手中，发展成了对于当时主流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激烈批判。
在李贽看来，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儿童没有受到世俗污染的那一颗“赤子之心”。他把它叫做“童心”。后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童心”，就来自于李贽的大力宣扬。
李贽的教育观，就是要小孩“好好做小孩”。不仅如此，连大人都应该保持如儿童一般纯真宝贵的心态。
在李贽生活的年代晚明，理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并不是说理学不好，只是，任何理论和哲学一旦被统治者利用，被朝廷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成了考公务员（科举）都要背诵的政治试题，原来的理想往往就被背叛了。
这时，上自天子，下至落魄秀才，所有人都自称是孔子的信徒，是儒家信仰的虔诚皈依者。你根本无法分清谁是真心信仰，谁是把这种“主义”当作荣华富贵的敲门砖。到处是矫揉造作，弄虚作假。成人的世界，一片乌烟瘴气。
愤青李贽很看不下去。他问：为什么人类财富、知识、和权力的增长，没有带来道德的进步？为什么所有的知识，所有的道德说教，最后却让人越来越虚伪造作，越来越庸俗冷酷？
现代人总说：小孩子才谈对错，大人谈利益。
李贽却说：也许是时候反省一下自己，暂时忘记这些大人的功名利禄，虚伪造作。向内心深处张望一下，发现一下我们心中曾经藏着的那个小孩子。
对于世界，那个孩子曾经如此好奇。对于未来，他曾经充满了幻想。对家人朋友，他充满了纯粹的信任与友爱。对需要帮助的人，他流露出真诚的同情与善良；现在你长大了，可当初那个孩子，他去了哪里？
面对我们孩子，应该保持他们最初的童心。不要让成人的世界污染他们的纯洁。那些虚伪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成人世界的道德说教越少，对于孩子的成长就越有利。
教育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快快变大人”，而是让他们“好好做小孩”，让儿童自由奔放，好奇探索的天性得到充分的释放。
这样说来，允许一定程度的调皮打闹等孩子气的行为，并无不可。过分的外在强迫和威压，对小孩的身心发育不利。
只有像孟子那样相信人性本善，才能得出李贽这样的“童心”说。如果我们像荀子或者韩非子一样假定人性本“恶“，无论如何也推理不出“好好做小孩”有多少好处。教育理论，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关于“人性”的哲学看法。
这种“好好做小孩”的理念，并非只有中国才有。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卢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也认为，儿童的天性是自然而美好的。成年人创造的文明虽然带来了物质和科技的进步，未必增加了人类的道德和幸福感；更多时候是在伤害儿童的天性，让他们被迫参与到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虚伪矫饰中来。结果是：小孩子变得不像小孩子，过早的失去了童真。
卢梭的文明观彻底改造了西方世界教育理念。最终，西方所有的教育思潮，都在卢梭式的“童心”说，和洛克式的“白板”说之间来回摇摆和选择（见前文）。
“快快变大人“和”好好做小孩“这两种思潮，到底哪里一种好呢？答案当然见仁见智。无论如何，古往今来的教育实践，基本都在这两极之间摇摆。在不同场合和时代，不同的教育者会有不同的侧重、折中和融合。对于不同的小孩，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育儿的某些时刻，也许值得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不经意间正在认同哪一种对人性的假设？是荀子还是孟子？是洛克还是卢梭？你正在采用哪一种方法教育你的孩子？是通过外在强制，还是内在激发？你现在碰到的教育问题，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可能已经被深入思考和实践过了。这样的思考，让我们更了解孩子，也更理解自己。
比如我自己，就常常在“快快变大人”，和“好好做小孩”之间选择，摇摆，折衷，甚至分裂。早上起来见到孩子可爱纯真的微笑，觉得“童心”真美好，让自己也变得和孩子一样纯粹。可是下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训话，就恨不得拿根棍子把小孩天生的顽劣打出去。孩子自发关爱小动物的时候，帮劳累的大人擦汗时，让人觉得他有一颗善良的”赤子之心“，让世界充满爱。可是做作业时候，又觉得荀子韩非子说的真TM对，没有外在的赏与罚，哪里能教出适应这社会的”人“。
也许，这正说明，在这世间，没有比“人“更复杂的东西了。他可以是天使，可以是魔王，可以是一切善良美好的化身，也可以是一切卑鄙残酷的使者。无论教育变得如何“科学”，只要我们还不清楚“人”到底是什么个什么东西，那么教育就注定是一门“艺术”，在不同的人性假设之间左冲右突，反复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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